二十四．周恩来的告别旅程
再见了，上海！再见了，上海人民！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 当周恩来站在黄浦江游艇的甲板上，向浦西，浦东投去深情一瞥的时刻，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了，对于这片他长期生活过，工作过，战斗 过的士地，他无比熟悉；对于这座城市中他所挚爱的人民，他无比眷恋。可是，现在，身患绝症的他，知道自己将永远告别上海……道一切，当时陪着他巡视黄浦江 的我们，却是浑然不知，怎么能想到周总理已经患了癌症……
全程陪同蓬皮杜总统访华
一九七三年九月，法兰西 共和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在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决定自己全程陪同爱好艺术的蓬皮杜，访问几处经过他精心选择的地点，最后一站就是上 海，当他气度从容，面带微笑地陪同蓬皮杜总统走下飞机时，那些在虹桥机场上载歌载舞、挥动鲜花的上海欢迎群众，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周总理是抱病出行的。
过去周恩来陪同国宾到中 国各地访问，从不让邓颖超随行。可是，这回却破了例：周恩来所到之处，都有邓颖超的踪迹，只是她不在外宾面前露面罢了。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一行，从北京先到 山西大同，参观了闻名于世的云岗石窟，这处文化古迹还是第一次对一位外国元首开放。接着，他们游览了秋色宜人的杭州，领略了江南风情。最后，九月十六曰下 午，他们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蓬皮杜和他的随行人住在锦江饭店；周恩来和邓颖超，就下榻在饭店对面的茂名南路五十八号，当时的锦江俱乐部。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十八 号楼下的客厅里稍事休息。他们的兴致很高，周恩来对上海出面陪同的我们说：“法国人很重视民族文化传统，所以我推荐蓬皮杜总统看看我们的云岗石窟。邓颖超 在一旁补充说：“恩来和我也都没有去过云岗石窟，这次是从北京乘火车直接到大同去的，我们也开了眼界。”
在谈起一路上的观感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这次到杭州，最满意的是在楼外楼吃的一餐饭。”我们听不懂，忙问原委，原来是九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陪蓬皮杜一行游览了西湖，送别外宾以后，时近中午，周恩来忽然提出要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楼外楼吃饭。
楼外楼就在西湖旁边的孤 山脚下，以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等菜肴著称。周恩来请他的秘书、医生和警卫人员等登楼就座。饭店的服务人员和厨师发现周总理来了，惊喜异常。周恩来点了几个 菜，这一餐饭，由于没有尊贵的外宾需要应酬，也没有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人作陪，他们一行人就像家人团聚一样，吃得很惬意，也很舒畅。
此刻，当周恩来在上海谈起这餐饭的时候，他幽默地说：“吃完饭我请饭店开账单来，这是我自已请客嘛，结果他们开了十块钱。我说，这么多菜，十块钱怎么够？重开、重问、哈哈哈……”他仰天大笑，双手交叉在胸前抱住左右两肘，脸上露出那最富于魅力的笑容。
从他爽朗的笑声和坦诚的 气度中，你根本觉察不到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极易流露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忧悒和伤感。只有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刻意安排的：周恩来的病，是 一九七二年五月发现的，开始的时候病情发展比较缓慢，忙过了党的“十大”，他的体力逐渐下降，这次全程陪同国宾到各地访问，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他终 于同意趁自己的健康状况还能坚持的时候，和毕生共同战斗过的邓颖超一道远行，亲眼去看一看祖国的文化瑰宝云岗石窟；在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楼外楼，请多年来 为自己辛劳服务的工作人员吃一餐饭，为的是表达一点感谢的心意。当然，最后他还要和邓颖超一起，去看望那座能够引起他们无限回忆和怀念的城市──上海！
关于礼查饭店的回忆
左边是二十世纪的上海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这座城市的历史，存一些 辉煌的篇页都是和周恩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上海发动和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担任起义的总指挥，指挥着拿起枪杆 子的八十万上海工人阶级，从反动军阀的手中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第一个属于人民的上海市民政府。关于这段历史，周恩来极少向人提起过，但是，这回在他陪同外 宾登上上海大厦鸟瞰市容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却亲口讲述了一段久远和珍贵的记忆……
那一天上午，周恩来较早 地来到上海大厦十四楼等候外宾，王洪文和我迎上前去，负责外事工作的冯国柱副主任向周总理汇报说，外宾出车要推迟一会儿，车队还没有从锦江饭店发车，这 样，周恩来得以在贵宾休息室小憩片刻。周恩来呷了几口茶，和我们三个人一起，信步走上休息室外边的阳台。这里一南一北有两个阳台，可以俯瞰苏州河，远眺黄 浦江。
周恩来凭着石栏，眯起眼晴，眺望架在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和桥堍的邮政总局；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一批冲锋过桥解放这座城市的战士，曾经在桥上洒下殷红的鲜血……
周恩来神情严肃，目光凝重，他缓缓地回过头来，扫视着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的目光掠过外白渡桥，最后停留在桥堍一座英国式的古老建筑物上，这便是当年苏联领事馆对面的浦江饭店。
周恩来指着它问我们：“知这不知这这个饭店的原名？”
我们几个都回答不上来。
周恩来介绍说：“过去这里叫礼査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
周恩来陷人了深沉的回忆之中，他讲起了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往事。
“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我们党想要和当时驻在附近的一支国民党军队取得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在这支军队里，有我们党内一个同志的弟弟，担任师长的职务，记得他是浙江人，我们以为他会同情我们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气在平静之中略带激动：“那一天，我和上海总工会的几个同志，找上门去和这个师长谈话，他表面上装得很热情、和我们谈了很久，最后还留我们在那儿吃晚饭。实际上这个人完全是在应付我们，尽量拖延时间。”
周恩来的眼神里闪过一阵痛楚的光：“……我们上当了！白白拖掉了好几个钟头，等到我们从他们那儿出来，回到上海总工会的时候，已经晚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都被缴掉了！还有一些同志被捕……就这样，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朝我们严肃地看了一眼，用一种深沉的语调说“这是严重的教训：应当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不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右派的身上啊！”
周恩来认为，中国共产党 在幼年时期，免不了会上当，会犯错误，会轻信别人，从而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然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在斗争中逐步地成熟起来。年 轻的周恩来从这次经历中，得出了“应当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的结论，这对此后的中国革命，具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当他和邓颖超在礼查饭店隐蔽了一段时间以 后，他又转移到江西，领导了震惊中国和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
写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在一些关于周恩来的传记作品中，根据传闻，总是把周恩来在“四?一二”事件中的这段经历，编写成了被逮捕，被关押、最后得到营救等等。这样，一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独特的斗争体验，一个富有思想内涵的历史教训，被降低成了一出通俗的惊险故事，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只有周恩来的亲口叙述，才是最真实可信的。
关于周恩来住过礼查饭店的事，我旋即在邓颖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当我第二天陪同邓大姐外出参观时，我告诉邓大姐：周总理曾经说，“四?一 二”事件以后，他和邓颖超一起在礼查饭店住过。邓颂超听后马上兴奋地连连点头，用她那清晰的噪音说道：“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哪，当时住的都是外 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关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昵，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穿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 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五年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周恩来取道香港等地，重又返回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条件就更艰苦了。周恩来化名为伍豪,邓 颖超化名为逸豪。关于这些化名，周恩来也说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他讲：“‘五四’以后，我和邓颖超都在天津参加了‘觉悟社’，当时的进步靑年为了表明自己 和旧的传统决裂，提倡废名。我们‘觉悟社’的社员也都不用自己的原名，但是总得有一个新的代号当名字呀，于是就在纸上写了号码，实行抓骰，谁抓到几号就是 谁的名字。我抓到五号，就改名为‘伍豪’；邓颖超抓到一号，就改名为‘逸豪’。”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 年，周恩来在上海化名伍豪，和邓颗超一起坚持了五年的地下斗争。周恩来当时是党中央的五位常委之一，还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的职务，他的行动和住 所必须絶对保密。当时，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危险，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不得不三天两头搬家。邓颖超经常为着找房子，到处奔波。
就在周恩来这次陪同蓬皮 杜访问上海期间，邓颖超没有外事任务，她就参观了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凭吊了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她已经多年没有来上海了，如今旧地重游，勾起了她许多回 忆。上海的不少马路和建筑物，她都熟悉；长期在这座城市里从事地下斗争的她，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上海话。她要我和她一道，坐车走遍上海的角角落落，想要寻 访过去周恩来和她一起住过的一些普通民宅。
邓颖超告诉我说：周恩来 那时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有时长袍马褂，有时西装笔挺，经常要化装以后才能外出；邓颖超的身份是家庭主妇，也需要打扮得比较阔气。他们找的房子还不能太差， 要相当于上海的小资本家的水平，住房既要隐蔽，又不能孤零零地显得突出，要分散穿插在上海的市民阶层中间。房子的附近必须没有敌人的机构，也不能和熟悉的 同志和朋友靠得太近。住的房间最好在二楼前楼，便于观察外面的动静，以及和来接头的同志联路；住房必须有后门，可以随时撤退和转移。
那天，邓颖超从虹口公园 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出来，在车上提起当年她和周恩来曾经在闸北的一幢民房里住得比较久，于是，我们立即驱车前往，在中山北路一带兜了好几个圈子，想要寻找当 年旧居的踪迹。由于年代的久远，时过境迁，具体来说究宽是闸北区的哪一幢房子，已经杂以辨认了。邓颖超在车窗里，指看沿街的一幢灰墙黑瓦的老式两层楼石库 门住宅，对我介绍说：“我们当时租的，就是这样的房子。”
这种居民住宅是上海老式 的里弄房屋，每幢房子有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堂，后房和灶披间，灶披间旁边有一扇后门通向后弄堂。楼上是前楼，后楼和亭子间，亭子间顶上还有一个晾衣服的晒 台，前楼的这间房间，往往是整幢房屋中最好的一间：通风，敞亮，光线充足，视野开阔。通过木框的长窗，可以眺望街景或观察外边的动静，也可以在窗台上放花 盆或挂窗帘等，作为联络的暗号。
邓颖超讲述的惊险故事
邓颖超回忆起了当年的生 活，她说：“那时，我们两个人租了一间前楼，因为恩来的身份是商人，有时候要外出‘谈生意’；我就作为商人的太太，在家操持家务。我们的房东是一个小老 板，浙江宁波人，他们就住在楼下，老板和老板娘对我们非常客气，逢年过节还要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记得那年过旧历年，老板一定要邀请我们一道吃年夜饭，准备 了许多酒菜，在敬酒的时候，恩来不小心闯了祸，把一个饭碗掉在地下打破了。宁波人规矩很多，大年夜打碎了碗可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恩来慌了，赶紧给人家道 歉，我也忙着打招呼；那个小老板嘴巴里念念有词：‘岁岁（碎碎）平安！岁岁（碎碎）平安！’总算把这件事对付过去了。”
邓颖超说到这是，不禁笑 了起来。她越说兴致越高，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一一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继续说道：“恩来有时外出开会，算是出门‘谈生意’去；可是，我也不 能老耽在家里啊，人家会引起怀疑的；你这个商人的太太怎么在上海没有熟人，没有亲戚朋友？因此，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外出，对房东家说是走亲戚、看朋友 去，其实我坐上一辆黄包车，就在马路上兜风，兜了半天，然后回家去，说是从亲戚家回来了……
“在党内，我也分工担任 一些联络工作和机关工作。有一次，我穿得很考究，外面是皮大衣，里面是长旗袍，带了一包党内的机密文件，准备从中国地界送到租界上的一个联络点去。我叫了 一辆黄包车，把那包文件放在前面的踏脚板上。黄包车拉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忽然发现，前方有一排外国巡捕和中国警察，拦住了去路，他们拦下了过过往的车辆 和行人，正在‘抄靶子’（注：搜身捡查）。我正想折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让黄包车拉过去，我装得非常镇定，两只脚就踩在那包文件上，不过心里 可紧张呐！车到了那帮巡捕和警察面前，他们看我穿得这样讲究，样子又很‘笃定’，以为是个阔太太，居然不搜查了，挥挥手就让我过了关，好危险哪！”
邓颖超讲完这段惊险的经 历，白己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汽车刚好驶过茂名南路，邓颖超瞥见了窗外的上海艺术剧场，她指着这座精巧而古老的建筑，又想起了一段往事：“那不是从 前的兰心大戏院吗？这里过去叫慕尔呜路，兰心大戏院从前也放电影。恩来和我秘密转入地下的时候，有一天晚下，两个人实在憋得慌，就偷偷地溜到这儿来看了一 场电影、谁知道组织上了解了这件事，对我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批评我们违反了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擅自到公共场所露面，这种做法有危险，我们也作了检查，从 此再也不敢偷偷地看电影了。”
从邓颖超的回忆中， 人们了解了不少周恩来在这座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时间的长河流过了四十多年，如今他们又一起来到上海；他们不再处于地下的秘密状态了，他 们和上海人民一道，成了这座伟大城市的主人。周恩来的心中装着上海人民；上海人民也最为钟爱他们的总理，在这次周恩来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来访的过程中，人 们更如强烈地感受到：总理的心和上海人民的心，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倾盆大雨中的周恩来
蓬皮杜一行结束在上海的 访问回国的那天，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周总理坚持亲自到机场为客人送行。机场上还有千把名手持花束的女青年以及服装艳丽、跳着舞蹈的少年儿 童。周总理和客人一一握别，目送他们登上舷梯，进人机舱。正在这个时候，雨势陡然转猛，瓢泼大雨哗哗地从天而降。周恩来的身上淋湿了，欢送群众的身上也湿 透了。
蓬皮杜的专机从关上舱门、撤走舷梯、到飞机发动、开始滑行……至少要五、六分钟时间。雨越下越大，远望飞机小圆窗洞里的法国客人，因为隔着厚厚的雨帘，也影影绰绰地看不淸楚了。可是，周恩来仍然坚持站在所有欢送队伍的最前列，向飞机挥着手。
周恩来没有戴帽子，灰白的头髮湿透了，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浸了雨水变成了深灰色。他的随身警卫实在看不过去，急步上前，撑开一把黑色的雨伞，想要替他遮挡一下。没想到周恩来侧过头来，朝着随卫严肃地盯了一眼，又严肃地说：“欢送群众都没有雨具，我怎么能打伞？！”
随卫挨了批评，只好把雨 伞撤了下来。这时，大家都把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周恩来身上。只见雨水从他花白的头髮上淌下来，从他的浓黑的长眉梢上淌下来，直灌进他的脖子里去，大家都不 忍心看着他挨雨淋，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走上来，悄声问道：“可不可以请总理先退场？”随卫摇了摇头。大家都明白：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老人，是我们民族形象的 楷模；在对外接待上，他一向热情、坦诚、礼貌、周到而又不失尊严，为全世界所共知。如今，他连雨伞都不肯打，怎么还肯先行退场呢！
透过雨幕望去，专机上的信号灯已经前前后后地跳亮、闪烁起来，发动机开始由低到高地轰鸣；可是，从飞机发动到滑行，还有好几分钟时间呢，周恩来仍然巍然不动，久久地向飞机挥看手……
我和在场的群众一样，实 在心疼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被滂沱大雨夹头夹脑地淋浇，要是给冷雨浇出病来怎么办？我从后排的随身警卫手里接过一把黑雨伞。那个受过批评的随身警卫有点担心 地看着我。我不顾一切地走到总理身边，把雨伞打开挡在他的头顶上；总理以为随身警卫又来了，侧过头来正待发作，一看是我，他的略带责备的眼光马上变得温和 起来，他对年青干部向来是宽容的，他忍往了，他知道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
就道样，周恩来在雨伞下 向飞机上的客人挥了几分钟手，直到专机升空以后，他才转过头来，深情而焦虑地注视着浑身稀湿的欢送群众。外事工作人员请周恩来登上汽车，可是他不肯，他把 机场的负责人叫到面前，当面叮瞩说：“快把队伍拉到室内休息，马上给每个人喝一碗生姜糖茶，免得感冒……”等到一切关照妥当，他才挥手和群众告别。
回到茂名南路五十八号锦江俱乐部，周恩来跨进底层客厅、就让秘书给机场打电话，询问欢送群众的情况。直到听说毎个人都喝了滚热的姜糖茶以后，周恩来才安下心来。他更换了衣服，休息片刻，准备吃饭。
睡了八个小时
锦江俱乐部的厨师、服务 员们，多次接待过周总理，对他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了如指掌。当天，厨师做了几个家常菜，让总理品尝。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在上海给敬爱 的总理做饭做菜了。那天，他们端上来的有霉干菜烧肉，这是浙江绍兴的家常菜，周恩来的祖籍是绍兴，所以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菜。周恩来夹了几筷，称赞南方的 霉干菜烧肉就是做得入味，北京人民大会堂也做过这个菜，总觉得味道差一些，酱色也不够，恐怕关键是霉干菜不够软熟：绍兴人的家庭里做这个菜，要蒸煮很久， 使肉味都渗透到干菜里去，而且浓油赤酱，人口酥软，干菜的味道比肉还要好吃。说到这里，周恩来呵叫地笑了起来，他说：
“不过，这个菜我也做不好，我最拿手的菜是红烧狮子头！”
饭后，上海手表厂送来了 新式的手表样品，请周恩来审看。这项活动的起因是这样的：周恩来手上戴着的是一只六十年代购置的长三针上海牌日历表。他坚持戴国产手表，不戴外国货的表， 虽然有好几次其它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送给他名牌手表，他也总是交公。他说过：“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对外活动，就应该戴我国自己生产的表。”他称 赞上海牌手表走时很准，可是，周恩来戴的这只表不但式样已经旧，而且没有自动上弦的装置，每天都要他自己按时上弦。有关工作人员看了觉得心里很过意不去。 当时，上海手表厂设计和生产了一批新表，不但外观比较新颖大方，而且能够自动上弦、防震、防水、带日历、带星期，做过高空和深海试验，性能良好。所以，厂 里想让总理从这批手表的新产品当中选择一只，而且不敢提出要总理试戴，只是向周恩来的秘书建议：是否可以让总理买一只新表，把旧表换下来。
因此，上海手表厂就把样表送来了。这批款式各异的新表，存放在几个衬着枣红色丝绒的盘子里，显得格外璀瑰夺目；每只手表的表面上，都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上海”两个字，体现出国产手表的庄重和质朴。
周恩来上楼休息，几只盛 着手表的托盘被送到二楼的卧室里去了。传来的消息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正在观看手表。又过了一会儿，几只盘子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传话说周总理和邓大姐一 一看过了这些手表，称赞上海的工人有创造性，上海手表厂的新产品做得很好。总理最后叮嘱说：“请把这些手表全部退回去，谢谢你们！”至于他自己，仍然戴着 那只老式的上海牌手表。总理还说，我用了这么多年走时还这样准，说明上海牌手表的质量不错。
周恩来在上海美美地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邓颖超逢人便说：“恩来昨天晚上睡了八个小时！”这真是一条新闻：全国睡得最少的领导人周恩来，居然能在上海一个晚上睡了八小时，谁听了都会高兴的。
周恩来提名我抬任上海市委书记
徐景贤与周总理
我对周恩来怀着一种对待自己父亲一样的感情，是有着特殊的原因的，我觉得他待人十分平等，而且对年轻干部特别关心和爱护。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党的“九大”时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那天周恩来也到会了，所以我在发言开始时称呼：“总理，各位代表，”他马上打断我的话：“我今天不是以总理身份参加会议的，请你以同志相称。”我只好改口说：“恩来同志、各位代表“。
中央有些部门的一些工作 人员，往往看不起年轻人，一九七○年，我和马天水一起到庐山参加中央全会，天下雨了，我们从小别墅里走到大会堂，我打看一把伞，和马天水一道登上台阶，忽 然，一个警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我手中把伞接过去，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原来，他把我当作马天水的随员了。又有一次在北京，我和许世友、彭冲一起，走 进京西宾馆参加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我们边走边谈，忽然一名解放军干部叫住了我，单独要检查我的证件。在北京开会时，晚上往往在首都剧场等处观着文艺演 出，我当时是上海代表团负责人，当我进人剧场，看到中间几排已坐着一些人，我正想在空位上就座时，就有人前来阻挡，说：“这里是首长席。”坚持要我坐在边 座。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来了，他在中间的座位上坐定，环顾四周，忽然看到我坐在边座上，就大声叫唤起来：“徐景贤，来，坐到这里来！”我客气地婉辞、他却 更加坚决地说：“快来，就坐在我旁边！”弄得刚才阻挡我的人十分尴尬，而我却深深感激总理对我们年轻人的关爱。
周恩来的以身作则，无时 无刻不在影响着他周围的人。根据他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和京西宾馆的会场边上都放着一个小托盘，里面摆着香烟，小包茶叶和零钱，毎次参加中央全会，坐在我 左右的郭沬若和聂荣臻，都自己掏钱泡茶喝。一次，周恩来召集我们各地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小会议室开会，开得很晚，大家又累又乏、周恩来招呼服务员端来咖啡， 并对与会的十几个人说“请大家喝咖啡，记在我的账上。”堂堂的一国总理，请他的属下讨论公事，也要自己掏钱请客喝咖啡，这真是廉洁自律的楷模呀！
所以，我从心底里尊敬周恩来，也牢记他对我的厚爱。
一九七一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也建立了多年，毛泽东建议恢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选举省、市委书记，选举的程序是：先由各地党代会提名候选人，然后报中央审批，任命。
上海市也举行了第四次党 员代表大会，对市委书记候选人进行了提名，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金祖敏，带了提名的名单到北京去，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等人都参加了。会议讨论的初步名单是：张春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周纯麟任书记，徐景贤、王秀 珍、毛少庸、金祖敏等任常委。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今后张春桥，姚文元要长时间留在中央工作，上海市委书记的人数较少，建议增加徐景贤担任市委书记。张春桥 和姚文元当即表示同意。接着，江青又提出：上海对外接待任务很重，要有一名女书记，提议王秀珍担任，这样，王秀珍也当上了市委书记。政治局通过的这一名 单，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新的上海市委书记就产生了。
金祖敏回上海后，把政治 局讨论的情况向我们作了通报，我才知道：我当上市委书记原来是周恩来提的名。这一次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莲皮杜访问上海期间，又让邓颖超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 院看望新干部家属，邓颖超爬楼看望了我的妻子葛蕴芳和女儿徐遥、徐蕴，亲切地吩咐说：“你们要和徐景贤一道，保持革命本色，一辈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当 时，我正随着周恩来陪外宾活动，晚上回家，我的家人告知我这一切，我们全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充满了敬爱和感激之情。
告别黄浦江
―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上午，雨后初晴，天气凉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王洪文，马天水和我的陪同下，乘船游览了黄浦江，我们在北京东路外滩的轮渡码头，登上了“上海号”游艇。上海港务局的负责人在艇上迎接了周恩来一行。
游艇缓缓地驶离外滩，向 着吴淞口开去。黄浦江上，汽笛喧腾，百舸争流。周恩来注视着在眼前掠过的挂满各色旗帜的中外海轮，眺望着正在忙碌起吊的沿江装卸区的作业情景。他详细询问 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亿吨大港的通过能力。他深思熟虑地指出：上海港是我国最大的内外贸综合港。与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目前的通过能力 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还要多建若干个万吨级泊位。他说不久将会委托国务院业务组的粟裕同志前来具体考察了解。
游艇驶抵吴淞口，这里便 是黄浦江流入长江、然后汇进东海的所在。黄浦江，上海人民的母亲河！周恩来对您太稔熟了，他走到游艇的甲板上，久久地凝视着吴淞口的灯标，陷人了深深的沉 思……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告别过雄伟的吴淞炮台；和胡志明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时刻，吹拂过江上的寒风，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枪声，震荡过浦江两岸 的土地；马斯南路“周公馆”的灯火，照亮过上海人民的心……
从周恩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到达上海，直到这一次的最后告别，一晃五十多年时光过去了。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犹在眼前；而如今，却要离去，却要离去……
周恩来扶着游艇甲板旁的栏杆，默默无语。
永别了，黄浦江！永别了，上海！永别了，上海人民！
—个平凡而质朴的人正和上海人民告别，但是，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一定会魂牵梦萦，久久地回绕在他的心头……
二十五．“瞻仰”王副主席办公室
王洪文在办公室
―个极其普通，平凡的人，一旦身居高位，总会有一批追随他的人，麕集在他的周围，肉麻地吹捧他，神化他，给他的头上罩上一圈神圣的光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幕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活剧，竟然落到了王洪文的头上。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五十年代，王洪文从部队复员，进了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一名普通机修工，纺织厂称作“小加油”。干了几年，被提拔为上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事。为此，在厂保卫科的办公室里，有了他的一张小小办公桌。
—九六八年，王洪文和我都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有一天，借着到扬树浦路上棉十七厂参加劳动的机会，他“顺便”带我去参观保卫科办公室。
保卫科办公室在上棉十七厂厂部办公大楼的底层，从大门进去一拐弯就到了，办公室很小，只有十多个平方来，光线也很阴暗，里面要坐三个人王洪文这个小干事 的办公桌只能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又旧又矮，毫不起眼。唯一可以说明这张桌子的主人的标志，就是在桌面上的小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当年写有“王洪文”姓名的 选民证，如此而已。
王洪文发迹以后，对这间 办公室和这张办公桌很是重视，曾几次带着亲信前往参观。文革中期，随着王洪文政治地位的逐步上升，这间办公室也变得越来越“神圣”起来，中国共产党“十 大”以前，王洪文对心腹王秀珍说：“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王秀珍当即告诉了上棉十七厂党委负责人，“十大”以后，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 席，这间小屋即被冠以“王副主席办公室”的称号，郑重其事地原样保存了下—来。王秀珍下令，办公室里的桌椅都要按照当年的情况放置，那张压在玻璃板底下的 选民证也不准挪动。当然，厂保卫科再也不能使用这间副主席的旧“官邸”了。
“十大”结束以后，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们回到上海，王秀珍别出心裁地搞了一次“胆仰”活动，有一天，她把中央委员上钢一厂的周宏寳，5703厂的祝家耀、候补中央委员江南造船厂的张国权、海运局远洋轮的冯品德、纺织局停经片厂的汪湘君、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的陈佩珍等人，召集到上海市总工会，向他们宣布：“今天集体到上棉十七厂瞻仰王副主席当年的办公室，接受一次路线斗争的教育。”
接着，这批人由王秀珍带头，坐着一长串小轿车，浩浩荡荡地奔向上棉十七厂。大家毕恭毕敬地走进“王副主席办公室”，瞻仰那张旧办公桌和那张颜色发黄的选民证。
就在这间办公室里，王秀 珍滔滔不絶地讲述了王洪文当年的“造反史”。她介绍了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如何带头贴出枇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 级”的“事迹”。王秀珍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绘声绘色，因为正是在王洪文处于极端孤立的时候，隔壁贴邻的上棉三十厂里，王秀珍挺身而出，带了一批造反 娘子军，冲进了上棉十七厂，有力地支持了身陷绝境的王洪文，因此，王洪文不断提携王秀珍，王秀珍也始终紧跟王洪文。宣宣扬当年王洪文的“光荣史”，当然也 给王秀珍自己的脸上贴了金。
这批新当选的中委、候补 中委们，都是造反比较晚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中央委员会，本来已经诚惶诚恐、感恩戴德，现在听了“老造反”司令王洪文的“事迹”，更不免肃然 起敬。王秀珍趁热打铁，当场组织大家进行讨论，要他们挨个儿发表感想，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毎个人在谈到今后决心一辈子忠于老人家革命路线的时候，都要 表明态度：自己在参观瞻仰了这间办公室以后，更感到要向王副主席学习的必要性，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坚定不移，百折不挠。
不但对新当选的中委，候 补中委们，要通过“瞻仰”进行“路线教育”，而且对于一批“老造反”──王洪文的“小兄弟”们，同样要由通过“瞻仰”进行“效忠”活动，据王秀珍自己说： 一九七五年曾”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工洪文”。参加者有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王 秀珍说：“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
林彪的党羽们所搞的“效 忠”活动，刚刚被揭发批判不久、王洪文的帮姐帮弟们又来搞什么像模象样的“瞻仰”活动，可谓无独有偶。而恰恰是这个王洪文、还负责过林彪集团成员的项目清 查工作，他在听了王秀珍向他汇报中委们去上棉十七厂的“胆仰”活动以后，不但不表示异议，而且还得意洋洋。
可见，从林彪到王洪文的血管里，流着某种同样类型的血液，这种血液是由千百年来中国封建意识所积淀和酿造的。
二十六．文汇报艾玲文革浮沉记
在为文革大造舆论方面，在林彪一伙与江靑一伙钩心斗角的冲突中，有一个人的遭遇值得加以详细的叙述─—她便是原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后来担任过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艾玲。
艾玲曾经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张春桥等人的信任，后来却又大倒其霉，被张春桥亲自命令关押起来，抄家、审查，厄运临头……
艾玲在文革的与论准备阶段立了大功
在新闻界和文化界工作过 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艾玲。艾玲，原姓陈，广东人，抗日战争时期去过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是文汇报的老报人。艾玲的家 庭和孩了，都在北京，丈夫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为了照顾她就近和家人团聚、文化大革命以前、文汇报社领导上决定让她长期留京工作，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 主任。
文汇报驻北京办车处，在 报社内简称“北办”，原来是一个驻京记者站，兼带办理报纸北京版的印刷发行等业务。可是，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文汇报“北办”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 生了重大的改变：除了新闻业务以外，它成了一个专门收集北京各界的情况和动向，直接向“无阶阶级司令部”汇报的特殊机构。而艾玲，就是这个特殊机构里负责 上通下达的重要人物。
文革前夕，艾玲正好四十 多岁，矮矮的身材，黑黑的皮肤，剪着短发，挎着女式提包，操着一门广东普通话，出入于北京的机关、团体、学校、剧院……中于她有着文汇报驻京记者的身份， 所以，有些人去不了的地方，她可以去，由于她在北京有许多熟人，特别是能够接近一些高级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人士，所以，她可以通过比较自然的方式，了解到许 多重要的情况和思想动向。
六十年代中期，江青以养 病的名义常住上海，先后抓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等样板戏，由北京和上海的京剧院、团演出。每演一个戏，每开一次座谈会，艾 玲就忙碌起来、她把北京各界对这几个样板戏的反应，源源不断地加以收集、整理，密封起来，通过民航的班机直送上海文汇报社。
当时，文汇报社编有铅印 的《文汇情况》，每天出一到两期，供内部阅看；还有一种《文汇情况（增刊）》，分发的范围更小，只供领导参阅，印数很少。至于艾玲从北京赶班送来的情况， 更享有一种特殊的待遇，它往往是手抄的，只抄一式几份，由文汇报社直送张春桥，然后由张春桥转报江青。江青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来自首都的第一手情 况，并考虑下一步的做法。因此，艾玲以及文汇报“北办”的工作，越来越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器重。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 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由江靑直接指挥，由张春桥具体组织，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这颗“重榜炮弹”，震 动了京华。很多人都不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正如江青后来所说的：“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连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都搞 不清楚，他要人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扬永直部长，打听情况。由于彭真下令北京的报纸不得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的报刊坚持了十九天没有作出反应。毛泽 东大为震怒，他原来是要借这篇文章对北京市委开刀的，现在遭到了抵抗，他就指示由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印成小册子，发行到北京去。
当时，毛泽东坐镇杭州， 江青常驻上海，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姚文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响，特别是北京各界的反应。张春桥也要文汇报辟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谕”专版，以期引出各种 不同的意见。张春桥还通知文汇报社，要抓紧收集各地各界对姚文的反应，特别是“北办”，要随时报告北京的动向。
接到了命令以后，文汇报 “北办”就紧张地开动起来，艾玲自己也日夜奔波。人们可以看到文汇报的驻京记者，一会儿出没于北京市的机关，一会儿闯进文化部大楼，一会儿又来到哲学社会 科学学部……一封封“绝密”情况，迅速地飞向上海。江靑下令，《海瑞罢官》批判的反应不登《文汇情况》，改出《记者演示文稿》，只印十二份，这样就可以绕 过其它政治局委员，直送毛泽东，于是，北京市的领导们怎么说，文化部的部长们作何反应，知名的历史学家、戏剧家，文学家们如何议论……一连串重要情况，陆 续传送到伟大领袖的面前，这对于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起着重大的决策参考作用，张春桥对“北办”的工作备加赞赏，多次加以表扬。从此，艾玲身不由己地和 “无产阶级司令部”挂上了钩。
张春桥说：“我在上海只保两个人─—艾玲和于会泳！”
《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 了文革的序幕，可是，当文革的狂飚席卷中华大地之时，艾玲也被卷入了。当时，上海文汇报所有部主任以上的编辑、记者和行政管理人员，统统都被打倒、靠边 了，艾玲也不能例外。报社内以朱某为首的造反组织“星火燎原”总部夺了权，造反派开始批判艾玲并要她交代问题。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春桥出来说话了，一九 六七年初，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召开的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张春桥宣布：“……我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他们是对革命样板戏和 《海瑞罢官》批判作出过贡献的。”
张春桥一旦表态，文汇报 社的造反派马上调头，立即“解放”艾玲，并且把她作为革命老干部的代表，结合进文汇报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艾玲仍要求留在北京工作，以便就近照顾家庭， 于是，她便继续担任文汇报“北办”的负责人。正当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的各级当权派们纷纷遭受批斗的时候，艾玲却已轻装上阵，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到北京的 各个文革热点进行穿梭采访了。凡是“中央文革”的领导成员到哪个单位发表了讲话，作了指示，哪个单位就会出现艾玲的身影；凡是北京的哪个部门或单位两派发 生激烈的冲突，或是哪里有人反对“中央文革”，哪里就有文汇报“北办”记者的踪迹。从一九六七年夺权高潮到一九六八年年中，文汇报“北办”成了为“中央文 革”收集社会动向材料的特殊机构。
艾玲在一九六九年对我 说，“北办”收集到的北京各界社会动向当天就直送“中央文革办事组”；陈伯达和戚本禹还多次接见过她，称赞“北办”的工作效率高，戚本禹拿出“中央文革办 事组”编的《快报》，当面翻给艾玲看，上面刊载有文汇报“北办”提供的不少情况材料。戚本禺说，这些《快报》是直送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由于“中央文革”直接向 “北办”布置任务，艾玲感到责任重大，原有的班子已不能适应这样艰巨的任务了。她便趁到上海文汇报述职的机会，向当时在上海市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我提出要 求、希望增派几名活动能力强，写作水平高的笔杆子，到“北办”工作；艾玲还说，由于每天要向“中央文革”报送书面情况，手抄已经来不及，需要增调机要打字 员打字，但这些特殊任务与上海文汇报社的关系不大，内容又需保密，因此不便向报社提出，希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帮助解决。
我当即答应帮助艾玲解决 困雉，同时也提出要求，说是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大部分时间留在上海工作，需要及时了解中央的精神和北京的动向，因此希望“北办”把收集 到的情况材料，除了“中央文革”指定下达的绝密件以外，能够复打一份给上海。我还和艾玲相约：今后如遇到重大的事件，由艾玲或“北办”其它可靠的人，通过 红色保密电机直接给我打电话，由我转报给住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双方商定以后，我便从原 市委写作班中选出几名扎硬的笔杆子，分期分批地送往“北办”，协助艾玲收集和撰写情况。这几个人有着很强的活动能力，笔头又快。艾玲调到了生力军，真是如 虎添翼。接着，又从康平路市革会办公室选调了机要打字员，并给“北办”装上了红色保密电话，保证了联络线路的畅通。从此以后，“北办”不仅是“中央文革” 的耳目，而且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驻京联络点。
在某些关键时刻，文汇报 “北办”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间的这条“热线”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比如，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北京召开大会，亲白登台作了“揪出扬、余、 傅”的长篇讲话。当时，张春桥正在上海，没有参加北京的大会，他迫切想要了解林彪讲话的全文；艾玲以记者身份进人了北京的大会会场，记录下了林彪的长篇讲 话。散会后、艾玲把记录稿密封后送上当天的民航班机，由上海市革委会康平路办公室派小轿车专程等候在虹桥机场。等班机一到上海，办公室秘书取到了艾玲的记 录稿，轿车直驰上海展览馆的会场，使张春桥得以通过最迅速的途径，读到了林彪的讲话，了解了打倒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 的重大情况，并且立即向等候在会场里的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成员们作了传达。艾玲由此也立了一功。
当然，艾玲也经常利用这 条“红色热线”，与文汇报造反派的头头朱某等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提供北京的讯息。正因为如此，那几个人在编报纸时，常常得风气之先，抢着把“无产阶级司 令部”的声音樋到版面上来；有一个时期，上海文汇报甚至每天要发两到三篇社论、引起了林彪的注意。有一次，林彪在北京给新闻界讲话，赞扬文汇报跟“无产阶 级司令部”跟得紧，文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很有看头。他号召全国的报纸向文汇报学习。上海文汇报从此名声大振，报纸印数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一九六八年初，在"上海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文汇报被评为先进集体获得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表彰。追些荣誉的取得，当然也是与艾玲从“北办”通往上海文汇报的专线分不开的。
陈伯达说：“你写了一个又长又好的报告。”
可是，有一次这条“专 线”却导致了一场大风波。一九六八年四月初，艾玲在北京的几所大学里听到一则传闻：“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说张春桥是叛徒。”到了晚上，艾玲向上 海文汇报社的头头朱某打保密电话，迅速把这条传闻传给上海。艾玲还对朱某说，自己的丈夫在北京看到一些中央的絶密文件，文件末尾的收件人姓名栏目中，“中 央文革”的其它成员都赫然在目，唯独缺了张春桥的姓名（时张春桥在上海）。
朱某当时既是文汇报革委 会的负责人，又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暨政宣组的组长，他接获了艾玲的保密电话后，自认为“炮打张春桥”胜券在握，于是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这一 天，利用文汇报向张春桥发难，在第三版上用曲折的方式进行“炮打”，同时印发了文汇银“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传单《十个为什么》，向张春桥质疑。朱某等还 去复旦大学等串连，在全市掀起了“炮打”浪潮。但是，这次“炮打”只持续了一天，由于张春桥向“中央文革”呼吁，江青便直接出面找林彪一伙干预，最后由军 委办事组成员、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给上海打电话表态，把这场“炮打”很快地压了下去，文汇报的朱某挨了批判，他交代出了艾玲打来保密电话之事，使艾玲大为 惊慌。
几天之后，在北京的艾玲 主动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检查，表示自已给上海文汇报打电话传小道消息是错误的，但申明自己没有参与报社的“炮打”，这份检查送到了陈伯达的手里，这个 “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当时还要重用艾玲，还需要继续利用“北办”作为伸向北京各级重要部门的触角，为此，陈伯达专门召见了艾玲，当面安抚并鼓励她说： “你写了一份又长又好的报告！”艾玲见陈伯达不但没有批评她，居然还称赞自己的检查，简直有些受宠若惊，便当场表态要加倍努力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 作。
至于张春桥，当时自己在 中央还没有站稳脚跟，看到陈伯达这么器重艾玲，便也顺水推舟，继续委艾玲以重任。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上海在酝酿推选九大 代表的时候，张春桥特地提名，让艾玲作为上海革命知识分了的代表出席九大。艾玲对此感激涕零，她在回上海参加九大代表学习班时，眼眶里含着热泪对我说： “我真没有想到……我实在不相称……”
后来，艾玲在参加九大的过程中，对上海代表团的领导跟得很紧，积极参与批判陈毅，整理演示文稿等，她还主动外出，承担了额外的任务：她利用过去熟识的老关系，在会外接触了一些知名的造反派，马上写了专门的情况反映，继编通过文汇报“北办”直送“中央文革”。
九大闭幕以后，艾玲的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她调回上海主持文汇报的工作，担任报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并遴选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经常参加市级的重要会议，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头而人物。
张春桥决定对艾玲施行隔离审查
随着权力的再分配，林彪一伙与江青一伙的争斗日趋激烈，到了一九七○年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一场冲突终于爆发，由于毛泽东的决策，林彪等人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退却。此后，他们加强了隐蔽活动，包括多做争取人，拉拢人的工作。艾玲，就成了他们重点争取的一个对象。
林彪的心腹王维国当时是 上海空四军的政委，他向文汇报社派驻了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庐山开会回来，王维国就通过文汇报军宣队负责人，重点加强了对艾玲的争取工 作。从一九七○年底到一九七一年初，他们连续把艾玲请到空四军军部去，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四届党代会期闻，林彪一伙想把王维国挤进上海市委书记的 名单中去，便加紧了活动。
艾玲是上海市第四届党代 会的代表，有好几次散会以后，她就被接到巨鹿路的空四军招侍所去，和王维国等一起吃饭，并作较长时间的诖话，这些情况，很快被上海警备区的副政委徐海涛察 觉了。徐海嚋当时被调到上海市革委会任文教组一把手，党代会期间艾玲就编在他的小组，庐山会议以后，徐海涛也敏感到林彪一伙与江青一伙的对立，所以，他把 王维国拉拢艾玲的消息，迅速向张春桥、王洪文和我作了报吿（当时姚文元不在上海）。
张春桥听说艾玲的这一动 向，吃了一惊。他马上下令要徐海涛副政委核实消息是否确凿。结果徐海涛又一次报告：就在上海市四届党代会选举市委领导人之前的那个中午，艾玲又被请到巨鹿 路空四军招待所去“吃饭”了。张春桥感到十分恼火，因为在几个月前的庐山会议上，他受到了林彪集团几员大将的围攻，要不是毛泽东出来扭转局面，他早就被拉 下马了；如今，艾玲又向林彪一伙靠拢，她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一肚子的机密，了解从《海瑞罢官》批判到为“中央文革”收集各种材料的全过程。如果艾玲 被林彪，王维国等人拉了过去’他们将从这个知情人那里得到大量的“炮弹”。这正是使张春桥觉得情势紧迫、问题严重的原因所在。
一九七一年春末的一个傍 晚，上海市四届党代会刚刚结束，张春桥登上了市委第一书记的重要位置，王洪文和我也都当上了市委书记，王维国只落得个市委常委的职务。张春桥认为时机已 到，那天薄暮时分，他突然把王洪文和我两人紧急召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在昏暗的客厅里，张春桥开门见山地说：“找你们两个来要办一件事：根据毛主席的指 示，要对艾玲进行隔离审査！”
张春桥没有说毛泽东什么时候作的指示，也没有说要对艾玲的哪些问题进行审查。王洪文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我在一旁屏息静气地倾听，谁都不敢提问。
张春桥一反往常慢悠悠的神态，断然地说：“今天晚上就采取措施。可以把她放在少教所。”
在玳瑁镜片后面，张春桥的眼光森森，他进一步布置说：“注意不要出事……还可以派几个可靠的人，到文汇报她的住处去，把一些重要的材料，包括《海瑞罢官》批判的有关资料，连同她的笔记本等等，统统集中起来，不要散失！”张春桥最后又部署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从兴国路招待所出来，王洪文和我回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贵宾室，紧急召来两个信得过的人，委任为艾玲项目组的负责人，并布置他们先审查艾玲卷入一九六八年“四?一二”“炮打”的问题。接着，我要秘书小张通知艾玲和军宣队负责人老余一起到市委来开紧急会议，为了稳妥起见，还特意派小张乘着市委汽车队的轿车去文汇报社接人。
大约晚上十点多钟，王洪文和我在康平路贵宾室的沙发上坐等，外面传来汽车的停车声，贵宾室的玻璃门打开了，穿着短呢大衣，脚登软底女鞋的艾玲走了进来，满脸狐疑的神色；军宣队负责人老余穿着空军制服，跟在她的后面。
艾玲进门，见王洪文和我 两个人端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站起来和她热情握手，先是一愣。王洪文示意她在侧面靠墙的小沙发上坐下；军宣队老余坐在她旁边，室内的空气 显得紧张而凝重。艾玲见室内别无他人，不像开紧急会议的样子，便露出惴惴不安的神情。她下意识地打开手里的拎包，取出钢笔和笔记本，然后戴上那副常戴的黑 边老花眼镜，准备随时做记录。
王洪文咳了一赘，缓缓地说：“找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根据领导的指示，从现在起，对艾玲施行隔离审查！”
艾玲的笔顿时停住了。她蹙紧眉头，脸色发灰，慢慢地取下老花眼镜，看着王洪文，木然不动。
“艾玲要很好地思考和交代问题。交代材料直接交给项目组的负责人。”艾玲听了默不作声，她朝我看了眼，眼神里充满着困惑、抱怨和绝望的神情。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
她缓缓站起身来，仍然蹙 着眉头，默默地随着来带她的人走了。当天深夜，她就被送进了位于上海西郊漕河泾“少教所”的冰凉的隔离室。“少教所”的全称是少年犯罪教养所。一九六八 年，张春桥下令解散原“少教所”，把这里变成了关押、审査、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场所。
紧接看，艾玲项目组的人奉命抄了她的办公室和宿舍，把有关《海瑞罢官》批判的资料和笔记本等，抄出后贴上封条，直送兴国路张春桥办公室。
随后，项目组又借口文汇报“北办”和“炮打”事件有牵连，把正在上海学习的“北办”全体编辑、记者等工作人员统统隔离起来，关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密室里进行审查。
艾玲的最后命运
艾玲本人，长期被单独关 在少教所隔离室的铁窗里。她一被隔离，就生起病来，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她不写任何交代材料。她清楚地知道：写不写材料对她来说都一样，也许写了材料反倒 要惹出更大的麻烦，所以她一直称病。有一点她是可以觉察到的：从一九七○年秋天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王维国等人和江靑、张春桥一伙之间的矛盾， 日益尖鋭。所以，在关了一个时期以后、艾玲发现看守她的警卫人员是空四军派出的，她的心思就活动起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项目办公室、市监狱乃至少教 所等，都是由空四军进驻的。通过他们岂不是可以和王维国建立联系？于是，艾玲就背着项目组的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她偷偷地给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写了一封 信，从门底下的缝隙里塞给看守人员，要求他们转送上去。这封信果然通过王维国直接控制的警卫处，直送到王维国的里。而当时张春桥、王洪文和我，则对这一件 事全然不知。王维国收到艾玲的密信，十分重视，他派了专人到少教所去秘密看望艾玲，这个“特使”神秘地带着大口罩，悄悄地来到隔离室，热情地和艾玲握手， 并且转达了“王政委”的口信：希望艾玲养好身体，耐心等待，“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谁会料想，过了不久，林 彪机毁人亡，王维国自己被抓，艾玲左等右等，不但“胜利”全然无望，而且连她给王维国写信，“特使”前来密谈等情况，统统都被看守人员揭发出来了。这下艾 玲更加大倒其霉，项目组抓住这件事，清查她和林彪集团的关系，把她狠狠地整了好—阵子，整得她哑口无言，低头认罪。这一来，艾玲的花白头髮增加了好多，她 的身体和精神也彻底垮掉了。她和远在北京的丈夫和家庭都联系不上，她只能给领导上写信，请求放她回家治病。
林彪一伙从政治舞登上消 失以后，张春桥大大地舒了一口气，觉得对他的直接政治威胁大为减弱。此时此刻，张春桥似乎觉得：艾玲即使“倒戈”也已经对他不再构成任何危险了，所以，他 终于发了“善心”，同意艾玲本人的请求，对她解除隔离，让她回北京和家人圆聚，长期休息养病，再也不担任任何工作。
一个叱咤一时的新闻界“红人”，从此永远销声匿迹。
文革结束以后，有关方面对艾玲的案件予以关注，推倒了“四人帮”加在她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此时的艾玲，已经垂垂老矣，终于能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和她的家人住在广东安度晚年。
二十七．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升迁荣辱
于会泳
一九七三年第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有一名新的中央委员，就是于会泳，他是“革命文艺战士的代表”、“革命样板戏的有功之臣“，经江靑提名而成为中央委员的。
于 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的教师，身材矮小，四方脸盘，眯着一对小眼睛，嘴巴很阔。我曾经对他开玩笑说：“假如给你画漫画的话，特征非常明 显。”他说话的时候喉咙沙哑，身为作曲家却最怕人家叫他唱一曲，王洪文和王秀珍碰见他：“老于，给我们唱一曲。”他说：“不行，不行。”他说话快的时候， 会结巴，但作曲很流畅。他是山东省乳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从小喜欢吹拉弹唱，各种乐器都能露一手。一九四六年，他参加胶东文工团，演过几个小歌剧。他对 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很感兴趣，特别对京剧的曲牌，唱腔很熟悉，在文工团工作的时候，就为新编历史京剧谱唱腔。上海解放后，经过文工团的保送，一九四九年六 月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成绩非常优秀，贺绿汀院长很看重他，留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做教师，后来又被提拔为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他的妻子任珂偕也是搞音乐的，是上海合唱团女声部的歌唱演员。
于 会泳在音乐学院重点搞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和教育，写过几本着作，如《山东大鼓》，与人合编《胶东民间歌曲》专集，另外发表过论文《民间曲调研究》。他下 乡采风时也谱写改编过几首民歌，其中比较流行的有《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儿遍地香》、《人民公社邪邪好》。于会泳的文字功夫也行，笔头勤快，教学之 余经常写些评论文章，投给报刊发表，在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方面经常有新的见解。
江青发现了于会泳
江青和于会泳在大寨
一 九六五年，江青在上海抓京剧革命，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得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为此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有一天，江青在《文 汇报》上看到署名于会泳的评论文章《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大为赞赏。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 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他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这成套的唱腔可以大大地流 传。
于 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江青一看，马上对张春桥说：“去了解了解，这是什么人？”张春桥虽然长期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但也不知道于会泳这个 人。江靑突然发现了人才，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会泳是老区末的，又是文工团出身，就马上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 写到点子上。同时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他。根据江靑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等 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从此以后，于会泳成为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
于 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 点。戏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干党”这一段时，抑扬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壤”这一句，回肠荡气。于会泳把录音送 给江青，江青屏住气息地听，觉得唱腔设计非常好，击节赞赏。
于 会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码一点点加重。后来，江靑认为《海港》的音乐可以过关了，但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还不行，又把于会泳调到那里，要他对全剧音 乐进行艺术加工。于会泳到《智取威虎山》剧组，在进行唱腔设计的过程中，逐步摸透了江靑的爱好，做得更卖力，更到位。他曾对我说：“我从小受母亲的影响， 热爱京剧。”他母亲是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唱京戏，他耳濡目染，对各种流派，唱腔很熟悉，经过音乐学院的学习，他能够一面哼，一面把谱子全部 记，把民族和西洋的音乐元素相结合，使他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从前的京剧只是京胡、二胡、板鼓的伴奏，他把整个交响乐队搬来伴奏中，气势很壮，把传统京剧 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比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扬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 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段的前奏和唱腔在音乐界是有定评的，很精彩。当然，当时是不具名的，很多人不知道是他的杰作。
于 会泳在两个剧组的表现，越来越受到江青的重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 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于会泳受宠若惊。
不 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红卫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会泳的心思，认为学院里校，系一级的领导都要审查打倒，勒令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査，当时 市委还没有垮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要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汇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这样吧，你 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于会泳在一九六六年底回到上海。他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要紧跟，他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权。他们到上海后，找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我感到他们对于会泳非常重视。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公开的场合几次宣布，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
于会泳在上海重新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会主任，主要的力量放在抓几个样板剧组。江青在抓戏的过程中，三天两头有指示下达，她一遍遍看戏，把戏的录音带回去，她喜欢一面吃饭，一面听录音，琢磨戏里的台词、音乐、唱腔。
一 九六五年，江靑来上海拍戏时，住在徐雁区太原路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是一幢很漂亮的法国式建筑，原来的主人是法国公爵狄尔达，抗战胜利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 尔曾住在这里，老上海也称这里是马歇尔公馆。解放以后一度给林彪住过、林彪还把妻子叶群安排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这地方就让给江靑 住，整幢房子像小型的凡尔赛宫，前面一片大草坪。从大铁门进去，一条柏油路绕着树丛，沿台阶而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汽车可以停到台阶前。当时为了保证 “客人”的安全，不让外面的人窥视“客人”的动向，警卫部门把花园四周的居民迁走，把太原路上对着正屋的一排居民房子的窗户砌掉，让警卫处的家属搬进去 住。这样，江青可以在院子里自由地散步，晒太阳，不受任何干扰。江青很难弄，有一次到上海，房间里有只蚊子，她就说“我一夜没有睡好。”于是动员很多人给 她抓蚊子，因为她不准给房间喷药水、点蚊香，只好趁她外出时派人到房间琪抓蚊子。
太 原路招待所有个很大的会客室，大吊灯，地毯，一个壁炉架是柚木雕花的，纹饰都是欧洲的古典图案，很考究。会客室里长沙发周围一圈小沙发，江青习惯用橘黄色 圆罩子的立式台灯，不剌眼。环境虽然好，但是江青从不在这里接见编剧、导演，她在这里琢磨对戏的修改意见，一面吃饭，一面研究。然后拿出一台录音机，对着 录音机话筒讲她对戏的修改的意见。然后把录音带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拿到录着带，自己先听，然后找于会泳少数创作人员听，讨论怎样贯彻执行。剧组全体人员是 听不到江青的录音的，由主创人员将她的修改意见传达。张春桥接到江靑的录音意见后，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最后听江青同志的。搞革命样板戏、只 能搞一言堂，最后由江靑同志做主。”后来我们说：“百家争鸣，一家做主。”
艺 术创作实际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要求意见一致。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的意见固然也有一些不乏高明之处，因为她毕竟是懂戏懂艺术的，应当承认她在戏 剧艺术方面是行家，也会唱京剧，又搞过戏，演过电影，能够发表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但她也有考虑不成热的地方，朝令夕改，灵感式的东西蛮多，也会出几个馊 生意。剧组创作人员和演出人员讨论她的意见时，往往会有不同意的地方，本来艺术创作上的不同意见完企是正常的，领导地位高的，学术意见不一定正确，任何一 个创作集体中都应该有充分的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但是在当时的气候下，对江靑的任何指示有任何的议论、不满意的话，都要上纲作为政治问题，这就严重了，再 加上艺术圈里文人相轻、艺人相轻、互相争名夺利、相互倾轧，彼此之间搞检举、揭发的情况就出来了。
于 会泳调到剧组担任领导后，收集了剧组内很多对江青不满意的材料，向张春桥当面告状。张春桥在这方面也很有算计的，他说：“你写书面报告来。”于会泳领受了 张春桥的意图，就以样板戏领导小组的名义连续写了几篇书面报告，报告说：“上海京剧院有几个人，技导李仲林、演员王正屏，支部书记李俐，有恶毒攻击中央领 导同志的言行，请求领导批准，予以逮捕审查。”
究 竟有什么样恶毒攻击的言行呢？有一份专门交给公安局的防扩散材料，于会泳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先把书面报告送给我，我一看不好表态，交由张春桥决定，张春 桥曾经对我说过：“样板剧组是江青同志直接抓的试验田，江青同志不在的时候，直接由我负责。”既然他的意图很明确，我就在报告上写：“报请春桥同志批 示。”过了一天，张春桥批文下来了：“可以由群众扭送公安机关处理，转于会泳同志。”这个批示很有心计，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技导李仲林在京剧《智取烕虎 山》中出过大力，他原是武生演员，早期扮演过扬子荣，张春桥曾说：“有些场面和舞台调度都是李仲林设计的。”后来李仲林对江青有意见，张春桥马上过河拆 桥，把他抓起来。王正屏是京剧中正字辈的接班人角色，唱花脸、曾在新编京剧《黑旋风李逵》中演李逵，获奖。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李勇奇，对角色唱腔设计 也花了很多心血。支部书记李俐从小参加部队文工团，转业后到上海京剧团担任党的工作。这些人都热爱京剧事业，在搞《智取威虎山》的过程中有贡献。他们因不 满江青和于会泳，就被加上恶毒攻击中央领导的罪名，不审不判被关了好几年。
张春桥保护了于会泳
于会泳靠着江青对他的信 任，以及张春桥和我对他的全力支持，搞出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龙江颂》，不断地出新戏，不断地走红，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就不断地得 到提升，一九六八年，于含泳带《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演出，张春桥说于会泳贡献很大，提名于会泳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常委的候选名单要经过审查后再 报中央批准。一九六九年初，名单审查完，准备报中央时，张春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二○三室开领导成员碰头会，听取组织组的政治审查情况。那天，我比张春桥 先到会詓室，组织组负责人把我请到会议室旁边，轻声告诉我：“在于会泳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当年他在山东参加革命部队以后亲笔写的，内容有问 题。”我很吃惊，我对于会泳过去的历史情况不了解，就追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解放战争时期、于会泳参 加了胶东文工团，随部队到山东烟台演出，当时正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向胶东解放军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于会泳的文工团跟着大部队一 起撤退，撤退以前，每个文工团员发到一批物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留在山东烟台的救济物资，有军毯、衣料、罐头、食品、奶粉等，战略转移不可能随身带很 多东西，文工团领导决定由个人把这些东西打包埋在地下。于会泳在打包时，写了张纸条，同时附了张照片：“蒋军兄弟，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 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性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 找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面有我家的地址）。”他写完纸条以后，立刻被文工团指导员发现，纸条没有放进包里，却放进了于会泳的档案袋。所以审 查于会泳材料的时候，发现了这张纸条。
组织组负责人向我汇报完毕，不作结论，看着我、我觉得事情有点棘手，文革期间的思潮很左，按照当时上纲上线的做法，即使不定你叛变，变节自首分子，至少也定你在关键时刻政治动摇的帽子。我说：“等一下再说，春桥同志要来参加会议的，这件事我向他汇报之后再定。”
组织组负责人在会上把常 委的名单讲了，没有问题的就过去了，念到于会泳时，我说“你把情况汇报一下。”他刚提到这张纸条，张春桥马上接口，一点儿不吃惊，轻描淡写地说：“这事我 知道，一九六六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这也是一个由头，这封信后来没作成为事实嘛。”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他提名于会泳当常委的时候， 早就知道于会泳历史上的问题。
