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
徐景贤晚年
徐景贤（1933－2007）上海奉贤人。1951年8月至1964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市委文艺工作干事。1964年至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1965年7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1967年2月至1970年3月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0年3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76年10月被逮捕， 1992年6月在上海市监狱服刑。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在家。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晚年著有《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一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2007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故，终年73岁。
我所写下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是亲见、亲闻…… 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是我写作回忆录的基本信条。
徐景贤 二○○三年秋
目 录
一．文革序曲
二．上海大乱
三．我参加了一月夺权
四．你方唱罢我登场
五．毛泽东肯定“一月革命”
六．张春桥姚文元锦江被“绑架”
七．王洪文我争权
八．江青择婿记
九．游雪涛小组解密
十．“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十一．叶群林立果上海“选美”内幕
十二．影片《南京》为何停映？
十三．张春桥“九大”整陈毅
十四．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谁？
十五．狼狗闹“康办”
十六．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
十七．毛泽东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十八．王维国“敢死队”的覆灭
十九．林彪公馆：神秘的毛家湾
二十．一封原件己烧毁的重要档案
二十一．睡梦里当上了中央委员
二十二．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接班
二十三．王洪文与“刘盆子”
二十四．周恩来的告别旅程
二十五．“瞻仰”王副主席办公室
二十六．文汇报艾玲文革浮沉记
二十七．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升迁荣辱
二十八．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二十九．江青插手《白毛女》前前后后
三十． 王洪文怒砸万体馆
三十一．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末
三十二．我替张春桥“个伴”
三十三．毛泽东遗体保存亲历记
三十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十年一梦》
一．文革序曲
一九六六年岁末，严寒的冬天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人间。
然而，我却仿佛没有感觉到冬天的降临。刺骨的风，寒彻 的雪，似乎都在我那炽烈的热情而前消散了，融化了。因为，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由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正式发表“造反声明”；我在造 反大会上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作了题为《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长篇发言，宣布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就是当时上海的各家造反报纸所报道的：“市委心脏爆 炸，曹家后院起火！”曹家，指当时主持上海市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从此，我就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
我公开宣布造反，在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 动：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纪律严明，规定任何情况不得外泄，更不用说是知情人起来造反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解放初期就到市委机关 工作，当时还只有十七周岁。我在市委工作的十五个年头里市委先后换了三届第一书记：陈毅，柯庆施和陈丕显。我都没有离开过市委。我在市委机关里有不少熟 人，他们都叫我“小徐”。在宣传部文艺处，我当过干事，副科长，以后又担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并被任命为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我了解机关 的内情，也受到领导的重用，所以，当我起来“反戈一击”的时候，有些领导大惊失色，各部，委，办的造反派起而呼应，也有些人表示不满和反对、整个市委机关 都乱了套。
我的经历
我从一个靑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党的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长 期培育的结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徐崇骏，是上海郊区奉贤县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化学 系，同年回到奉贤。一九二七年秋和共产党人李主一，刘晓等创办了一所曙光中学，他任校长：同年、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学校被国民党查封，父亲逃往上 海，从此脱党，他先在中学教书，以后在交通大学化学系任教，从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我的母亲戴秋楠，原来是小学教员，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担任过奉贤县国民党 县党部委员，以后成为家庭妇女，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我在家里悱行老二。
我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附近的一条石 库门弄堂里渡过的。我就读于学费昂贵的南洋模范中小学，因为父亲在中学部兼课，可以减免我的一半学费，如果成绩优秀的话，还可以减免另一半学费，所以我读 书时经常名列前茅、从小学到中学，我经历了日本军占领上海法租界的痛苦生活，因为日军进驻交通大学改为同文书院，父亲愤而辞职，家境日见窘困，我也排队买 过户口米，吃过六谷粉，培养了仇恨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父亲复员回到了交通大学教书，我在交大学生的影响下，和中学同学一起 参加一些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担任过平民夜校的教师，接受了进步思想，在中学里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竟选，担任了学艺部长。
上海的解放给我带来了参与各项政治活动的了阔天地，我 在学校里第一批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靑年团，又成为南模通讯组的组长，向报纸杂志投稿。一九五一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违背了父亲希望我成为化学家的意 愿，撕掉了大学入学报名单，报名参加了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组织部门在选拔时，了解到我爱好写作，写过一些文章，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市委宣传部工作。 以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能够被选送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殊荣。从此，我开始了在党的机关工作的漫长生涯。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经丁景唐和徐啸介绍，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结识了同事葛蕴芳，她解放前在上海市立女师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我们于一九五六年结婚，婚后有两个女儿，建立了温馨的家庭。
1956年8月徐景贤與葛蕴芳結婚照
我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开始时分工联系群众文艺，以后 又联系文学界。我在工作岗位上继续自已的学业，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函授学习，同时，继续从事业余写作，在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杂文、散文、影评、 书评等。我写过以解放前夕上海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传记学《党的儿子穆汉祥》，电影剧本《曙光在前》（与人合作）出版过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我参与 创作的话剧《年靑的一代》，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并被搬上了银幕。，一九五九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一九五八年 和一九六○年，我两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一九六五年，我作为靑年作家的代表，访问战火纷飞的越南，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徐景贤（左三后）1965年9月访问越南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我的这些经历，为我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并受到重用，创造了条件。
上海市委写作班──文化大革命的舆论策源地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决定从各方面调集人员，成立一个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撰写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写作班刚建立时，由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分管，把我从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调去，担任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
市委写作班的地点设在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传说是李鸿 章为他的小妾建造的一座大花园。写作班下设文学组，主要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由我负责；历史组的主要笔名是“罗思鼎”，寓“做一颗 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之意，开始时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金冲及负责，金冲及随石西民调去北京以后，改由朱永嘉负责；此外，还有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等。写作班 的成员都是从社会科学各部门，各单位，各大专院校，各文艺协会、院团以及市委党校等处调集的，都是较强的“笔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谁要是进了 市委写作班，那就是一名受党信用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调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 写作班改由市委书记张春桥分管。张春桥是我的老上级，在市委文艺工作部和市委宣传部，都当过我的领导。一九六六年张春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上 海市委写作班又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负责。无论是石西民、张春桥或是杨西光，他们对写作班都抓得很紧，向我们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部署一个又一个的战役， 审视一个又一个的选题计划，直至审改一篇又一篇的重点文章。在他们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在各条战线上主动出击，展开了全而的大批判：
在哲学方面，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城的 “时代精神