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 “我看，问题不大。主要看于会泳现在的表现，我是负责文化文教这条线的，张春桥和我这么一表态，其它市革会领导成员谁也不反对。市革会组织组就把于会泳列 人名单。我还吿诉他们：“上报中央审查的时候，不必写上纸条的事情。”在张春桥和我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张春桥和我又提名 他当“九大”代表。
于会泳当时在北京抓《智 取威虎山》，准备拍电影。我写信通知他，经过中央领导批准，上海广大党员选你做“九大”代表。他很感动，写了封回信：“我自己决不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 的信任，决心为文艺革命奋斗终身。”他也知道，没有我们的力保，他是絶不可能当上市革会常委和“九大”代表的。从此，我和于会泳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
江青在北京给于会泳下了 很多任务，要把所有的样板戏拍成彩色影片，他在北京抓《海港》、《智取威虎山》的拍摄。影片拍得很苦，拍出来江青不满意，像《海港》拍了三遍，我说：“你 要什么，我全力以赴地支持你。”我特意把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晋解放出来，和北京的谢铁骊合作，到《海港》摄制组共同担任导演，最后完成任务。
《龙江颂》主角江水英， 原来由张南云主演，她是演大家闰秀的旦角，现在要演农村大队的支部书记，怎么看也不像，我决心把年轻的李炳淑推上去演主角，张南云是《智取威虎山》主角童 祥苓的妻子，我觉得更换张南云是不是会影响童祥苓的情绪，就跟于会泳商量，于会泳从戏的角色需要出发，全力支持我的意见，这样对双方都做了工作，把《龙江 颂》的主角作了更换，让李炳淑当了主角。我在上海抓《龙江颂》有一定基础后，于会泳就把它接过去，从脚本、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加工，后来又 把剧组调到北京演出和拍电影，使这出戏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站住了，并得到很多人的赞赏，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欣赏这个戏，特别是欣赏李炳淑的演技。周恩来在 北京观看了演出，还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一九七二年七月的一天，毛泽东看了影片《龙江颂》后，特地把李炳淑请到中南海他的住处，那天，毛很愉快，请李炳淑 给他清唱几段，李唱了《龙江颂》中的“手捧宝书暖心怀”，这是当时歌颂毛主席著作的，还唱了几段传统戏。毛问了她一些文艺界的情况，还给她讲了鲁迅著作 《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奔月》，说到后羿，嫦娥吃炸酱面，毛就说：“今天请嫦娥在这里吃炸酱面。”李炳淑回来后，告诉我们说毛接见了她，我和于会泳都很高 兴。
几个样板戏先是演出，再 拍电影，又搞剧种移植，如《沙家浜》是从沪剧改为京剧的，后来又移植为沪剧，越剧、淮剧等剧种也纷纷移植样板戏。几年后，江青觉得老是八个样扳戏不行，应 该搞一些新戏了，她让干会泳再搞新的节目。首先，要求演过《沙家浜》的北京京剧团改编演出《杜鹃山》，文革前，江青曾在上海看过这出话剧，是上海歌剧院编 剧王树元编的，要把话剧改编成京剧，就要重新在剧本上作很大的改动。当时，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力量比较薄弱，于会泳与我商量，我马上同意把原上海歌剧院王树 元调到北京，重新改写京剧剧本。剧本写完后，主角柯湘的演员非常难找，江青点名要上海京剧团的杨春霞来演，于会泳打电话给我，说江青有这个意思，于是我赶 紧批淮杨春霞和她的丈夫“借调”到北京，贸际是长期调去，由她主演《杜鹃山》，这样就一炮打响。
另外，上海也要搞新的现 代京剧，上海有个剧本叫《螺号长鸣》，由《智取威虎山》剧组主攻，他们的剧本搞好后，于会泳把它送给张春桥和我来看。一九七二年，张春桥回上海时，特地在 丁香花园接见于会泳，商量剧本，由我作陪。我认为《蜾号长呜》的名字不太像京剧，建议改名《盘石湾》，张春桥表示同意，于会泳也接受了。《盘石湾》由童祥 苓担任主角，主要反映沿海民兵与美蒋特务的斗争，也很快通过，并拍成彩色电影在全国放映，在搞戏的过程中，我与于会泳的接触密切，找感到在抓戏方面，他确 实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贯江青的意图，没有见到过像他那样忠诚于江青意志的人，而且，他搞起来废寝忘食，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 术，舞台监督等，什么都要亲自上陈，还要当导演。江靑对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话，他都要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结果就形成了这样的局而：样板团听江青的，搞创 作听于会泳的。江青的意图下来后，落实时要听于会泳的。
在现代京剧《海港》的修 改过程中，江青收到一封观众来信，说戏中有个反面角色叫钱守维，在粮仓的粮食包里放玻璃纤维的情节不合理，他说，钱守维是阶级敌人，但在粮包里放玻璃纤维 不会毒死人，没有危险。江靑也不懂，她一看观众提出意见，就下命令修改，要把玻璃纤维改成别的东西，比如放毒。于会泳得到江青的旨意后，急急忙忙地从北京 赶到上海修改剧本，我把他安排在东湖招待所主楼最好的套房里，还关照在伙食等方面都要给他特别的照顾，所有费用由我们市委招待处负担。
于会泳在这个套房里，几 天几夜查资料，打电话，请教专家，想出各种“毒药”来替代玻璃纤维，可是那些“毒药”不是有颜色，就是有气味，或是很容易挥发，毒气太严重，不可能混在粮 包里出国的。于会泳搞了几天后走投无路，就向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姚文元对江青的意图也是跟得紧的，他也派人到上海玻璃纤维厂专门召开工人座谈 会，听取工人的意见，我到东湖招待所去看于会泳，看他真是急得团围转，茶不思，饭不香，谈话的内容都是有关戏里究竟放什么“毒药”的问题。
《海港》原来的情节，钱 守维在粮包里放玻璃纤维的目的不是为了毒死人，目的是为了损坏我国出口货物的声誉，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如果改成投毒的话，与原来的意图不相符，情节的处 理过头的话，反而起副作用。我和姚文元讨论后，意见比较一致。但是，要改情节的指示是江靑下达的，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把讨论的意见单独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张春桥也被于会泳三天两头的请示搞得头脑发胀，他看我和姚文元有一个共同意见后，明确表示，于会泳设想的几种投毒的方案都不可取，还是维持原来的情节为 宜，张春桥说，江青那里由他负责去商量，于会泳这边要我与他谈，提出一个复原的方案。
我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 指令后，又赶到东湖招待所，只见于会泳蜷缩在沙发里、脸色灰暗，嘴唇没有血色、眼睛里充满血丝，精神萎靡。小书桌上放满了稿纸，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什么什么 毒药，看他这样下去，真要发毛病的。我把与张春桥，姚文元讨论的意见向他作了详细的传达，看得出他内心也是赞成我们的看法的、但他嘴里说：“这是江青同志 的指示啊”，放不下来，说明他山穷水尽的时候，还不肯松口，那天！我离开以后，他居然心力交瘁昏倒在房间门外的地板上，幸亏服务员及时发现，找医生急救， 才把他救过来。从这件事可看出于会泳对江青的指示到了何等忠诚的程度。最后，经张春桥向江靑说明，江靑也同意维持原状，决定不改了，于会泳苦苦折腾了一陈 陈子后，终于放下了一个很重的精神包袱。
由于于会泳在搞样板戏的 过程中忠诚执行江青的指示，江青对他非常信任，江青知道于会泳身体不太好，经常开夜车，多次地把自己吃的补药、进口药给他吃，让他补养身体。于会泳当然很 感动，他还舍不得吃，把一包葡萄糖专门从北京送给“南京路上好八连”，说这是江青关爱革命样板戏文艺战士的象征，“好八连”把它放在展览会上展出。
“三位一体”
于会泳和另外两个助手刘 庆棠、浩亮三人，经常直接到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去，江靑对他们越来越重用。“九大”前后，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文化组，组长是吴德，副组长是当时军委办事组的 成员，叫刘贤权，原是青海省军区司令，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浩亮当文化组成员，把艺术创作大权交给这三个人。刘庆棠主演过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中的军代表洪常青。浩亮原叫钱浩梁，毛泽东说他的名字念起来很坳口，就将他改名浩亮，他演过京剧《红灯记》的主角李玉和。他们三个人基本上围着 江靑转，他们称江青的专用名字是“首长”。他们三天两头到江青那里，有时是江靑找他们，有时是他们主动去汇报，江青的指示由他们直接传达给文艺界，他们实 际上是江青的代言人，连当时文化组负责人吴德也要倒过来从他们那里听取江青的指示。
江靑不仅找他们谈戏，还 时时把他们找到钓鱼台打朴克，作牌友。有时江靑到外地，也叫他们作陪。有一次，江青到广州，赵紫阳接待她，但江青日常没有人陪，感到很寂寞，于是下命今叫 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到广州来，江青一边与他们谈创作，一边要他们陪她玩，打牌、游泳。江青和他们三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家在背后就有议论，有一次江青请 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吃饭，还请了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那大吃螃蟹，同时请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作陪。江青在桌上对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和王冶秋说：“现在人家 造謡说我有‘面首’，你们看，假如有‘面首’的话，就是他们三个。”当然，江青当时说的是气话。后来，于会泳把这话告诉了我，我还査了一下《资治通鉴》， 在《宋纪?太 宗明皇帝上之上》一篇中写道：“〔山阴公主〕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官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 右三十人。”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査了以后，我才知道“面首”原来是“男妾”，或是“男宠”。江靑敢于对乔冠华等人讲外面传的事，也说 明她与这三人的关系密切的程度。
他们三人是絶对抱成一团 的，我给他们起的外号是“三剑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叫他们是“三驾马车”，他们自称是“三位一体”，他们凭借江青当时的地位，可以享受很多特权。有一年夏 天，江靑批准他们三人以深人生活的名义，到山东避暑，他们从济南一路逛到青岛，国务院文化组还给各地打招呼，说他们是江青派出来深入生活的。他们所到之 处，都待之为上宾，住最高级的招待所，还参观了北海舰队的秘密军事设施。于会泳是山东乳山县人，又顺便到老家兜了一圈，最后，他们在青岛的海滨疗养院住了 几天，洗了海水澡，晒了日光浴。那个夏天，他们回北京时路过上海，我看到他们容光焕发，皮肤晒得又热又亮，身体非常好，他们口口声声感谢“首长”的关怀。 于会泳对我说：“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他还拿出一路上写的打油诗给我看，其中一句我至今还记得：“海水真比药水高。”意思是洗洗海水澡，毛病都没有 了。
又有一次，于会泳向江青 提出，他从来没有去过海南岛，想去看看红色娘子军的根据地，江青就批准了。这样，又是于会泳领队，跟刘庆棠，浩亮一起到五指山，三亚等地，游遍了天涯海 角。他们打着江青的旗号，又不顾影响，人家就写信到中央告他们的状，说他们几个人在外面以江青的名义压人，拿出大首长的派头，要这要那。江靑看到后将信压 下来，保护了他们。
由于于会泳身份特殊，他 调到北京后，我和王洪文、王秀珍对他也刮目相看，我们每次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时，总要到于会泳那里去，他当时在前门饭店隔壁的国务院文化 组。我们去的时候他总是在文化组小放映室里招待我们看内部电影，当时的内部电影，我们在上海也很少有机会看。他有几方面的电影来源：一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那里的片库很大，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一是钓鱼台江青保留的电影，江青把比较好的电影都保帘在她向己的片库里。有一次江青在那里招待我们看电影，居然还拿出 一本目录，上面有很多国内外著名电影，还有科教片。于会泳除了上述来源外，还可以调看资料片、过路片。当时中央各口都有一些过路片，如外交部，中联部。于 会泳有权调看这些片。
于会泳等几个人也经常来 上海，毎次都是我到机场接他们，安徘他们住在宾馆最好的套间，还陪他们参观，如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松江黄浦江大桥，高桥热电厂等。当时，我们一般不宴请内 宾，但对他们破格，在锦江饭店设宴招待。除了在生活方面厚待外，在政治方面，我们是互相支持的。我每次与于会泳见面，俩人总要作长时间的谈话，于会泳把最 近时期以来江青对各种问题的议论、江青自己的活动情况，甚至把江青背后说叶剑英坏话的内容都告诉我，说明我们关系密切的程度。我也把自己了解的政治动向告 诉于会泳。比如，一九七○年我到庐山去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即林彪要炸平庐山的那次会议的内情，一九七一年中央工作会议，“批陈整风”，实际上是批“黄、 吴、叶、李、邱”五员大将等。当时，于会泳不是中央委员，他不了解中央的最核心机密，我就把庐山会议上，叶群和“黄、吴、李、邱”那几根枪杆子如何发难， 怎样搞突然袭撃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他们这几个人的严厉批评等，都告诉了于会泳，并向他透露林彪的问题。于会泳听了非常吃惊，他感到这些情况太重要了，他问 北京后，很快将情况告诉了刘庆棠和浩亮。
于会泳对我在政治上也是 全力支持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率领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朝鲜，这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回国后，有人编造了一些流言，说毛泽东对徐景贤有批示：此人不宜出国， 又说我在朝鲜搞大国沙文主义，拍拍金日成的肩膀，叫他“老金”。当时，我听了很恼火，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于会泳，意思是有些人对我们这些新上去的干部总是不 顺眼，于会泳听了，对我表示同情，要为我辟谣。他就和刘庆堂商量，刘庆棠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里分工管电影，由他命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朝鲜拍摄的彩色纪 录片《让友谊花朵代代相传》抓紧翻译，让这部影片很快在全国放映。这部彩片详细纪录了上海蕾舞团在朝鲜演出的盛况，有金日成首相接见我和主要演员的场面 等。影片在全国放映后，为我辟了謡，维护了名誉。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一九七三年，在党的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江青提名，于会泳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他就进入了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层。他在北京与我一起参加了十届一中全会。会议一结束，我陪于 会泳到北京友谊宾馆，当时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正在那里排练交响乐《智取威虎山》，我把全体演奏人员召集起来开大会，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于会泳是作为优 秀文艺战士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江青的直接领导下，他对文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他当选中央委员也是我们全体革命文艺战士的光荣。我讲完后，于会泳也谈 了他当选中央委员的感想，他那天非常激动。
一九七四年十月，当时阿 尔及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布迈丁邀请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访问该国。本来，这样访问的规格不是很高的，但江青指定于会泳为团长，这个团的级别就上升了。 江青还在对外友协给国务院的有关北京京剧团出访的报告上批了一段话：“过去，球队、杂技出国，中央都接见，以示鼓励，这样的艺术团出国，中央不接见，组长 不亲自送行，这种安排说明对意识领域的斗争不够重视，建议中央负责同志接见，吴德同志送行。”王洪文当时是中央副主席，他也批了意见。十月二十二日晚上九 点钟，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于会泳和出访的《杜鹃山》剧组。于会泳离开北京的时候，吴德到机场送行。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阿尔及利亚，江青委托于会泳以 她的个人名义向布迈丁赠送了书籍、图画等礼品，还送了一部《杜鹃山》的彩色影片，说明江青对于会泳的出访重视到了何种程度。
于会泳终于当上了文化部长
一九七五年初，我到北京 参加十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议程和政府工作报告，酝酿本届政府的组成名单。在预备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准备让邓小 平出来担任第—副总理，张春桥担任副总理等，在军队方面，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毛对邓、张有两个指示，对邓的评介更高：“人材难 得，政治思想强。”本来，毛讲得更简略，是“人材难，政治强”。周恩来把它演绎成“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毛对张春桥的评介是：“有能力。”比较简略。 酝酿的结果，周恩来还是当总理，邓小平第一副总理，接下来的副总理是张春桥等人。全会还没有结束，一天，张春桥与马天水、我、王秀珍谈下届政府组成的问 题，他说在政治局讨论过国务院各部部长的名单，准备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确定。讨论到文化部长的名单时，周恩来总理说有人提名，仍由原文化部长沈雁冰 （茅盾）担任，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理由是文化部是分工给张管的，他要管得起来。周总理在会上说：“那么我不调徐景贤来，调朱永嘉来，还不行吗？”当时， 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写作组一把手，又是姚文元指定的上海的《红旗》杂志组稿小组主要成员，是张，姚在上海很得力的笔样子，张、姚都不舍得把 朱永嘉调到北京去。最后，江青提名由于会泳当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就通过了。文化部部长名义上是归一位副总理领导，当然 最后是要请示总理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部只能归江青领导。道样，于会泳由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因为在搞样板戏中紧跟江青、终于当上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当了部长后，表示 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他找了北京一个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他定好后，请我去参观，吃饭。那天我去 的时候，看到那个胡同很宽，走到底是红漆大门的一个大四合院，门里是一条石板道，房间都整修一新，外面看是中式的琉璃瓦房，里面是很考究的西式装修，现代 化的卫生设备一应俱全、还有暖气。院子后面，走过月洞门是个大花园，里面有石桌、石亭，绿树，假山，风景很优美。于会泳陪我兜了园林后，就进入一个很精致 的餐厅，桌上已放好了酒菜，京剧演员杨春霞、齐淑芳一起来吃饭。于会泳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大使馆原来有一个特级厨师，最擅长做北京烤鸭，我接收大使馆 的时候，把这个厨师也一起接．．接收下来了。”于会泳一兴奋起来，就有点口吃。
吃烤鸭的时候，我故意问 于会泳：“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呢，还是找张副总理？”于会泳不加思索，马上就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么意见，我再 转告他们。”以后，文化部长果然不找总理，连副总理也不找。只有江青不愿管的时候，她就对于会泳说：“你去找你们的副总理春桥同志，他是分管你们的工作的 嘛。”这时，于会泳才会去找张春桥，但转过头来又会找江靑。张春桥也知道这里面的错综复杂，懒得管。
于会泳当部长不久，长春 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描写大庆工人战天斗地的事迹，当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战线上的领导。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査，文化部部长、副部长等都在文化部小 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如编剧张天民等。影片一结束，于会泳拍腿叫好，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后，很快打电话给 我，他说：“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他催促我在上海也要抓几部好影片，当时，我正在上海抓电影《春苗》。
过了几天，江青看片子 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严重问题。于会泳 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首长”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毛看了影片后，批示说：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针对江青、张春 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江青等人连续遭到毛的批评，马上就缩回去了，只好由于会泳出面担当否定《创业》的责任。
我与文化部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会泳的工作大力支持，我配合他做了以下几伯事：
第一，我配合他把全部的 样板戏拍成电视片和彩色影片，在全国放映。江靑一开始说要把样板戏拍电视片，要原汁原味地在电视荧搏上拍摄实况演出的片子，连演员额头上流汗的镜头也要拍 下来，我们完全忠实地执行了她的指示。电视片毕竟不很清晰，而且又是黑白的，江靑又提出要拍彩色影片，于是，在北京、上海将样板戏都拍成彩色影片。八部样 板戏以后的《龙江颂》，《杜鹃山》、《盘石湾》等也拍成彩色影片。
第二，帮助他完成一些新的创作，或是一齐搞剧木，或是支持他，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如京剧《杜鹃山》，《盘石湾》，芭蕾舞剧《草原小姐妹》、《红嫂》，钢琴协奏曲《黄河》、《战台风》，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
第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些老艺人和水平比较高的老票友，演传统京剧、老戏。当时，毛泽东多病，希望在北京看一些老的传统京剧曲 艺节目，我们在上海组织班子，专门给他拍成彩色纪录片，对外不说是为毛泽东拍片，而是说为了抢救传统遗产。这样，拍了—系列的京剧、曲艺的彩色纪录片。
第四，根据毛泽东和江靑 下达的任务，我恢复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翻译了《简爱》、《巴黎圣母院》、《鸽子号》、《瑞典女王》等，《瑞典女王》是好莱坞演员嘉宝主演的，毛泽东对嘉 宝的演技很欣赏，这部影片是特地为毛译制的，还有什么《铁道儿童》，儿童片、江青看了后，主张中国也要拍儿童片，后来就拍了《闪闪的红星》。
第五，张春桥到上海来， 我陪他参观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那天张春桥传达了江靑的指示，原话是：“给我拉出一个厂子来。”我接受江青的指示后，重组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先是练兵，拍了 两个小故事片：《一副保险带》、《无影灯下送银针》，接下来就拍大的影片，在全国打得响的先是《火红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后来又拍了《第二个春天》、 《战船台》、《难忘的战斗》，《欢腾的小凉河》等，重拍了《渡江侦察记》、《年靑的一代》，这两部过去都是黑白片，重拍成彩色片。还拍了一些儿童片，如 《阿夏河的秘密》、《小将》，反映当时的教育革命的。
第六，在出版方面，重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图书。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编出版了《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还搞了《外国文艺摘译》等。
第七，在上海恢复了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比较早的招收学生。另外，还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上海办了“‘五?七’京剧训练班”，“‘五? 七’舞蹈训练班”、“‘五?七’音乐训练班”等，培养了一批京剧演员、芭蕾舞演员、音乐演奏员，当时的意图是培养样板戏的接班人。
一九七五年，“批邓”和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于会泳两次向我传达了江青的指示，要大写批判“走资派”的作品，要写更高级别的“走资派”，更能体现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上 海抓紧把影片《春苗》拖上去，《春苗》搞了好几年，原来是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我一看不行，决定在里面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编剧改了几次还不行，我就叫写作 组下面的电影小组专门修改，花了很多功夫后送到我这里，我还是不满意，最后，我不顾自己正在发偏头痛，抱病修改，把杜文杰这个基层卫生院的院长说成是从上 到下都有一条黑线串起来的“走资派”，上到卫生部，下到卫生院，大大加强了同“走资派”斗争的内容。我指定谢晋当导演。《春苗》在全国公映后，“反撃右倾 翻案风”更猛烈了。于会泳指示文化部的写作班以“初澜”的笔名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肯定《春苗》，批判邓小平，上海的另一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也 是我决定在影片中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的，于会泳在文化部审片时说，配合得紧，配合得及时。
《春苗》公映后，于会泳 从毛远新那里得到重要情报，说邓小平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看完就大叫“极左！极左！”离席而去。当时，中央已开过打招呼会议，毛泽东已发动批邓，我们感到 这个材料好极了。在初澜的文章里第一次把这件事抛出来，以后把它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与“走资派还在走”联系起来，大批了一通。
一九七六年初，我们去京 参加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在一次饭桌上，毛远新要于会泳积极支持迟群、谢静宜拍一部反映清华、北大教育革命、反击“走资派”的电影，后来，毛远新和于会泳 一起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马天水住的套间里又强调了这一点。于会泳极力支持他们，从讨论剧本一直到拍摄，最后完成电影《反击》。这样，我们在“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连续作战，打了好几仗。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于会 泳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他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十月六日，“四人帮”已被捕，但我们都不知道，十月七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 了。马天水走以前，找我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么情况，但我们都估计不出来。那天深夜十二时左右，我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他说，今天下午 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于会泳觉得很奇怪。我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我们在电话里约好要多联系，我说：“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十月八日那天晚上，我们不断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 元，但都找不看、那两天里面，于会泳和刘庆棠连续向上海打电话，我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首长”找不到了，我感到很紧张：我告诉他们，上海与 王、张、姚也联络不上。于会泳他们最后一次给我们的电话出了暗语：“我们几个都生病了。”
一九七七年，我在离职反 省、隔离审查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批判于会泳的文章，说他“罪有应得，死存余辜”。我看后就估计他已经死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一九七七年 八月一日，于会泳在接受批斗期间，在文化部的隔离审查地点，偷服了厕所里的消毒药水，自杀身亡。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 唯一的一任文化部部长的生涯。
二十八．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主 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曾经利用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的机会，单独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作过一次深谈，想要把这个三十年代就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从 “四人帮”一伙的圈子中拉出来。可是，没想到马天水不但不领邓小平的情，反而马上把谈话内容密报“四人帮"。而且，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还进一步站出来作了揭发，对邓小平不啻是重重的一击，把邓小平搞得狼狈不堪。
识途老“马”的经历
马天水，一九一二年出 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 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五十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 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马天水的穿着 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上穿着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个工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去过的少说也有 五、六千家，他毎到一个工厂，或是和干部、工人谈话，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前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无论柯庆施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或是陈丕显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都得倚重他。到了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了马天水。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 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前他扪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时候，张春桥先当市委常委，再当市委候补书记，但 马天水早已是书记处书记了，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权所不满，在一九六六年 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騒，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当时已经去了北京的张春桥找马天水做工作，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 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市委 被打倒以前，我在市委写作班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和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联系以后，我在市委机关内部打出了“造反”的旗帜。当时，姚文元就从北京打保密电话 给我，转达张春桥和他的意见：要我在实施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以后，把马天水从市委的营垒中争取、分化出来。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一月夺权以后， 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就多次做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力求早曰“解放”马天水，以辅佐张，姚这两个“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在上海全市大会上公开说：“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级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解放马天水还 有点用处，他打电话（指和各地联系经济工作）也比我熟悉。”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 水终于站了出来，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发言，“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批判了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 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持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向张春桥、王洪文效忠
“投之以桃，报之以 李”。当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要把张春桥赶下台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了。当天晚上，在上海外滩市革命委员会的 大厅里，由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马天水在会上郑重宣布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 “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 人。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当选以后，马天水连夜被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喜从天降，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 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手里。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从上海 调至中央，马天水接班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他又替王洪文“抬轿子”、“吹喇叭”，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预备会议期间，在酝酿王洪文进人中央常委领导班子 时，马天水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华东大组会议上，向华东六省一市、南京军区的负责人介绍说“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他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不是一个冲 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十大以后，王洪文以党中 央副主席的身份返回上海检查工作，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在锦江饭店设宴为王洪文接风。在宴席上，马天水面对王洪文说：“我觉得你到中央工 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大。”这一番话说得王洪文都不好意思起来，连连摇头，表示不敢当。
“他是揺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的种种表现，都足 以证明：自从他重新站出来工作以后，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他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来看待邓小平，怎么也看不上眼。一九七 三年三月，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工作指示，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附发了邓小平向中央写的一份 《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决定向中央发一份电报表示拥护。在讨论中央文件时，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马天水说：“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可没有想 到，他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我可了解啦，他过去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 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痛骂归痛骂，拥护中央决 定的电报还是要发。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由马天水最后修改，把自己的语言曲折地塞了进去，电报写道：邓小平同志原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 人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错误并作了自我检查，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对他十分宽大，决定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电报经马天水之手签发了。过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遇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对马天水和我们作小范围谈话时，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态电报。张春桥责怪说：“你们怎么搞的？在电报里还要提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挲着光滑的头皮，向张春桥老实交代：“这是我们讨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你们真蠢！”张春桥继续埋怨，“写一份简单明了表示拥护的电报不就得了？！你们不想想，电报送到中央要印发政治局以及有关同志，邓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会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们考虑欠周，”马天水恍然大悟。
不过，这次张春桥虽然作了批评，但是没有发火，于是马天水心里明白张春桥的想法其实和我们这几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那份电报，白纸黑字，写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罢了。
以后，邓小平多次以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陪同外国贵宾来上海访问，马天水和我们便接受那份表态电报的教训，表面上对邓小平十分尊重，在送走外宾以后，邓小平曾有几次在上海逗 留，顺便参观视察―下上海的工厂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有一次，马天水陪邓小平去参观了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又视察了几个重点企业，回来以后，马天水对身边的 人嘟哝说：“邓小平在工厂里一股劲地问干部和工人：实行不实行计件工资？他这个人哪，就是老一套。
马天水要给毛泽东写信
周总理病倒以后，邓小平 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开始着手抓多条战钱的整顿，工交战线首当其冲。邓小平主张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到纲上来。这一下马天水激动起来了，他说：“把国民经济 搞上去，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我们上海的钢鐡生产，就是靠批‘唯生产力论’搞上去的”。
邓小平在全国部分省市工 业书记会议上讲了关于整顿的讲话，传到上海，马天水更是睡不着觉了，他嚷道：“我看了邓小平的讲话，不对头呀！他说工业要整顿，‘积重难返’，他把当前形 势说成什么样子了！还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要‘矫’到哪里去呀？不是要纠偏吗？他就是想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
为了这件事，马天水有好 几天坐立不安，他晚上把我找去，和我商量，说是打算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反映邓小平讲话中存在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新华社上海分社从北京传来了毛泽东的 一个批示，是批在姚文元送审的关于新华总社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请示报告上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 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接着，毛泽东把笔锋一转，写道： “我看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 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我赶紧把这个批示转给马 天水。马天水看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心中一惊，因为这个批示，分明是针对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次报告以及姚文元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论断而 发的；至于批评“动不动就训人”的那段话，不就是指的江靑吗？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批示呢？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马天水和我都吃不准，也不便问。于是，马天水想起了那个“摇鹅毛扇”的电报的教训，决定看一看形势再说，终于把给毛泽东写信告邓小平状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王洪文亲自打来电话
当然，马天水的这些背后 表现和心理活动，邓小平并不知这。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实际上上南辕北彻，背道而驰。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是估计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宾 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种“挖墙脚”，想要把马天水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是，邓 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十分麻烦的后果。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是邓小平陪同菲律哲贵宾从北京抵逹上海访问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亲自打来的。
“马老吗？明天邓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人水有些着慌，因为他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确实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发生过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从王洪文那儿摸到一些底细，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
“反正你准备下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它的事不要多谈……”，王洪文避问马天水所要打听的敏感问题，只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王洪文的事先警告，使这匹“识途老马”更加忐忑不安起来。
邓小平找马天水密谈
六月十二日，邓小平果然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去一次。
在客厅里，灯火通明，宾主就座，服务员端来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发上只剩下邓和马两个人。马天水先寒暄了几句，问候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接着，邓小平开了腔：“马老哪，你们最近在抓什么？……”
“我们，重点在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把它提到网上来，树了几个典型……”马天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
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 “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这个……”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这……我倒不知道……“马天水听邓小平越讲越露骨、只好故意装傻。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了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向他进一步交底“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指张、姚，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絶不表态。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着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上海批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马天水不便正面反对，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句。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 “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熟人很多……”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
“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邓小平继续问
“我跟他们可熟了……”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邓小平终于把最关键的话说了出来。
“吓，原来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能这样做吗？”马天水毕竟是有着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里想的口里就是不表态。
“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过去。
邓小平和马天水的个别谈话，到此结束。
姚文元说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
马天水告辞主人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他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捉摸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终于找了 我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把过程详细地谈了谈，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 “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 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还攻撃江靑同志呐，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马天水越说越气 愤，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
“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唷，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王秀珍关切地说。
“他这次来，是有目的 的，就是想来做上海的工作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他说他知道王秀珍，过去当过劳动模范，现在是工人造反派；他说对老徐也很熟悉，是市委机关 造反的。所以他不找你们，只找我，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的‘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马天水说到这 里，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我当面替他鼓劲。
“上次文元同志讲，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我一直在想究竟会有什么事。”马天水想起了几个月前姚文元的预言，“现在看来，要出事恐怕就出在邓小平身上。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
“我要报告中央！”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过了几天，也就是一九七五年的七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
姚文元听了神情凝重，沉吟了半晌，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就说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马老，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
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通给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七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了上海，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马天水又赶了去。王洪文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但仍要马天水详细复述一遍，听完以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謡，这些谣言，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向王洪文请示下一步怎么办。王洪文叮嘱说不要急，看看再说。
批邓的“重磅炮弹”
过了一段时期，到了一九 七五年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回 忆，他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秘书老房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纪录，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和王秀珍听、让我们补充、修订，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邓小平与马天 水谈话记录，自送王洪文。
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同时作了批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批给政治局了，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华国峰主持，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
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 上，张春桥就专门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张春桥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演示文稿 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狠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 么在会上不讲昵？”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演示文稿。马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密谈。
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 “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老马走后，由谁主持上海的工作，请你们考虑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过去的几 届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中，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李富春、余秋里副总理，都兼遇国家计委主任。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 计委主任，以后在国务院领导人选上要另作安排，是不言而喻的。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 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马天水疯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在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
可是，六月毛泽东病重，九月毛泽东逝世，十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揭批“四人帮”揭到了马天水头上，可是他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上海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前，他以自己的老到的经验教训劝慰和告诫我和王秀珍说： "这是路线斗争，检查时态度要好，帽子要大，内容要空……我有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经验，不久就会站出来的。”
但是，这一次马天水彻底失算了，他再也“站”不出来了。
一九七七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
一九七八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
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一九七八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 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闵行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牵挂着吴泾的热电厂、金山的石化总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 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时年七十六岁。
二十九．江青插手《白毛女》前前后后
芭蕾舞剧《白毛女》
在所有的“革命样板戏”中，江靑过问得最少的就是芭蕾舞剧《白毛女》。可是，她不“问”则已，一“问”惊人，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漠不关心，江青对舞剧《白毛女》无兴趣
早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之春”盛会上，上海市舞蹈学校献演了新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引起轰动。以后，他们又倾听了领导和观众的意见，反复加工， 精益求精，使这部舞剧日臻完美。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也在日本演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并由主演者松山树子女士率团到中国来作访问演出，受到 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日两国文艺工作者同时演出两台芭蕾舞剧《白毛女》，在海内外舞台上交相辉映，一时传为美谈。
在 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过程中，江青不仅没有做任何贡献，而且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兴趣，以致文革初期，在上海市舞蹈学校内还发生过芭蕾舞剧《白毛 女》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这也是以证明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与江青无干，不然，谁敢在当时直接把争论的矛头指向“文艺革命的旗手”呢？
见风使舵，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不 久，这场关于《白毛女》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反映到党中央。一九六七年夏，毛泽东同意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这可是一件大事，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 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陪同毛泽东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的演出，江靑自然也在场，毛泽东不但肯定和赞扬了芭蕾舞剧《白毛女》，还亲自上台和演员们提手，合影。 于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刊登了大幅照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在全国放映。
江 青一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就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公开宣布芭蕾舞剧《白毛女》是全国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把它归入了自己领导“文 艺革命”的功劳簿。此后，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唱片公开出版了，全剧的录音在全国播放，舞剧先是拍摄成黑白的电视纪录片，接着又摄制成彩色的舞台艺术片， 在国内外放映，毎当有重要的外宾来访，到上海几乎必看《白毛女》。舞剧中的嘉儿和大春等，也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与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组合影
突发奇想，强令改成两人上山
一九七二年四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上海芭蕾舞团携带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访问朝鲜、日本。周恩来总理指定由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纪的我任访朝团团长。
我率团到了北京，适值秘鲁共和国的总统夫人来访，周恩来决定请总统夫人看一次芭蕾舞剧《白毛女》。那天晚上，在天桥剧场举行了专场演出，周总理坐在总统夫人的左侧，江青坐在总统夫人的右侧，我坐在前面一排陪同并作记录。
江青穿着一身全白的西式上衣和裙子，手里还拎着一只白皮包，显得容光焕发，非常突出。她不顾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径自和总统夫人侃侃而谈。
江青说：“毛主席提出文艺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我们搞了一场文艺革命，像芭蕾本来是欧洲的宫廷艺术，我们却把它拿来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同时提倡芭蕾艺术走革命化，民族化的道路：今天的这个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是我抓的，请您看后多提意见。”
剧 场里的灯熄了，音乐响起了，大幕拉开了。可是，从来不过问舞剧《白毛女》的江青，今天却喋喋不休地作起“指示”来。她一会儿说，扬白劳家小屋后面的那棵大 树布景，画得太简陋，要重新画过；一会儿又批评说，整个乐队的声音太响，在舞台和观众之间筑起了一堵“音墙”。她当着总统夫人的面，指挥我立即赶到乐池里 去，叫整个乐队压低音响。
看 到下半场，江青见“白毛女”在风雪交加中挣扎，在奶奶庙与黄世仁等搏斗，她忽然对我说：“我在想，喜儿不应该一个人上山，可以让两个人或是更多的人上山。 这样戏里的‘白毛女’就不是只身和大自然搏斗了，她可以通过同行的女伴和山下联系，山下的乡亲也可以更多地关心和支持她……这样吧，你们要剧组搞一个两人 上山或几人上山的修改方案，出访回来以后就进行修改，改了以后我再看。”
矛盾百出，越改越糟难以收场
我当场记下了江青的“指 示”，没有马上向剧组传达，而是去找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商量。谁知道江青在看完戏回去以后，也已经向国务院文化组下达了“两人上山” 的修改“指示”。他们几个人一谋面，议论了几句，都感到为难。因为，原歌剧《白毛女》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诞生的经典作品，以后 曾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映，现在又改编成芭蕾舞剧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不管是哪一种文艺样式的《白毛女》，都是以喜儿受迫害后孤身一人出逃、在荒山野岭历经艰 险，最后获得八路军的解救作为故事的主要发展线索的，它体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如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改成喜儿和女伴两 人或多人上山，不但广大观众接受不了，而且把《白毛女》的那种传奇色彩，诗意氛围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全都丢弃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出山上山下互相呼应和 地主汉奸展开游击斗争的老套戏剧。凡是懂得一点文艺的，都会知道江青的主意实在是一个损害原作、伤筋动骨的馊主意，毫不可取。
我和于会泳等人不敢违抗 江青的旨意，便去向张春桥汇报，想让张春桥出面转圜。可是张春桥说：“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告诉剧组，让他们先拿出一个修改方案来！”过去，张春桥多次强调 过：“在文艺革命方面，我只能搞‘一言堂’，听江靑同志的。”这回，他把“皮球”直接踢给了《白毛女》剧组。
我拉着于会泳、刘庆棠等人，把江青的“指示”给剧组的编创人员作了传达。于是，上海舞剧团从朝鲜，日本出访回来，就被留在北京，按“两人上山”的意见搞修改方案。
剧组的编创人员在设计修改方案时、遇到了许多困杂，，我回上海去了，他们只好去找于会泳和刘庆棠，请示江靑。
江青的“指示”倒是很具体：关于“两人上山”，喜儿究竟和谁上山的问题，江青说，可以在黄世仁家多设一个丫环，留下服侍黄母的那个叫小红，和喜儿一起出逃的就叫小兰，她们共同商量逃出魔掌（这样一来，舞剧中芦苇丛里找到一只鞋的扣人心弦的惊险情节无法保留了）。
关于逃上山后两个人的头发是否都要变白的问题。江青煞有介事地说，这个很简单嘛，一个可以变白，一个可以变灰，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她们在山上还可以互相照应（这样一来，舞剧中喜儿只身与风雪搏斗，头发渐渐变白的精彩独舞都得删掉）。
那么，两个人上山以后奶 奶庙的戏怎么演？八路军怎么会在山洞里找到喜儿的？江青又“指示”说：奶奶庙里两个人遇到黄世仁和穆仁智，可以开打嘛；让小兰下山向八路军通风报信，大春 可以写信给喜儿，最后大春到山洞里去找到喜儿（这样一来，奶奶庙中喜儿的刻骨铭心的仇恨、黄世仁等见到“幽灵”后的惊颤和恐惧，以及大春和喜儿在山洞中相 遇相认等精彩场面还能留下吗）。
剧组的编创人员实在是勉 为其难，他们拿出了修改方案，可是江青却不审査修改本，说是要看演出。于是，整个剧组二百来人，在北京西苑宾馆留了半年左右，排练修改本；夏去秋来，秋去 冬来，不准演员回上海，夹衣棉衣都是派专人送去的，一切都为了修改好“两人上山”。可是，等到临了，忽然传来江青的一句话，说是“没有空看了”，叫剧组回 上海去，等以后江靑到上海时再看。
折腾数年《白毛女》才重见天日
《白 毛女》剧组回上海以后，继续修改这个永远也改不好的舞剧，严重影响了其它舞剧的创作和排练。我怕江青真的来上海审查，一连看了多次“两人上山”的内部演 出，作好汇报准备。但江青终于没有来，张春桥倒来了。我赶紧请张春桥审查。张春桥看了戏，明知改得不象样子，可是他不表态，只是说：“等江青同志看后再 定。”
这 时，又有外国元首要访问上海，接待计划中有在上海看舞剧《白毛女》的内容。我着慌了，赶紧请示张春桥演老版本还是演新版本？张春桥回答演老的。于是，全剧 组手忙脚乱，重新返回去排演老版本，招待外宾。过了不久，于会泳和刘庆堂等来上海，检查江青“指示”的落实情况，剧组又调头排演新版本。
如此改来改去，折腾了数年之久，把编创人员和演员们都折腾苦了。可是，江靑终于没有再来上海，“两人上山”也终于没有上成。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被捕以后，《白毛女》才从“两人上山”的桎梏中获得了解放！
三十．王洪文怒砸万体馆
上 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经常要举行一些国际性的体育比赛，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的体育场馆设施太落后，特别缺乏一个举行室内比赛的体育馆：江湾体 育场远离市中心，交通不便；位干陕两南路的原上海市体育馆，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建筑物，场地狭窄。因此，建造一座具有现代水平的规模宏大的新体育馆，就成了 了大上海人民的一个心愿。
周恩来批准建造“万体馆”
周恩来总理体察上海人民的心意，在他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虽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但他还是批准了拨款数千万元人民币，给上海建一座新的体育馆。这个喜 讯鼓舞了上海的建筑设计师和建筑工人。他们吸取了北京体育馆的长处，决心建造一座设计更为合理、造型更为漂亮的体育馆，来显示上海建筑艺术的水平。北京体 育馆是长方形的，纵横的视野距离不均等，上海的设计改为圆形的，四周座位上观众的视线，可以用同样的距离投向比赛场地。
设计、征地、拆迁、施工……一切都有条不紊地以高速度进行着，在上海徐汇区漕溪北路旁边的开阔地上，一座壮观的圆顶庞然大物，很快地高高矗立起来。这座体育馆造好以后，足足可以容纳一万八千名观众。上海人喜欢把这座体育馆叫作“万体馆”
王洪文插手，夜闯“万体馆”
王洪文得悉周总理批准建 造这座体育馆，马上表示十分“关切”，自从他到北京工作以后，每次有机会来上海，总要到体育馆建筑工地去张望一番，—九七四年，他从北京到杭州去，路过上 海，已经夜深了，他突然提出要去看看“万体馆”，王洪文要“亲自视察”，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当然唯命唯谨，全体出动，全程奉陪。
工地上连夜在赶工，各种 各样的照明灯具射出耀眼的光芒，建筑机械的轰鸣声，冷泵枪的锤撃声、运输车辆的喇叭声……交织成一首喧闹的乐曲。王洪文一行下了车，看到工交口的负责人、 市委常委黄祷，带了建工局的一批领导迎上前来。黄涛那油光光的秃顶，在白炽灯的映照下，显得分外的亮，自从这项工程开工以来，黄涛一直不敢怠慢，他知道这 是周总理批准的重要项目，王洪文又直接过问，所以他自己亲自挂帅，三天两头到工地来，从设计图纸到建筑材料，从施工进度到内部装修，事无巨细，他都专题向 王洪文和市委报告。王洪文有批示，他立即“照办”。
这天晚上，悬吊钢梁网架 成功的“万体馆”刚刚封顶，内部施工正在紧张地进行，无法入内进行参观。王洪文一行就沿看体育馆的高耸的外墙绕了半圈，站定下来，听取一位工地指挥高声汇 报施工进度。最后，轮到王洪文作“指示”了，他喷了一口烟、拿腔拿调地说：“万体馆工程进展很快，搞得不错，我很高兴……这个工程，是我向总理争得来的， 不容易呀！你们一定要保证质量，提前完成任务。等到内外装修都基本完成的时候，我要来验收的！”
“副主席”验收倪志钦陪审
果然，一九七五年万体馆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的时刻，王洪文借着陪外宾访问上海的机会，正式对这项工程进行“验收”了。他不但自己要去检查工程的质量，而且叫秘书连夜打电话到北京，要国家体委马上派出专家小组赶来上海，和他一起人全面验收。
国家体委接到王洪文的通知，当即派了当时在体委担任局长的前我国跳高冠军、曾经打破跳高世界纪录的倪志钦，带了几个体育场馆专家，赶乘飞机前来上海，听从王洪文的指令。
一天下午，王洪文带了马 天水、我、王秀珍以及一大批随从，直奔万体馆工地，倪志钦率领的体育场馆专家工作组，早已在现场等候。验收照例由市委常委黄涛陪同进行；王洪文从体育馆的 南大门进门下车，问宗明义第一句话，还是老话：“这个工程是我向总理争得来的，不容易啊！非搞好不可……”
接着，他带着一群人逐个 台阶，逐个廊柱，逐厅逐室地进行“验收”。对整个体育馆的外观和整体结构，王洪文总算点头“嘉许”，在当时的条件下，像这样雄伟而又现代化的体育馆，在国 内是仅有的；而且，体育馆的圆形结构，照顾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视线，较之长方形的体育馆设计更为合理。倪志钦与专家工作组，对这一点也作了充分的肯定。
黑色不吉利大方柱遭殃
王洪文一行向左侧拐弯，步入体育馆外圈的环式长廊。长廊的外部是大型有色玻璃镶成的体育馆外墙，长廊的内部有许多通向赛场人口处的门洞。整个长廊采光明亮，穹顶高爽，用三十六根巨型方柱支撑着，形成一个气宇轩昂的圆环形的南道，把整个赛场环抱起来。
这条长廊的地坪是碎花水 磨石子做的，而三十六根顶天立地的柱子四周，从上到下饰以黑色的大理石。立柱、穹顶和地坪的色调对比十分谐和，特别是光可蓥人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立在那 里，显得凝重和端庄。这条环式走廊的结构和色调设计，建造前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认真讨谕，黄涛曾经把各种色彩和纹理的大理石样品，带到常委会会场上请大家过 目，最后确定用黑色大理石，并报经王洪文批准。
可是，当此刻王洪文走过这些大理石立柱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脚步，皱起眉头，仰首斜睨着黑色的柱子，用很不满意的神情，咂着嘴巴说：“喷！这种黑颜色的大理石不好看！”
“上次……拿了好多种颜色的大……大理石，给常委们挑选，最……最后还是决定采用纯……纯……纯黑的，比较庄重！”黄涛一紧张，答活就开始结巴。
“庄重什么？看上去黑不溜秋的！”王洪文不耐烦了。
“选用黑色的，主要考虑到与周围的环境和色彩比较协调。”工程总设计在一旁插话，他想用美学原则说眼王洪文。
“黑的才不协调昵！我看用浅灰色的大理石好！”王洪文才不理什么劳什子美学呢！仍固执己见。
“对……黑颜色看上去是不大吉利。”跟在后边的王秀珍出来为王洪文帮腔了。
“洪文同志啊，三十六根柱……柱子，现在已……已经差不多全部镶……镶好了！”黄涛发急了，光秃秃的脑门上沁出了颗颗汗珠，他用手指指前方的柱子。
大家抬头望去，只见在最后一根方柱的高高的脚手架上，有三，四个工人正在紧张地操作，他们把剩下的不多几块黑色大理石片，小心翼翼地镶嵌黏合到柱子的顶部，整个装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
王洪文把嘴一撇，把烟头丢在地下，用脚狠狠地踩灭，恼怒地狂叫起来：“我早讲过了，要保证质量！镶好了又怎么样？通通敲掉！”
好家伙，好大的口气，三十六根大柱子，这么多人工，这么多大理石，这么多钱，他全不放在眼里，说敲就敲。
黄涛无计可施了，这个搞 了几十年工业的老头，实在是有苦说不出：柱子上镶嵌黑色大理石，是事先报告王洪文并经他亲自同意的，现在他却出尔反尔。办事一向谨慎小心的黄涛，如今却只 好打落门牙往自己的肚子里咽。他擦擦额上的汗珠，抬了抬黑边眼镜，两只鼓鼓的眼睛巴巴地望着站在他面前的马天水，求助地说道：“马老……你看……这个？”
“嗯……嗯……”马天水 却王顾左右，晃动着他那终年戴着鸭舌帽的巨大脑袋。他明明知道黄涛呼唤他的原因，也只有他马天水此刻站出来说几句婉转的话，才有可能保全这三十六根大柱 子。可是，他竟然随声附和王洪文“我看──洪文同志已经说了，就照洪文同志的意见办，全部敲掉重来算了！”
三十六根柱子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由于王洪文的浅薄和专横，由于马天水的恭顺和谄媚，三十六根柱子上镶嵌着的黑色大理石，眼看就要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设秘密看台，图几人方便
王洪文一行从环式长廊穿过一个特设的暗门，走上一座螺旋形的梯子，攀登到约两、三层楼的高度，便到达特意为首长们建造的秘密看台，秘密看台连着共有三间，造在赛场高处的后墙外边，在墙上开凿出一排视野开阔的窗洞，镶上茶色玻璃。
首长们坐在玻璃后边的看 台上，十分隐蔽。因为赛场和观众席上的光线明亮，而秘密看台里的灯光幽暗，观众们根本看不清在墙上的深色玻璃后面，究竟是些什么人。在首长们就座的每间看 台里，可以放五、六把舒适的软椅，前面安着的小桌子上，放看烟缸和服务员端上来的茶水、毛巾等，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着烟，呷着茶，一边居高临下地观看比 赛，整个赛场尽收眼底，实在是很惬意的事。
建造这座秘密看台，也是 王洪文的主意，当然得到了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的热烈赞同。因为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比赛和演出活动越来越多，可是什么样的国外代表团来访，表演，由什么样 身份的人出面观看，都是由外事部门按规格排定的。领导人不能凭自己的爱好随心所欲地到场，更不能随意登上场内的主席台，这都有外事纪律管着，胡来不得。
最令王洪文扼腕的一次， 是中日两国建交以后，日本大相扑队访问上海作表演赛的那个晚上，王洪文和市委其它领导人几乎都想到现场去，亲眼看一看这种闻名已久，新鲜剌激的表演。可 是，外事部门规定的接待规格，只需要一位位分管体育的副市长级领导人出面观看。王洪文等人心里痒痒的，只能留在康平路看电视实况转播。等别人回来谈起许多 趣闻，如相扑手食量惊人等等花絮新闻时，王洪文瞪大了眼睛备感遗憾……
这些，就是促使王洪文主 张在建造新体育馆时设计一座秘密看台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视察和“验收”体育馆工程的过程中，秘密看台就成了最令王洪文感到舒心和满意的项目。他到秘密看 台的里里外外，看了又看，赞不絶口；马天水、黄涛等人也为白己得力地实现了王洪文的竟图，一个个脸上绽开了笑容。后来，当一九七五年王洪文到上海小住期 间，他果然充分利用了这座秘密看台，不仅自己来看，而且还请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一起到这里观看国际排球比赛，体操表演等，而丝毫没有被场内的外宾 和一般观众所发现。
巍巍主席台，下令全砸掉
视察完了秘密看台以后， 王洪文率领着一行人来到赛场的中心。上海体育馆的设计构思，是要把这座建筑物形成一个多功能的场馆，既能在这里召开全市性的大型集会，又能举行正规的国际 比宝，还能在场地上搭台作多种精彩的文艺演出。在赛场的南侧，建起了一座宽敞高峻、气势恢宏的主席台。中心台上是几排梯形的特设座位，两侧是两个副台，共 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看台，可以安得下一个庞大的主席团。主席台上铺着华贵的地毯，前排座位前放着长条桌子；中心台左右有两个单独的信道，既可以通向外面的 贵宾休息室，也可以直接进入赛场。主席台的后部和两侧，都筑起了环抱形的高高的护墙，和一般观众席隔离开来，便于做好首长和外宾的保卫工作。
对于这样一座主要是供领 导人“亮相”的主席台，王洪文当然倍加注想。早在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他就一再叮嘱要把主席台造好，造得有气派。如今，初具规模的主席台确实气势非凡。据 设计人员介绍，整个主席台的台基，就比中央场地高出一米三十，从台基逐级上升的一排排主席台座位，显得宽敞而高峻。在场地中央必须抬头仰望，才能看到主席 台顶部的水泥护墙。整个主席台呈扇面成楼状，它的横宽和纵深，都超过了北京体育馆的主席台。当初在设计和建造的时候，王洪文就授意要处处超过北京体育馆， 理由是：“上海的人口比北京多，体育馆当然要造得大！”
正当大家在观赏这座不平凡的主席台的时候，王洪文却又蹙起眉头，他瓮声瓮气地拖长了声音，叫住了国家体委派来的倪志钦：“倪志钦同志呀，你看……这座主席台怎么样呀？”
“我看……挺不错……挺好的……”倪志钦吃不准王洪文的意图，如实回答。
“好在哪里呀！？”
“这个主席台……比北京体育馆的……要大……”
“大是大了些，可是，造得太低了，没有气派！”王洪文明确表态了。
“这个……”倪志钦一时为之语塞，他掉过头去问黄涛︰“主席台离地面多高？”
“台基离地面一米三十，后边的座位再逐步升高，整个主席台比对面教练员，新闻记者坐的工作台，要高出好几公尺……”黄涛预感到新的麻烦又要降临了。
“怎么能跟对面的工作台比较呢？”王洪文一听火气就上来了，他用手朝主席台一指，“这么低的主席台，将来叫中央首长怎么上台？连一点气派也没有！我早就 告诉过你们要特别注意造好主席台，要造得有气派，可你们就是听不进去，现在造得这样槽，……倪志钦同忐啊，你看怎么办？”
身材高大的“跳高冠军”看见王洪文发火了只得附和：“是呀，是呀，中央首长要登台，主席寮是要造高一些！”
其实，北京体育馆的主席台，造得比上海的低，周总理等中央首长还不是经常登台的吗？可是，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在王洪文面前道出真相。
“洪文同志，关于主席台 的高度我们还是重视不够，这一点我要负主要责任……”黄涛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他竭力想挽回局面，“不过，现在主席台的地坪已经全部浇好了，安放座位的几 排水泥台阶也做好了，主席台和观众席隔开的左、中、右三堵护墙，是用钢筋水泥筑起来的，现在已经基本梭工。你看，是不是可以大体定局，将来我们在布置主席 台的时候，再想办法把桌子，掎子都垫高，这样可以弥补高度的不足……”
“小家子气干什么？万体馆工程是百年大计，要搞就搞得好一些。”王洪文根本听不进去，他把手一挥，对大家说：“走，我们上台去看看。”
大家随王洪文从赛场中心登上主席台，观看了浇好的地坪，跨上了水泥台阶，再用手摸摸围在主席台后面的护墙。为了保卫首长的安全，三面护墙就像长城一般，选得特别牢固，全部用钢筋水泥浇铸而成，厚度足足有几十公分。
王洪文把这一切都看在眼 里了，他掉过头来，站到主席台中央，俯瞰着全场，大有君临天下的气势。他向四周围扫视了一圈，皱了皱眉头，最后下了决心：“我看──主席台还是太低，我们 要从政治上着眼，这里将来是供中央首长到上海时派用场的，因此不能和普通的主席台相比，还应该加高，我看至少要加到一来七十或者一米八十……”
黄涛的秃脑门急得几乎要冒烟了：要是整个主席台的地坪、座基和台阶都要加高五十公分，这等于重造一座新台。
“这个……洪文同志，前面地坪加高的话，后面的护墙不好办呀，它是用钢筋混凝土浇死的哩！”
“那就返工，通通砸掉，重新做！”王洪文又斩钉截铁地叫了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旁边正好有几个工人，正在做护墙的扫尾工作，听到这个话，都惊呆了！
黄涛祷急得连忙和马天水咬耳朵，马天水频频点头，看得出他也是不赞成砸主席台的。这时，久不开腔的马天水，终于出来说话了：“洪文同志……主席台升高是 必要的，我们再另想办法吧！不过……后面的护墙是不是就维持现状，暂时不敲了？因为……护墙再要升高的话，还得挡掉紧挨着主席台的一大片观众座位。你过去 有过指示，这里的观众席要超过北京，现在正好是一万八千个座位，再升高护墙，座位数就要减少。所以，我看……护墙还进保留着吧……”
“那不好看嘛！主席台要垫高，护墙如果不升高，就显得更矮，更加没有气派了！”王洪文固执己见、连马天水的面子都不给，“你们怕什么？搞建筑就是要从整体上考虑嘛，我说了就由我负责，主席台全部砸掉重建！倪志钦同志，你们国家体委小组拿一个意见出来嘛！”
“我们……我们赞成王副主席的意见。”倪志钦嗫喘着，“主席台整体可以……可以升高到一来七十左右……”
“还是你们体委的专家有眼力。”王洪文大为高兴，立即下达命令，“我看这样吧，请你们马上给我写一个书面报告，把升高上席里和重镶大理石柱子的理由都写上，作为你们的建议提出来，我再批给有关同志圈阅一下……”
王洪文门槛很精，他知道基本建设重大工程的施工和返工都要下达书面文件，现在他把球轻轻一踢，又把责任转嫁到国家体委的专家小组身上……
新馆落成后“过瘾”只一次
一场视察，“验收”活动就这样结束了，王洪文临去北京前还特地关照：“万体馆”的改建工程要抓紧进行，争取近期内完成，到时候他还要来上海……
在场的人都清楚：什么 “中央首长到上海时要使用了，说穿了就是王洪文自己来上海的时候登上主席台逞威风。因为毛主席有病，周总理卧床，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而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对建造体育馆的事情就不热心，剩下的就只有王洪文一个人登台表演；为了他自己出风头，不惜浪费多少工人的劳动，不惜糟蹋多少国家的财产！
就在王洪文即将砸毁万体馆的设施之际，张春桥接到一封来信，他生怕这件事闹到中央去，特别是闹到周总理那里去，就不好办了。他就在国家体委倪志钦他们的书面报告上批道：“报告所提改建意见似不妥。”暗中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上海万体馆建成以后，王洪文真正登台表演只有一次，那就是一九七五年国庆节，他在上海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登上主席台，观看了国庆联欢晚会。
一年以余，万体馆成了声讨“四人帮”的批斗大会会场。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终于被押上一了历史的审判台。
三十一．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未
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几个市委书记感到政治空气很沉闷，张春桥、姚文元很久没有与上海联络了。毛泽东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注】通 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上海，我是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徐寿铿那里看到全文的，他是从新华总社得到的。我一看批示很重要，并直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 马上将情况告诉马天水、王秀珍，毛泽东在批示中讲到“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只提一项”指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指教条主义，我一看就知道道是 针对张春桥、姚文元有关讲话、文章而发的。因为张春桥在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讲话的时候专门讲到过反对经验主义问题，现在毛来批评了，“不要只提一项，放过 另一项”，是很有针对性的。毛在批示里又批评一些人，说：“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还说：“不懂马列。”这是明显地批评江青，江青在政治局经常发脾 气、训人。接着，毛泽东有关电影《创业》的批示也下达了，这又是批评江青和文化部的，这一连串的批评都是针对我们阵营的，我们觉得日子比较难过。
【注】一九七五年年四月二十日，姚文元把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提出要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感到“四人帮”违背了他的初衷，是别有用心，在另搞一套。
于是，毛泽东于四月二十三日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提 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 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 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实际上就是向全党打 招呼。这段批语的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点，直接否定了“四人帮”只批经验主义的做法，认为“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是错误的；第二点，明确指出：“四人 帮”并不真懂马列，“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第三点，明确表示：这个问题，要在政治局解决。这段批语的要害，就是指出“四人帮”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者。
这段批语下发给中央的同志后，久经政治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看就明白，毛泽东是要批一批江青这些人了。
与 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沉寂相对照，邓小平的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周恩来病重后，他主持国务院工作，不断有重要讲话传达，主要是谈整顿的。他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 会议，强调整顿，大反派性，而且在铁路系统抓了几个大闹派性、冲击铁路交通的坏头头，整顿了铁路秩序。接着，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 讲话，也强调各条战线的整顿。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叶剑英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也要整顿，而且要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据邓小平的指 示，各军区都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充实到各大军区，各兵种当领导。
王洪文上海“蹲点”
就 在这个时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从北京来到上海，我们感到很奇怪，他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里。他对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说：“我这次到上海是作调查研究 的，恐怕要住一段时斯。”但他并没有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打算，我问他需不需要安排一些项目和日程，他说不要，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们的。当时，我们觉得在党中 央副主席的排名中，他排在邓小平的前面，现在邓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来了。
过 了几天，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找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谈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军委任命干部的名单给我们看，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各军种，各兵 种，还有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名单。他把这些名单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说：“邓小平这个人真厉害，他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很多人 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当总参谋长，很快就把各总部、各兵种、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的时候，我和春桥同志都 不熟悉这些人，对有些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
王 洪文又说：“你们知道春桥同志最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不过是枚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向上报告，报告上盖的就是张春桥的签名 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这天，王洪文又问我们，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说：“邓的讲话里提到整顿，还要改组 ‘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本不作阶级分折，什么‘软’啊‘硬’啊，假如推行的资座阶级路线，领导班子越硬，那么危害越大。”王洪文一听，很赞赏我的说 法，他说：“老徐说的对！反对‘软、懒、散’，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实际上军队里对提拔新生力里，最保守了，全国只有沈阳军区毛远新当了政委，让孙玉国当 了副司令。武汉军区算是有一个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年轻副司令。其它地区进领导班子的，都是一些老家伙。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骂娘。前一时期，社会上的一些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后传出来的。”
王 洪文发泄了一通后，马天水插进来说：“这个邓小平，我可了解了，他倒真是个‘钢铁公司’，他抓起权来很厉害，过去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主持中央会议、连毛主 席在场，都不放在眼里。开会开到最后，也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就宣布散会。”王洪文叹了口气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次， 我把单文忠调到中央读书班。”单文忠原是上海警备师干部，那时巳调到安徽去了，他和王洪文关系密切。王洪文说：“我把他调到中央读书班，就想派他的用场。 他在上海警备区真是个造反派，可是调到安徽省军区后，只担任个副参谋长，级别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谈 到这时，已是深夜了，服务员请我们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锦江小礼堂开会或看电影，吃饭就在二楼一个僻静的小房间里。这里一个圆台子，四周放着四把 椅子，只有市委的书记来吃宵夜。锦江的人见王洪文来，知道他的老规矩，一瓶茅台，还有他最喜欢的下酒菜：一碟银蚶，一碟醉蟹，―碟干切牛肉，一碟辣白菜， 上面加一点红辣椒丝。他喝了酒后，再来点面条、饺子等。马天水有严重的糖尿病，平时很少喝酒，他见王洪文到上海来，就破例端起酒杯向他敬酒。我因为患血管 型偏头痛，不喝酒，王秀珍有皮肤过敏症，也不喝酒。我们俩人只能象征性地作陪。
王 洪文是个酒葫芦，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贪杯，有了几分醉意后，话就多了。马天水问他在上海住多久，他说“我给主席的报告没有讲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 回去。”这时，我和王秀珍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我们曾议论过，总理生病以后，中央曾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现在他跑到上海来，不是把大权让给邓 小平了吗？我们埋怨过他。今天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试探着问：“老王，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王洪文此时已有几 分醉意，说话就比较敞开了，他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我们一听，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说：“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 邓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嘞。”说到这里，他一脸很生气的样子，因为我一问戳到了他的心病。王洪文又说：“这是主席定的， 我有啥办法？”说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气里对毛主席也不太满意，我们三人就更不敢出声了。
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八?一”建军节，他没有回北京，“十?一” 也在上海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他也没有去。后来，传达了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 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科技队伍也要整顿。我们看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连续讲话，使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起来的人都不满意。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看到 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后，大有意见，在一九七五年国庆前后，他从辽宁到全国几个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 级工作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些，我担心中央出覆。”毛泽东很同意毛远新的看法，他说“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三七 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还说：“邓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说话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态度 的。”毛泽东要毛远新当面找邓小平谈一谈，同时要汪东兴和陈锡联一起参加。
关于毛远新当面找邓谈话 的情况，后来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他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叙述：毛远新找邓谈话，把邓的讲话中的问题都指出来， 但邓不服贴，邓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 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一想嘛。”毛远新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毛远新在向我们叙述这次交锋时，很激动，又显得很神气，讲着讲着站起 来，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朝前伸，一个指头做着指向邓小平的样子：“你就是修正主义！”样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时也很傲气，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邓小平的谈话是 两个“钢铁公司”碰在一起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提议政 治局讨论如何统一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书面决议，肯定文革的成绩。当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据张春桥告诉我说，邓小平拒绝作 这个决议，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是不合适的。”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每一次政治局讨论的情况， 都由他转达，邓小平的态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后来毛远新传达了毛的十二条指示，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毛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对邓的批评越 来越尖鋭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同志 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里资格很老的李先念，当时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之一，向毛作了汇报，这是世人所 不知道的。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五 年国庆节前后，有几批重要的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紫云轩的书房进接见外宾，会见结束，外宾离开后，李先念有单独与毛泽东谈话的机 会，他非常了解毛泽东是极其看重他本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虽然毛泽东几次谈到文革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这部分只占“三七”开的"三”， 实际上，讲“二八”开，或“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可能更符合毛的意愿。因为他始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千秋大业来看 的，从他临终前与政治局成员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足见文化大 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这一点、李先念是应该充分体会到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教训。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 与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发过牢騒，作为“二月逆流”参与者，受过严厉的批判。但当时，李先念转得快，检讨得早，因而被毛泽东保了下 来。我参加过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员，还当场提名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李先念非常感动，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 面，向毛主席作了公开的检讨。我听了他的发言以后，感到他言辞很恳切，对参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届一中全会以后，我在与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闲谈的时候，都认为他的态度不错，争取了主动，在卷进“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当中，他是态度最好的一个。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的位置，现在到 了一九七五年的国庆节，李先念听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他根据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贯着法，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待外宾后，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对毛 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一个毛远新，一个李先念，一 老一少，不谋而合，共同对邓小平提出质疑，焦点问题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 决议后，毛被激怒了，他想通过一个什么突破口，把邓小平的问题揭示出来，机会终于给毛抓住了，他借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发难，刘冰一连给毛写了两 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在淸华担任领导后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派去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 静宜更是毛的人，她参军后，长期担任毛的机要员，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认为不 寻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他写下六个字：“小平偏袒刘冰。”
这个批件下达后，政治局 都很震动，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吴德，纪登奎赶到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逹毛的批示，迟群和谢静宜看到毛对他们的支持，就来劲了，连续 召开常委扩大会，明为批刘冰，实际上矛头向上，引向教育部，引向邓小平。毛的批示下达后，清华大学有个政治部副主任叫吴伟煜，写了一篇大字报，叫《论走资 派还在走》，一语道破了这场批判的底蕴，迟群看了吴伟煜的大字报非常高兴，要他连续写它十篇。
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 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听后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 大革命了吗？”毛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还群身上。”迟群和谢静宜每天把开会和写大字报的情况直送政治局，上报 毛泽东。
这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 到清华大学给政冶局的演示文稿后，非常兴奋，在北京曾有人问邓小平，王洪文到哪进去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蹲点去了。”这话传到王洪文那里，他很恼 火。现在听到这些情况，感到机会来了，他赶快把我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演示文稿给我们看，说毛已有批示了，我们鼓励他回去参加 战斗，他说再等几天，现在是清华大学在开常委扩大会，但是政治局是否开会，我还要看一看，又过了两天，他说政治局要开会帮助邓小平了，才正式离开上海。
在与上海小兄弟们的告别 会上，酒过三巡，王洪文说“你们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几派，中央的斗争是复杂、激烈的。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看出问题来了。”王秀珍怕他说漏嘴，赶 快扯扯他的衣角，说“喝酒，喝酒！干杯，干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今年七、八，九月，他们造江青同志的謡，造我的 摇，可凶啦！这次我回北京就是参加斗争去的。”那些小兄弟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动作。
第二天，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专机，当天晚上，他就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会后，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赶紧给他收集邓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样，上海市委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政治局批邓上挂抟下联、内外夹攻
当时的批邓，按照我的看 法，是采取了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上挂下聨、内外夹攻的打法。在清华、北大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为契机，一层一层地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重点发言，写 大字报，先是批判刘冰，再挂上支持刘冰观点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然后提出要挖出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邓小平。姚文元授意清华、北大的写作班子先后给 《红旗》杂志写重点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在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拉 开后，最后迟群指令在文章中点明风源就在“党内至今不背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这是“上挂”的打法。
政治局高层领导开会帮助 邓小平的时候，开始并不直接批邓，而是强调刘冰敢于把矛头对准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叫到政治局挨批，这就是“下联”。张春桥 在讲到教育战线要搞整顿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宁要一个没 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批判周荣鑫的时候，上纲上几很厉害，实际上，周荣鑫当教育部长一年还不到，他怎么可能刮起那么 大的右倾翻案风？所以，批判他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周荣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箭靶子，“下联”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邓小平”。
“内外夹攻”是形成多层 次的攻势，首先是政治局批、帮邓小平需要炮弹，我们赶快把邓的言论整理出来，交给上海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给王洪文。马天水急忙写了《邓小平策反 我的过程》也交给了王洪文，由王洪文批转印发给政治局参加会议的人。我在收集邓小平的材料时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这是批判的重要依据。当时，邓小平在各 种场合讲了一些话，有的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我千方百计要搜集到他的媾话材料。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听说有一个邓小平找四川省委三代第 一书记的谈话，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赵紫阳，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以后，把三代领导人找在一起谈话，邓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长期在 两南地区担任领导工作。我认为，这次谈话一定是说了许多心腹话，苦于打听不到谈话的内容。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广立，在江苏的一次发 言中，提到过这次谈话。我想，这是机会，因为杨广立带领南京小红花艺术团访问上海的时候，我曾经热情接待过他，觉得同他有一些交情。所以我直接到京西宾馆 杨广立住的客房去找他，杨广立告诉我，他是在江苏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从省委第一书记彭冲那里看到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记录，我打听到来龙去脉以后， 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终于拿到了这份谈聒。
又有一次，邓小平找了南 方十二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开会，作了专门讲话。这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中没有北京，也没有上海，所以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办法， 也没对打听到。正在着急地四处寻找这份讲话的时候，江西省造反派头头涂烈，和我们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认识了。他派专人到上海送给我一份绝密件，我打开一看， 是一封用毛笔抄写的有十几页纸张的密件。原来是他参加江西省委常委会的时候，听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涂烈知道我急需这份材 料，连夜派人送过来，我看了以后，非常兴奋，马上叫市委办公室打印出来。一面上报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赶紧让市委的机要交通员把这材料直送清 华，北大的迟群、谢静宜，供两校编辑《邓小平言论摘编》使用。
还有一次，北京有一个科 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到上海出差，去同济大学联系工作，当时谈起邓小平在北京的科技座谈会上有个讲话，这个工作人员听过传达，所以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有讲 话的记录，这时候，同济大学党委马上把这情况向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反映，当时我们布置给下面的任务很紧，到处捜罗材料，所以文教组姓孙的干部立刻赶来，当 面给我汇报，我要他把北京工作人员的笔记本直接取来，我亲自翻阅了笔记本，记得十分潦草，但是经过辨认，觉得邓小平讲话中有不少可以供我们批判的观点。所 以我就布置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连夜把这份讲话打印出来，由我报送给北京的有关方面，这样，就为科技战线方面批邓提供了弹药。
内外夹攻的战术还运用到 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谈悄悄话。他们说，在政治局刚开始“帮助”邓 小平的时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很不积极，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在会上打瞌睡，所以整个批帮会的火力不强。根据这个情况，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决定了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这些年轻人是：从清华、北大两校调去的迟群和谢静宜；从外交部调去的王海容 和唐闻生，王海容是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孙女，唐闻生是外交部副司长，我国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女儿，长期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英文翻 译；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问的联络员，毛远新不但可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批判发言，而且随时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当 面汇报，然后再把毛的指示带回政治局传达。当时参加议的年轻人都不是政治局委员，其中絶大多数还不是中央委员，只有谢静宜是中央委员，唐闻生是候补中央委 员，他们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列席会议就有特殊含义，这种内外结合的政冶局扩大会议的开法，我觉得和文革初期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取代当时党中央政治局 成员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经过充实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会”，会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强。
迟群和谢静宜在我们房间谈话的时候，我见迟群的眼睛因为熬夜布满血丝，通红通红的，可是他的精神特别兴奋，他操着山东话，眉飞色舞地对我说：“政治局开 会，开得可有劲了，我们几个列席会议的轮着发言，小谢和我提供事实，王海容和小唐开炮，最后由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提高到理论上来拎一拎，这样，邓小平连话 都说不出来。”
后来，张春桥也到京西宾 馆来，在马天水的套间里，对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当时的神态，他绘声绘色地说“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 从头到底一言不发，就超坐在椅子里面，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稳坐钓鱼嵚。他的这种情况，我华就见过了，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政治局和 中央文革开会批他，他也是闷声不响，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个人讨顽固了！现在，他说他耳朵埋了，听不清楚别人的发言，赏际上、他的听觉可好呢！政治局 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龙持会议，蛵轻地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哧啦一下站起来就走：你说他再朵躲嘛，他是装躲！”
后来新华总社在内参上发了一篇文章，介绍政治局批邓的情况，谈到淸华、北大派人到政治局会议工作批判发言，说邓小平装继作腔，一言不发。内参引用淸华、北大一些人咒骂邓小平的恶毒用语：“死猪不怕开水烫”。
政治局开了几次批辩邓小 平的会议后，决定把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文件《打招呼会议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审批后，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件 引用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问题的一段批示，指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絶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 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中央文件发下来之前，我们就得风气之先，王洪文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和上海通热线电话，把消息通过来，要我们把材料赶快送上去。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共搜 集了四十三份讲话记录、送给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白头内部文件，每份印二十份，送给王洪文，作为中央政冶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直 接发给政治局会议。江青还布置清华，北大两校整理邓小平的材料，由两校编成《邓小平言论摘录》上、下两本，印成小册子散发。
【注】“两校”是特指北大、清华，“中央文革”御用的写作班子“梁效”就是其谐音。
《邓小平言论摘录》刚刚 印出，迟群他们立刻就给我送来。我拿到后，又大量翻印，转送给江西，福建，浙江、陕西等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负责人，我看到清华，北大的动作很快，上海不 甘于落后，便选择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校作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两校南北呼应。当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用头条发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 章，点出右倾翻案风问题的时候，当天我就布置上海的大学、中学贴大字报响应。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大字报贴得最多。
但是我觉得上海有质量的 大字报不多，十分着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张春桥帮了我的大忙。当时淸华，北大把学校里的大字报印成《大字报选》，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每收 到清华、北大的《大字报选》，都在封面上批下几个字：送景贤同志参阅，然后通过他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最快的速度转给我，当我收到这些十六开、用道林纸 印的大字本《大字报选》，看到里面有淸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伟煜写的《十论走资派还在走》，还有两校著名教授，像哲学家冯友蔺、固体物理学家黄昆等人写的 批判文章，这正是我在上海发动大批判急需的材料，我想，张春桥为人一贯小心谨慎，过去他从没有把政治局委员收阅的文件直接转给我过，这次却一反常态，说明 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急切，他在封面上写“送景贤同志参阅”，哪里是参阅参阅而已，分明是要我扩散，而且他转来的《大字报选》扩散后，可以不露痕迹，谁都可以 说是从清华、北大传抄来的，当然最关键的是抢时间，争分夺秒，把批邓的风及早吹到全国去，我充分领会张春桥的意图，马上把印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字报 选》的封面撕下来，把里面的重要文章拆开变成散页，然后我带着这些散页的大宇报，专门坐车赶到华东师大，找到党委书记杨希康，把这些单页的铅印大字报当面 交给他，他根据我的布置，马上找人用毛笔重新抄写张贴到华东师大的大字报专栏上。
这一下，果然引起轰动效 应。那天，细雨霏霏，我穿着雨衣，去看他们刚刚抄出来的大字报。大字报栏前人头攒动，年轻的、年老的、本校的、外来的，大家都争着看清华，北大的最新动 态，还有些人在雨中认真地抄录，当时我心中很得意，因为这是张春桥和我联合操作的，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从华东师大回来，我觉得 这样做还不够。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过几所大学张贴大字报，相互大串联把刘少奇、邓小平给揪出来的，现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这段历史。虽然目前大字报上还 没有公开点邓小平的名，但是批判的论点“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什么人了。因此，我与马天水商量，决定由市委办公室 下逹通知：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各区县局都可以组织群众到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去看大字报。还通知复旦和华师大两校编印各自的《大字报选》，装订成册， 凡是有组织来参覩的单位，或者外地来取经的学校，要主动赠送给他们，扩大影响。甚至连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扬振宁到上海高等学校访问的时候，我也告诉复旦大 学，可以把《大字报选》赠送给他。这样，不但把批邓的信息吹向全国，而且传播到海外去。
当然，像我们这样内外夹攻、煽风点火，只能制造舆论，形成批邓的气候，还不足以把邓小平拉下马。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邓小平，只有毛主席下决心才能办到。
把邓小平拉下马
1985年徐景贤在监狱内为电视大学中文系罪犯学生备课
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 邓小平不坑声，不表态，会后要求毛主席单独接见，他要面陈一切。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请求不予置理，相反，派到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远新几乎天天可以见到毛泽东， 这样，毛远新把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进展情况，各人发言的内容，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等等，一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对邓的问题不断地做出口头指示，由毛远 新当场纪录下来，再交给毛泽东过目，然后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叫大家传逹，毛的指示在当时确实有雷霆万钧之力，他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到“翻案不得人 心”，连续有十二条指示，好像十二道金牌，把邓小平打入冷宫。
【注】 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鼓舞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 的。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刮这股风的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科技领域的 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的翻案活动， 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不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滥， 资本主义复辟吗？
从清华大学开始的革命大辩论，给右倾翻 案风以迎头痛击，大得人心，赢得了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持和拥护。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真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批判“三项指示为 纲”，使刮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事实证明：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是要革命的，是 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根本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巩固和发展文 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人民群众是决不答应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 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 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反修防修强大 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从合作化到批资产阶级法权，社 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抵抗。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 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 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口头上说什么“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旧病复发，又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种 人，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思想至今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 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我们要记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 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历史上每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以后，总会有人象孔老二那样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伟 大革命，也必然会出翻案派。这次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领导 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 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和 革命干部，都要记住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些教导。对少数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要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欢迎 他们改正错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各项工作包括工农业生产都搞得更好，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警惕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 命。要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的最后决心一下，邓小平坠人了“三上，三下”的深渊。
二月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一号文件下达，一号文件有两点重要内容：一是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实际上解除了邓小平的职务；另一点就是宣布叶剑英生病期问，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实际上剥夺了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权力。
【附件】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4]第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 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 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 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材料的传达方法，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范围，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传达以前你们要首先学习讨论，进行试点，训练骨干。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一号文件到达上海的那天，马天水、我和王秀珍都非常兴奋，两个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终于有了成果，从组织上把邓小平拉下了马，在康平路小礼堂学习室，我们一面看文件，一面议论开了。
我说：“邓小平这下彻底 完了，主席的安排非常理想，谁也想不到，主席会选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样新的、老的都没有话说，双方都能接受。”马天水赞成我的分析，说：“对，非常理 想。华国锋这个人我熟悉，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人忠厚，能力不强，选这样的人，大家都能够接受，反正今后中央都是集体领导的嘛。”
王秀珍看到文件的后面一 段，她击掌道：“关键是军权，叶剑英体面下台，陈司令掌权，太好了。”王秀珍是东北人，陈锡联是沉阳军区司令员，跟毛远新关系密切，我们与毛远新、陈锡联 观点一致，每次我们到中央去开会，都要看望陈锡联和毛远新。王秀珍在一九七五年回辽阳老家探亲的时候，专门拜会过陈锡联，所以她对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特别 高兴。
按照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决定的政府人选，当时第一副总理是邓小平，排第二位的是张春桥，按照名单，邓小平下台，替补上去的应该是张春桥，但是我们看了毛主席的决策后，觉得十分明智，因为我知道，张春桥在中央摆不平，中央一些老的不赞成。
—号文件下达不久，一九 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我们特别注意会议开幕那天邓小平会不会来，因为文件没有宣布撤销邓的工作， 会议开幕那天，走进京西宾馆礼堂，气氛很肃穆，凝重，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外，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也全来了。我看到廖承志一个人 走进来，坐在后排，默不作声。与他相对照，马天水情绪特别好，马上坐到钱正英旁边，大谈电力供应的事情，我对王秀珍说：“今天我们要看看，邓小平出来不出 来，出来的话，肯定是一副尴尬相。”
等到会场的灯亮起来，华国锋带头走在前面，所有中央领导人跟在后面走上主席台。后面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李先念、吴德，纪登奎等，走完了，没有邓小平，我与马天水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我觉得邓小平可能要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华国锋主持会议，正当他 要讲话的时候，我看到毛远新，迟群与谢静宜三人从会场的边门走进来，他们坐到后面很高的一级一级升起来的座位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全场的情况。我主动地走 到他们身边，跟他们握手，打招呼。我知道，他们是毛主席身边举足轻重的人，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关于批邓的谈话，都是毛远新传达的。今天也是 这样，华国锋在台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读毛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十二条指示。毛远新手里也有一份文本，他当场打开，华国锋念的时候，毛远新遂条对照， 边听边笑，有时候还笑出声音来。有一条毛的指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了，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 生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说到“走”的时候，毛远新和谢静宜高兴地大笑，我也很听得 进，毛的这一条批示非常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而且又一次地提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文革开始时我们起来造反一样。那天我扪这些 人与会场里其它人的沉闷相对照，有点得意忘形。
京西宾馆的大会一结束， 就转入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到上海小组来的人非常多，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当时参加上海小组讨论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和黄涛。马天水住的套间是大家 聚会的地方。我印象中，历次中央开会毛远新是不来上海小组的，这次破例，他连缤几次来看望我们，与我们聊天，有时聊到半夜一两点钟，然后一起去吃宵夜。除 毛远新外，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他们也来。各省与我们接近的人来串连的也很频繁。
有一次，毛远新来的时 候，于会泳，刘庆棠也来了。我们重点谈了电影的事情：毛远新称赞上海的《春苗》拍得好：“徐景贤，你是懂电影的，所以抓得出这样的影片来。”毛远新提出， 上海和北京都有电影制片厂，但是辽宁没有，他想在辽宁建一个电影制片厂，希望我能够从上海支持他们一些骨干，我马上答应。事后，毛远新果然派人到上海具体 地讨论筹建工作，还把辽宁拍的样片送到上海。我同意把辽宁拍的纪录片在上海公开放映，表示对他们的全力支持。
那天，大家还谈了邓小平是怎样评价《春苗》的，于会泳听到毛远新提供的一个材料，说邓小平审看《春苗》，看到一半的时候，批评《春苗》极左，就离开了，我当时认为这是极好的材料，于是对于会泳说，一定要把这材料写进文章里去。
文革结束后，在批判我的时候，发言人说邓小平看《春苗》有这回事，但邓小平并没有说极左，他看了一半，要去接待外宾，有人来叫邓小平走，邓小平说：“就走，就走”他说的四川话，有人把“就走，就走”听成“极左，极左”了。为这事我们把邓小平狠批了一下。
一九七六年二月，批邓打 招呼会议期间，江靑也破例到我们这里，简直让我们感到荣幸之至。她来了一次，又来一次，谈天说地，因为从组织上解决了邓小平的问题，她兴高采烈。一九七六 年二月二十日晚上，江青来到马天水的套间，她说“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了。”我们第一次听说“上海帮”，是从江青嘴里说 出来的。
江青对马天水说：“他（邓小平）不是对你进行策反吗？”
马天水回答：“是啊，他去年六月单独找我谈话，我已经都做了揭发。”
江青说：“说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我闯了一个祸。”
马天水立刻说：“他当时一讲这个问题，我就知道矛头是对着你的。”
江青说：“他呀，他有野心，他是觊觎。” “觊觎”这两个字，马天水和王秀珍他们听不懂，我想了想，听懂了，赶快拿了张纸，把“觊觎”两个字写下来给江靑看，江靑说：“对，对。”这时候，王秀珍给江青送了几包从上海带去的五香豆，坐到江青的旁边。江青对王秀珍说“你这个人，大咧咧的，应该把你调到政治局来。”
王秀珍听不懂此话的意思，以为要提拔她，非常喜欢，但又装得非常谦虚地拉着江青的手，连声说：“不行的，不行的，江青同志，上海在政治局工作的同志已经很多了。”
我一听，唉，你根本没有听懂这个意思，就在旁边插嘴说：“江青同志是说要把你调到政治局来挨挨整，这样，你这个人说话大咧咧的缺点就会改掉了。
江靑说：“是啊。”如此一来，王秀珍的脸就红了，显得很尴尬。
江靑来了两次，在我们房间里把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找来谈话，那时候，马天水的套间变成一个串连点。
会后，江青又让我们几个 到钓鱼台去，她住在九号楼，还有一个十五号楼专门放电影的，她先与我们谈话，接着给我们送礼物，礼物是毛泽东看过的全国地图影印本，毛泽东用红笔、黑笔在 上面画了很多圈，留有毛泽东的手迹；又送我们毛泽东亲自看过的《词综》，也是一本影印本。我们都说这是很珍贵的礼物。
江青还让我们参观她的玻璃暖房，她给我们推蔫东北带来的油料作物，叫油莎豆，她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油料作物，又能榨汕，又能酿酒，以后我再送你们几瓶酒。”后来又带我们到她放映室里看内部电影。
会议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钓鱼台面谈，张春桥说：“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后只让他分管外事。”我们插嘴说：“他已不在中央担任工作了，怎么能分管外事呢？”
张春桥笑笑，接着说： “今后你们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里面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张春桥解释道：“大敌当前的时候，团结问题往往比较好；而敌人 不存在了，内部往往容易发生问题。”张春桥说：“中央已经决定，要把老马调中央来抓经济工作。”他征求我们三人的意见：“今后上海还是要有一位老干部来主 持日常工作。”大家的意见倾向让冯国柱来当，不赞成黄涛。
那次谈话的时候，张春桥 还要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和任务及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张春桥说：真正会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假如荣毅仁 到天安门去发号召，没有多少人会听的；假如邓小平到天安门去发号召，会一呼百应的，所以真正要重视的还是党内的走资派。”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们回上海后 于二月底三月初，召开了一个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党内走资派的问题，四月初，召开万人大会，马天水和我在会工作了长篇讲话，我的讲话《从民主派变 成走资派》经张春桥审阅同意，从这个角度狠狠批判了邓小平。也是在那次谈话的时候，张春桥讲了鲁迅小说的故事：阿Ｑ和小Ｄ打架，相互抓辫子，忘记了背后有 个赵七爷的大辫子。启发我们要抓就要抓人家的大辫子。我回来后把张春桥的谈话传达给朱永嘉、王知常，他们马上抛出一篇文章，发表在《学术与批判》杂志上， 文章由王知常修改定稿，标题也是他定的，长达三十三个字：《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天 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二是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当时我在上海大厦接待外宾，外事组工作人员递条子进来说中央有重要广播，我让外事组的人当场记录下来，然后送进来给我 看，我看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尽早结束宴请外宾的饭局，赶到康平路。到那里时，市委常委们正在重新收听中央文件的广播录音，马天水兴高采烈他说： “我们今天在一起，大家拥护中央的决定。”他要我和朱永嘉写一份表态的电报稿。王秀珍说，她已经布置上海民兵在外滩和人民广场举行武装游行，表示拥护中央 的决定，借机显示我们的实力。我说：“我刚才经过人民大道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游行的队伍。”王秀珍拿起茶杯说：“让我们以茶代酒，干杯庆祝！”在她的提醒 下，市委办公室负责人张敬标说“有酒，有酒。江青同志给我们送来的油莎豆酒。”工作人员听到张敬标的话，马上拉来一箱箱江靑送来的酒，陈阿大嚷道：“下酒 菜没有，弄点花生米来！”
当天晚上，我们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上海市委常委们在康平路小礼堂频频举杯，痛饮几杯油莎豆酒，庆祝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把邓小平拉下马。
三十二．我替张春桥“做个伴”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后，上海就盛传：“徐景贤为张春桥找了个老婆。”
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张春桥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吗？张春桥的老婆不是叫文静吗？怎么又给张春桥找了个老婆呢？
在各种场合，许多人向我 打听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当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便把这件事 的前后经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三人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对外讲出具体的当事人了。人命关天，这类事情处理得不好会出人命案 子的。我也觉得确实应该慎重对待，特别要对当事人负责，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我还关在监狱里，看到有一个作家为张春桥写的一本传记。他当然不肯放弃这段颇有吸引力的情节，可是他又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了 进去。他写道，张春桥不打算“与文静离婚”，只是“需要一个伴”，“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 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护士……‘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这个作家把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美”的做法，移 植到了张春桥身上，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可是，当时我正身处囹圄之中，无法出来澄清事实。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带进坟墓里去。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负责，而且要如实地写出当时人们的心态，使后来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真相。
妻子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心病
张 春桥确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关系相当融洽，张春桥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龄比张春桥大一岁，李淑芳是天津人，说一口门相当 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Ｃ?Ｙ（共 产主义靑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来到晋察冀解放区，进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 担任宣传干事。李淑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张春桥略矮一点，她皮肤黝黑，剪着齐耳短发，常戴一副浅黄色的玳瑁眼镜，一直是个女学生的打扮。
李淑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她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岩、李若文。当时，张春桥也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人恋爱阶段。此时，张春桥二十六岁，李淑芳二十七岁。
一 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当张春桥和李淑芳的恋爱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刻，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春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 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至于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
李 淑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军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产党员，吸收李淑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 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淑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反共宣传品，又上日本广播电台播音， 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沦落成了日 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
时 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大举反攻，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淑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 张春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淑芳，终于重新相会，张春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淑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 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春桥和文静（改名为李淑芳）在张家口结为夫妻。
文静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变节的人，而且，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 而，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倒是节节上升，特别是随军进入上海以后，张春桥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辑、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长期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工作，在石家庄时期、柯 就是张的老上级，解放以后，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张春桥写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赏识，所以柯庆施 也对张刻意提携。
解放以后，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做做调研工作，编编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时，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抛头露面，就是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给大家宣读中共中央文件：因为她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
六 十年代初期，我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一份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知道文静有那段历史，觉得这 个任命要慎重对待，而且文静又是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市委。结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旧当不了新华分社副社长。
长期以来，文静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带来的麻烦
文革大潮兴起，张春桥当 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成为上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贪主任。文静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照理 说，像文静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在文革当中早就被宣布为叛徒，特务加以打倒了，可是因为有了张春桥这顶“保护伞”，没有人敢来揪她。而且她自己也 不思收敛，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是她却大摇大摆地出席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市级）会议，发表意见；办公室发给市级领导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来的市委书记、老干部马天水出来主持工作，有时还要向文静请示商量。
文静习惯于对别人指手划 脚，盛气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电话给我，指责我“做出了连旧市委书记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无非是我的秘书小张经过我的同意，给住 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属孩子们放了一场故事影片《海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却兴师问罪，关键在于：当时张春桥去了北京，而我决定在市委大院里放 映这场电影，事先没有向她这个“第一夫人”请示。
这种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反 常情况，持绩了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广大群众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出现了“张春桥的臭老婆文静是 大叛徒”的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几个负责人，对李淑芳心存怀疑，从干部档案箱中偷偷地调阅了文静（李淑芳）的历史档案。
这些沉重的打击使张春桥 大为震惊，盛怒之下，他批准一举撤掉了组织组几个负责人的职务，改组了领导班子。同时，还同意王少庸的建议，让我带了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一起到外 滩市革委会组织组的档案库里去，当场取出文静等人的档案材料，加以包扎，贴上封条，带回康平路市委，交给当时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干部王少庸，让他紧锁在自己 办公室的铁箱里。
可是，随着“抓叛徒”运 动的深人，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不断外泄。有一天，《解放日报》社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原报社的一名老干部随意对别人议论，扩散了文静的历史闾题，我把这 份报告当面交给张春桥过目，他十分恼火，恨恨地说：“这个人很坏！”又有一次，外地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外调，调査当地一名女干部的历史，说她供出了当年和李 淑芳（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经过，当地来人要求找文静面谈证实。我觉得此事很棘手，就单独一个人到张春桥办公室去，把这份外调材料给他看了。张春桥面对这 份材料，满脸通红，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额上沁出了几颗汗珠，显得十分狼狈。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句：“不见了吧！”当面要我把外调材料退回去，拒绝让 文静与外调人员见面。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终 于使张春桥意识到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将会给他招致极大的麻烦，他开始对文静采取制约的办法，不让她参加市里的领导层会议，不要她再管康平路办公室的事， 不许她抛头露面，可是，文静并不安分，她虽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后仍想插手，不断施加影响。不过，这时王洪文，马天水和我对文静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对 张春桥的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便对文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
张春桥终于下决心与文静离婚
自从有人在大字报和大标语中公开提出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后，张春桥对这件事变得十分敏感，一有机会，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 会在上海展赞馆宴会厅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春桥主持，我坐在他的旁边。为了表示发扬民主，允许各群众组织的代里在会下广泛提名，由谁，谁担任市革会委员 的候选人，并将名单公开宣读。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为了巴结张春桥，可是又不知道“文静”这个名字，就在会上公开提出由“张春桥的夫人”当市革会委员候 选人。
这下子马屁拍在马脚上，张春桥当场听了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痛骂起来：
‘'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顿臭骂，把那个溜须拍马的人骂得莫明其妙，尴尬万分。但是，我却十分明白：张春桥这种色厉内荏的微妙精神状态，表明他打算和文静分道扬镳了。
―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张春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静开始从上海的公众场合消失。市里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时，文静也从不在会场里露面，而是躲在文化 广场后面的化妆室里，通过广播喇叭听査上的报告，我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关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请她进会场。
一九七○年夏天，在江西 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等人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突然击击，首先拿张春桥开刀。一九七一年林彪仓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后，张春桥发现林彪在 上海的党羽、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早就通过各种途径捜集他的材料；文静的历史问题当然是张春桥的政敌最感兴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维国设置的延安中路密点 里，就发现了文静的材料，张春桥知道他今后在政治上的升迁，将无法绕开文静这一个难题，因此他开始下决心要脱开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九七二年的秋天，张春 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时间，他再也没有回过上 海；也就是在这一次，他和文静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后手。张春桥此后长期住在北京钓鱼台九号楼，文静也从此搬出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内的 家里。从夫妻感情来说，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文革期间，张春桥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里原来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 座别墅，前面有一个优雅的大花园。别墅的底层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二楼是套间，外间装着直通北京的保密电话，里间便是张春桥夫妇的卧室，安着一张双 人席梦思大床，放着几把沙发和软椅等，别墅的三楼还有两问卧室，是供客人来时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势比较动荡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留我在那里住过几 天。
每逢张春桥回到上海，文 静就从康平路大院搬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住。张春桥习惯于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么时候，文静就守候到什么时候；张春桥半夜总要吃宵夜，文静就通知厨师做好，到 时候由服务员端上来，由文静陪着吃。张春桥善饮，文静有的时候就打开酒瓶，陪张春桥喝上几盅。文静既会抽烟，又能喝酒，烟瘾很大，酒量也不小，这两方面都 和张春桥很契合。文静和张春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不时还进行合家团聚，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据我观察，文革初期的一个阶段，张春桥和文静之 问的夫妻关系，可以用“感情甚笃”来形容。张春桥后来提出要和文静离婚，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国共产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集团宣告破产，江青集团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等几个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去参加“十大” 预备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提名张春桥担任“十大”的秘书长，我们就预感到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即将上升。果然，到了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从政治局委员晋升为 政治局常委，这预计着张春桥今后在党内，政府内将掌握更大的权力，可是，随着张春桥在政治上的重大升迁，文静的那一块历史污迹，却显得更加见不得人。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张春桥感到最最“触心境”的事。
邓颖超的来访促进了张春桥的离婚行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来 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大姐随同周总理来到上海，重游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熟悉的土地，邓大姐的为人非常热情而又细致周到，她善于围结 人、关心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在上海期问，整天都和我们一起陪同外宾活动，而邓大姐则利用晚上的时间走门串户，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几户上海领 导人的家属。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来到了我的家，对我们的家属和小孩问长问短，特别亲切。
邓大妲不似关心年轻的干 部，而且非常尊重老干部，从我家出去以后，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干部王少庸的家属，当时，张春桥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里，紧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说近在 咫尺，而且文静也正在家里等候，但是，邓大姐就是不上门，从王少庸家出来，她径自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直接驶回茂名南路五十八号住处……邓颖超当然知道文 静历史和为人，她不见文静、表明了她的原则性。
邓颖超来到康平路上海市 委大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大院里的家属们和工作人员们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邓颖超看望了好几户人家，连老干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为什 么偏偏不去张春桥的家？这个问题像一个无声的炸雷，谁都在背后窃窃私议：邓大姐肯定不愿意见到文静。这就等于把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康平路大院里公开了。当 然，大人们不便公开议论，只有不仅事的小孩子叽叽喳喳，问个不休。我的两个女儿就盯住我问："爸爸，邓妈妈到了小红（姚文元的女儿）家，到了我们家，为什么不去毛弟（张春桥的儿子）家？”我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邓妈妈没有时间了，小孩子别多问！”
邓大姐来访以后的那几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见了文静的身影。本来，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一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一边在林荫小道上悠闲地散步；现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文静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东医院。
邓颖超来访的消息，当然 也传到了北京，传进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这对他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十大”以后，张春桥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权力：毛泽东在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确定邓小平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而决定张春桥在副总理中排名第 二，仅次于邓。
张春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后他将面临尖鋭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这次，邓颖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静，给他发出了一个信号，促使他下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和文静离婚！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闭门密谈。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发 上，点上一支烟，向我们通报关于张春桥和文静离婚的事。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 解决的，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的。”
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变成事实，我们都感到有些意外，马天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说：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为她和文静的关系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我尊重春桥同志本人的意见。”
王洪文对我们几个苦笑了 一下，继续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 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当然，春桥 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这样，张春桥和文静难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们几个作了正式宣布，因为保密，外界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自此以后，我也有意识地回避和冷淡文静，很少上门去看她，因为她不再是张春桥的妻子了；当然，偶尔在市委大院里见了面，我对她还是客客气气的，只当不知道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举家迁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二个孩子都从市委大院里搬走了。王洪文调往中央以后，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亲。可是，这些年来，文静却从来没有到北京去探过一次亲，只有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张春桥。他们已经开始实践分手时的诺言。
同时，张春桥的离婚，也为他后来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张春桥向马，徐，王提出要找一个秘书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五十九岁。
他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随后是和文静离婚，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我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曾 经一再向张春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说：“从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后，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 上海住一阵子。”王秀珍也说：“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过上海了，春桥同志您什么时候去上海哪？”
听了这些话，张春桥总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级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
我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特别是“批邓”的那一阵子，张春桥真可谓无分昼夜、殚精竭虑，在把邓小平“拉下马”的战役中，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伴侣问题，已有所考虑。而且正萌动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布：邓小平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这样，张春桥和我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会议结束以后，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九号楼二楼他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
那次谈话，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我们今后在上海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春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我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提得有些突然。我们都知道，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北京是严秘书，上海是何秘书。我想，大概是他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外找一个，我根本没有朝女秘书这方面去想。
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有关历史情况和规定：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后，禁止领导干部身边用女秘书。因为，女秘书日日夜夜追随在首长身边，相处的时间久了，关系密切，有的人便难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听到过柯庆施针对某个女秘书大发雷霆。那个女秘书曾和某领导干部有染，可是柯庆施不责备男性领导，却全部诿过于女秘书，他亲自下达指示：“这个人是个腐蚀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机关工作！”那个女秘书从此被调离市委。
接着，根据柯庆施的指 令，今后上海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书记，常委到各部部长，一律不准用女秘书。柯么施说，这是为了保护领导干部，他自己身体力行，身边没有一个女秘书；张 春桥是紧跟柯庆施的，当然也从来不用女秘书，文革期开，根据张春桥的规定，在我们身边全是淸一色的男秘书。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当张春桥在钓鱼台住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找一个秘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男秘书，根本没有女性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张春桥是在和我们谈话快临近结束的时候，突然提出这件事的，我们几个都没有精神准备，马天水哼哼了两声，朝我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
王秀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她当然很想往张春桥身边派人，可是，她淸楚地知道：中央领导对身边的秘书要求很高，条件很严格，而且必须是善摇“笔杆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这样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气。
我沉思了一下，一时倒也 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前一段时用，王洪文调去北京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搞，翻阅资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领 导核心萧木。萧木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 小说……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春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进王洪文硬是点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 找一个像萧木这样的人给张春桥当秘书，难了……
张春桥看我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我提议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朱永嘉他们商量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张春桥表示同意，我们就告辞了。
那天，张春桥的心思只是露了一个头，我们都没有真正领会，而且，因为马天水，王秀珍都在场，他不便再说下去；要是只有我一个人作场，也许他就直截了当向我交底了，免得后来为这件事又绕一个大弯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会的常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因为我和他都属于张春桥的“嫡系”，我们一本正经地商量起给张春桥找秘书的事。
朱永嘉同样想当然地认为 张春桥在北京要调换秘书或增加秘书。他起劲地排出一批名单：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 选，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都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当然，淸一色的全是男性共产党员。
最后，我和朱永嘉一起还 定了其中的三个人，朱永嘉考虑得很周全，他特别向我椎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朱永嘉不愧是研究历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写批 判文章的“罗思鼎”小组的组长，他比我多一个心眼，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我笑着采纳了他的建 议。
我要市委写作组把那三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由我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信中请张春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
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朱永嘉也问过我，我说这件事由领导决定吧，我们不要催。接着，“批邓”越来越热闹，张春桥在那个阶段特别忙，找“秘书”的事情也被延搁了下来。
张春桥写来密信要我“找个伴”
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 安门事件”爆发，当时张春桥正站在人民大会堂朝向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房间里，他透过长玻璃窗看到势如怒潮的人群向大会堂涌来，而持枪的人民解放军则排成人 墙，把汹涌的人流死命挡住。张春桥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事后，他亲口对萧木说：“当时我曾经想，假如部队都把枪口掉过来，那可怎么办？！”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一九七六年 的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漫漫长夜之中。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四月间，各地人民群众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悼念活动，声 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的悼念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历经十年“文革”苦难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压抑满腔的悲愤和怒火， 北京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四月四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受到“四人帮”的极端 仇视，他们恶毒攻击这种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并决定从四日晚上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 采取抗议行动，遭到镇压并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这个事件彻底平反。
处在深深的恐惧中的张春桥，当然不会想到找老婆。
自从毛泽东给“天安门事件”定了性质，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以后，张春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天安门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邓小平比作策动闹事的前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他说：“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使张春桥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张春桥从北京给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儿子毛弟写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从恐惧到舒畅的转换：“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张春桥的气舒了，心顺了，认为最大的政敌被扫除了，才又重新考虑起己的生活安排来。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 我们隆重地庆祝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批邓”也进人了新的高潮。就在这个当口。张春桥单独给我寄来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很奇怪。由张春桥亲自开了一个信 封，正中写一着：“徐景贤同志亲启”，在“亲启”下面特意打上两个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写着“张春桥”，接着是发信日期。这封信由张春桥自己封了口， 背后再贴上“密封”的签条。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我和张春桥接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自己写的“亲启”信封。
过去张春桥给我写信，往往只写在信纸上或写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书代开的，然后再由秘书密封，贴上签条，盖上机密图章，进行编号登记，再转送给我，即使是内容絶密的信件，他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也是从来不回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三”林彪出事以后，张春桥立即写了一纸绝密信给我，要我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牢牢地拿握在自己手中。像这样的絶密信件，张春桥也是把信纸交给秘书，由秘书开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张春桥自己亲笔书写“亲启”件给我，这是头一遭。可见，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 但我自己意识到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连机要秘书们也都清楚这一点，这封信经过了三个机要秘书之手，由张春桥在北京的严秘书登记后，送给张春桥在上海的秘 书小何，再由小何转送给我的秘书小张签收。当这封信出现在我办公桌上的活页夹里的时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书开拆封、登记编号，独独只 有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张春桥写的加圏的“亲启”两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谁也不敢动它一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开封口，展开一页白色的薄道林信纸，纸上赫然跳出张春桥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铅笔字行书：
景贤同志：
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祝好！ 春桥
在这页信纸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这封信，恍然大 悟：原来张春桥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书“，而是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关于他和文静离婚的事，自从王洪文到上海向我们传达以后，回到北京当然已经把我们几个的 反应告诉了他，他以为我们既然知道离婚的车，就想用找“秘书”来暗示我们，谁知道我们竟一本正经地当了真，还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书候选人，看了这封信，我 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给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说穿，我为自己能得到张春桥的高度信赖而深感庆幸。
然而，要为张春桥“找个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对于找什么样的“伴”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光凭这一条，就难。
张春桥本来就是一名“大 杂家”，谈起话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坛逸事、人事变迁……可以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和他过去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来又进人中央 领导层有关，他的话题之广，谈话内容之丰富，谈话层次之高，往往使我们都跟不上趟。现在，要找个能够经常和他“谈话”的“伴”，势必要求她有较高的思想政 治水平，有较丰富的知识积累，能够作出机敏的反应，我再加上一条：还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因为我想：在张春桥身边生活和工作，如果拿不起笔杆子，那就显得 很不般配了。
至于那位女性的模样长得 如何，是否年轻，漂亮，我认为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内在的素质和教养，外貌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比垂垂老矣的文静略胜一筹，我觉得张春桥是会同意的。 何况张春桥和我，都憎恶林彪，叶群“选妃”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决不会像某些文章的作者所杜撰的那样，“派人到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 选一名贴身护士”，“要年轻，漂亮”，挑出来给张春桥做老婆。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开始了 寻访。我考虑我所要物色的人选，最好是四十岁左右的独身女性，有较丰富的工作经历，工作单位大体在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 面，这样的女性具备和张春桥共同生活和“对话”的基础。不但这种女性对张春桥要有所接触和了解，而且最好张春桥也见过她们的面，那末“牵线搭桥”的工作就 会方便得多。方针确定以后，我先不和有关的人直接接镯，而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变明查为暗访，如有符合条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单身女性，然后打算把有关 情况向张春桥汇报；等到张春桥认可以后，我再找某个“对象”谈话交底，征求她本人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充当“介绍人”。因为，我深知“强扭的瓜不 甜”，这类事情，还得双方自愿才能臻于美满。
这项绝密“任务”，关系 到张春桥的终身大事，我始终小心翼翼，亲自去办，从不交给其它人经手，连我的机要秘书小张也被蒙在鼓里。这真是一项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几个 星期的时间，兜了一个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声色，可是结果却颇为令我失望：凡是符合条件的那些“对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独身女 性，则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等不够条件。我选来选去，觉得要从四十岁左右层次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独身并适宜成为张春桥的妻子的人，实在是难上加 难。
终于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对象”
正当我伤透脑筋的时候，一个竟外的机会让我“捕捉”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统某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向基层单位派出的专题调研组的工作汇报。
当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性 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分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言辞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样咋咋呼呼。我插话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对答如 流，还能列举出一些人员的具体情况作为左证，这说明她在调查研究时，对基层单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风很深人、很细致。我特别欣赏的是，她在发言中敢于 对我的某些看法表示异议，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无误地说出她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社会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在自常生活或 工作中，顺从或是附和领导的意见，往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用沉默来表示异议已经算不错了，至于能当面说出不同意见来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我对这位女性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散会以后，我用随意交谈的方式，向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又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了解她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说，这位女性是S女士，共产党员，曾经做过多年的机关工作，又在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过编辑，有相当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我回答我听说过这位S女 士，但是没有见过面。会议主持人说，她调来我们单位不久，前一时期，她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向领导写了书面汇报，受到领导上的重视，转给 报纸公开发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听了更为高兴，因为就是我看到了这份书面汇报，认为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给北京的张春桥过目， 由张春桥批示同意后公开发表的。当时我只知道这是下级某部门送来的专题演示文稿，并不了解就是出于S女士之手。
那个会议的主持人看出我颇为赏识S女 士的才干，就进一步补充说：她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下去调査研究的时候，往往全心全意，没日没夜地干，因为她现在是独身一人，别无牵累；她曾经有过一 个不幸的婚姻，因为她不育，对方就和她分手离婚了。这样，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我听了心里感到很满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和给张春桥 找对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当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个普通的四十来岁的女干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也就足以弥补外貌上的不是了。
拿定主意以后，我丝毫不露声色，请会议主持人把S女士找来，由我单独和她谈话，讨论如何进一步深人调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信奉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要想认识一个人，一定要和他谈一次话。”此言不谬。由于我们之间是工作谈话，所以S女士显得毫不拘束，她比较敞开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倾诉了工作中的甘苦。通过这样的交谈，我对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兴趣爱好乃至于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话结束，我和她握手道别，她在明处，我在暗处，她对我的意图毫无察觉，我想：下一步，该轮到我向张春桥推荐了，只有得到张春桥的认可以后，我才能正式征求S女士的意见哩！
此后几个月，由于毛泽东 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发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绝密电报，接着，唐山又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的领导忙于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张春桥无暇 他顾；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泽东治丧，我虽然到过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张春桥作较长时间的详细谈话，这样，为张春桥“找伴”的事情，就暂时被耽搁 了下来。
当面向张春桥汇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的丧事办完以后，我接获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要我随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一架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我终于得到了向张春桥面陈一切的机会。
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通宵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给张春桥通了电话，他约我下午到钓鱼台去，由他派车来接我。下午二时，张春桥的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把我接到了钓鱼台九号楼。
张春桥住的九号楼，楼下 是大客厅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外间是他的办公室兼小会客室，里间就是他的卧室。张春桥的住所布置得简单、朴素，外间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中央放箱一张小圆 桌，四周是四张软椅；临窗的一边安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活页夹，我趁上卫生间的机会，顺便看了看他的卧室。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普通的双人 床，两只小沙发；床上既没有席梦思，也没有丝绸被子，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简朴的。
张春桥让我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门口，服务员端来了茶水，我喝茶，张春桥点起了一支烟，侧脸看着我，谈话就这样随意地开始了，
我那天有几个重要的话题要和他交谈，当然我有意把给他找伴侣的事放在最后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闲聊，他给我说了地震的那几天自己是怎 么过的。我问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
“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春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张春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我知这姚文元和他过从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则很少。前一时期，姚文元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从上海迁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迁到西单附近过去簿一波住的四合院，钓鱼台里找张春桥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
听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 到了张春桥的寂宽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中央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 人，目前的这样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怪不得他在给我的信里写着：“现在整天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不禁对他的处境寄于莫大的同情，他确实尽快需要 “找个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
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我当即把话转人了正题：“春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他马上就意识到我要谈的就是“找伴”的事，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也不正眼看我，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伃细地在谛听。
我把我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S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我谈到S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春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他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我如实地介绍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养，当然我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我说我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春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我再和她接镯，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
张春桥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
我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张春桥微微颔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
过了十来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张春桥把我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撃》问题的一封信，圏阅后退还给我，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 “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
这封信没有写“绝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春桥和我两个人心照不宣。
我觉得张春桥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我把S女士的人事档案材料全部调来，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我送来。
当天晚上，在灯下我一个 人打开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历次政治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我从头至尾 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我认为比较符合张春桥的要求，特别使我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袼上，贴着S女士不同时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这下子张春桥可以“如见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 中央办公厅 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是搭毎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
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袋刚送到张春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我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个政洽局委员的诺言：要保护S女士，姑隐其名。我虽然要求他们帮助我把S女士的档案转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为S女士确确实实自始至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应该说是侵犯了她的人权。
我也暗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
题外的话
文革结束以后，张春桥的离婚及“找伴”也随之而结束。一九八一年，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年后，改为无期徒刑，张春桥在北京秦城监狱关了二十多年，获释以后，文静仍和他生活在一起，共度晚年。文静和张春桥的婚姻关系又延续了下去，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三十三．毛泽东遗体保存亲历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因病逝世。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自己曾带头签名，声明自己去世之后要实行火葬；到了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 马利时又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也不会例外。……我死了身体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但是，在他告别人世之日的第二天，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就作出决 定，要对毛泽东遗体实行永久性的保护，并建立安放遗体的毛泽东纪念堂。
保存遗体的初步措施
毛泽东遗容
当 时，我被宣布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并从上海赶到北京去参加守灵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他仰卧在一具敞开的水晶棺里，身上覆 盖着党旗，四周被鲜花簇拥着。这具水晶棺，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水晶工厂赶制出来供临时使用的。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下令制作。我看到毛远新在水晶棺周围忙碌 地张罗着，水晶棺里没有制冷设备，棺盖只能打开着，同时把人民大会堂灵堂里的温度，降得很低，以保护毛泽东的遗体。
据 当时的中央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告诉我：毛主席去世当天，中央还没有作出永久保护遗体的决定，因为天气很热，为了吊唁、治丧活动的需要，由卫生部派去曾留学苏 联的女博士徐静，在有限的时间里征求了一下老专家们的意见，于九月九日上午十时左右，就和两位助手一起，果断地往毛主席遗体血管里注射了福尔马林、醋酸 钾、甘油和酒精等药物，作了基础性的防腐处理，为今后的永久性保存作了准备。
同 时，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向其它国家学习如何保存领袖遗体的方法，当时，苏联有着保存列宁、斯大林等人遗体的丰富经验，但是鉴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无法派团前 去，接着就想到了越南也建立了胡志明陵墓，在苏联的技衠帮助下长期保存了胡志明的遗体，因此马上和越方联系，很快就得到了越方的答复，于是在毛泽东逝世后 的第三天，中方就派出由北京医学院院长林均才带领的六人代表团，飞赴越南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方法。
我 们在北京守灵的时候，治丧委员们分成两列，站在毛泽东水晶棺的两边，看着吊唔的人群从面前经过，有的悲痛欲绝，有的沉默鞠躬，有的号啕大哭。我时不时地对 毛泽东的遗容看上一眼，只见他好像安详地睡着了一样，宽阔的额头上泛着光，但是，忽然有一两只苍蝇飞来，停在他的前额上爬动着，我于心不忍，真想上前赶走 那几只讨厌的苍蝇……我当时想：要是能够永久保存毛主席的遗体那真太好了，我们上海能不能为这件传诸千秋的事业尽一点力呢？
上海接受的绝密任务
回 到上海以后不久，絶密任务就来了，中央有关部门先是要上调处理遗体有经验的技师，我和马天水商量后，马上就把龙华殡仪馆资格最老的技师调往北京；接着又要 上海和辽宁一起，制作永久性的水晶棺，这项任务也抓紧落实了。最后，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电话给我，说是目前各项工作中最关键的是遗体保存工作，中央已经成 立了遗体保护组，由刘湘屏具体负责，要调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科学家去集思广益；同时，刘湘屏又建议，在上海也成立一个遗体保存的研究小组，利 用上海的强大的科研和医务力量，作出各种实验，和北京相对照，防止失误。
兹 事甚大，我不敢作主，当即向在北京的张春桥作了电话汇报，张春桥说可以，一切和刘湘屏具体联系，上海由我负责。我就把这项任务担当起来了。和刘湘屏合作， 我们一直是比较默契的，刘湘屏是原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上将的妻子，她当上了卫生部部长以后，在防治血吸虫病、培养赤脚医生、替周恩来总理治病等工作上，和我 有着频繁的聨系，这一次，我当然也会全力以赴。
我 直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去，找了好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攻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带我去看了专门存放尸体的药水池。这不同于普通的停尸房，而是一间 像游泳池一样的大房间，地下构筑了一方方水池，每个约三，四公尺见方，都盖有木盖，揭开木盖，迎面而来的就是刺鼻的福尔马林等消毒药水气味，只见每方池子 里都浸泡有十来具尸体，每具都有编号，男女分池浸放。这些尸体都是供医学院的教学，科研使用的。据负责人告诉我，因为教学解剖课的需要，尸体供应奇缺，所 以毎次上海枪弊死刑犯后，各个医科大学都会派人去争要尸体；至于治疗需要的新鲜身体器宫包括眼睛、肾臓、肝脏、心脏等，那就更为稀有了。
在药水池旁边另有一排房屋，里面摆放着长桌子，是专供科研教学作解剖时使用的。上海医学院的几位专家，就根据北京下达的任务，开始研究遗体的长期保存。 因为这项任务是绝密的，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必须密封起来送给我，由我安排市委的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接飞往北京送给卫生部刘湘屏。
有 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 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执行“注射”处死获得新鲜尸体
这 可是一个难题，而且时间限得很紧迫，哪里去找无主的新鲜尸体呢？我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找到马天水、王秀珍商量了一下，我们三个市委书记决定：在法院已判决 的死刑犯中立即执行一个，用死囚的新鲜尸体做试验。于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老薛和成虎两人找来，布置了这项絶密任务。他们提出：如果执行枪决的话，流 血以后面容会有改变，所以准备和法医等商量一下，改为注射针剂致死较妥。我表示同意。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监狱里去提出死刑犯，并不 把他送到刑场，而是在柙送车上就由医生用注射方法对死囚执行死刑，据说注射以后时间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
押 送车直接把尸体送到龙华火葬场，办完死亡手续，再通知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去火葬场按正当途径领取尸体，这一难题总算解决。这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使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但在当时是絶对保密的。直至一九九七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昆明首次采用注射方法对两名罪犯执行死刑的报导，报道中说：“这是一九四九 年以来首次依法使用非枪决的方法处决罪犯，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依法使用注射药物的方法执行死刑。”我当时想，这个纪录恐怕要归之于上海，因为早在二十一年 前的一九七六年，已经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了。
尸体送到火葬场以后，火 葬场的工作人员很奇怪，说是这具尸体的分身体怎么是热的，他们不知道就在几分钟之前才执行了注射死刑。上海第一医学院取走的这具新鲜尸体非常管用，他们当 即用了各种方法拓下了尸体的面容，翻成了标准的石膏面模，过了一天，第一医学院的研究小组给我送来一个像饼干筒那样的方木盒子，盒子上着锁，同时附来一个 装着钥匙的信封，要我转送北京。我在办公室里独自用钥匙开了锁，打开木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棉花，取出棉花，我吓了一跳：原来就安放着那名死刑犯的石膏面 模，年约五十来岁，瘦瘦的，闭看眼睛，上唇和下巴上还粘着几茎他的胡须。这个脸部的面模翻得非常细致，逼真，连皮肤的纹埋和额上的皱纹都翻出来了，据说上 海向北京通报了在新鲜尸体上翻模的方法和经验，北京赶紧要上海把模板送去看看。就这样，我把这个木箱锁好后交给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卫生部刘湘屏，并且叮嘱 交通员：“路上小心。”
确定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方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 刘湘屏通知我，北京的吊唁，追悼活动巳经结束，遗体准备转移，中央的遗体保存领导小组决定召集各地科学家开一次会，对遗体保存的方法作出决策，再报中央政 治局决定。她要我带领上海的专家前去参加会议，以便协商一致。我觉得这个会很重要，但是否要我自己带队，难以决定；我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张春桥同意我前 去。因时间紧迫，我从上海民航局调了一架“三叉戟”专机，带了一批上海的专家直飞北京，到达时已是二十日的深夜了。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举行，由刘湘屏主持，黄树则、吴阶平，林均才、徐静、李志绥等北京的专家都在场，大家各抒己见，会上除了对液态保存、气态保存 的利弊得失展开讨论以外，上海的专家还提出了固相保护的设想，即运用虫子掉在松脂里形成琥珀的原埋，把遗体固相保存起来，可以传之永恒，但很多人认为这种 设想在技术上不能过关，难以成为现实。
我在会上向刘湘屏个别询 问了一下中国代表团去越南学习的情况，她把苏联和越南保存领袖遗体的经验向我作了介绍。她还告诉我：采用气态保存的话，氨气要比氮气更好，但是这种惰性气 体制造困难，价格昂贵，前几天曾经用许多气球充了保护性气体，运到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房间里，还指挥一批医护人员和警卫人员，集体拍打，击碎气球，放出气 体，作为保护遗体的临时措施。
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直到 天色微明，刘湘屏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主席遗体要长期保护供群众瞻仰，所以对他的面容、神态以至面部颜色的保护要求非常高，还要能接受光线的照射，经受 湿度，温度的影响而不变形，必须采取最安全、稳妥的措施，根据国外的经验和国内各方专家的意见，还是采用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方法为好，将来供群众瞻仰时， 遗体的头部和手部在气态中，而身体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每年一次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遗容要保持自然状态，不能化妆。我发言完后，刘湘屏征求大家的意 见，大家都同意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原则，向中央请示，会议就结束了。会后，天光大明，我略事休息，就赶到钓鱼台去，把这件重要事情向张春桥、王洪 文分别作了汇报。
关于遗体保存的反思
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了 “毛主席纪念堂”，代号叫做“一号工程”，国家投入了钜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了一个遗体保存的规范化系统工程，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研基地。至于 我所经历的遗体保存工作，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和冰山的一角。但是，这段短暂的经历，使我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也促使我思考了一些过去不敢思考的问 题，比如：我知道了除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遗体长期保存以外，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党和国家的领袖，做过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是：
季来特洛夫 曾任保加利亚共座党总害记，部长会议主席，第三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哥特瓦尔德 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总统；
苏赫巴托尔 曾任蒙古人民党领导人，人民军总司令；
吴志明 曾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共和国主席；
金日成 曾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
福布斯?伯纳姆 曾任圭亚那共产党领导人；
阿戈斯韦诺?内图 曾任安哥拉共产党领导人。
当然，也许还有其它我所 不知道的。以上这些人的遗体处理情况，不禁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这些被长期保存遗体的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最讲唯物主义的，长期保存遗体，是彻底 的唯物主义者吗？缅怀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杰出领袖，是人类的共性，那末，那些在科学技术和医药研究方面都要先进和发达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不搞领袖遗体的长期 保存呢？
以上，并非我当时的想法，而是后来的思考。所以，现在如果问我对领袖遗体长期保存的态度，我的回答是：一，不赞成；二，已经保存的，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决定。
三十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 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 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 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 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 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 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 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 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 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 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 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 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 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元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元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扬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 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 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 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 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 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 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 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 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 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 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 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 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 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全文完）
再见了，上海！再见了，上海人民！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 当周恩来站在黄浦江游艇的甲板上，向浦西，浦东投去深情一瞥的时刻，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了，对于这片他长期生活过，工作过，战斗 过的士地，他无比熟悉；对于这座城市中他所挚爱的人民，他无比眷恋。可是，现在，身患绝症的他，知道自己将永远告别上海……道一切，当时陪着他巡视黄浦江 的我们，却是浑然不知，怎么能想到周总理已经患了癌症……
全程陪同蓬皮杜总统访华
一九七三年九月，法兰西 共和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在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决定自己全程陪同爱好艺术的蓬皮杜，访问几处经过他精心选择的地点，最后一站就是上 海，当他气度从容，面带微笑地陪同蓬皮杜总统走下飞机时，那些在虹桥机场上载歌载舞、挥动鲜花的上海欢迎群众，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周总理是抱病出行的。
过去周恩来陪同国宾到中 国各地访问，从不让邓颖超随行。可是，这回却破了例：周恩来所到之处，都有邓颖超的踪迹，只是她不在外宾面前露面罢了。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一行，从北京先到 山西大同，参观了闻名于世的云岗石窟，这处文化古迹还是第一次对一位外国元首开放。接着，他们游览了秋色宜人的杭州，领略了江南风情。最后，九月十六曰下 午，他们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蓬皮杜和他的随行人住在锦江饭店；周恩来和邓颖超，就下榻在饭店对面的茂名南路五十八号，当时的锦江俱乐部。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十八 号楼下的客厅里稍事休息。他们的兴致很高，周恩来对上海出面陪同的我们说：“法国人很重视民族文化传统，所以我推荐蓬皮杜总统看看我们的云岗石窟。邓颖超 在一旁补充说：“恩来和我也都没有去过云岗石窟，这次是从北京乘火车直接到大同去的，我们也开了眼界。”
在谈起一路上的观感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这次到杭州，最满意的是在楼外楼吃的一餐饭。”我们听不懂，忙问原委，原来是九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陪蓬皮杜一行游览了西湖，送别外宾以后，时近中午，周恩来忽然提出要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楼外楼吃饭。
楼外楼就在西湖旁边的孤 山脚下，以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等菜肴著称。周恩来请他的秘书、医生和警卫人员等登楼就座。饭店的服务人员和厨师发现周总理来了，惊喜异常。周恩来点了几个 菜，这一餐饭，由于没有尊贵的外宾需要应酬，也没有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人作陪，他们一行人就像家人团聚一样，吃得很惬意，也很舒畅。
此刻，当周恩来在上海谈起这餐饭的时候，他幽默地说：“吃完饭我请饭店开账单来，这是我自已请客嘛，结果他们开了十块钱。我说，这么多菜，十块钱怎么够？重开、重问、哈哈哈……”他仰天大笑，双手交叉在胸前抱住左右两肘，脸上露出那最富于魅力的笑容。
从他爽朗的笑声和坦诚的 气度中，你根本觉察不到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极易流露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忧悒和伤感。只有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刻意安排的：周恩来的病，是 一九七二年五月发现的，开始的时候病情发展比较缓慢，忙过了党的“十大”，他的体力逐渐下降，这次全程陪同国宾到各地访问，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他终 于同意趁自己的健康状况还能坚持的时候，和毕生共同战斗过的邓颖超一道远行，亲眼去看一看祖国的文化瑰宝云岗石窟；在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楼外楼，请多年来 为自己辛劳服务的工作人员吃一餐饭，为的是表达一点感谢的心意。当然，最后他还要和邓颖超一起，去看望那座能够引起他们无限回忆和怀念的城市──上海！
关于礼查饭店的回忆
左边是二十世纪的上海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这座城市的历史，存一些 辉煌的篇页都是和周恩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上海发动和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担任起义的总指挥，指挥着拿起枪杆 子的八十万上海工人阶级，从反动军阀的手中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第一个属于人民的上海市民政府。关于这段历史，周恩来极少向人提起过，但是，这回在他陪同外 宾登上上海大厦鸟瞰市容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却亲口讲述了一段久远和珍贵的记忆……
那一天上午，周恩来较早 地来到上海大厦十四楼等候外宾，王洪文和我迎上前去，负责外事工作的冯国柱副主任向周总理汇报说，外宾出车要推迟一会儿，车队还没有从锦江饭店发车，这 样，周恩来得以在贵宾休息室小憩片刻。周恩来呷了几口茶，和我们三个人一起，信步走上休息室外边的阳台。这里一南一北有两个阳台，可以俯瞰苏州河，远眺黄 浦江。
周恩来凭着石栏，眯起眼晴，眺望架在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和桥堍的邮政总局；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一批冲锋过桥解放这座城市的战士，曾经在桥上洒下殷红的鲜血……
周恩来神情严肃，目光凝重，他缓缓地回过头来，扫视着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的目光掠过外白渡桥，最后停留在桥堍一座英国式的古老建筑物上，这便是当年苏联领事馆对面的浦江饭店。
周恩来指着它问我们：“知这不知这这个饭店的原名？”
我们几个都回答不上来。
周恩来介绍说：“过去这里叫礼査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
周恩来陷人了深沉的回忆之中，他讲起了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往事。
“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我们党想要和当时驻在附近的一支国民党军队取得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在这支军队里，有我们党内一个同志的弟弟，担任师长的职务，记得他是浙江人，我们以为他会同情我们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气在平静之中略带激动：“那一天，我和上海总工会的几个同志，找上门去和这个师长谈话，他表面上装得很热情、和我们谈了很久，最后还留我们在那儿吃晚饭。实际上这个人完全是在应付我们，尽量拖延时间。”
周恩来的眼神里闪过一阵痛楚的光：“……我们上当了！白白拖掉了好几个钟头，等到我们从他们那儿出来，回到上海总工会的时候，已经晚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都被缴掉了！还有一些同志被捕……就这样，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朝我们严肃地看了一眼，用一种深沉的语调说“这是严重的教训：应当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不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右派的身上啊！”
周恩来认为，中国共产党 在幼年时期，免不了会上当，会犯错误，会轻信别人，从而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然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在斗争中逐步地成熟起来。年 轻的周恩来从这次经历中，得出了“应当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的结论，这对此后的中国革命，具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当他和邓颖超在礼查饭店隐蔽了一段时间以 后，他又转移到江西，领导了震惊中国和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
写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在一些关于周恩来的传记作品中，根据传闻，总是把周恩来在“四?一二”事件中的这段经历，编写成了被逮捕，被关押、最后得到营救等等。这样，一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独特的斗争体验，一个富有思想内涵的历史教训，被降低成了一出通俗的惊险故事，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只有周恩来的亲口叙述，才是最真实可信的。
关于周恩来住过礼查饭店的事，我旋即在邓颖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当我第二天陪同邓大姐外出参观时，我告诉邓大姐：周总理曾经说，“四?一 二”事件以后，他和邓颖超一起在礼查饭店住过。邓颂超听后马上兴奋地连连点头，用她那清晰的噪音说道：“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哪，当时住的都是外 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关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昵，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穿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 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五年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周恩来取道香港等地，重又返回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条件就更艰苦了。周恩来化名为伍豪,邓 颖超化名为逸豪。关于这些化名，周恩来也说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他讲：“‘五四’以后，我和邓颖超都在天津参加了‘觉悟社’，当时的进步靑年为了表明自己 和旧的传统决裂，提倡废名。我们‘觉悟社’的社员也都不用自己的原名，但是总得有一个新的代号当名字呀，于是就在纸上写了号码，实行抓骰，谁抓到几号就是 谁的名字。我抓到五号，就改名为‘伍豪’；邓颖超抓到一号，就改名为‘逸豪’。”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 年，周恩来在上海化名伍豪，和邓颗超一起坚持了五年的地下斗争。周恩来当时是党中央的五位常委之一，还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的职务，他的行动和住 所必须絶对保密。当时，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危险，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不得不三天两头搬家。邓颖超经常为着找房子，到处奔波。
就在周恩来这次陪同蓬皮 杜访问上海期间，邓颖超没有外事任务，她就参观了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凭吊了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她已经多年没有来上海了，如今旧地重游，勾起了她许多回 忆。上海的不少马路和建筑物，她都熟悉；长期在这座城市里从事地下斗争的她，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上海话。她要我和她一道，坐车走遍上海的角角落落，想要寻 访过去周恩来和她一起住过的一些普通民宅。
邓颖超告诉我说：周恩来 那时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有时长袍马褂，有时西装笔挺，经常要化装以后才能外出；邓颖超的身份是家庭主妇，也需要打扮得比较阔气。他们找的房子还不能太差， 要相当于上海的小资本家的水平，住房既要隐蔽，又不能孤零零地显得突出，要分散穿插在上海的市民阶层中间。房子的附近必须没有敌人的机构，也不能和熟悉的 同志和朋友靠得太近。住的房间最好在二楼前楼，便于观察外面的动静，以及和来接头的同志联路；住房必须有后门，可以随时撤退和转移。
那天，邓颖超从虹口公园 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出来，在车上提起当年她和周恩来曾经在闸北的一幢民房里住得比较久，于是，我们立即驱车前往，在中山北路一带兜了好几个圈子，想要寻找当 年旧居的踪迹。由于年代的久远，时过境迁，具体来说究宽是闸北区的哪一幢房子，已经杂以辨认了。邓颖超在车窗里，指看沿街的一幢灰墙黑瓦的老式两层楼石库 门住宅，对我介绍说：“我们当时租的，就是这样的房子。”
这种居民住宅是上海老式 的里弄房屋，每幢房子有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堂，后房和灶披间，灶披间旁边有一扇后门通向后弄堂。楼上是前楼，后楼和亭子间，亭子间顶上还有一个晾衣服的晒 台，前楼的这间房间，往往是整幢房屋中最好的一间：通风，敞亮，光线充足，视野开阔。通过木框的长窗，可以眺望街景或观察外边的动静，也可以在窗台上放花 盆或挂窗帘等，作为联络的暗号。
邓颖超讲述的惊险故事
邓颖超回忆起了当年的生 活，她说：“那时，我们两个人租了一间前楼，因为恩来的身份是商人，有时候要外出‘谈生意’；我就作为商人的太太，在家操持家务。我们的房东是一个小老 板，浙江宁波人，他们就住在楼下，老板和老板娘对我们非常客气，逢年过节还要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记得那年过旧历年，老板一定要邀请我们一道吃年夜饭，准备 了许多酒菜，在敬酒的时候，恩来不小心闯了祸，把一个饭碗掉在地下打破了。宁波人规矩很多，大年夜打碎了碗可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恩来慌了，赶紧给人家道 歉，我也忙着打招呼；那个小老板嘴巴里念念有词：‘岁岁（碎碎）平安！岁岁（碎碎）平安！’总算把这件事对付过去了。”
邓颖超说到这是，不禁笑 了起来。她越说兴致越高，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一一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继续说道：“恩来有时外出开会，算是出门‘谈生意’去；可是，我也不 能老耽在家里啊，人家会引起怀疑的；你这个商人的太太怎么在上海没有熟人，没有亲戚朋友？因此，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外出，对房东家说是走亲戚、看朋友 去，其实我坐上一辆黄包车，就在马路上兜风，兜了半天，然后回家去，说是从亲戚家回来了……
“在党内，我也分工担任 一些联络工作和机关工作。有一次，我穿得很考究，外面是皮大衣，里面是长旗袍，带了一包党内的机密文件，准备从中国地界送到租界上的一个联络点去。我叫了 一辆黄包车，把那包文件放在前面的踏脚板上。黄包车拉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忽然发现，前方有一排外国巡捕和中国警察，拦住了去路，他们拦下了过过往的车辆 和行人，正在‘抄靶子’（注：搜身捡查）。我正想折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让黄包车拉过去，我装得非常镇定，两只脚就踩在那包文件上，不过心里 可紧张呐！车到了那帮巡捕和警察面前，他们看我穿得这样讲究，样子又很‘笃定’，以为是个阔太太，居然不搜查了，挥挥手就让我过了关，好危险哪！”
邓颖超讲完这段惊险的经 历，白己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汽车刚好驶过茂名南路，邓颖超瞥见了窗外的上海艺术剧场，她指着这座精巧而古老的建筑，又想起了一段往事：“那不是从 前的兰心大戏院吗？这里过去叫慕尔呜路，兰心大戏院从前也放电影。恩来和我秘密转入地下的时候，有一天晚下，两个人实在憋得慌，就偷偷地溜到这儿来看了一 场电影、谁知道组织上了解了这件事，对我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批评我们违反了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擅自到公共场所露面，这种做法有危险，我们也作了检查，从 此再也不敢偷偷地看电影了。”
从邓颖超的回忆中， 人们了解了不少周恩来在这座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时间的长河流过了四十多年，如今他们又一起来到上海；他们不再处于地下的秘密状态了，他 们和上海人民一道，成了这座伟大城市的主人。周恩来的心中装着上海人民；上海人民也最为钟爱他们的总理，在这次周恩来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来访的过程中，人 们更如强烈地感受到：总理的心和上海人民的心，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倾盆大雨中的周恩来
蓬皮杜一行结束在上海的 访问回国的那天，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周总理坚持亲自到机场为客人送行。机场上还有千把名手持花束的女青年以及服装艳丽、跳着舞蹈的少年儿 童。周总理和客人一一握别，目送他们登上舷梯，进人机舱。正在这个时候，雨势陡然转猛，瓢泼大雨哗哗地从天而降。周恩来的身上淋湿了，欢送群众的身上也湿 透了。
蓬皮杜的专机从关上舱门、撤走舷梯、到飞机发动、开始滑行……至少要五、六分钟时间。雨越下越大，远望飞机小圆窗洞里的法国客人，因为隔着厚厚的雨帘，也影影绰绰地看不淸楚了。可是，周恩来仍然坚持站在所有欢送队伍的最前列，向飞机挥着手。
周恩来没有戴帽子，灰白的头髮湿透了，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浸了雨水变成了深灰色。他的随身警卫实在看不过去，急步上前，撑开一把黑色的雨伞，想要替他遮挡一下。没想到周恩来侧过头来，朝着随卫严肃地盯了一眼，又严肃地说：“欢送群众都没有雨具，我怎么能打伞？！”
随卫挨了批评，只好把雨 伞撤了下来。这时，大家都把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周恩来身上。只见雨水从他花白的头髮上淌下来，从他的浓黑的长眉梢上淌下来，直灌进他的脖子里去，大家都不 忍心看着他挨雨淋，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走上来，悄声问道：“可不可以请总理先退场？”随卫摇了摇头。大家都明白：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老人，是我们民族形象的 楷模；在对外接待上，他一向热情、坦诚、礼貌、周到而又不失尊严，为全世界所共知。如今，他连雨伞都不肯打，怎么还肯先行退场呢！
透过雨幕望去，专机上的信号灯已经前前后后地跳亮、闪烁起来，发动机开始由低到高地轰鸣；可是，从飞机发动到滑行，还有好几分钟时间呢，周恩来仍然巍然不动，久久地向飞机挥看手……
我和在场的群众一样，实 在心疼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被滂沱大雨夹头夹脑地淋浇，要是给冷雨浇出病来怎么办？我从后排的随身警卫手里接过一把黑雨伞。那个受过批评的随身警卫有点担心 地看着我。我不顾一切地走到总理身边，把雨伞打开挡在他的头顶上；总理以为随身警卫又来了，侧过头来正待发作，一看是我，他的略带责备的眼光马上变得温和 起来，他对年青干部向来是宽容的，他忍往了，他知道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
就道样，周恩来在雨伞下 向飞机上的客人挥了几分钟手，直到专机升空以后，他才转过头来，深情而焦虑地注视着浑身稀湿的欢送群众。外事工作人员请周恩来登上汽车，可是他不肯，他把 机场的负责人叫到面前，当面叮瞩说：“快把队伍拉到室内休息，马上给每个人喝一碗生姜糖茶，免得感冒……”等到一切关照妥当，他才挥手和群众告别。
回到茂名南路五十八号锦江俱乐部，周恩来跨进底层客厅、就让秘书给机场打电话，询问欢送群众的情况。直到听说毎个人都喝了滚热的姜糖茶以后，周恩来才安下心来。他更换了衣服，休息片刻，准备吃饭。
睡了八个小时
锦江俱乐部的厨师、服务 员们，多次接待过周总理，对他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了如指掌。当天，厨师做了几个家常菜，让总理品尝。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在上海给敬爱 的总理做饭做菜了。那天，他们端上来的有霉干菜烧肉，这是浙江绍兴的家常菜，周恩来的祖籍是绍兴，所以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菜。周恩来夹了几筷，称赞南方的 霉干菜烧肉就是做得入味，北京人民大会堂也做过这个菜，总觉得味道差一些，酱色也不够，恐怕关键是霉干菜不够软熟：绍兴人的家庭里做这个菜，要蒸煮很久， 使肉味都渗透到干菜里去，而且浓油赤酱，人口酥软，干菜的味道比肉还要好吃。说到这里，周恩来呵叫地笑了起来，他说：
“不过，这个菜我也做不好，我最拿手的菜是红烧狮子头！”
饭后，上海手表厂送来了 新式的手表样品，请周恩来审看。这项活动的起因是这样的：周恩来手上戴着的是一只六十年代购置的长三针上海牌日历表。他坚持戴国产手表，不戴外国货的表， 虽然有好几次其它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送给他名牌手表，他也总是交公。他说过：“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对外活动，就应该戴我国自己生产的表。”他称 赞上海牌手表走时很准，可是，周恩来戴的这只表不但式样已经旧，而且没有自动上弦的装置，每天都要他自己按时上弦。有关工作人员看了觉得心里很过意不去。 当时，上海手表厂设计和生产了一批新表，不但外观比较新颖大方，而且能够自动上弦、防震、防水、带日历、带星期，做过高空和深海试验，性能良好。所以，厂 里想让总理从这批手表的新产品当中选择一只，而且不敢提出要总理试戴，只是向周恩来的秘书建议：是否可以让总理买一只新表，把旧表换下来。
因此，上海手表厂就把样表送来了。这批款式各异的新表，存放在几个衬着枣红色丝绒的盘子里，显得格外璀瑰夺目；每只手表的表面上，都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上海”两个字，体现出国产手表的庄重和质朴。
周恩来上楼休息，几只盛 着手表的托盘被送到二楼的卧室里去了。传来的消息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正在观看手表。又过了一会儿，几只盘子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传话说周总理和邓大姐一 一看过了这些手表，称赞上海的工人有创造性，上海手表厂的新产品做得很好。总理最后叮嘱说：“请把这些手表全部退回去，谢谢你们！”至于他自己，仍然戴着 那只老式的上海牌手表。总理还说，我用了这么多年走时还这样准，说明上海牌手表的质量不错。
周恩来在上海美美地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邓颖超逢人便说：“恩来昨天晚上睡了八个小时！”这真是一条新闻：全国睡得最少的领导人周恩来，居然能在上海一个晚上睡了八小时，谁听了都会高兴的。
周恩来提名我抬任上海市委书记
徐景贤与周总理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党的“九大”时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那天周恩来也到会了，所以我在发言开始时称呼：“总理，各位代表，”他马上打断我的话：“我今天不是以总理身份参加会议的，请你以同志相称。”我只好改口说：“恩来同志、各位代表“。
中央有些部门的一些工作 人员，往往看不起年轻人，一九七○年，我和马天水一起到庐山参加中央全会，天下雨了，我们从小别墅里走到大会堂，我打看一把伞，和马天水一道登上台阶，忽 然，一个警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我手中把伞接过去，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原来，他把我当作马天水的随员了。又有一次在北京，我和许世友、彭冲一起，走 进京西宾馆参加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我们边走边谈，忽然一名解放军干部叫住了我，单独要检查我的证件。在北京开会时，晚上往往在首都剧场等处观着文艺演 出，我当时是上海代表团负责人，当我进人剧场，看到中间几排已坐着一些人，我正想在空位上就座时，就有人前来阻挡，说：“这里是首长席。”坚持要我坐在边 座。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来了，他在中间的座位上坐定，环顾四周，忽然看到我坐在边座上，就大声叫唤起来：“徐景贤，来，坐到这里来！”我客气地婉辞、他却 更加坚决地说：“快来，就坐在我旁边！”弄得刚才阻挡我的人十分尴尬，而我却深深感激总理对我们年轻人的关爱。
周恩来的以身作则，无时 无刻不在影响着他周围的人。根据他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和京西宾馆的会场边上都放着一个小托盘，里面摆着香烟，小包茶叶和零钱，毎次参加中央全会，坐在我 左右的郭沬若和聂荣臻，都自己掏钱泡茶喝。一次，周恩来召集我们各地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小会议室开会，开得很晚，大家又累又乏、周恩来招呼服务员端来咖啡， 并对与会的十几个人说“请大家喝咖啡，记在我的账上。”堂堂的一国总理，请他的属下讨论公事，也要自己掏钱请客喝咖啡，这真是廉洁自律的楷模呀！
所以，我从心底里尊敬周恩来，也牢记他对我的厚爱。
一九七一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也建立了多年，毛泽东建议恢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选举省、市委书记，选举的程序是：先由各地党代会提名候选人，然后报中央审批，任命。
上海市也举行了第四次党 员代表大会，对市委书记候选人进行了提名，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金祖敏，带了提名的名单到北京去，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等人都参加了。会议讨论的初步名单是：张春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周纯麟任书记，徐景贤、王秀 珍、毛少庸、金祖敏等任常委。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今后张春桥，姚文元要长时间留在中央工作，上海市委书记的人数较少，建议增加徐景贤担任市委书记。张春桥 和姚文元当即表示同意。接着，江青又提出：上海对外接待任务很重，要有一名女书记，提议王秀珍担任，这样，王秀珍也当上了市委书记。政治局通过的这一名 单，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新的上海市委书记就产生了。
金祖敏回上海后，把政治 局讨论的情况向我们作了通报，我才知道：我当上市委书记原来是周恩来提的名。这一次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莲皮杜访问上海期间，又让邓颖超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 院看望新干部家属，邓颖超爬楼看望了我的妻子葛蕴芳和女儿徐遥、徐蕴，亲切地吩咐说：“你们要和徐景贤一道，保持革命本色，一辈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当 时，我正随着周恩来陪外宾活动，晚上回家，我的家人告知我这一切，我们全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充满了敬爱和感激之情。
告别黄浦江
―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上午，雨后初晴，天气凉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王洪文，马天水和我的陪同下，乘船游览了黄浦江，我们在北京东路外滩的轮渡码头，登上了“上海号”游艇。上海港务局的负责人在艇上迎接了周恩来一行。
游艇缓缓地驶离外滩，向 着吴淞口开去。黄浦江上，汽笛喧腾，百舸争流。周恩来注视着在眼前掠过的挂满各色旗帜的中外海轮，眺望着正在忙碌起吊的沿江装卸区的作业情景。他详细询问 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亿吨大港的通过能力。他深思熟虑地指出：上海港是我国最大的内外贸综合港。与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目前的通过能力 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还要多建若干个万吨级泊位。他说不久将会委托国务院业务组的粟裕同志前来具体考察了解。
游艇驶抵吴淞口，这里便 是黄浦江流入长江、然后汇进东海的所在。黄浦江，上海人民的母亲河！周恩来对您太稔熟了，他走到游艇的甲板上，久久地凝视着吴淞口的灯标，陷人了深深的沉 思……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告别过雄伟的吴淞炮台；和胡志明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时刻，吹拂过江上的寒风，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枪声，震荡过浦江两岸 的土地；马斯南路“周公馆”的灯火，照亮过上海人民的心……
从周恩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到达上海，直到这一次的最后告别，一晃五十多年时光过去了。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犹在眼前；而如今，却要离去，却要离去……
周恩来扶着游艇甲板旁的栏杆，默默无语。
永别了，黄浦江！永别了，上海！永别了，上海人民！
—个平凡而质朴的人正和上海人民告别，但是，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一定会魂牵梦萦，久久地回绕在他的心头……
二十五．“瞻仰”王副主席办公室
王洪文在办公室
―个极其普通，平凡的人，一旦身居高位，总会有一批追随他的人，麕集在他的周围，肉麻地吹捧他，神化他，给他的头上罩上一圈神圣的光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幕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活剧，竟然落到了王洪文的头上。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五十年代，王洪文从部队复员，进了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一名普通机修工，纺织厂称作“小加油”。干了几年，被提拔为上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事。为此，在厂保卫科的办公室里，有了他的一张小小办公桌。
—九六八年，王洪文和我都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有一天，借着到扬树浦路上棉十七厂参加劳动的机会，他“顺便”带我去参观保卫科办公室。
保卫科办公室在上棉十七厂厂部办公大楼的底层，从大门进去一拐弯就到了，办公室很小，只有十多个平方来，光线也很阴暗，里面要坐三个人王洪文这个小干事 的办公桌只能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又旧又矮，毫不起眼。唯一可以说明这张桌子的主人的标志，就是在桌面上的小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当年写有“王洪文”姓名的 选民证，如此而已。
王洪文发迹以后，对这间 办公室和这张办公桌很是重视，曾几次带着亲信前往参观。文革中期，随着王洪文政治地位的逐步上升，这间办公室也变得越来越“神圣”起来，中国共产党“十 大”以前，王洪文对心腹王秀珍说：“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王秀珍当即告诉了上棉十七厂党委负责人，“十大”以后，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 席，这间小屋即被冠以“王副主席办公室”的称号，郑重其事地原样保存了下—来。王秀珍下令，办公室里的桌椅都要按照当年的情况放置，那张压在玻璃板底下的 选民证也不准挪动。当然，厂保卫科再也不能使用这间副主席的旧“官邸”了。
“十大”结束以后，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们回到上海，王秀珍别出心裁地搞了一次“胆仰”活动，有一天，她把中央委员上钢一厂的周宏寳，5703厂的祝家耀、候补中央委员江南造船厂的张国权、海运局远洋轮的冯品德、纺织局停经片厂的汪湘君、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的陈佩珍等人，召集到上海市总工会，向他们宣布：“今天集体到上棉十七厂瞻仰王副主席当年的办公室，接受一次路线斗争的教育。”
接着，这批人由王秀珍带头，坐着一长串小轿车，浩浩荡荡地奔向上棉十七厂。大家毕恭毕敬地走进“王副主席办公室”，瞻仰那张旧办公桌和那张颜色发黄的选民证。
就在这间办公室里，王秀 珍滔滔不絶地讲述了王洪文当年的“造反史”。她介绍了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如何带头贴出枇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 级”的“事迹”。王秀珍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绘声绘色，因为正是在王洪文处于极端孤立的时候，隔壁贴邻的上棉三十厂里，王秀珍挺身而出，带了一批造反 娘子军，冲进了上棉十七厂，有力地支持了身陷绝境的王洪文，因此，王洪文不断提携王秀珍，王秀珍也始终紧跟王洪文。宣宣扬当年王洪文的“光荣史”，当然也 给王秀珍自己的脸上贴了金。
这批新当选的中委、候补 中委们，都是造反比较晚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中央委员会，本来已经诚惶诚恐、感恩戴德，现在听了“老造反”司令王洪文的“事迹”，更不免肃然 起敬。王秀珍趁热打铁，当场组织大家进行讨论，要他们挨个儿发表感想，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毎个人在谈到今后决心一辈子忠于老人家革命路线的时候，都要 表明态度：自己在参观瞻仰了这间办公室以后，更感到要向王副主席学习的必要性，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坚定不移，百折不挠。
不但对新当选的中委，候 补中委们，要通过“瞻仰”进行“路线教育”，而且对于一批“老造反”──王洪文的“小兄弟”们，同样要由通过“瞻仰”进行“效忠”活动，据王秀珍自己说： 一九七五年曾”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工洪文”。参加者有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王 秀珍说：“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
林彪的党羽们所搞的“效 忠”活动，刚刚被揭发批判不久、王洪文的帮姐帮弟们又来搞什么像模象样的“瞻仰”活动，可谓无独有偶。而恰恰是这个王洪文、还负责过林彪集团成员的项目清 查工作，他在听了王秀珍向他汇报中委们去上棉十七厂的“胆仰”活动以后，不但不表示异议，而且还得意洋洋。
可见，从林彪到王洪文的血管里，流着某种同样类型的血液，这种血液是由千百年来中国封建意识所积淀和酿造的。
二十六．文汇报艾玲文革浮沉记
在为文革大造舆论方面，在林彪一伙与江靑一伙钩心斗角的冲突中，有一个人的遭遇值得加以详细的叙述─—她便是原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后来担任过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艾玲。
艾玲曾经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张春桥等人的信任，后来却又大倒其霉，被张春桥亲自命令关押起来，抄家、审查，厄运临头……
艾玲在文革的与论准备阶段立了大功
在新闻界和文化界工作过 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艾玲。艾玲，原姓陈，广东人，抗日战争时期去过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是文汇报的老报人。艾玲的家 庭和孩了，都在北京，丈夫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为了照顾她就近和家人团聚、文化大革命以前、文汇报社领导上决定让她长期留京工作，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 主任。
文汇报驻北京办车处，在 报社内简称“北办”，原来是一个驻京记者站，兼带办理报纸北京版的印刷发行等业务。可是，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文汇报“北办”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 生了重大的改变：除了新闻业务以外，它成了一个专门收集北京各界的情况和动向，直接向“无阶阶级司令部”汇报的特殊机构。而艾玲，就是这个特殊机构里负责 上通下达的重要人物。
文革前夕，艾玲正好四十 多岁，矮矮的身材，黑黑的皮肤，剪着短发，挎着女式提包，操着一门广东普通话，出入于北京的机关、团体、学校、剧院……中于她有着文汇报驻京记者的身份， 所以，有些人去不了的地方，她可以去，由于她在北京有许多熟人，特别是能够接近一些高级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人士，所以，她可以通过比较自然的方式，了解到许 多重要的情况和思想动向。
六十年代中期，江青以养 病的名义常住上海，先后抓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等样板戏，由北京和上海的京剧院、团演出。每演一个戏，每开一次座谈会，艾 玲就忙碌起来、她把北京各界对这几个样板戏的反应，源源不断地加以收集、整理，密封起来，通过民航的班机直送上海文汇报社。
当时，文汇报社编有铅印 的《文汇情况》，每天出一到两期，供内部阅看；还有一种《文汇情况（增刊）》，分发的范围更小，只供领导参阅，印数很少。至于艾玲从北京赶班送来的情况， 更享有一种特殊的待遇，它往往是手抄的，只抄一式几份，由文汇报社直送张春桥，然后由张春桥转报江青。江青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来自首都的第一手情 况，并考虑下一步的做法。因此，艾玲以及文汇报“北办”的工作，越来越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器重。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 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由江靑直接指挥，由张春桥具体组织，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这颗“重榜炮弹”，震 动了京华。很多人都不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正如江青后来所说的：“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连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都搞 不清楚，他要人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扬永直部长，打听情况。由于彭真下令北京的报纸不得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的报刊坚持了十九天没有作出反应。毛泽 东大为震怒，他原来是要借这篇文章对北京市委开刀的，现在遭到了抵抗，他就指示由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印成小册子，发行到北京去。
当时，毛泽东坐镇杭州， 江青常驻上海，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姚文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响，特别是北京各界的反应。张春桥也要文汇报辟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谕”专版，以期引出各种 不同的意见。张春桥还通知文汇报社，要抓紧收集各地各界对姚文的反应，特别是“北办”，要随时报告北京的动向。
接到了命令以后，文汇报 “北办”就紧张地开动起来，艾玲自己也日夜奔波。人们可以看到文汇报的驻京记者，一会儿出没于北京市的机关，一会儿闯进文化部大楼，一会儿又来到哲学社会 科学学部……一封封“绝密”情况，迅速地飞向上海。江靑下令，《海瑞罢官》批判的反应不登《文汇情况》，改出《记者演示文稿》，只印十二份，这样就可以绕 过其它政治局委员，直送毛泽东，于是，北京市的领导们怎么说，文化部的部长们作何反应，知名的历史学家、戏剧家，文学家们如何议论……一连串重要情况，陆 续传送到伟大领袖的面前，这对于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起着重大的决策参考作用，张春桥对“北办”的工作备加赞赏，多次加以表扬。从此，艾玲身不由己地和 “无产阶级司令部”挂上了钩。
张春桥说：“我在上海只保两个人─—艾玲和于会泳！”
《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 了文革的序幕，可是，当文革的狂飚席卷中华大地之时，艾玲也被卷入了。当时，上海文汇报所有部主任以上的编辑、记者和行政管理人员，统统都被打倒、靠边 了，艾玲也不能例外。报社内以朱某为首的造反组织“星火燎原”总部夺了权，造反派开始批判艾玲并要她交代问题。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春桥出来说话了，一九 六七年初，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召开的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张春桥宣布：“……我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他们是对革命样板戏和 《海瑞罢官》批判作出过贡献的。”
张春桥一旦表态，文汇报 社的造反派马上调头，立即“解放”艾玲，并且把她作为革命老干部的代表，结合进文汇报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艾玲仍要求留在北京工作，以便就近照顾家庭， 于是，她便继续担任文汇报“北办”的负责人。正当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的各级当权派们纷纷遭受批斗的时候，艾玲却已轻装上阵，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到北京的 各个文革热点进行穿梭采访了。凡是“中央文革”的领导成员到哪个单位发表了讲话，作了指示，哪个单位就会出现艾玲的身影；凡是北京的哪个部门或单位两派发 生激烈的冲突，或是哪里有人反对“中央文革”，哪里就有文汇报“北办”记者的踪迹。从一九六七年夺权高潮到一九六八年年中，文汇报“北办”成了为“中央文 革”收集社会动向材料的特殊机构。
艾玲在一九六九年对我 说，“北办”收集到的北京各界社会动向当天就直送“中央文革办事组”；陈伯达和戚本禹还多次接见过她，称赞“北办”的工作效率高，戚本禹拿出“中央文革办 事组”编的《快报》，当面翻给艾玲看，上面刊载有文汇报“北办”提供的不少情况材料。戚本禺说，这些《快报》是直送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由于“中央文革”直接向 “北办”布置任务，艾玲感到责任重大，原有的班子已不能适应这样艰巨的任务了。她便趁到上海文汇报述职的机会，向当时在上海市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我提出要 求、希望增派几名活动能力强，写作水平高的笔杆子，到“北办”工作；艾玲还说，由于每天要向“中央文革”报送书面情况，手抄已经来不及，需要增调机要打字 员打字，但这些特殊任务与上海文汇报社的关系不大，内容又需保密，因此不便向报社提出，希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帮助解决。
我当即答应帮助艾玲解决 困雉，同时也提出要求，说是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大部分时间留在上海工作，需要及时了解中央的精神和北京的动向，因此希望“北办”把收集 到的情况材料，除了“中央文革”指定下达的绝密件以外，能够复打一份给上海。我还和艾玲相约：今后如遇到重大的事件，由艾玲或“北办”其它可靠的人，通过 红色保密电机直接给我打电话，由我转报给住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双方商定以后，我便从原 市委写作班中选出几名扎硬的笔杆子，分期分批地送往“北办”，协助艾玲收集和撰写情况。这几个人有着很强的活动能力，笔头又快。艾玲调到了生力军，真是如 虎添翼。接着，又从康平路市革会办公室选调了机要打字员，并给“北办”装上了红色保密电话，保证了联络线路的畅通。从此以后，“北办”不仅是“中央文革” 的耳目，而且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驻京联络点。
在某些关键时刻，文汇报 “北办”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间的这条“热线”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比如，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北京召开大会，亲白登台作了“揪出扬、余、 傅”的长篇讲话。当时，张春桥正在上海，没有参加北京的大会，他迫切想要了解林彪讲话的全文；艾玲以记者身份进人了北京的大会会场，记录下了林彪的长篇讲 话。散会后、艾玲把记录稿密封后送上当天的民航班机，由上海市革委会康平路办公室派小轿车专程等候在虹桥机场。等班机一到上海，办公室秘书取到了艾玲的记 录稿，轿车直驰上海展览馆的会场，使张春桥得以通过最迅速的途径，读到了林彪的讲话，了解了打倒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 的重大情况，并且立即向等候在会场里的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成员们作了传达。艾玲由此也立了一功。
当然，艾玲也经常利用这 条“红色热线”，与文汇报造反派的头头朱某等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提供北京的讯息。正因为如此，那几个人在编报纸时，常常得风气之先，抢着把“无产阶级司 令部”的声音樋到版面上来；有一个时期，上海文汇报甚至每天要发两到三篇社论、引起了林彪的注意。有一次，林彪在北京给新闻界讲话，赞扬文汇报跟“无产阶 级司令部”跟得紧，文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很有看头。他号召全国的报纸向文汇报学习。上海文汇报从此名声大振，报纸印数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一九六八年初，在"上海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文汇报被评为先进集体获得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表彰。追些荣誉的取得，当然也是与艾玲从“北办”通往上海文汇报的专线分不开的。
陈伯达说：“你写了一个又长又好的报告。”
可是，有一次这条“专 线”却导致了一场大风波。一九六八年四月初，艾玲在北京的几所大学里听到一则传闻：“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说张春桥是叛徒。”到了晚上，艾玲向上 海文汇报社的头头朱某打保密电话，迅速把这条传闻传给上海。艾玲还对朱某说，自己的丈夫在北京看到一些中央的絶密文件，文件末尾的收件人姓名栏目中，“中 央文革”的其它成员都赫然在目，唯独缺了张春桥的姓名（时张春桥在上海）。
朱某当时既是文汇报革委 会的负责人，又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暨政宣组的组长，他接获了艾玲的保密电话后，自认为“炮打张春桥”胜券在握，于是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这一 天，利用文汇报向张春桥发难，在第三版上用曲折的方式进行“炮打”，同时印发了文汇银“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传单《十个为什么》，向张春桥质疑。朱某等还 去复旦大学等串连，在全市掀起了“炮打”浪潮。但是，这次“炮打”只持续了一天，由于张春桥向“中央文革”呼吁，江青便直接出面找林彪一伙干预，最后由军 委办事组成员、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给上海打电话表态，把这场“炮打”很快地压了下去，文汇报的朱某挨了批判，他交代出了艾玲打来保密电话之事，使艾玲大为 惊慌。
几天之后，在北京的艾玲 主动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检查，表示自已给上海文汇报打电话传小道消息是错误的，但申明自己没有参与报社的“炮打”，这份检查送到了陈伯达的手里，这个 “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当时还要重用艾玲，还需要继续利用“北办”作为伸向北京各级重要部门的触角，为此，陈伯达专门召见了艾玲，当面安抚并鼓励她说： “你写了一份又长又好的报告！”艾玲见陈伯达不但没有批评她，居然还称赞自己的检查，简直有些受宠若惊，便当场表态要加倍努力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 作。
至于张春桥，当时自己在 中央还没有站稳脚跟，看到陈伯达这么器重艾玲，便也顺水推舟，继续委艾玲以重任。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上海在酝酿推选九大 代表的时候，张春桥特地提名，让艾玲作为上海革命知识分了的代表出席九大。艾玲对此感激涕零，她在回上海参加九大代表学习班时，眼眶里含着热泪对我说： “我真没有想到……我实在不相称……”
后来，艾玲在参加九大的过程中，对上海代表团的领导跟得很紧，积极参与批判陈毅，整理演示文稿等，她还主动外出，承担了额外的任务：她利用过去熟识的老关系，在会外接触了一些知名的造反派，马上写了专门的情况反映，继编通过文汇报“北办”直送“中央文革”。
九大闭幕以后，艾玲的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她调回上海主持文汇报的工作，担任报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并遴选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经常参加市级的重要会议，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头而人物。
张春桥决定对艾玲施行隔离审查
随着权力的再分配，林彪一伙与江青一伙的争斗日趋激烈，到了一九七○年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一场冲突终于爆发，由于毛泽东的决策，林彪等人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退却。此后，他们加强了隐蔽活动，包括多做争取人，拉拢人的工作。艾玲，就成了他们重点争取的一个对象。
林彪的心腹王维国当时是 上海空四军的政委，他向文汇报社派驻了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庐山开会回来，王维国就通过文汇报军宣队负责人，重点加强了对艾玲的争取工 作。从一九七○年底到一九七一年初，他们连续把艾玲请到空四军军部去，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四届党代会期闻，林彪一伙想把王维国挤进上海市委书记的 名单中去，便加紧了活动。
艾玲是上海市第四届党代 会的代表，有好几次散会以后，她就被接到巨鹿路的空四军招侍所去，和王维国等一起吃饭，并作较长时间的诖话，这些情况，很快被上海警备区的副政委徐海涛察 觉了。徐海嚋当时被调到上海市革委会任文教组一把手，党代会期间艾玲就编在他的小组，庐山会议以后，徐海涛也敏感到林彪一伙与江青一伙的对立，所以，他把 王维国拉拢艾玲的消息，迅速向张春桥、王洪文和我作了报吿（当时姚文元不在上海）。
张春桥听说艾玲的这一动 向，吃了一惊。他马上下令要徐海涛副政委核实消息是否确凿。结果徐海涛又一次报告：就在上海市四届党代会选举市委领导人之前的那个中午，艾玲又被请到巨鹿 路空四军招待所去“吃饭”了。张春桥感到十分恼火，因为在几个月前的庐山会议上，他受到了林彪集团几员大将的围攻，要不是毛泽东出来扭转局面，他早就被拉 下马了；如今，艾玲又向林彪一伙靠拢，她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一肚子的机密，了解从《海瑞罢官》批判到为“中央文革”收集各种材料的全过程。如果艾玲 被林彪，王维国等人拉了过去’他们将从这个知情人那里得到大量的“炮弹”。这正是使张春桥觉得情势紧迫、问题严重的原因所在。
一九七一年春末的一个傍 晚，上海市四届党代会刚刚结束，张春桥登上了市委第一书记的重要位置，王洪文和我也都当上了市委书记，王维国只落得个市委常委的职务。张春桥认为时机已 到，那天薄暮时分，他突然把王洪文和我两人紧急召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在昏暗的客厅里，张春桥开门见山地说：“找你们两个来要办一件事：根据毛主席的指 示，要对艾玲进行隔离审査！”
张春桥没有说毛泽东什么时候作的指示，也没有说要对艾玲的哪些问题进行审查。王洪文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我在一旁屏息静气地倾听，谁都不敢提问。
张春桥一反往常慢悠悠的神态，断然地说：“今天晚上就采取措施。可以把她放在少教所。”
在玳瑁镜片后面，张春桥的眼光森森，他进一步布置说：“注意不要出事……还可以派几个可靠的人，到文汇报她的住处去，把一些重要的材料，包括《海瑞罢官》批判的有关资料，连同她的笔记本等等，统统集中起来，不要散失！”张春桥最后又部署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从兴国路招待所出来，王洪文和我回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贵宾室，紧急召来两个信得过的人，委任为艾玲项目组的负责人，并布置他们先审查艾玲卷入一九六八年“四?一二”“炮打”的问题。接着，我要秘书小张通知艾玲和军宣队负责人老余一起到市委来开紧急会议，为了稳妥起见，还特意派小张乘着市委汽车队的轿车去文汇报社接人。
大约晚上十点多钟，王洪文和我在康平路贵宾室的沙发上坐等，外面传来汽车的停车声，贵宾室的玻璃门打开了，穿着短呢大衣，脚登软底女鞋的艾玲走了进来，满脸狐疑的神色；军宣队负责人老余穿着空军制服，跟在她的后面。
艾玲进门，见王洪文和我 两个人端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站起来和她热情握手，先是一愣。王洪文示意她在侧面靠墙的小沙发上坐下；军宣队老余坐在她旁边，室内的空气 显得紧张而凝重。艾玲见室内别无他人，不像开紧急会议的样子，便露出惴惴不安的神情。她下意识地打开手里的拎包，取出钢笔和笔记本，然后戴上那副常戴的黑 边老花眼镜，准备随时做记录。
王洪文咳了一赘，缓缓地说：“找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根据领导的指示，从现在起，对艾玲施行隔离审查！”
艾玲的笔顿时停住了。她蹙紧眉头，脸色发灰，慢慢地取下老花眼镜，看着王洪文，木然不动。
“艾玲要很好地思考和交代问题。交代材料直接交给项目组的负责人。”艾玲听了默不作声，她朝我看了眼，眼神里充满着困惑、抱怨和绝望的神情。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
她缓缓站起身来，仍然蹙 着眉头，默默地随着来带她的人走了。当天深夜，她就被送进了位于上海西郊漕河泾“少教所”的冰凉的隔离室。“少教所”的全称是少年犯罪教养所。一九六八 年，张春桥下令解散原“少教所”，把这里变成了关押、审査、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场所。
紧接看，艾玲项目组的人奉命抄了她的办公室和宿舍，把有关《海瑞罢官》批判的资料和笔记本等，抄出后贴上封条，直送兴国路张春桥办公室。
随后，项目组又借口文汇报“北办”和“炮打”事件有牵连，把正在上海学习的“北办”全体编辑、记者等工作人员统统隔离起来，关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密室里进行审查。
艾玲的最后命运
艾玲本人，长期被单独关 在少教所隔离室的铁窗里。她一被隔离，就生起病来，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她不写任何交代材料。她清楚地知道：写不写材料对她来说都一样，也许写了材料反倒 要惹出更大的麻烦，所以她一直称病。有一点她是可以觉察到的：从一九七○年秋天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王维国等人和江靑、张春桥一伙之间的矛盾， 日益尖鋭。所以，在关了一个时期以后、艾玲发现看守她的警卫人员是空四军派出的，她的心思就活动起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项目办公室、市监狱乃至少教 所等，都是由空四军进驻的。通过他们岂不是可以和王维国建立联系？于是，艾玲就背着项目组的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她偷偷地给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写了一封 信，从门底下的缝隙里塞给看守人员，要求他们转送上去。这封信果然通过王维国直接控制的警卫处，直送到王维国的里。而当时张春桥、王洪文和我，则对这一件 事全然不知。王维国收到艾玲的密信，十分重视，他派了专人到少教所去秘密看望艾玲，这个“特使”神秘地带着大口罩，悄悄地来到隔离室，热情地和艾玲握手， 并且转达了“王政委”的口信：希望艾玲养好身体，耐心等待，“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谁会料想，过了不久，林 彪机毁人亡，王维国自己被抓，艾玲左等右等，不但“胜利”全然无望，而且连她给王维国写信，“特使”前来密谈等情况，统统都被看守人员揭发出来了。这下艾 玲更加大倒其霉，项目组抓住这件事，清查她和林彪集团的关系，把她狠狠地整了好—阵子，整得她哑口无言，低头认罪。这一来，艾玲的花白头髮增加了好多，她 的身体和精神也彻底垮掉了。她和远在北京的丈夫和家庭都联系不上，她只能给领导上写信，请求放她回家治病。
林彪一伙从政治舞登上消 失以后，张春桥大大地舒了一口气，觉得对他的直接政治威胁大为减弱。此时此刻，张春桥似乎觉得：艾玲即使“倒戈”也已经对他不再构成任何危险了，所以，他 终于发了“善心”，同意艾玲本人的请求，对她解除隔离，让她回北京和家人圆聚，长期休息养病，再也不担任任何工作。
一个叱咤一时的新闻界“红人”，从此永远销声匿迹。
文革结束以后，有关方面对艾玲的案件予以关注，推倒了“四人帮”加在她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此时的艾玲，已经垂垂老矣，终于能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和她的家人住在广东安度晚年。
二十七．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升迁荣辱
于会泳
一九七三年第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有一名新的中央委员，就是于会泳，他是“革命文艺战士的代表”、“革命样板戏的有功之臣“，经江靑提名而成为中央委员的。
于 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的教师，身材矮小，四方脸盘，眯着一对小眼睛，嘴巴很阔。我曾经对他开玩笑说：“假如给你画漫画的话，特征非常明 显。”他说话的时候喉咙沙哑，身为作曲家却最怕人家叫他唱一曲，王洪文和王秀珍碰见他：“老于，给我们唱一曲。”他说：“不行，不行。”他说话快的时候， 会结巴，但作曲很流畅。他是山东省乳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从小喜欢吹拉弹唱，各种乐器都能露一手。一九四六年，他参加胶东文工团，演过几个小歌剧。他对 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很感兴趣，特别对京剧的曲牌，唱腔很熟悉，在文工团工作的时候，就为新编历史京剧谱唱腔。上海解放后，经过文工团的保送，一九四九年六 月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成绩非常优秀，贺绿汀院长很看重他，留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做教师，后来又被提拔为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他的妻子任珂偕也是搞音乐的，是上海合唱团女声部的歌唱演员。
于 会泳在音乐学院重点搞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和教育，写过几本着作，如《山东大鼓》，与人合编《胶东民间歌曲》专集，另外发表过论文《民间曲调研究》。他下 乡采风时也谱写改编过几首民歌，其中比较流行的有《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儿遍地香》、《人民公社邪邪好》。于会泳的文字功夫也行，笔头勤快，教学之 余经常写些评论文章，投给报刊发表，在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方面经常有新的见解。
江青发现了于会泳
江青和于会泳在大寨
一 九六五年，江青在上海抓京剧革命，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得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为此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有一天，江青在《文 汇报》上看到署名于会泳的评论文章《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大为赞赏。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 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他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这成套的唱腔可以大大地流 传。
于 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江青一看，马上对张春桥说：“去了解了解，这是什么人？”张春桥虽然长期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但也不知道于会泳这个 人。江靑突然发现了人才，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会泳是老区末的，又是文工团出身，就马上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 写到点子上。同时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他。根据江靑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等 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从此以后，于会泳成为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
于 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 点。戏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干党”这一段时，抑扬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壤”这一句，回肠荡气。于会泳把录音送 给江青，江青屏住气息地听，觉得唱腔设计非常好，击节赞赏。
于 会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码一点点加重。后来，江靑认为《海港》的音乐可以过关了，但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还不行，又把于会泳调到那里，要他对全剧音 乐进行艺术加工。于会泳到《智取威虎山》剧组，在进行唱腔设计的过程中，逐步摸透了江靑的爱好，做得更卖力，更到位。他曾对我说：“我从小受母亲的影响， 热爱京剧。”他母亲是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唱京戏，他耳濡目染，对各种流派，唱腔很熟悉，经过音乐学院的学习，他能够一面哼，一面把谱子全部 记，把民族和西洋的音乐元素相结合，使他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从前的京剧只是京胡、二胡、板鼓的伴奏，他把整个交响乐队搬来伴奏中，气势很壮，把传统京剧 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比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扬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 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段的前奏和唱腔在音乐界是有定评的，很精彩。当然，当时是不具名的，很多人不知道是他的杰作。
于 会泳在两个剧组的表现，越来越受到江青的重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 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于会泳受宠若惊。
不 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红卫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会泳的心思，认为学院里校，系一级的领导都要审查打倒，勒令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査，当时 市委还没有垮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要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汇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这样吧，你 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于会泳在一九六六年底回到上海。他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要紧跟，他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权。他们到上海后，找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我感到他们对于会泳非常重视。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公开的场合几次宣布，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
于会泳在上海重新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会主任，主要的力量放在抓几个样板剧组。江青在抓戏的过程中，三天两头有指示下达，她一遍遍看戏，把戏的录音带回去，她喜欢一面吃饭，一面听录音，琢磨戏里的台词、音乐、唱腔。
一 九六五年，江靑来上海拍戏时，住在徐雁区太原路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是一幢很漂亮的法国式建筑，原来的主人是法国公爵狄尔达，抗战胜利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 尔曾住在这里，老上海也称这里是马歇尔公馆。解放以后一度给林彪住过、林彪还把妻子叶群安排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这地方就让给江靑 住，整幢房子像小型的凡尔赛宫，前面一片大草坪。从大铁门进去，一条柏油路绕着树丛，沿台阶而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汽车可以停到台阶前。当时为了保证 “客人”的安全，不让外面的人窥视“客人”的动向，警卫部门把花园四周的居民迁走，把太原路上对着正屋的一排居民房子的窗户砌掉，让警卫处的家属搬进去 住。这样，江青可以在院子里自由地散步，晒太阳，不受任何干扰。江青很难弄，有一次到上海，房间里有只蚊子，她就说“我一夜没有睡好。”于是动员很多人给 她抓蚊子，因为她不准给房间喷药水、点蚊香，只好趁她外出时派人到房间琪抓蚊子。
太 原路招待所有个很大的会客室，大吊灯，地毯，一个壁炉架是柚木雕花的，纹饰都是欧洲的古典图案，很考究。会客室里长沙发周围一圈小沙发，江青习惯用橘黄色 圆罩子的立式台灯，不剌眼。环境虽然好，但是江青从不在这里接见编剧、导演，她在这里琢磨对戏的修改意见，一面吃饭，一面研究。然后拿出一台录音机，对着 录音机话筒讲她对戏的修改的意见。然后把录音带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拿到录着带，自己先听，然后找于会泳少数创作人员听，讨论怎样贯彻执行。剧组全体人员是 听不到江青的录音的，由主创人员将她的修改意见传达。张春桥接到江靑的录音意见后，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最后听江青同志的。搞革命样板戏、只 能搞一言堂，最后由江靑同志做主。”后来我们说：“百家争鸣，一家做主。”
艺 术创作实际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要求意见一致。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的意见固然也有一些不乏高明之处，因为她毕竟是懂戏懂艺术的，应当承认她在戏 剧艺术方面是行家，也会唱京剧，又搞过戏，演过电影，能够发表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但她也有考虑不成热的地方，朝令夕改，灵感式的东西蛮多，也会出几个馊 生意。剧组创作人员和演出人员讨论她的意见时，往往会有不同意的地方，本来艺术创作上的不同意见完企是正常的，领导地位高的，学术意见不一定正确，任何一 个创作集体中都应该有充分的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但是在当时的气候下，对江靑的任何指示有任何的议论、不满意的话，都要上纲作为政治问题，这就严重了，再 加上艺术圈里文人相轻、艺人相轻、互相争名夺利、相互倾轧，彼此之间搞检举、揭发的情况就出来了。
于 会泳调到剧组担任领导后，收集了剧组内很多对江青不满意的材料，向张春桥当面告状。张春桥在这方面也很有算计的，他说：“你写书面报告来。”于会泳领受了 张春桥的意图，就以样板戏领导小组的名义连续写了几篇书面报告，报告说：“上海京剧院有几个人，技导李仲林、演员王正屏，支部书记李俐，有恶毒攻击中央领 导同志的言行，请求领导批准，予以逮捕审查。”
究 竟有什么样恶毒攻击的言行呢？有一份专门交给公安局的防扩散材料，于会泳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先把书面报告送给我，我一看不好表态，交由张春桥决定，张春 桥曾经对我说过：“样板剧组是江青同志直接抓的试验田，江青同志不在的时候，直接由我负责。”既然他的意图很明确，我就在报告上写：“报请春桥同志批 示。”过了一天，张春桥批文下来了：“可以由群众扭送公安机关处理，转于会泳同志。”这个批示很有心计，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技导李仲林在京剧《智取烕虎 山》中出过大力，他原是武生演员，早期扮演过扬子荣，张春桥曾说：“有些场面和舞台调度都是李仲林设计的。”后来李仲林对江青有意见，张春桥马上过河拆 桥，把他抓起来。王正屏是京剧中正字辈的接班人角色，唱花脸、曾在新编京剧《黑旋风李逵》中演李逵，获奖。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李勇奇，对角色唱腔设计 也花了很多心血。支部书记李俐从小参加部队文工团，转业后到上海京剧团担任党的工作。这些人都热爱京剧事业，在搞《智取威虎山》的过程中有贡献。他们因不 满江青和于会泳，就被加上恶毒攻击中央领导的罪名，不审不判被关了好几年。
张春桥保护了于会泳
于会泳靠着江青对他的信 任，以及张春桥和我对他的全力支持，搞出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龙江颂》，不断地出新戏，不断地走红，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就不断地得 到提升，一九六八年，于含泳带《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演出，张春桥说于会泳贡献很大，提名于会泳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常委的候选名单要经过审查后再 报中央批准。一九六九年初，名单审查完，准备报中央时，张春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二○三室开领导成员碰头会，听取组织组的政治审查情况。那天，我比张春桥 先到会詓室，组织组负责人把我请到会议室旁边，轻声告诉我：“在于会泳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当年他在山东参加革命部队以后亲笔写的，内容有问 题。”我很吃惊，我对于会泳过去的历史情况不了解，就追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解放战争时期、于会泳参 加了胶东文工团，随部队到山东烟台演出，当时正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向胶东解放军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于会泳的文工团跟着大部队一 起撤退，撤退以前，每个文工团员发到一批物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留在山东烟台的救济物资，有军毯、衣料、罐头、食品、奶粉等，战略转移不可能随身带很 多东西，文工团领导决定由个人把这些东西打包埋在地下。于会泳在打包时，写了张纸条，同时附了张照片：“蒋军兄弟，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 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性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 找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面有我家的地址）。”他写完纸条以后，立刻被文工团指导员发现，纸条没有放进包里，却放进了于会泳的档案袋。所以审 查于会泳材料的时候，发现了这张纸条。
组织组负责人向我汇报完毕，不作结论，看着我、我觉得事情有点棘手，文革期间的思潮很左，按照当时上纲上线的做法，即使不定你叛变，变节自首分子，至少也定你在关键时刻政治动摇的帽子。我说：“等一下再说，春桥同志要来参加会议的，这件事我向他汇报之后再定。”
组织组负责人在会上把常 委的名单讲了，没有问题的就过去了，念到于会泳时，我说“你把情况汇报一下。”他刚提到这张纸条，张春桥马上接口，一点儿不吃惊，轻描淡写地说：“这事我 知道，一九六六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这也是一个由头，这封信后来没作成为事实嘛。”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他提名于会泳当常委的时候， 早就知道于会泳历史上的问题。
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 “我看，问题不大。主要看于会泳现在的表现，我是负责文化文教这条线的，张春桥和我这么一表态，其它市革会领导成员谁也不反对。市革会组织组就把于会泳列 人名单。我还吿诉他们：“上报中央审查的时候，不必写上纸条的事情。”在张春桥和我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张春桥和我又提名 他当“九大”代表。
于会泳当时在北京抓《智 取威虎山》，准备拍电影。我写信通知他，经过中央领导批准，上海广大党员选你做“九大”代表。他很感动，写了封回信：“我自己决不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 的信任，决心为文艺革命奋斗终身。”他也知道，没有我们的力保，他是絶不可能当上市革会常委和“九大”代表的。从此，我和于会泳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
江青在北京给于会泳下了 很多任务，要把所有的样板戏拍成彩色影片，他在北京抓《海港》、《智取威虎山》的拍摄。影片拍得很苦，拍出来江青不满意，像《海港》拍了三遍，我说：“你 要什么，我全力以赴地支持你。”我特意把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晋解放出来，和北京的谢铁骊合作，到《海港》摄制组共同担任导演，最后完成任务。
《龙江颂》主角江水英， 原来由张南云主演，她是演大家闰秀的旦角，现在要演农村大队的支部书记，怎么看也不像，我决心把年轻的李炳淑推上去演主角，张南云是《智取威虎山》主角童 祥苓的妻子，我觉得更换张南云是不是会影响童祥苓的情绪，就跟于会泳商量，于会泳从戏的角色需要出发，全力支持我的意见，这样对双方都做了工作，把《龙江 颂》的主角作了更换，让李炳淑当了主角。我在上海抓《龙江颂》有一定基础后，于会泳就把它接过去，从脚本、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加工，后来又 把剧组调到北京演出和拍电影，使这出戏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站住了，并得到很多人的赞赏，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欣赏这个戏，特别是欣赏李炳淑的演技。周恩来在 北京观看了演出，还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一九七二年七月的一天，毛泽东看了影片《龙江颂》后，特地把李炳淑请到中南海他的住处，那天，毛很愉快，请李炳淑 给他清唱几段，李唱了《龙江颂》中的“手捧宝书暖心怀”，这是当时歌颂毛主席著作的，还唱了几段传统戏。毛问了她一些文艺界的情况，还给她讲了鲁迅著作 《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奔月》，说到后羿，嫦娥吃炸酱面，毛就说：“今天请嫦娥在这里吃炸酱面。”李炳淑回来后，告诉我们说毛接见了她，我和于会泳都很高 兴。
几个样板戏先是演出，再 拍电影，又搞剧种移植，如《沙家浜》是从沪剧改为京剧的，后来又移植为沪剧，越剧、淮剧等剧种也纷纷移植样板戏。几年后，江青觉得老是八个样扳戏不行，应 该搞一些新戏了，她让干会泳再搞新的节目。首先，要求演过《沙家浜》的北京京剧团改编演出《杜鹃山》，文革前，江青曾在上海看过这出话剧，是上海歌剧院编 剧王树元编的，要把话剧改编成京剧，就要重新在剧本上作很大的改动。当时，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力量比较薄弱，于会泳与我商量，我马上同意把原上海歌剧院王树 元调到北京，重新改写京剧剧本。剧本写完后，主角柯湘的演员非常难找，江青点名要上海京剧团的杨春霞来演，于会泳打电话给我，说江青有这个意思，于是我赶 紧批淮杨春霞和她的丈夫“借调”到北京，贸际是长期调去，由她主演《杜鹃山》，这样就一炮打响。
另外，上海也要搞新的现 代京剧，上海有个剧本叫《螺号长鸣》，由《智取威虎山》剧组主攻，他们的剧本搞好后，于会泳把它送给张春桥和我来看。一九七二年，张春桥回上海时，特地在 丁香花园接见于会泳，商量剧本，由我作陪。我认为《蜾号长呜》的名字不太像京剧，建议改名《盘石湾》，张春桥表示同意，于会泳也接受了。《盘石湾》由童祥 苓担任主角，主要反映沿海民兵与美蒋特务的斗争，也很快通过，并拍成彩色电影在全国放映，在搞戏的过程中，我与于会泳的接触密切，找感到在抓戏方面，他确 实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贯江青的意图，没有见到过像他那样忠诚于江青意志的人，而且，他搞起来废寝忘食，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 术，舞台监督等，什么都要亲自上陈，还要当导演。江靑对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话，他都要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结果就形成了这样的局而：样板团听江青的，搞创 作听于会泳的。江青的意图下来后，落实时要听于会泳的。
在现代京剧《海港》的修 改过程中，江青收到一封观众来信，说戏中有个反面角色叫钱守维，在粮仓的粮食包里放玻璃纤维的情节不合理，他说，钱守维是阶级敌人，但在粮包里放玻璃纤维 不会毒死人，没有危险。江靑也不懂，她一看观众提出意见，就下命令修改，要把玻璃纤维改成别的东西，比如放毒。于会泳得到江青的旨意后，急急忙忙地从北京 赶到上海修改剧本，我把他安排在东湖招待所主楼最好的套房里，还关照在伙食等方面都要给他特别的照顾，所有费用由我们市委招待处负担。
于会泳在这个套房里，几 天几夜查资料，打电话，请教专家，想出各种“毒药”来替代玻璃纤维，可是那些“毒药”不是有颜色，就是有气味，或是很容易挥发，毒气太严重，不可能混在粮 包里出国的。于会泳搞了几天后走投无路，就向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姚文元对江青的意图也是跟得紧的，他也派人到上海玻璃纤维厂专门召开工人座谈 会，听取工人的意见，我到东湖招待所去看于会泳，看他真是急得团围转，茶不思，饭不香，谈话的内容都是有关戏里究竟放什么“毒药”的问题。
《海港》原来的情节，钱 守维在粮包里放玻璃纤维的目的不是为了毒死人，目的是为了损坏我国出口货物的声誉，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如果改成投毒的话，与原来的意图不相符，情节的处 理过头的话，反而起副作用。我和姚文元讨论后，意见比较一致。但是，要改情节的指示是江靑下达的，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把讨论的意见单独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张春桥也被于会泳三天两头的请示搞得头脑发胀，他看我和姚文元有一个共同意见后，明确表示，于会泳设想的几种投毒的方案都不可取，还是维持原来的情节为 宜，张春桥说，江青那里由他负责去商量，于会泳这边要我与他谈，提出一个复原的方案。
我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 指令后，又赶到东湖招待所，只见于会泳蜷缩在沙发里、脸色灰暗，嘴唇没有血色、眼睛里充满血丝，精神萎靡。小书桌上放满了稿纸，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什么什么 毒药，看他这样下去，真要发毛病的。我把与张春桥，姚文元讨论的意见向他作了详细的传达，看得出他内心也是赞成我们的看法的、但他嘴里说：“这是江青同志 的指示啊”，放不下来，说明他山穷水尽的时候，还不肯松口，那天！我离开以后，他居然心力交瘁昏倒在房间门外的地板上，幸亏服务员及时发现，找医生急救， 才把他救过来。从这件事可看出于会泳对江青的指示到了何等忠诚的程度。最后，经张春桥向江靑说明，江靑也同意维持原状，决定不改了，于会泳苦苦折腾了一陈 陈子后，终于放下了一个很重的精神包袱。
由于于会泳在搞样板戏的 过程中忠诚执行江青的指示，江青对他非常信任，江青知道于会泳身体不太好，经常开夜车，多次地把自己吃的补药、进口药给他吃，让他补养身体。于会泳当然很 感动，他还舍不得吃，把一包葡萄糖专门从北京送给“南京路上好八连”，说这是江青关爱革命样板戏文艺战士的象征，“好八连”把它放在展览会上展出。
“三位一体”
于会泳和另外两个助手刘 庆棠、浩亮三人，经常直接到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去，江靑对他们越来越重用。“九大”前后，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文化组，组长是吴德，副组长是当时军委办事组的 成员，叫刘贤权，原是青海省军区司令，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浩亮当文化组成员，把艺术创作大权交给这三个人。刘庆棠主演过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中的军代表洪常青。浩亮原叫钱浩梁，毛泽东说他的名字念起来很坳口，就将他改名浩亮，他演过京剧《红灯记》的主角李玉和。他们三个人基本上围着 江靑转，他们称江青的专用名字是“首长”。他们三天两头到江青那里，有时是江靑找他们，有时是他们主动去汇报，江青的指示由他们直接传达给文艺界，他们实 际上是江青的代言人，连当时文化组负责人吴德也要倒过来从他们那里听取江青的指示。
江靑不仅找他们谈戏，还 时时把他们找到钓鱼台打朴克，作牌友。有时江靑到外地，也叫他们作陪。有一次，江青到广州，赵紫阳接待她，但江青日常没有人陪，感到很寂寞，于是下命今叫 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到广州来，江青一边与他们谈创作，一边要他们陪她玩，打牌、游泳。江青和他们三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家在背后就有议论，有一次江青请 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吃饭，还请了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那大吃螃蟹，同时请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作陪。江青在桌上对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和王冶秋说：“现在人家 造謡说我有‘面首’，你们看，假如有‘面首’的话，就是他们三个。”当然，江青当时说的是气话。后来，于会泳把这话告诉了我，我还査了一下《资治通鉴》， 在《宋纪?太 宗明皇帝上之上》一篇中写道：“〔山阴公主〕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官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 右三十人。”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査了以后，我才知道“面首”原来是“男妾”，或是“男宠”。江靑敢于对乔冠华等人讲外面传的事，也说 明她与这三人的关系密切的程度。
他们三人是絶对抱成一团 的，我给他们起的外号是“三剑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叫他们是“三驾马车”，他们自称是“三位一体”，他们凭借江青当时的地位，可以享受很多特权。有一年夏 天，江靑批准他们三人以深人生活的名义，到山东避暑，他们从济南一路逛到青岛，国务院文化组还给各地打招呼，说他们是江青派出来深入生活的。他们所到之 处，都待之为上宾，住最高级的招待所，还参观了北海舰队的秘密军事设施。于会泳是山东乳山县人，又顺便到老家兜了一圈，最后，他们在青岛的海滨疗养院住了 几天，洗了海水澡，晒了日光浴。那个夏天，他们回北京时路过上海，我看到他们容光焕发，皮肤晒得又热又亮，身体非常好，他们口口声声感谢“首长”的关怀。 于会泳对我说：“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他还拿出一路上写的打油诗给我看，其中一句我至今还记得：“海水真比药水高。”意思是洗洗海水澡，毛病都没有 了。
又有一次，于会泳向江青 提出，他从来没有去过海南岛，想去看看红色娘子军的根据地，江青就批准了。这样，又是于会泳领队，跟刘庆棠，浩亮一起到五指山，三亚等地，游遍了天涯海 角。他们打着江青的旗号，又不顾影响，人家就写信到中央告他们的状，说他们几个人在外面以江青的名义压人，拿出大首长的派头，要这要那。江靑看到后将信压 下来，保护了他们。
由于于会泳身份特殊，他 调到北京后，我和王洪文、王秀珍对他也刮目相看，我们每次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时，总要到于会泳那里去，他当时在前门饭店隔壁的国务院文化 组。我们去的时候他总是在文化组小放映室里招待我们看内部电影，当时的内部电影，我们在上海也很少有机会看。他有几方面的电影来源：一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那里的片库很大，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一是钓鱼台江青保留的电影，江青把比较好的电影都保帘在她向己的片库里。有一次江青在那里招待我们看电影，居然还拿出 一本目录，上面有很多国内外著名电影，还有科教片。于会泳除了上述来源外，还可以调看资料片、过路片。当时中央各口都有一些过路片，如外交部，中联部。于 会泳有权调看这些片。
于会泳等几个人也经常来 上海，毎次都是我到机场接他们，安徘他们住在宾馆最好的套间，还陪他们参观，如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松江黄浦江大桥，高桥热电厂等。当时，我们一般不宴请内 宾，但对他们破格，在锦江饭店设宴招待。除了在生活方面厚待外，在政治方面，我们是互相支持的。我每次与于会泳见面，俩人总要作长时间的谈话，于会泳把最 近时期以来江青对各种问题的议论、江青自己的活动情况，甚至把江青背后说叶剑英坏话的内容都告诉我，说明我们关系密切的程度。我也把自己了解的政治动向告 诉于会泳。比如，一九七○年我到庐山去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即林彪要炸平庐山的那次会议的内情，一九七一年中央工作会议，“批陈整风”，实际上是批“黄、 吴、叶、李、邱”五员大将等。当时，于会泳不是中央委员，他不了解中央的最核心机密，我就把庐山会议上，叶群和“黄、吴、李、邱”那几根枪杆子如何发难， 怎样搞突然袭撃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他们这几个人的严厉批评等，都告诉了于会泳，并向他透露林彪的问题。于会泳听了非常吃惊，他感到这些情况太重要了，他问 北京后，很快将情况告诉了刘庆棠和浩亮。
于会泳对我在政治上也是 全力支持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率领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朝鲜，这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回国后，有人编造了一些流言，说毛泽东对徐景贤有批示：此人不宜出国， 又说我在朝鲜搞大国沙文主义，拍拍金日成的肩膀，叫他“老金”。当时，我听了很恼火，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于会泳，意思是有些人对我们这些新上去的干部总是不 顺眼，于会泳听了，对我表示同情，要为我辟谣。他就和刘庆堂商量，刘庆棠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里分工管电影，由他命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朝鲜拍摄的彩色纪 录片《让友谊花朵代代相传》抓紧翻译，让这部影片很快在全国放映。这部彩片详细纪录了上海蕾舞团在朝鲜演出的盛况，有金日成首相接见我和主要演员的场面 等。影片在全国放映后，为我辟了謡，维护了名誉。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一九七三年，在党的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江青提名，于会泳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他就进入了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层。他在北京与我一起参加了十届一中全会。会议一结束，我陪于 会泳到北京友谊宾馆，当时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正在那里排练交响乐《智取威虎山》，我把全体演奏人员召集起来开大会，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于会泳是作为优 秀文艺战士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江青的直接领导下，他对文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他当选中央委员也是我们全体革命文艺战士的光荣。我讲完后，于会泳也谈 了他当选中央委员的感想，他那天非常激动。
一九七四年十月，当时阿 尔及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布迈丁邀请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访问该国。本来，这样访问的规格不是很高的，但江青指定于会泳为团长，这个团的级别就上升了。 江青还在对外友协给国务院的有关北京京剧团出访的报告上批了一段话：“过去，球队、杂技出国，中央都接见，以示鼓励，这样的艺术团出国，中央不接见，组长 不亲自送行，这种安排说明对意识领域的斗争不够重视，建议中央负责同志接见，吴德同志送行。”王洪文当时是中央副主席，他也批了意见。十月二十二日晚上九 点钟，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于会泳和出访的《杜鹃山》剧组。于会泳离开北京的时候，吴德到机场送行。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阿尔及利亚，江青委托于会泳以 她的个人名义向布迈丁赠送了书籍、图画等礼品，还送了一部《杜鹃山》的彩色影片，说明江青对于会泳的出访重视到了何种程度。
于会泳终于当上了文化部长
一九七五年初，我到北京 参加十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议程和政府工作报告，酝酿本届政府的组成名单。在预备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准备让邓小 平出来担任第—副总理，张春桥担任副总理等，在军队方面，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毛对邓、张有两个指示，对邓的评介更高：“人材难 得，政治思想强。”本来，毛讲得更简略，是“人材难，政治强”。周恩来把它演绎成“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毛对张春桥的评介是：“有能力。”比较简略。 酝酿的结果，周恩来还是当总理，邓小平第一副总理，接下来的副总理是张春桥等人。全会还没有结束，一天，张春桥与马天水、我、王秀珍谈下届政府组成的问 题，他说在政治局讨论过国务院各部部长的名单，准备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确定。讨论到文化部长的名单时，周恩来总理说有人提名，仍由原文化部长沈雁冰 （茅盾）担任，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理由是文化部是分工给张管的，他要管得起来。周总理在会上说：“那么我不调徐景贤来，调朱永嘉来，还不行吗？”当时， 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写作组一把手，又是姚文元指定的上海的《红旗》杂志组稿小组主要成员，是张，姚在上海很得力的笔样子，张、姚都不舍得把 朱永嘉调到北京去。最后，江青提名由于会泳当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就通过了。文化部部长名义上是归一位副总理领导，当然 最后是要请示总理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部只能归江青领导。道样，于会泳由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因为在搞样板戏中紧跟江青、终于当上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当了部长后，表示 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他找了北京一个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他定好后，请我去参观，吃饭。那天我去 的时候，看到那个胡同很宽，走到底是红漆大门的一个大四合院，门里是一条石板道，房间都整修一新，外面看是中式的琉璃瓦房，里面是很考究的西式装修，现代 化的卫生设备一应俱全、还有暖气。院子后面，走过月洞门是个大花园，里面有石桌、石亭，绿树，假山，风景很优美。于会泳陪我兜了园林后，就进入一个很精致 的餐厅，桌上已放好了酒菜，京剧演员杨春霞、齐淑芳一起来吃饭。于会泳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大使馆原来有一个特级厨师，最擅长做北京烤鸭，我接收大使馆 的时候，把这个厨师也一起接．．接收下来了。”于会泳一兴奋起来，就有点口吃。
吃烤鸭的时候，我故意问 于会泳：“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呢，还是找张副总理？”于会泳不加思索，马上就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么意见，我再 转告他们。”以后，文化部长果然不找总理，连副总理也不找。只有江青不愿管的时候，她就对于会泳说：“你去找你们的副总理春桥同志，他是分管你们的工作的 嘛。”这时，于会泳才会去找张春桥，但转过头来又会找江靑。张春桥也知道这里面的错综复杂，懒得管。
于会泳当部长不久，长春 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描写大庆工人战天斗地的事迹，当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战线上的领导。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査，文化部部长、副部长等都在文化部小 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如编剧张天民等。影片一结束，于会泳拍腿叫好，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后，很快打电话给 我，他说：“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他催促我在上海也要抓几部好影片，当时，我正在上海抓电影《春苗》。
过了几天，江青看片子 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严重问题。于会泳 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首长”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毛看了影片后，批示说：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针对江青、张春 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江青等人连续遭到毛的批评，马上就缩回去了，只好由于会泳出面担当否定《创业》的责任。
我与文化部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会泳的工作大力支持，我配合他做了以下几伯事：
第一，我配合他把全部的 样板戏拍成电视片和彩色影片，在全国放映。江靑一开始说要把样板戏拍电视片，要原汁原味地在电视荧搏上拍摄实况演出的片子，连演员额头上流汗的镜头也要拍 下来，我们完全忠实地执行了她的指示。电视片毕竟不很清晰，而且又是黑白的，江靑又提出要拍彩色影片，于是，在北京、上海将样板戏都拍成彩色影片。八部样 板戏以后的《龙江颂》，《杜鹃山》、《盘石湾》等也拍成彩色影片。
第二，帮助他完成一些新的创作，或是一齐搞剧木，或是支持他，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如京剧《杜鹃山》，《盘石湾》，芭蕾舞剧《草原小姐妹》、《红嫂》，钢琴协奏曲《黄河》、《战台风》，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
第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些老艺人和水平比较高的老票友，演传统京剧、老戏。当时，毛泽东多病，希望在北京看一些老的传统京剧曲 艺节目，我们在上海组织班子，专门给他拍成彩色纪录片，对外不说是为毛泽东拍片，而是说为了抢救传统遗产。这样，拍了—系列的京剧、曲艺的彩色纪录片。
第四，根据毛泽东和江靑 下达的任务，我恢复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翻译了《简爱》、《巴黎圣母院》、《鸽子号》、《瑞典女王》等，《瑞典女王》是好莱坞演员嘉宝主演的，毛泽东对嘉 宝的演技很欣赏，这部影片是特地为毛译制的，还有什么《铁道儿童》，儿童片、江青看了后，主张中国也要拍儿童片，后来就拍了《闪闪的红星》。
第五，张春桥到上海来， 我陪他参观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那天张春桥传达了江靑的指示，原话是：“给我拉出一个厂子来。”我接受江青的指示后，重组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先是练兵，拍了 两个小故事片：《一副保险带》、《无影灯下送银针》，接下来就拍大的影片，在全国打得响的先是《火红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后来又拍了《第二个春天》、 《战船台》、《难忘的战斗》，《欢腾的小凉河》等，重拍了《渡江侦察记》、《年靑的一代》，这两部过去都是黑白片，重拍成彩色片。还拍了一些儿童片，如 《阿夏河的秘密》、《小将》，反映当时的教育革命的。
第六，在出版方面，重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图书。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编出版了《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还搞了《外国文艺摘译》等。
第七，在上海恢复了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比较早的招收学生。另外，还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上海办了“‘五?七’京剧训练班”，“‘五? 七’舞蹈训练班”、“‘五?七’音乐训练班”等，培养了一批京剧演员、芭蕾舞演员、音乐演奏员，当时的意图是培养样板戏的接班人。
一九七五年，“批邓”和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于会泳两次向我传达了江青的指示，要大写批判“走资派”的作品，要写更高级别的“走资派”，更能体现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上 海抓紧把影片《春苗》拖上去，《春苗》搞了好几年，原来是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我一看不行，决定在里面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编剧改了几次还不行，我就叫写作 组下面的电影小组专门修改，花了很多功夫后送到我这里，我还是不满意，最后，我不顾自己正在发偏头痛，抱病修改，把杜文杰这个基层卫生院的院长说成是从上 到下都有一条黑线串起来的“走资派”，上到卫生部，下到卫生院，大大加强了同“走资派”斗争的内容。我指定谢晋当导演。《春苗》在全国公映后，“反撃右倾 翻案风”更猛烈了。于会泳指示文化部的写作班以“初澜”的笔名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肯定《春苗》，批判邓小平，上海的另一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也 是我决定在影片中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的，于会泳在文化部审片时说，配合得紧，配合得及时。
《春苗》公映后，于会泳 从毛远新那里得到重要情报，说邓小平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看完就大叫“极左！极左！”离席而去。当时，中央已开过打招呼会议，毛泽东已发动批邓，我们感到 这个材料好极了。在初澜的文章里第一次把这件事抛出来，以后把它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与“走资派还在走”联系起来，大批了一通。
一九七六年初，我们去京 参加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在一次饭桌上，毛远新要于会泳积极支持迟群、谢静宜拍一部反映清华、北大教育革命、反击“走资派”的电影，后来，毛远新和于会泳 一起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马天水住的套间里又强调了这一点。于会泳极力支持他们，从讨论剧本一直到拍摄，最后完成电影《反击》。这样，我们在“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连续作战，打了好几仗。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于会 泳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他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十月六日，“四人帮”已被捕，但我们都不知道，十月七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 了。马天水走以前，找我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么情况，但我们都估计不出来。那天深夜十二时左右，我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他说，今天下午 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于会泳觉得很奇怪。我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我们在电话里约好要多联系，我说：“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十月八日那天晚上，我们不断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 元，但都找不看、那两天里面，于会泳和刘庆棠连续向上海打电话，我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首长”找不到了，我感到很紧张：我告诉他们，上海与 王、张、姚也联络不上。于会泳他们最后一次给我们的电话出了暗语：“我们几个都生病了。”
一九七七年，我在离职反 省、隔离审查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批判于会泳的文章，说他“罪有应得，死存余辜”。我看后就估计他已经死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一九七七年 八月一日，于会泳在接受批斗期间，在文化部的隔离审查地点，偷服了厕所里的消毒药水，自杀身亡。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 唯一的一任文化部部长的生涯。
二十八．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主 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曾经利用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的机会，单独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作过一次深谈，想要把这个三十年代就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从 “四人帮”一伙的圈子中拉出来。可是，没想到马天水不但不领邓小平的情，反而马上把谈话内容密报“四人帮"。而且，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还进一步站出来作了揭发，对邓小平不啻是重重的一击，把邓小平搞得狼狈不堪。
识途老“马”的经历
马天水，一九一二年出 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 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五十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 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马天水的穿着 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上穿着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个工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去过的少说也有 五、六千家，他毎到一个工厂，或是和干部、工人谈话，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前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无论柯庆施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或是陈丕显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都得倚重他。到了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了马天水。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 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前他扪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时候，张春桥先当市委常委，再当市委候补书记，但 马天水早已是书记处书记了，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权所不满，在一九六六年 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騒，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当时已经去了北京的张春桥找马天水做工作，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 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市委 被打倒以前，我在市委写作班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和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联系以后，我在市委机关内部打出了“造反”的旗帜。当时，姚文元就从北京打保密电话 给我，转达张春桥和他的意见：要我在实施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以后，把马天水从市委的营垒中争取、分化出来。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一月夺权以后， 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就多次做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力求早曰“解放”马天水，以辅佐张，姚这两个“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在上海全市大会上公开说：“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级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解放马天水还 有点用处，他打电话（指和各地联系经济工作）也比我熟悉。”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 水终于站了出来，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发言，“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批判了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 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持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向张春桥、王洪文效忠
“投之以桃，报之以 李”。当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要把张春桥赶下台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了。当天晚上，在上海外滩市革命委员会的 大厅里，由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马天水在会上郑重宣布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 “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 人。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当选以后，马天水连夜被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喜从天降，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 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手里。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从上海 调至中央，马天水接班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他又替王洪文“抬轿子”、“吹喇叭”，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预备会议期间，在酝酿王洪文进人中央常委领导班子 时，马天水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华东大组会议上，向华东六省一市、南京军区的负责人介绍说“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他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不是一个冲 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十大以后，王洪文以党中 央副主席的身份返回上海检查工作，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在锦江饭店设宴为王洪文接风。在宴席上，马天水面对王洪文说：“我觉得你到中央工 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大。”这一番话说得王洪文都不好意思起来，连连摇头，表示不敢当。
“他是揺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的种种表现，都足 以证明：自从他重新站出来工作以后，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他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来看待邓小平，怎么也看不上眼。一九七 三年三月，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工作指示，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附发了邓小平向中央写的一份 《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决定向中央发一份电报表示拥护。在讨论中央文件时，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马天水说：“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可没有想 到，他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我可了解啦，他过去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 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痛骂归痛骂，拥护中央决 定的电报还是要发。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由马天水最后修改，把自己的语言曲折地塞了进去，电报写道：邓小平同志原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 人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错误并作了自我检查，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对他十分宽大，决定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电报经马天水之手签发了。过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遇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对马天水和我们作小范围谈话时，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态电报。张春桥责怪说：“你们怎么搞的？在电报里还要提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挲着光滑的头皮，向张春桥老实交代：“这是我们讨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你们真蠢！”张春桥继续埋怨，“写一份简单明了表示拥护的电报不就得了？！你们不想想，电报送到中央要印发政治局以及有关同志，邓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会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们考虑欠周，”马天水恍然大悟。
不过，这次张春桥虽然作了批评，但是没有发火，于是马天水心里明白张春桥的想法其实和我们这几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那份电报，白纸黑字，写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罢了。
以后，邓小平多次以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陪同外国贵宾来上海访问，马天水和我们便接受那份表态电报的教训，表面上对邓小平十分尊重，在送走外宾以后，邓小平曾有几次在上海逗 留，顺便参观视察―下上海的工厂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有一次，马天水陪邓小平去参观了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又视察了几个重点企业，回来以后，马天水对身边的 人嘟哝说：“邓小平在工厂里一股劲地问干部和工人：实行不实行计件工资？他这个人哪，就是老一套。
马天水要给毛泽东写信
周总理病倒以后，邓小平 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开始着手抓多条战钱的整顿，工交战线首当其冲。邓小平主张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到纲上来。这一下马天水激动起来了，他说：“把国民经济 搞上去，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我们上海的钢鐡生产，就是靠批‘唯生产力论’搞上去的”。
邓小平在全国部分省市工 业书记会议上讲了关于整顿的讲话，传到上海，马天水更是睡不着觉了，他嚷道：“我看了邓小平的讲话，不对头呀！他说工业要整顿，‘积重难返’，他把当前形 势说成什么样子了！还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要‘矫’到哪里去呀？不是要纠偏吗？他就是想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
为了这件事，马天水有好 几天坐立不安，他晚上把我找去，和我商量，说是打算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反映邓小平讲话中存在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新华社上海分社从北京传来了毛泽东的 一个批示，是批在姚文元送审的关于新华总社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请示报告上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 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接着，毛泽东把笔锋一转，写道： “我看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 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我赶紧把这个批示转给马 天水。马天水看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心中一惊，因为这个批示，分明是针对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次报告以及姚文元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论断而 发的；至于批评“动不动就训人”的那段话，不就是指的江靑吗？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批示呢？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马天水和我都吃不准，也不便问。于是，马天水想起了那个“摇鹅毛扇”的电报的教训，决定看一看形势再说，终于把给毛泽东写信告邓小平状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王洪文亲自打来电话
当然，马天水的这些背后 表现和心理活动，邓小平并不知这。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实际上上南辕北彻，背道而驰。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是估计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宾 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种“挖墙脚”，想要把马天水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是，邓 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十分麻烦的后果。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是邓小平陪同菲律哲贵宾从北京抵逹上海访问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亲自打来的。
“马老吗？明天邓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人水有些着慌，因为他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确实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发生过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从王洪文那儿摸到一些底细，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
“反正你准备下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它的事不要多谈……”，王洪文避问马天水所要打听的敏感问题，只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王洪文的事先警告，使这匹“识途老马”更加忐忑不安起来。
邓小平找马天水密谈
六月十二日，邓小平果然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去一次。
在客厅里，灯火通明，宾主就座，服务员端来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发上只剩下邓和马两个人。马天水先寒暄了几句，问候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接着，邓小平开了腔：“马老哪，你们最近在抓什么？……”
“我们，重点在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把它提到网上来，树了几个典型……”马天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
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 “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这个……”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这……我倒不知道……“马天水听邓小平越讲越露骨、只好故意装傻。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了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向他进一步交底“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指张、姚，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絶不表态。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着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上海批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马天水不便正面反对，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句。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 “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熟人很多……”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
“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邓小平继续问
“我跟他们可熟了……”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邓小平终于把最关键的话说了出来。
“吓，原来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能这样做吗？”马天水毕竟是有着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里想的口里就是不表态。
“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过去。
邓小平和马天水的个别谈话，到此结束。
姚文元说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
马天水告辞主人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他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捉摸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终于找了 我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把过程详细地谈了谈，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 “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 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还攻撃江靑同志呐，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马天水越说越气 愤，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
“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唷，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王秀珍关切地说。
“他这次来，是有目的 的，就是想来做上海的工作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他说他知道王秀珍，过去当过劳动模范，现在是工人造反派；他说对老徐也很熟悉，是市委机关 造反的。所以他不找你们，只找我，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的‘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马天水说到这 里，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我当面替他鼓劲。
“上次文元同志讲，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我一直在想究竟会有什么事。”马天水想起了几个月前姚文元的预言，“现在看来，要出事恐怕就出在邓小平身上。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
“我要报告中央！”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过了几天，也就是一九七五年的七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
姚文元听了神情凝重，沉吟了半晌，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就说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马老，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
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通给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七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了上海，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马天水又赶了去。王洪文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但仍要马天水详细复述一遍，听完以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謡，这些谣言，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向王洪文请示下一步怎么办。王洪文叮嘱说不要急，看看再说。
批邓的“重磅炮弹”
过了一段时期，到了一九 七五年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回 忆，他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秘书老房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纪录，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和王秀珍听、让我们补充、修订，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邓小平与马天 水谈话记录，自送王洪文。
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同时作了批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批给政治局了，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华国峰主持，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
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 上，张春桥就专门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张春桥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演示文稿 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狠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 么在会上不讲昵？”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演示文稿。马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密谈。
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 “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老马走后，由谁主持上海的工作，请你们考虑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过去的几 届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中，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李富春、余秋里副总理，都兼遇国家计委主任。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 计委主任，以后在国务院领导人选上要另作安排，是不言而喻的。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 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马天水疯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在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
可是，六月毛泽东病重，九月毛泽东逝世，十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揭批“四人帮”揭到了马天水头上，可是他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上海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前，他以自己的老到的经验教训劝慰和告诫我和王秀珍说： "这是路线斗争，检查时态度要好，帽子要大，内容要空……我有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经验，不久就会站出来的。”
但是，这一次马天水彻底失算了，他再也“站”不出来了。
一九七七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
一九七八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
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一九七八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 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闵行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牵挂着吴泾的热电厂、金山的石化总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 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时年七十六岁。
二十九．江青插手《白毛女》前前后后
芭蕾舞剧《白毛女》
在所有的“革命样板戏”中，江靑过问得最少的就是芭蕾舞剧《白毛女》。可是，她不“问”则已，一“问”惊人，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漠不关心，江青对舞剧《白毛女》无兴趣
早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之春”盛会上，上海市舞蹈学校献演了新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引起轰动。以后，他们又倾听了领导和观众的意见，反复加工， 精益求精，使这部舞剧日臻完美。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也在日本演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并由主演者松山树子女士率团到中国来作访问演出，受到 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日两国文艺工作者同时演出两台芭蕾舞剧《白毛女》，在海内外舞台上交相辉映，一时传为美谈。
在 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过程中，江青不仅没有做任何贡献，而且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兴趣，以致文革初期，在上海市舞蹈学校内还发生过芭蕾舞剧《白毛 女》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这也是以证明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与江青无干，不然，谁敢在当时直接把争论的矛头指向“文艺革命的旗手”呢？
见风使舵，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不 久，这场关于《白毛女》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反映到党中央。一九六七年夏，毛泽东同意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这可是一件大事，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 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陪同毛泽东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的演出，江靑自然也在场，毛泽东不但肯定和赞扬了芭蕾舞剧《白毛女》，还亲自上台和演员们提手，合影。 于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刊登了大幅照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在全国放映。
江 青一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就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公开宣布芭蕾舞剧《白毛女》是全国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把它归入了自己领导“文 艺革命”的功劳簿。此后，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唱片公开出版了，全剧的录音在全国播放，舞剧先是拍摄成黑白的电视纪录片，接着又摄制成彩色的舞台艺术片， 在国内外放映，毎当有重要的外宾来访，到上海几乎必看《白毛女》。舞剧中的嘉儿和大春等，也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与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组合影
突发奇想，强令改成两人上山
一九七二年四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上海芭蕾舞团携带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访问朝鲜、日本。周恩来总理指定由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纪的我任访朝团团长。
我率团到了北京，适值秘鲁共和国的总统夫人来访，周恩来决定请总统夫人看一次芭蕾舞剧《白毛女》。那天晚上，在天桥剧场举行了专场演出，周总理坐在总统夫人的左侧，江青坐在总统夫人的右侧，我坐在前面一排陪同并作记录。
江青穿着一身全白的西式上衣和裙子，手里还拎着一只白皮包，显得容光焕发，非常突出。她不顾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径自和总统夫人侃侃而谈。
江青说：“毛主席提出文艺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我们搞了一场文艺革命，像芭蕾本来是欧洲的宫廷艺术，我们却把它拿来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同时提倡芭蕾艺术走革命化，民族化的道路：今天的这个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是我抓的，请您看后多提意见。”
剧 场里的灯熄了，音乐响起了，大幕拉开了。可是，从来不过问舞剧《白毛女》的江青，今天却喋喋不休地作起“指示”来。她一会儿说，扬白劳家小屋后面的那棵大 树布景，画得太简陋，要重新画过；一会儿又批评说，整个乐队的声音太响，在舞台和观众之间筑起了一堵“音墙”。她当着总统夫人的面，指挥我立即赶到乐池里 去，叫整个乐队压低音响。
看 到下半场，江青见“白毛女”在风雪交加中挣扎，在奶奶庙与黄世仁等搏斗，她忽然对我说：“我在想，喜儿不应该一个人上山，可以让两个人或是更多的人上山。 这样戏里的‘白毛女’就不是只身和大自然搏斗了，她可以通过同行的女伴和山下联系，山下的乡亲也可以更多地关心和支持她……这样吧，你们要剧组搞一个两人 上山或几人上山的修改方案，出访回来以后就进行修改，改了以后我再看。”
矛盾百出，越改越糟难以收场
我当场记下了江青的“指 示”，没有马上向剧组传达，而是去找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商量。谁知道江青在看完戏回去以后，也已经向国务院文化组下达了“两人上山” 的修改“指示”。他们几个人一谋面，议论了几句，都感到为难。因为，原歌剧《白毛女》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诞生的经典作品，以后 曾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映，现在又改编成芭蕾舞剧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不管是哪一种文艺样式的《白毛女》，都是以喜儿受迫害后孤身一人出逃、在荒山野岭历经艰 险，最后获得八路军的解救作为故事的主要发展线索的，它体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如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改成喜儿和女伴两 人或多人上山，不但广大观众接受不了，而且把《白毛女》的那种传奇色彩，诗意氛围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全都丢弃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出山上山下互相呼应和 地主汉奸展开游击斗争的老套戏剧。凡是懂得一点文艺的，都会知道江青的主意实在是一个损害原作、伤筋动骨的馊主意，毫不可取。
我和于会泳等人不敢违抗 江青的旨意，便去向张春桥汇报，想让张春桥出面转圜。可是张春桥说：“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告诉剧组，让他们先拿出一个修改方案来！”过去，张春桥多次强调 过：“在文艺革命方面，我只能搞‘一言堂’，听江靑同志的。”这回，他把“皮球”直接踢给了《白毛女》剧组。
我拉着于会泳、刘庆棠等人，把江青的“指示”给剧组的编创人员作了传达。于是，上海舞剧团从朝鲜，日本出访回来，就被留在北京，按“两人上山”的意见搞修改方案。
剧组的编创人员在设计修改方案时、遇到了许多困杂，，我回上海去了，他们只好去找于会泳和刘庆棠，请示江靑。
江青的“指示”倒是很具体：关于“两人上山”，喜儿究竟和谁上山的问题，江青说，可以在黄世仁家多设一个丫环，留下服侍黄母的那个叫小红，和喜儿一起出逃的就叫小兰，她们共同商量逃出魔掌（这样一来，舞剧中芦苇丛里找到一只鞋的扣人心弦的惊险情节无法保留了）。
关于逃上山后两个人的头发是否都要变白的问题。江青煞有介事地说，这个很简单嘛，一个可以变白，一个可以变灰，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她们在山上还可以互相照应（这样一来，舞剧中喜儿只身与风雪搏斗，头发渐渐变白的精彩独舞都得删掉）。
那么，两个人上山以后奶 奶庙的戏怎么演？八路军怎么会在山洞里找到喜儿的？江青又“指示”说：奶奶庙里两个人遇到黄世仁和穆仁智，可以开打嘛；让小兰下山向八路军通风报信，大春 可以写信给喜儿，最后大春到山洞里去找到喜儿（这样一来，奶奶庙中喜儿的刻骨铭心的仇恨、黄世仁等见到“幽灵”后的惊颤和恐惧，以及大春和喜儿在山洞中相 遇相认等精彩场面还能留下吗）。
剧组的编创人员实在是勉 为其难，他们拿出了修改方案，可是江青却不审査修改本，说是要看演出。于是，整个剧组二百来人，在北京西苑宾馆留了半年左右，排练修改本；夏去秋来，秋去 冬来，不准演员回上海，夹衣棉衣都是派专人送去的，一切都为了修改好“两人上山”。可是，等到临了，忽然传来江青的一句话，说是“没有空看了”，叫剧组回 上海去，等以后江靑到上海时再看。
折腾数年《白毛女》才重见天日
《白 毛女》剧组回上海以后，继续修改这个永远也改不好的舞剧，严重影响了其它舞剧的创作和排练。我怕江青真的来上海审查，一连看了多次“两人上山”的内部演 出，作好汇报准备。但江青终于没有来，张春桥倒来了。我赶紧请张春桥审查。张春桥看了戏，明知改得不象样子，可是他不表态，只是说：“等江青同志看后再 定。”
这 时，又有外国元首要访问上海，接待计划中有在上海看舞剧《白毛女》的内容。我着慌了，赶紧请示张春桥演老版本还是演新版本？张春桥回答演老的。于是，全剧 组手忙脚乱，重新返回去排演老版本，招待外宾。过了不久，于会泳和刘庆堂等来上海，检查江青“指示”的落实情况，剧组又调头排演新版本。
如此改来改去，折腾了数年之久，把编创人员和演员们都折腾苦了。可是，江靑终于没有再来上海，“两人上山”也终于没有上成。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被捕以后，《白毛女》才从“两人上山”的桎梏中获得了解放！
三十．王洪文怒砸万体馆
上 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经常要举行一些国际性的体育比赛，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的体育场馆设施太落后，特别缺乏一个举行室内比赛的体育馆：江湾体 育场远离市中心，交通不便；位干陕两南路的原上海市体育馆，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建筑物，场地狭窄。因此，建造一座具有现代水平的规模宏大的新体育馆，就成了 了大上海人民的一个心愿。
周恩来批准建造“万体馆”
周恩来总理体察上海人民的心意，在他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虽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但他还是批准了拨款数千万元人民币，给上海建一座新的体育馆。这个喜 讯鼓舞了上海的建筑设计师和建筑工人。他们吸取了北京体育馆的长处，决心建造一座设计更为合理、造型更为漂亮的体育馆，来显示上海建筑艺术的水平。北京体 育馆是长方形的，纵横的视野距离不均等，上海的设计改为圆形的，四周座位上观众的视线，可以用同样的距离投向比赛场地。
设计、征地、拆迁、施工……一切都有条不紊地以高速度进行着，在上海徐汇区漕溪北路旁边的开阔地上，一座壮观的圆顶庞然大物，很快地高高矗立起来。这座体育馆造好以后，足足可以容纳一万八千名观众。上海人喜欢把这座体育馆叫作“万体馆”
王洪文插手，夜闯“万体馆”
王洪文得悉周总理批准建 造这座体育馆，马上表示十分“关切”，自从他到北京工作以后，每次有机会来上海，总要到体育馆建筑工地去张望一番，—九七四年，他从北京到杭州去，路过上 海，已经夜深了，他突然提出要去看看“万体馆”，王洪文要“亲自视察”，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当然唯命唯谨，全体出动，全程奉陪。
工地上连夜在赶工，各种 各样的照明灯具射出耀眼的光芒，建筑机械的轰鸣声，冷泵枪的锤撃声、运输车辆的喇叭声……交织成一首喧闹的乐曲。王洪文一行下了车，看到工交口的负责人、 市委常委黄祷，带了建工局的一批领导迎上前来。黄涛那油光光的秃顶，在白炽灯的映照下，显得分外的亮，自从这项工程开工以来，黄涛一直不敢怠慢，他知道这 是周总理批准的重要项目，王洪文又直接过问，所以他自己亲自挂帅，三天两头到工地来，从设计图纸到建筑材料，从施工进度到内部装修，事无巨细，他都专题向 王洪文和市委报告。王洪文有批示，他立即“照办”。
这天晚上，悬吊钢梁网架 成功的“万体馆”刚刚封顶，内部施工正在紧张地进行，无法入内进行参观。王洪文一行就沿看体育馆的高耸的外墙绕了半圈，站定下来，听取一位工地指挥高声汇 报施工进度。最后，轮到王洪文作“指示”了，他喷了一口烟、拿腔拿调地说：“万体馆工程进展很快，搞得不错，我很高兴……这个工程，是我向总理争得来的， 不容易呀！你们一定要保证质量，提前完成任务。等到内外装修都基本完成的时候，我要来验收的！”
“副主席”验收倪志钦陪审
果然，一九七五年万体馆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的时刻，王洪文借着陪外宾访问上海的机会，正式对这项工程进行“验收”了。他不但自己要去检查工程的质量，而且叫秘书连夜打电话到北京，要国家体委马上派出专家小组赶来上海，和他一起人全面验收。
国家体委接到王洪文的通知，当即派了当时在体委担任局长的前我国跳高冠军、曾经打破跳高世界纪录的倪志钦，带了几个体育场馆专家，赶乘飞机前来上海，听从王洪文的指令。
一天下午，王洪文带了马 天水、我、王秀珍以及一大批随从，直奔万体馆工地，倪志钦率领的体育场馆专家工作组，早已在现场等候。验收照例由市委常委黄涛陪同进行；王洪文从体育馆的 南大门进门下车，问宗明义第一句话，还是老话：“这个工程是我向总理争得来的，不容易啊！非搞好不可……”
接着，他带着一群人逐个 台阶，逐个廊柱，逐厅逐室地进行“验收”。对整个体育馆的外观和整体结构，王洪文总算点头“嘉许”，在当时的条件下，像这样雄伟而又现代化的体育馆，在国 内是仅有的；而且，体育馆的圆形结构，照顾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视线，较之长方形的体育馆设计更为合理。倪志钦与专家工作组，对这一点也作了充分的肯定。
黑色不吉利大方柱遭殃
王洪文一行向左侧拐弯，步入体育馆外圈的环式长廊。长廊的外部是大型有色玻璃镶成的体育馆外墙，长廊的内部有许多通向赛场人口处的门洞。整个长廊采光明亮，穹顶高爽，用三十六根巨型方柱支撑着，形成一个气宇轩昂的圆环形的南道，把整个赛场环抱起来。
这条长廊的地坪是碎花水 磨石子做的，而三十六根顶天立地的柱子四周，从上到下饰以黑色的大理石。立柱、穹顶和地坪的色调对比十分谐和，特别是光可蓥人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立在那 里，显得凝重和端庄。这条环式走廊的结构和色调设计，建造前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认真讨谕，黄涛曾经把各种色彩和纹理的大理石样品，带到常委会会场上请大家过 目，最后确定用黑色大理石，并报经王洪文批准。
可是，当此刻王洪文走过这些大理石立柱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脚步，皱起眉头，仰首斜睨着黑色的柱子，用很不满意的神情，咂着嘴巴说：“喷！这种黑颜色的大理石不好看！”
“上次……拿了好多种颜色的大……大理石，给常委们挑选，最……最后还是决定采用纯……纯……纯黑的，比较庄重！”黄涛一紧张，答活就开始结巴。
“庄重什么？看上去黑不溜秋的！”王洪文不耐烦了。
“选用黑色的，主要考虑到与周围的环境和色彩比较协调。”工程总设计在一旁插话，他想用美学原则说眼王洪文。
“黑的才不协调昵！我看用浅灰色的大理石好！”王洪文才不理什么劳什子美学呢！仍固执己见。
“对……黑颜色看上去是不大吉利。”跟在后边的王秀珍出来为王洪文帮腔了。
“洪文同志啊，三十六根柱……柱子，现在已……已经差不多全部镶……镶好了！”黄涛发急了，光秃秃的脑门上沁出了颗颗汗珠，他用手指指前方的柱子。
大家抬头望去，只见在最后一根方柱的高高的脚手架上，有三，四个工人正在紧张地操作，他们把剩下的不多几块黑色大理石片，小心翼翼地镶嵌黏合到柱子的顶部，整个装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
王洪文把嘴一撇，把烟头丢在地下，用脚狠狠地踩灭，恼怒地狂叫起来：“我早讲过了，要保证质量！镶好了又怎么样？通通敲掉！”
好家伙，好大的口气，三十六根大柱子，这么多人工，这么多大理石，这么多钱，他全不放在眼里，说敲就敲。
黄涛无计可施了，这个搞 了几十年工业的老头，实在是有苦说不出：柱子上镶嵌黑色大理石，是事先报告王洪文并经他亲自同意的，现在他却出尔反尔。办事一向谨慎小心的黄涛，如今却只 好打落门牙往自己的肚子里咽。他擦擦额上的汗珠，抬了抬黑边眼镜，两只鼓鼓的眼睛巴巴地望着站在他面前的马天水，求助地说道：“马老……你看……这个？”
“嗯……嗯……”马天水 却王顾左右，晃动着他那终年戴着鸭舌帽的巨大脑袋。他明明知道黄涛呼唤他的原因，也只有他马天水此刻站出来说几句婉转的话，才有可能保全这三十六根大柱 子。可是，他竟然随声附和王洪文“我看──洪文同志已经说了，就照洪文同志的意见办，全部敲掉重来算了！”
三十六根柱子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由于王洪文的浅薄和专横，由于马天水的恭顺和谄媚，三十六根柱子上镶嵌着的黑色大理石，眼看就要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设秘密看台，图几人方便
王洪文一行从环式长廊穿过一个特设的暗门，走上一座螺旋形的梯子，攀登到约两、三层楼的高度，便到达特意为首长们建造的秘密看台，秘密看台连着共有三间，造在赛场高处的后墙外边，在墙上开凿出一排视野开阔的窗洞，镶上茶色玻璃。
首长们坐在玻璃后边的看 台上，十分隐蔽。因为赛场和观众席上的光线明亮，而秘密看台里的灯光幽暗，观众们根本看不清在墙上的深色玻璃后面，究竟是些什么人。在首长们就座的每间看 台里，可以放五、六把舒适的软椅，前面安着的小桌子上，放看烟缸和服务员端上来的茶水、毛巾等，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着烟，呷着茶，一边居高临下地观看比 赛，整个赛场尽收眼底，实在是很惬意的事。
建造这座秘密看台，也是 王洪文的主意，当然得到了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的热烈赞同。因为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比赛和演出活动越来越多，可是什么样的国外代表团来访，表演，由什么样 身份的人出面观看，都是由外事部门按规格排定的。领导人不能凭自己的爱好随心所欲地到场，更不能随意登上场内的主席台，这都有外事纪律管着，胡来不得。
最令王洪文扼腕的一次， 是中日两国建交以后，日本大相扑队访问上海作表演赛的那个晚上，王洪文和市委其它领导人几乎都想到现场去，亲眼看一看这种闻名已久，新鲜剌激的表演。可 是，外事部门规定的接待规格，只需要一位位分管体育的副市长级领导人出面观看。王洪文等人心里痒痒的，只能留在康平路看电视实况转播。等别人回来谈起许多 趣闻，如相扑手食量惊人等等花絮新闻时，王洪文瞪大了眼睛备感遗憾……
这些，就是促使王洪文主 张在建造新体育馆时设计一座秘密看台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视察和“验收”体育馆工程的过程中，秘密看台就成了最令王洪文感到舒心和满意的项目。他到秘密看 台的里里外外，看了又看，赞不絶口；马天水、黄涛等人也为白己得力地实现了王洪文的竟图，一个个脸上绽开了笑容。后来，当一九七五年王洪文到上海小住期 间，他果然充分利用了这座秘密看台，不仅自己来看，而且还请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一起到这里观看国际排球比赛，体操表演等，而丝毫没有被场内的外宾 和一般观众所发现。
巍巍主席台，下令全砸掉
视察完了秘密看台以后， 王洪文率领着一行人来到赛场的中心。上海体育馆的设计构思，是要把这座建筑物形成一个多功能的场馆，既能在这里召开全市性的大型集会，又能举行正规的国际 比宝，还能在场地上搭台作多种精彩的文艺演出。在赛场的南侧，建起了一座宽敞高峻、气势恢宏的主席台。中心台上是几排梯形的特设座位，两侧是两个副台，共 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看台，可以安得下一个庞大的主席团。主席台上铺着华贵的地毯，前排座位前放着长条桌子；中心台左右有两个单独的信道，既可以通向外面的 贵宾休息室，也可以直接进入赛场。主席台的后部和两侧，都筑起了环抱形的高高的护墙，和一般观众席隔离开来，便于做好首长和外宾的保卫工作。
对于这样一座主要是供领 导人“亮相”的主席台，王洪文当然倍加注想。早在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他就一再叮嘱要把主席台造好，造得有气派。如今，初具规模的主席台确实气势非凡。据 设计人员介绍，整个主席台的台基，就比中央场地高出一米三十，从台基逐级上升的一排排主席台座位，显得宽敞而高峻。在场地中央必须抬头仰望，才能看到主席 台顶部的水泥护墙。整个主席台呈扇面成楼状，它的横宽和纵深，都超过了北京体育馆的主席台。当初在设计和建造的时候，王洪文就授意要处处超过北京体育馆， 理由是：“上海的人口比北京多，体育馆当然要造得大！”
正当大家在观赏这座不平凡的主席台的时候，王洪文却又蹙起眉头，他瓮声瓮气地拖长了声音，叫住了国家体委派来的倪志钦：“倪志钦同志呀，你看……这座主席台怎么样呀？”
“我看……挺不错……挺好的……”倪志钦吃不准王洪文的意图，如实回答。
“好在哪里呀！？”
“这个主席台……比北京体育馆的……要大……”
“大是大了些，可是，造得太低了，没有气派！”王洪文明确表态了。
“这个……”倪志钦一时为之语塞，他掉过头去问黄涛︰“主席台离地面多高？”
“台基离地面一米三十，后边的座位再逐步升高，整个主席台比对面教练员，新闻记者坐的工作台，要高出好几公尺……”黄涛预感到新的麻烦又要降临了。
“怎么能跟对面的工作台比较呢？”王洪文一听火气就上来了，他用手朝主席台一指，“这么低的主席台，将来叫中央首长怎么上台？连一点气派也没有！我早就 告诉过你们要特别注意造好主席台，要造得有气派，可你们就是听不进去，现在造得这样槽，……倪志钦同忐啊，你看怎么办？”
身材高大的“跳高冠军”看见王洪文发火了只得附和：“是呀，是呀，中央首长要登台，主席寮是要造高一些！”
其实，北京体育馆的主席台，造得比上海的低，周总理等中央首长还不是经常登台的吗？可是，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在王洪文面前道出真相。
“洪文同志，关于主席台 的高度我们还是重视不够，这一点我要负主要责任……”黄涛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他竭力想挽回局面，“不过，现在主席台的地坪已经全部浇好了，安放座位的几 排水泥台阶也做好了，主席台和观众席隔开的左、中、右三堵护墙，是用钢筋水泥筑起来的，现在已经基本梭工。你看，是不是可以大体定局，将来我们在布置主席 台的时候，再想办法把桌子，掎子都垫高，这样可以弥补高度的不足……”
“小家子气干什么？万体馆工程是百年大计，要搞就搞得好一些。”王洪文根本听不进去，他把手一挥，对大家说：“走，我们上台去看看。”
大家随王洪文从赛场中心登上主席台，观看了浇好的地坪，跨上了水泥台阶，再用手摸摸围在主席台后面的护墙。为了保卫首长的安全，三面护墙就像长城一般，选得特别牢固，全部用钢筋水泥浇铸而成，厚度足足有几十公分。
王洪文把这一切都看在眼 里了，他掉过头来，站到主席台中央，俯瞰着全场，大有君临天下的气势。他向四周围扫视了一圈，皱了皱眉头，最后下了决心：“我看──主席台还是太低，我们 要从政治上着眼，这里将来是供中央首长到上海时派用场的，因此不能和普通的主席台相比，还应该加高，我看至少要加到一来七十或者一米八十……”
黄涛的秃脑门急得几乎要冒烟了：要是整个主席台的地坪、座基和台阶都要加高五十公分，这等于重造一座新台。
“这个……洪文同志，前面地坪加高的话，后面的护墙不好办呀，它是用钢筋混凝土浇死的哩！”
“那就返工，通通砸掉，重新做！”王洪文又斩钉截铁地叫了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旁边正好有几个工人，正在做护墙的扫尾工作，听到这个话，都惊呆了！
黄涛祷急得连忙和马天水咬耳朵，马天水频频点头，看得出他也是不赞成砸主席台的。这时，久不开腔的马天水，终于出来说话了：“洪文同志……主席台升高是 必要的，我们再另想办法吧！不过……后面的护墙是不是就维持现状，暂时不敲了？因为……护墙再要升高的话，还得挡掉紧挨着主席台的一大片观众座位。你过去 有过指示，这里的观众席要超过北京，现在正好是一万八千个座位，再升高护墙，座位数就要减少。所以，我看……护墙还进保留着吧……”
“那不好看嘛！主席台要垫高，护墙如果不升高，就显得更矮，更加没有气派了！”王洪文固执己见、连马天水的面子都不给，“你们怕什么？搞建筑就是要从整体上考虑嘛，我说了就由我负责，主席台全部砸掉重建！倪志钦同志，你们国家体委小组拿一个意见出来嘛！”
“我们……我们赞成王副主席的意见。”倪志钦嗫喘着，“主席台整体可以……可以升高到一来七十左右……”
“还是你们体委的专家有眼力。”王洪文大为高兴，立即下达命令，“我看这样吧，请你们马上给我写一个书面报告，把升高上席里和重镶大理石柱子的理由都写上，作为你们的建议提出来，我再批给有关同志圈阅一下……”
王洪文门槛很精，他知道基本建设重大工程的施工和返工都要下达书面文件，现在他把球轻轻一踢，又把责任转嫁到国家体委的专家小组身上……
新馆落成后“过瘾”只一次
一场视察，“验收”活动就这样结束了，王洪文临去北京前还特地关照：“万体馆”的改建工程要抓紧进行，争取近期内完成，到时候他还要来上海……
在场的人都清楚：什么 “中央首长到上海时要使用了，说穿了就是王洪文自己来上海的时候登上主席台逞威风。因为毛主席有病，周总理卧床，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而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对建造体育馆的事情就不热心，剩下的就只有王洪文一个人登台表演；为了他自己出风头，不惜浪费多少工人的劳动，不惜糟蹋多少国家的财产！
就在王洪文即将砸毁万体馆的设施之际，张春桥接到一封来信，他生怕这件事闹到中央去，特别是闹到周总理那里去，就不好办了。他就在国家体委倪志钦他们的书面报告上批道：“报告所提改建意见似不妥。”暗中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上海万体馆建成以后，王洪文真正登台表演只有一次，那就是一九七五年国庆节，他在上海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登上主席台，观看了国庆联欢晚会。
一年以余，万体馆成了声讨“四人帮”的批斗大会会场。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终于被押上一了历史的审判台。
三十一．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未
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几个市委书记感到政治空气很沉闷，张春桥、姚文元很久没有与上海联络了。毛泽东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注】通 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上海，我是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徐寿铿那里看到全文的，他是从新华总社得到的。我一看批示很重要，并直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 马上将情况告诉马天水、王秀珍，毛泽东在批示中讲到“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只提一项”指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指教条主义，我一看就知道道是 针对张春桥、姚文元有关讲话、文章而发的。因为张春桥在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讲话的时候专门讲到过反对经验主义问题，现在毛来批评了，“不要只提一项，放过 另一项”，是很有针对性的。毛在批示里又批评一些人，说：“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还说：“不懂马列。”这是明显地批评江青，江青在政治局经常发脾 气、训人。接着，毛泽东有关电影《创业》的批示也下达了，这又是批评江青和文化部的，这一连串的批评都是针对我们阵营的，我们觉得日子比较难过。
【注】一九七五年年四月二十日，姚文元把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提出要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感到“四人帮”违背了他的初衷，是别有用心，在另搞一套。
于是，毛泽东于四月二十三日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提 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 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 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实际上就是向全党打 招呼。这段批语的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点，直接否定了“四人帮”只批经验主义的做法，认为“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是错误的；第二点，明确指出：“四人 帮”并不真懂马列，“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第三点，明确表示：这个问题，要在政治局解决。这段批语的要害，就是指出“四人帮”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者。
这段批语下发给中央的同志后，久经政治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看就明白，毛泽东是要批一批江青这些人了。
与 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沉寂相对照，邓小平的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周恩来病重后，他主持国务院工作，不断有重要讲话传达，主要是谈整顿的。他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 会议，强调整顿，大反派性，而且在铁路系统抓了几个大闹派性、冲击铁路交通的坏头头，整顿了铁路秩序。接着，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 讲话，也强调各条战线的整顿。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叶剑英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也要整顿，而且要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据邓小平的指 示，各军区都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充实到各大军区，各兵种当领导。
王洪文上海“蹲点”
就 在这个时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从北京来到上海，我们感到很奇怪，他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里。他对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说：“我这次到上海是作调查研究 的，恐怕要住一段时斯。”但他并没有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打算，我问他需不需要安排一些项目和日程，他说不要，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们的。当时，我们觉得在党中 央副主席的排名中，他排在邓小平的前面，现在邓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来了。
过 了几天，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找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谈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军委任命干部的名单给我们看，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各军种，各兵 种，还有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名单。他把这些名单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说：“邓小平这个人真厉害，他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很多人 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当总参谋长，很快就把各总部、各兵种、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的时候，我和春桥同志都 不熟悉这些人，对有些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
王 洪文又说：“你们知道春桥同志最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不过是枚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向上报告，报告上盖的就是张春桥的签名 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这天，王洪文又问我们，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说：“邓的讲话里提到整顿，还要改组 ‘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本不作阶级分折，什么‘软’啊‘硬’啊，假如推行的资座阶级路线，领导班子越硬，那么危害越大。”王洪文一听，很赞赏我的说 法，他说：“老徐说的对！反对‘软、懒、散’，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实际上军队里对提拔新生力里，最保守了，全国只有沈阳军区毛远新当了政委，让孙玉国当 了副司令。武汉军区算是有一个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年轻副司令。其它地区进领导班子的，都是一些老家伙。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骂娘。前一时期，社会上的一些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后传出来的。”
王 洪文发泄了一通后，马天水插进来说：“这个邓小平，我可了解了，他倒真是个‘钢铁公司’，他抓起权来很厉害，过去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主持中央会议、连毛主 席在场，都不放在眼里。开会开到最后，也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就宣布散会。”王洪文叹了口气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次， 我把单文忠调到中央读书班。”单文忠原是上海警备师干部，那时巳调到安徽去了，他和王洪文关系密切。王洪文说：“我把他调到中央读书班，就想派他的用场。 他在上海警备区真是个造反派，可是调到安徽省军区后，只担任个副参谋长，级别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谈 到这时，已是深夜了，服务员请我们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锦江小礼堂开会或看电影，吃饭就在二楼一个僻静的小房间里。这里一个圆台子，四周放着四把 椅子，只有市委的书记来吃宵夜。锦江的人见王洪文来，知道他的老规矩，一瓶茅台，还有他最喜欢的下酒菜：一碟银蚶，一碟醉蟹，―碟干切牛肉，一碟辣白菜， 上面加一点红辣椒丝。他喝了酒后，再来点面条、饺子等。马天水有严重的糖尿病，平时很少喝酒，他见王洪文到上海来，就破例端起酒杯向他敬酒。我因为患血管 型偏头痛，不喝酒，王秀珍有皮肤过敏症，也不喝酒。我们俩人只能象征性地作陪。
王 洪文是个酒葫芦，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贪杯，有了几分醉意后，话就多了。马天水问他在上海住多久，他说“我给主席的报告没有讲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 回去。”这时，我和王秀珍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我们曾议论过，总理生病以后，中央曾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现在他跑到上海来，不是把大权让给邓 小平了吗？我们埋怨过他。今天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试探着问：“老王，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王洪文此时已有几 分醉意，说话就比较敞开了，他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我们一听，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说：“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 邓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嘞。”说到这里，他一脸很生气的样子，因为我一问戳到了他的心病。王洪文又说：“这是主席定的， 我有啥办法？”说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气里对毛主席也不太满意，我们三人就更不敢出声了。
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八?一”建军节，他没有回北京，“十?一” 也在上海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他也没有去。后来，传达了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 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科技队伍也要整顿。我们看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连续讲话，使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起来的人都不满意。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看到 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后，大有意见，在一九七五年国庆前后，他从辽宁到全国几个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 级工作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些，我担心中央出覆。”毛泽东很同意毛远新的看法，他说“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三七 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还说：“邓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说话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态度 的。”毛泽东要毛远新当面找邓小平谈一谈，同时要汪东兴和陈锡联一起参加。
关于毛远新当面找邓谈话 的情况，后来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他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叙述：毛远新找邓谈话，把邓的讲话中的问题都指出来， 但邓不服贴，邓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 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一想嘛。”毛远新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毛远新在向我们叙述这次交锋时，很激动，又显得很神气，讲着讲着站起 来，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朝前伸，一个指头做着指向邓小平的样子：“你就是修正主义！”样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时也很傲气，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邓小平的谈话是 两个“钢铁公司”碰在一起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提议政 治局讨论如何统一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书面决议，肯定文革的成绩。当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据张春桥告诉我说，邓小平拒绝作 这个决议，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是不合适的。”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每一次政治局讨论的情况， 都由他转达，邓小平的态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后来毛远新传达了毛的十二条指示，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毛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对邓的批评越 来越尖鋭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同志 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里资格很老的李先念，当时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之一，向毛作了汇报，这是世人所 不知道的。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五 年国庆节前后，有几批重要的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紫云轩的书房进接见外宾，会见结束，外宾离开后，李先念有单独与毛泽东谈话的机 会，他非常了解毛泽东是极其看重他本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虽然毛泽东几次谈到文革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这部分只占“三七”开的"三”， 实际上，讲“二八”开，或“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可能更符合毛的意愿。因为他始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千秋大业来看 的，从他临终前与政治局成员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足见文化大 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这一点、李先念是应该充分体会到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教训。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 与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发过牢騒，作为“二月逆流”参与者，受过严厉的批判。但当时，李先念转得快，检讨得早，因而被毛泽东保了下 来。我参加过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员，还当场提名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李先念非常感动，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 面，向毛主席作了公开的检讨。我听了他的发言以后，感到他言辞很恳切，对参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届一中全会以后，我在与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闲谈的时候，都认为他的态度不错，争取了主动，在卷进“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当中，他是态度最好的一个。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的位置，现在到 了一九七五年的国庆节，李先念听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他根据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贯着法，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待外宾后，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对毛 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一个毛远新，一个李先念，一 老一少，不谋而合，共同对邓小平提出质疑，焦点问题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 决议后，毛被激怒了，他想通过一个什么突破口，把邓小平的问题揭示出来，机会终于给毛抓住了，他借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发难，刘冰一连给毛写了两 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在淸华担任领导后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派去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 静宜更是毛的人，她参军后，长期担任毛的机要员，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认为不 寻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他写下六个字：“小平偏袒刘冰。”
这个批件下达后，政治局 都很震动，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吴德，纪登奎赶到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逹毛的批示，迟群和谢静宜看到毛对他们的支持，就来劲了，连续 召开常委扩大会，明为批刘冰，实际上矛头向上，引向教育部，引向邓小平。毛的批示下达后，清华大学有个政治部副主任叫吴伟煜，写了一篇大字报，叫《论走资 派还在走》，一语道破了这场批判的底蕴，迟群看了吴伟煜的大字报非常高兴，要他连续写它十篇。
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 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听后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 大革命了吗？”毛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还群身上。”迟群和谢静宜每天把开会和写大字报的情况直送政治局，上报 毛泽东。
这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 到清华大学给政冶局的演示文稿后，非常兴奋，在北京曾有人问邓小平，王洪文到哪进去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蹲点去了。”这话传到王洪文那里，他很恼 火。现在听到这些情况，感到机会来了，他赶快把我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演示文稿给我们看，说毛已有批示了，我们鼓励他回去参加 战斗，他说再等几天，现在是清华大学在开常委扩大会，但是政治局是否开会，我还要看一看，又过了两天，他说政治局要开会帮助邓小平了，才正式离开上海。
在与上海小兄弟们的告别 会上，酒过三巡，王洪文说“你们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几派，中央的斗争是复杂、激烈的。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看出问题来了。”王秀珍怕他说漏嘴，赶 快扯扯他的衣角，说“喝酒，喝酒！干杯，干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今年七、八，九月，他们造江青同志的謡，造我的 摇，可凶啦！这次我回北京就是参加斗争去的。”那些小兄弟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动作。
第二天，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专机，当天晚上，他就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会后，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赶紧给他收集邓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样，上海市委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政治局批邓上挂抟下联、内外夹攻
当时的批邓，按照我的看 法，是采取了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上挂下聨、内外夹攻的打法。在清华、北大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为契机，一层一层地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重点发言，写 大字报，先是批判刘冰，再挂上支持刘冰观点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然后提出要挖出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邓小平。姚文元授意清华、北大的写作班子先后给 《红旗》杂志写重点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在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拉 开后，最后迟群指令在文章中点明风源就在“党内至今不背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这是“上挂”的打法。
政治局高层领导开会帮助 邓小平的时候，开始并不直接批邓，而是强调刘冰敢于把矛头对准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叫到政治局挨批，这就是“下联”。张春桥 在讲到教育战线要搞整顿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宁要一个没 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批判周荣鑫的时候，上纲上几很厉害，实际上，周荣鑫当教育部长一年还不到，他怎么可能刮起那么 大的右倾翻案风？所以，批判他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周荣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箭靶子，“下联”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邓小平”。
“内外夹攻”是形成多层 次的攻势，首先是政治局批、帮邓小平需要炮弹，我们赶快把邓的言论整理出来，交给上海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给王洪文。马天水急忙写了《邓小平策反 我的过程》也交给了王洪文，由王洪文批转印发给政治局参加会议的人。我在收集邓小平的材料时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这是批判的重要依据。当时，邓小平在各 种场合讲了一些话，有的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我千方百计要搜集到他的媾话材料。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听说有一个邓小平找四川省委三代第 一书记的谈话，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赵紫阳，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以后，把三代领导人找在一起谈话，邓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长期在 两南地区担任领导工作。我认为，这次谈话一定是说了许多心腹话，苦于打听不到谈话的内容。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广立，在江苏的一次发 言中，提到过这次谈话。我想，这是机会，因为杨广立带领南京小红花艺术团访问上海的时候，我曾经热情接待过他，觉得同他有一些交情。所以我直接到京西宾馆 杨广立住的客房去找他，杨广立告诉我，他是在江苏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从省委第一书记彭冲那里看到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记录，我打听到来龙去脉以后， 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终于拿到了这份谈聒。
又有一次，邓小平找了南 方十二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开会，作了专门讲话。这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中没有北京，也没有上海，所以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办法， 也没对打听到。正在着急地四处寻找这份讲话的时候，江西省造反派头头涂烈，和我们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认识了。他派专人到上海送给我一份绝密件，我打开一看， 是一封用毛笔抄写的有十几页纸张的密件。原来是他参加江西省委常委会的时候，听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涂烈知道我急需这份材 料，连夜派人送过来，我看了以后，非常兴奋，马上叫市委办公室打印出来。一面上报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赶紧让市委的机要交通员把这材料直送清 华，北大的迟群、谢静宜，供两校编辑《邓小平言论摘编》使用。
还有一次，北京有一个科 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到上海出差，去同济大学联系工作，当时谈起邓小平在北京的科技座谈会上有个讲话，这个工作人员听过传达，所以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有讲 话的记录，这时候，同济大学党委马上把这情况向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反映，当时我们布置给下面的任务很紧，到处捜罗材料，所以文教组姓孙的干部立刻赶来，当 面给我汇报，我要他把北京工作人员的笔记本直接取来，我亲自翻阅了笔记本，记得十分潦草，但是经过辨认，觉得邓小平讲话中有不少可以供我们批判的观点。所 以我就布置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连夜把这份讲话打印出来，由我报送给北京的有关方面，这样，就为科技战线方面批邓提供了弹药。
内外夹攻的战术还运用到 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谈悄悄话。他们说，在政治局刚开始“帮助”邓 小平的时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很不积极，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在会上打瞌睡，所以整个批帮会的火力不强。根据这个情况，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决定了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这些年轻人是：从清华、北大两校调去的迟群和谢静宜；从外交部调去的王海容 和唐闻生，王海容是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孙女，唐闻生是外交部副司长，我国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女儿，长期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英文翻 译；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问的联络员，毛远新不但可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批判发言，而且随时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当 面汇报，然后再把毛的指示带回政治局传达。当时参加议的年轻人都不是政治局委员，其中絶大多数还不是中央委员，只有谢静宜是中央委员，唐闻生是候补中央委 员，他们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列席会议就有特殊含义，这种内外结合的政冶局扩大会议的开法，我觉得和文革初期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取代当时党中央政治局 成员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经过充实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会”，会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强。
迟群和谢静宜在我们房间谈话的时候，我见迟群的眼睛因为熬夜布满血丝，通红通红的，可是他的精神特别兴奋，他操着山东话，眉飞色舞地对我说：“政治局开 会，开得可有劲了，我们几个列席会议的轮着发言，小谢和我提供事实，王海容和小唐开炮，最后由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提高到理论上来拎一拎，这样，邓小平连话 都说不出来。”
后来，张春桥也到京西宾 馆来，在马天水的套间里，对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当时的神态，他绘声绘色地说“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 从头到底一言不发，就超坐在椅子里面，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稳坐钓鱼嵚。他的这种情况，我华就见过了，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政治局和 中央文革开会批他，他也是闷声不响，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个人讨顽固了！现在，他说他耳朵埋了，听不清楚别人的发言，赏际上、他的听觉可好呢！政治局 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龙持会议，蛵轻地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哧啦一下站起来就走：你说他再朵躲嘛，他是装躲！”
后来新华总社在内参上发了一篇文章，介绍政治局批邓的情况，谈到淸华、北大派人到政治局会议工作批判发言，说邓小平装继作腔，一言不发。内参引用淸华、北大一些人咒骂邓小平的恶毒用语：“死猪不怕开水烫”。
政治局开了几次批辩邓小 平的会议后，决定把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文件《打招呼会议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审批后，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件 引用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问题的一段批示，指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絶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 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中央文件发下来之前，我们就得风气之先，王洪文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和上海通热线电话，把消息通过来，要我们把材料赶快送上去。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共搜 集了四十三份讲话记录、送给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白头内部文件，每份印二十份，送给王洪文，作为中央政冶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直 接发给政治局会议。江青还布置清华，北大两校整理邓小平的材料，由两校编成《邓小平言论摘录》上、下两本，印成小册子散发。
【注】“两校”是特指北大、清华，“中央文革”御用的写作班子“梁效”就是其谐音。
《邓小平言论摘录》刚刚 印出，迟群他们立刻就给我送来。我拿到后，又大量翻印，转送给江西，福建，浙江、陕西等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负责人，我看到清华，北大的动作很快，上海不 甘于落后，便选择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校作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两校南北呼应。当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用头条发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 章，点出右倾翻案风问题的时候，当天我就布置上海的大学、中学贴大字报响应。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大字报贴得最多。
但是我觉得上海有质量的 大字报不多，十分着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张春桥帮了我的大忙。当时淸华，北大把学校里的大字报印成《大字报选》，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每收 到清华、北大的《大字报选》，都在封面上批下几个字：送景贤同志参阅，然后通过他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最快的速度转给我，当我收到这些十六开、用道林纸 印的大字本《大字报选》，看到里面有淸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伟煜写的《十论走资派还在走》，还有两校著名教授，像哲学家冯友蔺、固体物理学家黄昆等人写的 批判文章，这正是我在上海发动大批判急需的材料，我想，张春桥为人一贯小心谨慎，过去他从没有把政治局委员收阅的文件直接转给我过，这次却一反常态，说明 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急切，他在封面上写“送景贤同志参阅”，哪里是参阅参阅而已，分明是要我扩散，而且他转来的《大字报选》扩散后，可以不露痕迹，谁都可以 说是从清华、北大传抄来的，当然最关键的是抢时间，争分夺秒，把批邓的风及早吹到全国去，我充分领会张春桥的意图，马上把印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字报 选》的封面撕下来，把里面的重要文章拆开变成散页，然后我带着这些散页的大宇报，专门坐车赶到华东师大，找到党委书记杨希康，把这些单页的铅印大字报当面 交给他，他根据我的布置，马上找人用毛笔重新抄写张贴到华东师大的大字报专栏上。
这一下，果然引起轰动效 应。那天，细雨霏霏，我穿着雨衣，去看他们刚刚抄出来的大字报。大字报栏前人头攒动，年轻的、年老的、本校的、外来的，大家都争着看清华，北大的最新动 态，还有些人在雨中认真地抄录，当时我心中很得意，因为这是张春桥和我联合操作的，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从华东师大回来，我觉得 这样做还不够。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过几所大学张贴大字报，相互大串联把刘少奇、邓小平给揪出来的，现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这段历史。虽然目前大字报上还 没有公开点邓小平的名，但是批判的论点“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什么人了。因此，我与马天水商量，决定由市委办公室 下逹通知：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各区县局都可以组织群众到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去看大字报。还通知复旦和华师大两校编印各自的《大字报选》，装订成册， 凡是有组织来参覩的单位，或者外地来取经的学校，要主动赠送给他们，扩大影响。甚至连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扬振宁到上海高等学校访问的时候，我也告诉复旦大 学，可以把《大字报选》赠送给他。这样，不但把批邓的信息吹向全国，而且传播到海外去。
当然，像我们这样内外夹攻、煽风点火，只能制造舆论，形成批邓的气候，还不足以把邓小平拉下马。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邓小平，只有毛主席下决心才能办到。
把邓小平拉下马
1985年徐景贤在监狱内为电视大学中文系罪犯学生备课
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 邓小平不坑声，不表态，会后要求毛主席单独接见，他要面陈一切。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请求不予置理，相反，派到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远新几乎天天可以见到毛泽东， 这样，毛远新把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进展情况，各人发言的内容，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等等，一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对邓的问题不断地做出口头指示，由毛远 新当场纪录下来，再交给毛泽东过目，然后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叫大家传逹，毛的指示在当时确实有雷霆万钧之力，他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到“翻案不得人 心”，连续有十二条指示，好像十二道金牌，把邓小平打入冷宫。
【注】 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鼓舞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 的。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刮这股风的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科技领域的 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的翻案活动， 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不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滥， 资本主义复辟吗？
从清华大学开始的革命大辩论，给右倾翻 案风以迎头痛击，大得人心，赢得了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持和拥护。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真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批判“三项指示为 纲”，使刮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事实证明：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是要革命的，是 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根本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巩固和发展文 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人民群众是决不答应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 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 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反修防修强大 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从合作化到批资产阶级法权，社 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抵抗。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 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 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口头上说什么“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旧病复发，又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种 人，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思想至今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 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我们要记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 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历史上每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以后，总会有人象孔老二那样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伟 大革命，也必然会出翻案派。这次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领导 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 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和 革命干部，都要记住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些教导。对少数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要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欢迎 他们改正错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各项工作包括工农业生产都搞得更好，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警惕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 命。要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的最后决心一下，邓小平坠人了“三上，三下”的深渊。
二月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一号文件下达，一号文件有两点重要内容：一是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实际上解除了邓小平的职务；另一点就是宣布叶剑英生病期问，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实际上剥夺了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权力。
【附件】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4]第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 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 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 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材料的传达方法，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范围，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传达以前你们要首先学习讨论，进行试点，训练骨干。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一号文件到达上海的那天，马天水、我和王秀珍都非常兴奋，两个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终于有了成果，从组织上把邓小平拉下了马，在康平路小礼堂学习室，我们一面看文件，一面议论开了。
我说：“邓小平这下彻底 完了，主席的安排非常理想，谁也想不到，主席会选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样新的、老的都没有话说，双方都能接受。”马天水赞成我的分析，说：“对，非常理 想。华国锋这个人我熟悉，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人忠厚，能力不强，选这样的人，大家都能够接受，反正今后中央都是集体领导的嘛。”
王秀珍看到文件的后面一 段，她击掌道：“关键是军权，叶剑英体面下台，陈司令掌权，太好了。”王秀珍是东北人，陈锡联是沉阳军区司令员，跟毛远新关系密切，我们与毛远新、陈锡联 观点一致，每次我们到中央去开会，都要看望陈锡联和毛远新。王秀珍在一九七五年回辽阳老家探亲的时候，专门拜会过陈锡联，所以她对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特别 高兴。
按照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决定的政府人选，当时第一副总理是邓小平，排第二位的是张春桥，按照名单，邓小平下台，替补上去的应该是张春桥，但是我们看了毛主席的决策后，觉得十分明智，因为我知道，张春桥在中央摆不平，中央一些老的不赞成。
—号文件下达不久，一九 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我们特别注意会议开幕那天邓小平会不会来，因为文件没有宣布撤销邓的工作， 会议开幕那天，走进京西宾馆礼堂，气氛很肃穆，凝重，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外，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也全来了。我看到廖承志一个人 走进来，坐在后排，默不作声。与他相对照，马天水情绪特别好，马上坐到钱正英旁边，大谈电力供应的事情，我对王秀珍说：“今天我们要看看，邓小平出来不出 来，出来的话，肯定是一副尴尬相。”
等到会场的灯亮起来，华国锋带头走在前面，所有中央领导人跟在后面走上主席台。后面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李先念、吴德，纪登奎等，走完了，没有邓小平，我与马天水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我觉得邓小平可能要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华国锋主持会议，正当他 要讲话的时候，我看到毛远新，迟群与谢静宜三人从会场的边门走进来，他们坐到后面很高的一级一级升起来的座位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全场的情况。我主动地走 到他们身边，跟他们握手，打招呼。我知道，他们是毛主席身边举足轻重的人，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关于批邓的谈话，都是毛远新传达的。今天也是 这样，华国锋在台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读毛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十二条指示。毛远新手里也有一份文本，他当场打开，华国锋念的时候，毛远新遂条对照， 边听边笑，有时候还笑出声音来。有一条毛的指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了，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 生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说到“走”的时候，毛远新和谢静宜高兴地大笑，我也很听得 进，毛的这一条批示非常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而且又一次地提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文革开始时我们起来造反一样。那天我扪这些 人与会场里其它人的沉闷相对照，有点得意忘形。
京西宾馆的大会一结束， 就转入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到上海小组来的人非常多，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当时参加上海小组讨论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和黄涛。马天水住的套间是大家 聚会的地方。我印象中，历次中央开会毛远新是不来上海小组的，这次破例，他连缤几次来看望我们，与我们聊天，有时聊到半夜一两点钟，然后一起去吃宵夜。除 毛远新外，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他们也来。各省与我们接近的人来串连的也很频繁。
有一次，毛远新来的时 候，于会泳，刘庆棠也来了。我们重点谈了电影的事情：毛远新称赞上海的《春苗》拍得好：“徐景贤，你是懂电影的，所以抓得出这样的影片来。”毛远新提出， 上海和北京都有电影制片厂，但是辽宁没有，他想在辽宁建一个电影制片厂，希望我能够从上海支持他们一些骨干，我马上答应。事后，毛远新果然派人到上海具体 地讨论筹建工作，还把辽宁拍的样片送到上海。我同意把辽宁拍的纪录片在上海公开放映，表示对他们的全力支持。
那天，大家还谈了邓小平是怎样评价《春苗》的，于会泳听到毛远新提供的一个材料，说邓小平审看《春苗》，看到一半的时候，批评《春苗》极左，就离开了，我当时认为这是极好的材料，于是对于会泳说，一定要把这材料写进文章里去。
文革结束后，在批判我的时候，发言人说邓小平看《春苗》有这回事，但邓小平并没有说极左，他看了一半，要去接待外宾，有人来叫邓小平走，邓小平说：“就走，就走”他说的四川话，有人把“就走，就走”听成“极左，极左”了。为这事我们把邓小平狠批了一下。
一九七六年二月，批邓打 招呼会议期间，江靑也破例到我们这里，简直让我们感到荣幸之至。她来了一次，又来一次，谈天说地，因为从组织上解决了邓小平的问题，她兴高采烈。一九七六 年二月二十日晚上，江青来到马天水的套间，她说“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了。”我们第一次听说“上海帮”，是从江青嘴里说 出来的。
江青对马天水说：“他（邓小平）不是对你进行策反吗？”
马天水回答：“是啊，他去年六月单独找我谈话，我已经都做了揭发。”
江青说：“说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我闯了一个祸。”
马天水立刻说：“他当时一讲这个问题，我就知道矛头是对着你的。”
江青说：“他呀，他有野心，他是觊觎。” “觊觎”这两个字，马天水和王秀珍他们听不懂，我想了想，听懂了，赶快拿了张纸，把“觊觎”两个字写下来给江靑看，江靑说：“对，对。”这时候，王秀珍给江青送了几包从上海带去的五香豆，坐到江青的旁边。江青对王秀珍说“你这个人，大咧咧的，应该把你调到政治局来。”
王秀珍听不懂此话的意思，以为要提拔她，非常喜欢，但又装得非常谦虚地拉着江青的手，连声说：“不行的，不行的，江青同志，上海在政治局工作的同志已经很多了。”
我一听，唉，你根本没有听懂这个意思，就在旁边插嘴说：“江青同志是说要把你调到政治局来挨挨整，这样，你这个人说话大咧咧的缺点就会改掉了。
江靑说：“是啊。”如此一来，王秀珍的脸就红了，显得很尴尬。
江靑来了两次，在我们房间里把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找来谈话，那时候，马天水的套间变成一个串连点。
会后，江青又让我们几个 到钓鱼台去，她住在九号楼，还有一个十五号楼专门放电影的，她先与我们谈话，接着给我们送礼物，礼物是毛泽东看过的全国地图影印本，毛泽东用红笔、黑笔在 上面画了很多圈，留有毛泽东的手迹；又送我们毛泽东亲自看过的《词综》，也是一本影印本。我们都说这是很珍贵的礼物。
江青还让我们参观她的玻璃暖房，她给我们推蔫东北带来的油料作物，叫油莎豆，她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油料作物，又能榨汕，又能酿酒，以后我再送你们几瓶酒。”后来又带我们到她放映室里看内部电影。
会议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钓鱼台面谈，张春桥说：“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后只让他分管外事。”我们插嘴说：“他已不在中央担任工作了，怎么能分管外事呢？”
张春桥笑笑，接着说： “今后你们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里面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张春桥解释道：“大敌当前的时候，团结问题往往比较好；而敌人 不存在了，内部往往容易发生问题。”张春桥说：“中央已经决定，要把老马调中央来抓经济工作。”他征求我们三人的意见：“今后上海还是要有一位老干部来主 持日常工作。”大家的意见倾向让冯国柱来当，不赞成黄涛。
那次谈话的时候，张春桥 还要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和任务及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张春桥说：真正会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假如荣毅仁 到天安门去发号召，没有多少人会听的；假如邓小平到天安门去发号召，会一呼百应的，所以真正要重视的还是党内的走资派。”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们回上海后 于二月底三月初，召开了一个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党内走资派的问题，四月初，召开万人大会，马天水和我在会工作了长篇讲话，我的讲话《从民主派变 成走资派》经张春桥审阅同意，从这个角度狠狠批判了邓小平。也是在那次谈话的时候，张春桥讲了鲁迅小说的故事：阿Ｑ和小Ｄ打架，相互抓辫子，忘记了背后有 个赵七爷的大辫子。启发我们要抓就要抓人家的大辫子。我回来后把张春桥的谈话传达给朱永嘉、王知常，他们马上抛出一篇文章，发表在《学术与批判》杂志上， 文章由王知常修改定稿，标题也是他定的，长达三十三个字：《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天 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二是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当时我在上海大厦接待外宾，外事组工作人员递条子进来说中央有重要广播，我让外事组的人当场记录下来，然后送进来给我 看，我看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尽早结束宴请外宾的饭局，赶到康平路。到那里时，市委常委们正在重新收听中央文件的广播录音，马天水兴高采烈他说： “我们今天在一起，大家拥护中央的决定。”他要我和朱永嘉写一份表态的电报稿。王秀珍说，她已经布置上海民兵在外滩和人民广场举行武装游行，表示拥护中央 的决定，借机显示我们的实力。我说：“我刚才经过人民大道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游行的队伍。”王秀珍拿起茶杯说：“让我们以茶代酒，干杯庆祝！”在她的提醒 下，市委办公室负责人张敬标说“有酒，有酒。江青同志给我们送来的油莎豆酒。”工作人员听到张敬标的话，马上拉来一箱箱江靑送来的酒，陈阿大嚷道：“下酒 菜没有，弄点花生米来！”
当天晚上，我们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上海市委常委们在康平路小礼堂频频举杯，痛饮几杯油莎豆酒，庆祝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把邓小平拉下马。
三十二．我替张春桥“做个伴”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后，上海就盛传：“徐景贤为张春桥找了个老婆。”
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张春桥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吗？张春桥的老婆不是叫文静吗？怎么又给张春桥找了个老婆呢？
在各种场合，许多人向我 打听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当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便把这件事 的前后经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三人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对外讲出具体的当事人了。人命关天，这类事情处理得不好会出人命案 子的。我也觉得确实应该慎重对待，特别要对当事人负责，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我还关在监狱里，看到有一个作家为张春桥写的一本传记。他当然不肯放弃这段颇有吸引力的情节，可是他又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了 进去。他写道，张春桥不打算“与文静离婚”，只是“需要一个伴”，“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 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护士……‘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这个作家把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美”的做法，移 植到了张春桥身上，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可是，当时我正身处囹圄之中，无法出来澄清事实。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带进坟墓里去。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负责，而且要如实地写出当时人们的心态，使后来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真相。
妻子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心病
张 春桥确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关系相当融洽，张春桥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龄比张春桥大一岁，李淑芳是天津人，说一口门相当 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Ｃ?Ｙ（共 产主义靑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来到晋察冀解放区，进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 担任宣传干事。李淑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张春桥略矮一点，她皮肤黝黑，剪着齐耳短发，常戴一副浅黄色的玳瑁眼镜，一直是个女学生的打扮。
李淑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她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岩、李若文。当时，张春桥也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人恋爱阶段。此时，张春桥二十六岁，李淑芳二十七岁。
一 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当张春桥和李淑芳的恋爱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刻，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春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 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至于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
李 淑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军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产党员，吸收李淑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 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淑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反共宣传品，又上日本广播电台播音， 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沦落成了日 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
时 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大举反攻，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淑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 张春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淑芳，终于重新相会，张春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淑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 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春桥和文静（改名为李淑芳）在张家口结为夫妻。
文静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变节的人，而且，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 而，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倒是节节上升，特别是随军进入上海以后，张春桥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辑、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长期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工作，在石家庄时期、柯 就是张的老上级，解放以后，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张春桥写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赏识，所以柯庆施 也对张刻意提携。
解放以后，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做做调研工作，编编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时，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抛头露面，就是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给大家宣读中共中央文件：因为她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
六 十年代初期，我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一份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知道文静有那段历史，觉得这 个任命要慎重对待，而且文静又是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市委。结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旧当不了新华分社副社长。
长期以来，文静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带来的麻烦
文革大潮兴起，张春桥当 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成为上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贪主任。文静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照理 说，像文静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在文革当中早就被宣布为叛徒，特务加以打倒了，可是因为有了张春桥这顶“保护伞”，没有人敢来揪她。而且她自己也 不思收敛，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是她却大摇大摆地出席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市级）会议，发表意见；办公室发给市级领导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来的市委书记、老干部马天水出来主持工作，有时还要向文静请示商量。
文静习惯于对别人指手划 脚，盛气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电话给我，指责我“做出了连旧市委书记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无非是我的秘书小张经过我的同意，给住 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属孩子们放了一场故事影片《海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却兴师问罪，关键在于：当时张春桥去了北京，而我决定在市委大院里放 映这场电影，事先没有向她这个“第一夫人”请示。
这种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反 常情况，持绩了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广大群众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出现了“张春桥的臭老婆文静是 大叛徒”的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几个负责人，对李淑芳心存怀疑，从干部档案箱中偷偷地调阅了文静（李淑芳）的历史档案。
这些沉重的打击使张春桥 大为震惊，盛怒之下，他批准一举撤掉了组织组几个负责人的职务，改组了领导班子。同时，还同意王少庸的建议，让我带了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一起到外 滩市革委会组织组的档案库里去，当场取出文静等人的档案材料，加以包扎，贴上封条，带回康平路市委，交给当时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干部王少庸，让他紧锁在自己 办公室的铁箱里。
可是，随着“抓叛徒”运 动的深人，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不断外泄。有一天，《解放日报》社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原报社的一名老干部随意对别人议论，扩散了文静的历史闾题，我把这 份报告当面交给张春桥过目，他十分恼火，恨恨地说：“这个人很坏！”又有一次，外地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外调，调査当地一名女干部的历史，说她供出了当年和李 淑芳（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经过，当地来人要求找文静面谈证实。我觉得此事很棘手，就单独一个人到张春桥办公室去，把这份外调材料给他看了。张春桥面对这 份材料，满脸通红，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额上沁出了几颗汗珠，显得十分狼狈。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句：“不见了吧！”当面要我把外调材料退回去，拒绝让 文静与外调人员见面。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终 于使张春桥意识到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将会给他招致极大的麻烦，他开始对文静采取制约的办法，不让她参加市里的领导层会议，不要她再管康平路办公室的事， 不许她抛头露面，可是，文静并不安分，她虽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后仍想插手，不断施加影响。不过，这时王洪文，马天水和我对文静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对 张春桥的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便对文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
张春桥终于下决心与文静离婚
自从有人在大字报和大标语中公开提出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后，张春桥对这件事变得十分敏感，一有机会，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 会在上海展赞馆宴会厅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春桥主持，我坐在他的旁边。为了表示发扬民主，允许各群众组织的代里在会下广泛提名，由谁，谁担任市革会委员 的候选人，并将名单公开宣读。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为了巴结张春桥，可是又不知道“文静”这个名字，就在会上公开提出由“张春桥的夫人”当市革会委员候 选人。
这下子马屁拍在马脚上，张春桥当场听了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痛骂起来：
‘'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顿臭骂，把那个溜须拍马的人骂得莫明其妙，尴尬万分。但是，我却十分明白：张春桥这种色厉内荏的微妙精神状态，表明他打算和文静分道扬镳了。
―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张春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静开始从上海的公众场合消失。市里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时，文静也从不在会场里露面，而是躲在文化 广场后面的化妆室里，通过广播喇叭听査上的报告，我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关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请她进会场。
一九七○年夏天，在江西 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等人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突然击击，首先拿张春桥开刀。一九七一年林彪仓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后，张春桥发现林彪在 上海的党羽、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早就通过各种途径捜集他的材料；文静的历史问题当然是张春桥的政敌最感兴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维国设置的延安中路密点 里，就发现了文静的材料，张春桥知道他今后在政治上的升迁，将无法绕开文静这一个难题，因此他开始下决心要脱开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九七二年的秋天，张春 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时间，他再也没有回过上 海；也就是在这一次，他和文静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后手。张春桥此后长期住在北京钓鱼台九号楼，文静也从此搬出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内的 家里。从夫妻感情来说，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文革期间，张春桥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里原来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 座别墅，前面有一个优雅的大花园。别墅的底层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二楼是套间，外间装着直通北京的保密电话，里间便是张春桥夫妇的卧室，安着一张双 人席梦思大床，放着几把沙发和软椅等，别墅的三楼还有两问卧室，是供客人来时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势比较动荡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留我在那里住过几 天。
每逢张春桥回到上海，文 静就从康平路大院搬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住。张春桥习惯于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么时候，文静就守候到什么时候；张春桥半夜总要吃宵夜，文静就通知厨师做好，到 时候由服务员端上来，由文静陪着吃。张春桥善饮，文静有的时候就打开酒瓶，陪张春桥喝上几盅。文静既会抽烟，又能喝酒，烟瘾很大，酒量也不小，这两方面都 和张春桥很契合。文静和张春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不时还进行合家团聚，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据我观察，文革初期的一个阶段，张春桥和文静之 问的夫妻关系，可以用“感情甚笃”来形容。张春桥后来提出要和文静离婚，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国共产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集团宣告破产，江青集团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等几个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去参加“十大” 预备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提名张春桥担任“十大”的秘书长，我们就预感到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即将上升。果然，到了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从政治局委员晋升为 政治局常委，这预计着张春桥今后在党内，政府内将掌握更大的权力，可是，随着张春桥在政治上的重大升迁，文静的那一块历史污迹，却显得更加见不得人。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张春桥感到最最“触心境”的事。
邓颖超的来访促进了张春桥的离婚行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来 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大姐随同周总理来到上海，重游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熟悉的土地，邓大姐的为人非常热情而又细致周到，她善于围结 人、关心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在上海期问，整天都和我们一起陪同外宾活动，而邓大姐则利用晚上的时间走门串户，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几户上海领 导人的家属。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来到了我的家，对我们的家属和小孩问长问短，特别亲切。
邓大妲不似关心年轻的干 部，而且非常尊重老干部，从我家出去以后，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干部王少庸的家属，当时，张春桥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里，紧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说近在 咫尺，而且文静也正在家里等候，但是，邓大姐就是不上门，从王少庸家出来，她径自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直接驶回茂名南路五十八号住处……邓颖超当然知道文 静历史和为人，她不见文静、表明了她的原则性。
邓颖超来到康平路上海市 委大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大院里的家属们和工作人员们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邓颖超看望了好几户人家，连老干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为什 么偏偏不去张春桥的家？这个问题像一个无声的炸雷，谁都在背后窃窃私议：邓大姐肯定不愿意见到文静。这就等于把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康平路大院里公开了。当 然，大人们不便公开议论，只有不仅事的小孩子叽叽喳喳，问个不休。我的两个女儿就盯住我问："爸爸，邓妈妈到了小红（姚文元的女儿）家，到了我们家，为什么不去毛弟（张春桥的儿子）家？”我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邓妈妈没有时间了，小孩子别多问！”
邓大姐来访以后的那几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见了文静的身影。本来，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一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一边在林荫小道上悠闲地散步；现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文静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东医院。
邓颖超来访的消息，当然 也传到了北京，传进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这对他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十大”以后，张春桥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权力：毛泽东在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确定邓小平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而决定张春桥在副总理中排名第 二，仅次于邓。
张春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后他将面临尖鋭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这次，邓颖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静，给他发出了一个信号，促使他下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和文静离婚！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闭门密谈。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发 上，点上一支烟，向我们通报关于张春桥和文静离婚的事。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 解决的，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的。”
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变成事实，我们都感到有些意外，马天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说：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为她和文静的关系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我尊重春桥同志本人的意见。”
王洪文对我们几个苦笑了 一下，继续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 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当然，春桥 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这样，张春桥和文静难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们几个作了正式宣布，因为保密，外界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自此以后，我也有意识地回避和冷淡文静，很少上门去看她，因为她不再是张春桥的妻子了；当然，偶尔在市委大院里见了面，我对她还是客客气气的，只当不知道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举家迁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二个孩子都从市委大院里搬走了。王洪文调往中央以后，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亲。可是，这些年来，文静却从来没有到北京去探过一次亲，只有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张春桥。他们已经开始实践分手时的诺言。
同时，张春桥的离婚，也为他后来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张春桥向马，徐，王提出要找一个秘书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五十九岁。
他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随后是和文静离婚，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我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曾 经一再向张春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说：“从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后，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 上海住一阵子。”王秀珍也说：“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过上海了，春桥同志您什么时候去上海哪？”
听了这些话，张春桥总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级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
我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特别是“批邓”的那一阵子，张春桥真可谓无分昼夜、殚精竭虑，在把邓小平“拉下马”的战役中，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伴侣问题，已有所考虑。而且正萌动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布：邓小平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这样，张春桥和我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会议结束以后，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九号楼二楼他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
那次谈话，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我们今后在上海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春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我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提得有些突然。我们都知道，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北京是严秘书，上海是何秘书。我想，大概是他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外找一个，我根本没有朝女秘书这方面去想。
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有关历史情况和规定：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后，禁止领导干部身边用女秘书。因为，女秘书日日夜夜追随在首长身边，相处的时间久了，关系密切，有的人便难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听到过柯庆施针对某个女秘书大发雷霆。那个女秘书曾和某领导干部有染，可是柯庆施不责备男性领导，却全部诿过于女秘书，他亲自下达指示：“这个人是个腐蚀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机关工作！”那个女秘书从此被调离市委。
接着，根据柯庆施的指 令，今后上海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书记，常委到各部部长，一律不准用女秘书。柯么施说，这是为了保护领导干部，他自己身体力行，身边没有一个女秘书；张 春桥是紧跟柯庆施的，当然也从来不用女秘书，文革期开，根据张春桥的规定，在我们身边全是淸一色的男秘书。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当张春桥在钓鱼台住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找一个秘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男秘书，根本没有女性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张春桥是在和我们谈话快临近结束的时候，突然提出这件事的，我们几个都没有精神准备，马天水哼哼了两声，朝我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
王秀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她当然很想往张春桥身边派人，可是，她淸楚地知道：中央领导对身边的秘书要求很高，条件很严格，而且必须是善摇“笔杆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这样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气。
我沉思了一下，一时倒也 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前一段时用，王洪文调去北京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搞，翻阅资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领 导核心萧木。萧木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 小说……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春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进王洪文硬是点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 找一个像萧木这样的人给张春桥当秘书，难了……
张春桥看我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我提议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朱永嘉他们商量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张春桥表示同意，我们就告辞了。
那天，张春桥的心思只是露了一个头，我们都没有真正领会，而且，因为马天水，王秀珍都在场，他不便再说下去；要是只有我一个人作场，也许他就直截了当向我交底了，免得后来为这件事又绕一个大弯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会的常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因为我和他都属于张春桥的“嫡系”，我们一本正经地商量起给张春桥找秘书的事。
朱永嘉同样想当然地认为 张春桥在北京要调换秘书或增加秘书。他起劲地排出一批名单：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 选，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都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当然，淸一色的全是男性共产党员。
最后，我和朱永嘉一起还 定了其中的三个人，朱永嘉考虑得很周全，他特别向我椎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朱永嘉不愧是研究历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写批 判文章的“罗思鼎”小组的组长，他比我多一个心眼，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我笑着采纳了他的建 议。
我要市委写作组把那三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由我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信中请张春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
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朱永嘉也问过我，我说这件事由领导决定吧，我们不要催。接着，“批邓”越来越热闹，张春桥在那个阶段特别忙，找“秘书”的事情也被延搁了下来。
张春桥写来密信要我“找个伴”
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 安门事件”爆发，当时张春桥正站在人民大会堂朝向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房间里，他透过长玻璃窗看到势如怒潮的人群向大会堂涌来，而持枪的人民解放军则排成人 墙，把汹涌的人流死命挡住。张春桥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事后，他亲口对萧木说：“当时我曾经想，假如部队都把枪口掉过来，那可怎么办？！”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一九七六年 的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漫漫长夜之中。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四月间，各地人民群众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悼念活动，声 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的悼念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历经十年“文革”苦难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压抑满腔的悲愤和怒火， 北京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四月四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受到“四人帮”的极端 仇视，他们恶毒攻击这种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并决定从四日晚上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 采取抗议行动，遭到镇压并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这个事件彻底平反。
处在深深的恐惧中的张春桥，当然不会想到找老婆。
自从毛泽东给“天安门事件”定了性质，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以后，张春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天安门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邓小平比作策动闹事的前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他说：“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使张春桥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张春桥从北京给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儿子毛弟写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从恐惧到舒畅的转换：“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张春桥的气舒了，心顺了，认为最大的政敌被扫除了，才又重新考虑起己的生活安排来。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 我们隆重地庆祝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批邓”也进人了新的高潮。就在这个当口。张春桥单独给我寄来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很奇怪。由张春桥亲自开了一个信 封，正中写一着：“徐景贤同志亲启”，在“亲启”下面特意打上两个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写着“张春桥”，接着是发信日期。这封信由张春桥自己封了口， 背后再贴上“密封”的签条。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我和张春桥接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自己写的“亲启”信封。
过去张春桥给我写信，往往只写在信纸上或写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书代开的，然后再由秘书密封，贴上签条，盖上机密图章，进行编号登记，再转送给我，即使是内容絶密的信件，他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也是从来不回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三”林彪出事以后，张春桥立即写了一纸绝密信给我，要我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牢牢地拿握在自己手中。像这样的絶密信件，张春桥也是把信纸交给秘书，由秘书开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张春桥自己亲笔书写“亲启”件给我，这是头一遭。可见，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 但我自己意识到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连机要秘书们也都清楚这一点，这封信经过了三个机要秘书之手，由张春桥在北京的严秘书登记后，送给张春桥在上海的秘 书小何，再由小何转送给我的秘书小张签收。当这封信出现在我办公桌上的活页夹里的时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书开拆封、登记编号，独独只 有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张春桥写的加圏的“亲启”两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谁也不敢动它一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开封口，展开一页白色的薄道林信纸，纸上赫然跳出张春桥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铅笔字行书：
景贤同志：
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祝好！ 春桥
在这页信纸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这封信，恍然大 悟：原来张春桥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书“，而是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关于他和文静离婚的事，自从王洪文到上海向我们传达以后，回到北京当然已经把我们几个的 反应告诉了他，他以为我们既然知道离婚的车，就想用找“秘书”来暗示我们，谁知道我们竟一本正经地当了真，还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书候选人，看了这封信，我 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给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说穿，我为自己能得到张春桥的高度信赖而深感庆幸。
然而，要为张春桥“找个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对于找什么样的“伴”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光凭这一条，就难。
张春桥本来就是一名“大 杂家”，谈起话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坛逸事、人事变迁……可以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和他过去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来又进人中央 领导层有关，他的话题之广，谈话内容之丰富，谈话层次之高，往往使我们都跟不上趟。现在，要找个能够经常和他“谈话”的“伴”，势必要求她有较高的思想政 治水平，有较丰富的知识积累，能够作出机敏的反应，我再加上一条：还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因为我想：在张春桥身边生活和工作，如果拿不起笔杆子，那就显得 很不般配了。
至于那位女性的模样长得 如何，是否年轻，漂亮，我认为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内在的素质和教养，外貌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比垂垂老矣的文静略胜一筹，我觉得张春桥是会同意的。 何况张春桥和我，都憎恶林彪，叶群“选妃”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决不会像某些文章的作者所杜撰的那样，“派人到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 选一名贴身护士”，“要年轻，漂亮”，挑出来给张春桥做老婆。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开始了 寻访。我考虑我所要物色的人选，最好是四十岁左右的独身女性，有较丰富的工作经历，工作单位大体在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 面，这样的女性具备和张春桥共同生活和“对话”的基础。不但这种女性对张春桥要有所接触和了解，而且最好张春桥也见过她们的面，那末“牵线搭桥”的工作就 会方便得多。方针确定以后，我先不和有关的人直接接镯，而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变明查为暗访，如有符合条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单身女性，然后打算把有关 情况向张春桥汇报；等到张春桥认可以后，我再找某个“对象”谈话交底，征求她本人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充当“介绍人”。因为，我深知“强扭的瓜不 甜”，这类事情，还得双方自愿才能臻于美满。
这项绝密“任务”，关系 到张春桥的终身大事，我始终小心翼翼，亲自去办，从不交给其它人经手，连我的机要秘书小张也被蒙在鼓里。这真是一项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几个 星期的时间，兜了一个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声色，可是结果却颇为令我失望：凡是符合条件的那些“对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独身女 性，则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等不够条件。我选来选去，觉得要从四十岁左右层次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独身并适宜成为张春桥的妻子的人，实在是难上加 难。
终于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对象”
正当我伤透脑筋的时候，一个竟外的机会让我“捕捉”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统某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向基层单位派出的专题调研组的工作汇报。
当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性 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分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言辞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样咋咋呼呼。我插话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对答如 流，还能列举出一些人员的具体情况作为左证，这说明她在调查研究时，对基层单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风很深人、很细致。我特别欣赏的是，她在发言中敢于 对我的某些看法表示异议，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无误地说出她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社会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在自常生活或 工作中，顺从或是附和领导的意见，往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用沉默来表示异议已经算不错了，至于能当面说出不同意见来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我对这位女性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散会以后，我用随意交谈的方式，向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又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了解她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说，这位女性是S女士，共产党员，曾经做过多年的机关工作，又在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过编辑，有相当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我回答我听说过这位S女 士，但是没有见过面。会议主持人说，她调来我们单位不久，前一时期，她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向领导写了书面汇报，受到领导上的重视，转给 报纸公开发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听了更为高兴，因为就是我看到了这份书面汇报，认为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给北京的张春桥过目， 由张春桥批示同意后公开发表的。当时我只知道这是下级某部门送来的专题演示文稿，并不了解就是出于S女士之手。
那个会议的主持人看出我颇为赏识S女 士的才干，就进一步补充说：她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下去调査研究的时候，往往全心全意，没日没夜地干，因为她现在是独身一人，别无牵累；她曾经有过一 个不幸的婚姻，因为她不育，对方就和她分手离婚了。这样，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我听了心里感到很满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和给张春桥 找对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当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个普通的四十来岁的女干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也就足以弥补外貌上的不是了。
拿定主意以后，我丝毫不露声色，请会议主持人把S女士找来，由我单独和她谈话，讨论如何进一步深人调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信奉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要想认识一个人，一定要和他谈一次话。”此言不谬。由于我们之间是工作谈话，所以S女士显得毫不拘束，她比较敞开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倾诉了工作中的甘苦。通过这样的交谈，我对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兴趣爱好乃至于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话结束，我和她握手道别，她在明处，我在暗处，她对我的意图毫无察觉，我想：下一步，该轮到我向张春桥推荐了，只有得到张春桥的认可以后，我才能正式征求S女士的意见哩！
此后几个月，由于毛泽东 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发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绝密电报，接着，唐山又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的领导忙于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张春桥无暇 他顾；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泽东治丧，我虽然到过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张春桥作较长时间的详细谈话，这样，为张春桥“找伴”的事情，就暂时被耽搁 了下来。
当面向张春桥汇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的丧事办完以后，我接获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要我随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一架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我终于得到了向张春桥面陈一切的机会。
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通宵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给张春桥通了电话，他约我下午到钓鱼台去，由他派车来接我。下午二时，张春桥的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把我接到了钓鱼台九号楼。
张春桥住的九号楼，楼下 是大客厅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外间是他的办公室兼小会客室，里间就是他的卧室。张春桥的住所布置得简单、朴素，外间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中央放箱一张小圆 桌，四周是四张软椅；临窗的一边安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活页夹，我趁上卫生间的机会，顺便看了看他的卧室。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普通的双人 床，两只小沙发；床上既没有席梦思，也没有丝绸被子，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简朴的。
张春桥让我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门口，服务员端来了茶水，我喝茶，张春桥点起了一支烟，侧脸看着我，谈话就这样随意地开始了，
我那天有几个重要的话题要和他交谈，当然我有意把给他找伴侣的事放在最后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闲聊，他给我说了地震的那几天自己是怎 么过的。我问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
“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春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张春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我知这姚文元和他过从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则很少。前一时期，姚文元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从上海迁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迁到西单附近过去簿一波住的四合院，钓鱼台里找张春桥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
听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 到了张春桥的寂宽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中央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 人，目前的这样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怪不得他在给我的信里写着：“现在整天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不禁对他的处境寄于莫大的同情，他确实尽快需要 “找个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
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我当即把话转人了正题：“春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他马上就意识到我要谈的就是“找伴”的事，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也不正眼看我，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伃细地在谛听。
我把我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S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我谈到S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春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他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我如实地介绍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养，当然我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我说我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春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我再和她接镯，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
张春桥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
我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张春桥微微颔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
过了十来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张春桥把我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撃》问题的一封信，圏阅后退还给我，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 “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
这封信没有写“绝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春桥和我两个人心照不宣。
我觉得张春桥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我把S女士的人事档案材料全部调来，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我送来。
当天晚上，在灯下我一个 人打开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历次政治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我从头至尾 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我认为比较符合张春桥的要求，特别使我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袼上，贴着S女士不同时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这下子张春桥可以“如见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 中央办公厅 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是搭毎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
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袋刚送到张春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我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个政洽局委员的诺言：要保护S女士，姑隐其名。我虽然要求他们帮助我把S女士的档案转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为S女士确确实实自始至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应该说是侵犯了她的人权。
我也暗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
题外的话
文革结束以后，张春桥的离婚及“找伴”也随之而结束。一九八一年，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年后，改为无期徒刑，张春桥在北京秦城监狱关了二十多年，获释以后，文静仍和他生活在一起，共度晚年。文静和张春桥的婚姻关系又延续了下去，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三十三．毛泽东遗体保存亲历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因病逝世。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自己曾带头签名，声明自己去世之后要实行火葬；到了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 马利时又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也不会例外。……我死了身体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但是，在他告别人世之日的第二天，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就作出决 定，要对毛泽东遗体实行永久性的保护，并建立安放遗体的毛泽东纪念堂。
保存遗体的初步措施
毛泽东遗容
当 时，我被宣布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并从上海赶到北京去参加守灵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他仰卧在一具敞开的水晶棺里，身上覆 盖着党旗，四周被鲜花簇拥着。这具水晶棺，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水晶工厂赶制出来供临时使用的。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下令制作。我看到毛远新在水晶棺周围忙碌 地张罗着，水晶棺里没有制冷设备，棺盖只能打开着，同时把人民大会堂灵堂里的温度，降得很低，以保护毛泽东的遗体。
据 当时的中央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告诉我：毛主席去世当天，中央还没有作出永久保护遗体的决定，因为天气很热，为了吊唁、治丧活动的需要，由卫生部派去曾留学苏 联的女博士徐静，在有限的时间里征求了一下老专家们的意见，于九月九日上午十时左右，就和两位助手一起，果断地往毛主席遗体血管里注射了福尔马林、醋酸 钾、甘油和酒精等药物，作了基础性的防腐处理，为今后的永久性保存作了准备。
同 时，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向其它国家学习如何保存领袖遗体的方法，当时，苏联有着保存列宁、斯大林等人遗体的丰富经验，但是鉴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无法派团前 去，接着就想到了越南也建立了胡志明陵墓，在苏联的技衠帮助下长期保存了胡志明的遗体，因此马上和越方联系，很快就得到了越方的答复，于是在毛泽东逝世后 的第三天，中方就派出由北京医学院院长林均才带领的六人代表团，飞赴越南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方法。
我 们在北京守灵的时候，治丧委员们分成两列，站在毛泽东水晶棺的两边，看着吊唔的人群从面前经过，有的悲痛欲绝，有的沉默鞠躬，有的号啕大哭。我时不时地对 毛泽东的遗容看上一眼，只见他好像安详地睡着了一样，宽阔的额头上泛着光，但是，忽然有一两只苍蝇飞来，停在他的前额上爬动着，我于心不忍，真想上前赶走 那几只讨厌的苍蝇……我当时想：要是能够永久保存毛主席的遗体那真太好了，我们上海能不能为这件传诸千秋的事业尽一点力呢？
上海接受的绝密任务
回 到上海以后不久，絶密任务就来了，中央有关部门先是要上调处理遗体有经验的技师，我和马天水商量后，马上就把龙华殡仪馆资格最老的技师调往北京；接着又要 上海和辽宁一起，制作永久性的水晶棺，这项任务也抓紧落实了。最后，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电话给我，说是目前各项工作中最关键的是遗体保存工作，中央已经成 立了遗体保护组，由刘湘屏具体负责，要调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科学家去集思广益；同时，刘湘屏又建议，在上海也成立一个遗体保存的研究小组，利 用上海的强大的科研和医务力量，作出各种实验，和北京相对照，防止失误。
兹 事甚大，我不敢作主，当即向在北京的张春桥作了电话汇报，张春桥说可以，一切和刘湘屏具体联系，上海由我负责。我就把这项任务担当起来了。和刘湘屏合作， 我们一直是比较默契的，刘湘屏是原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上将的妻子，她当上了卫生部部长以后，在防治血吸虫病、培养赤脚医生、替周恩来总理治病等工作上，和我 有着频繁的聨系，这一次，我当然也会全力以赴。
我 直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去，找了好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攻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带我去看了专门存放尸体的药水池。这不同于普通的停尸房，而是一间 像游泳池一样的大房间，地下构筑了一方方水池，每个约三，四公尺见方，都盖有木盖，揭开木盖，迎面而来的就是刺鼻的福尔马林等消毒药水气味，只见每方池子 里都浸泡有十来具尸体，每具都有编号，男女分池浸放。这些尸体都是供医学院的教学，科研使用的。据负责人告诉我，因为教学解剖课的需要，尸体供应奇缺，所 以毎次上海枪弊死刑犯后，各个医科大学都会派人去争要尸体；至于治疗需要的新鲜身体器宫包括眼睛、肾臓、肝脏、心脏等，那就更为稀有了。
在药水池旁边另有一排房屋，里面摆放着长桌子，是专供科研教学作解剖时使用的。上海医学院的几位专家，就根据北京下达的任务，开始研究遗体的长期保存。 因为这项任务是绝密的，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必须密封起来送给我，由我安排市委的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接飞往北京送给卫生部刘湘屏。
有 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 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执行“注射”处死获得新鲜尸体
这 可是一个难题，而且时间限得很紧迫，哪里去找无主的新鲜尸体呢？我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找到马天水、王秀珍商量了一下，我们三个市委书记决定：在法院已判决 的死刑犯中立即执行一个，用死囚的新鲜尸体做试验。于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老薛和成虎两人找来，布置了这项絶密任务。他们提出：如果执行枪决的话，流 血以后面容会有改变，所以准备和法医等商量一下，改为注射针剂致死较妥。我表示同意。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监狱里去提出死刑犯，并不 把他送到刑场，而是在柙送车上就由医生用注射方法对死囚执行死刑，据说注射以后时间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
押 送车直接把尸体送到龙华火葬场，办完死亡手续，再通知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去火葬场按正当途径领取尸体，这一难题总算解决。这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使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但在当时是絶对保密的。直至一九九七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昆明首次采用注射方法对两名罪犯执行死刑的报导，报道中说：“这是一九四九 年以来首次依法使用非枪决的方法处决罪犯，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依法使用注射药物的方法执行死刑。”我当时想，这个纪录恐怕要归之于上海，因为早在二十一年 前的一九七六年，已经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了。
尸体送到火葬场以后，火 葬场的工作人员很奇怪，说是这具尸体的分身体怎么是热的，他们不知道就在几分钟之前才执行了注射死刑。上海第一医学院取走的这具新鲜尸体非常管用，他们当 即用了各种方法拓下了尸体的面容，翻成了标准的石膏面模，过了一天，第一医学院的研究小组给我送来一个像饼干筒那样的方木盒子，盒子上着锁，同时附来一个 装着钥匙的信封，要我转送北京。我在办公室里独自用钥匙开了锁，打开木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棉花，取出棉花，我吓了一跳：原来就安放着那名死刑犯的石膏面 模，年约五十来岁，瘦瘦的，闭看眼睛，上唇和下巴上还粘着几茎他的胡须。这个脸部的面模翻得非常细致，逼真，连皮肤的纹埋和额上的皱纹都翻出来了，据说上 海向北京通报了在新鲜尸体上翻模的方法和经验，北京赶紧要上海把模板送去看看。就这样，我把这个木箱锁好后交给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卫生部刘湘屏，并且叮嘱 交通员：“路上小心。”
确定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方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 刘湘屏通知我，北京的吊唁，追悼活动巳经结束，遗体准备转移，中央的遗体保存领导小组决定召集各地科学家开一次会，对遗体保存的方法作出决策，再报中央政 治局决定。她要我带领上海的专家前去参加会议，以便协商一致。我觉得这个会很重要，但是否要我自己带队，难以决定；我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张春桥同意我前 去。因时间紧迫，我从上海民航局调了一架“三叉戟”专机，带了一批上海的专家直飞北京，到达时已是二十日的深夜了。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举行，由刘湘屏主持，黄树则、吴阶平，林均才、徐静、李志绥等北京的专家都在场，大家各抒己见，会上除了对液态保存、气态保存 的利弊得失展开讨论以外，上海的专家还提出了固相保护的设想，即运用虫子掉在松脂里形成琥珀的原埋，把遗体固相保存起来，可以传之永恒，但很多人认为这种 设想在技术上不能过关，难以成为现实。
我在会上向刘湘屏个别询 问了一下中国代表团去越南学习的情况，她把苏联和越南保存领袖遗体的经验向我作了介绍。她还告诉我：采用气态保存的话，氨气要比氮气更好，但是这种惰性气 体制造困难，价格昂贵，前几天曾经用许多气球充了保护性气体，运到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房间里，还指挥一批医护人员和警卫人员，集体拍打，击碎气球，放出气 体，作为保护遗体的临时措施。
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直到 天色微明，刘湘屏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主席遗体要长期保护供群众瞻仰，所以对他的面容、神态以至面部颜色的保护要求非常高，还要能接受光线的照射，经受 湿度，温度的影响而不变形，必须采取最安全、稳妥的措施，根据国外的经验和国内各方专家的意见，还是采用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方法为好，将来供群众瞻仰时， 遗体的头部和手部在气态中，而身体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每年一次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遗容要保持自然状态，不能化妆。我发言完后，刘湘屏征求大家的意 见，大家都同意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原则，向中央请示，会议就结束了。会后，天光大明，我略事休息，就赶到钓鱼台去，把这件重要事情向张春桥、王洪 文分别作了汇报。
关于遗体保存的反思
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了 “毛主席纪念堂”，代号叫做“一号工程”，国家投入了钜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了一个遗体保存的规范化系统工程，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研基地。至于 我所经历的遗体保存工作，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和冰山的一角。但是，这段短暂的经历，使我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也促使我思考了一些过去不敢思考的问 题，比如：我知道了除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遗体长期保存以外，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党和国家的领袖，做过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是：
季来特洛夫 曾任保加利亚共座党总害记，部长会议主席，第三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哥特瓦尔德 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总统；
苏赫巴托尔 曾任蒙古人民党领导人，人民军总司令；
吴志明 曾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共和国主席；
金日成 曾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
福布斯?伯纳姆 曾任圭亚那共产党领导人；
阿戈斯韦诺?内图 曾任安哥拉共产党领导人。
当然，也许还有其它我所 不知道的。以上这些人的遗体处理情况，不禁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这些被长期保存遗体的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最讲唯物主义的，长期保存遗体，是彻底 的唯物主义者吗？缅怀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杰出领袖，是人类的共性，那末，那些在科学技术和医药研究方面都要先进和发达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不搞领袖遗体的长期 保存呢？
以上，并非我当时的想法，而是后来的思考。所以，现在如果问我对领袖遗体长期保存的态度，我的回答是：一，不赞成；二，已经保存的，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决定。
三十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 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 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 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 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 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 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 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 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 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 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 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 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 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元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元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扬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 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 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 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 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 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 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 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 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 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 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 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 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 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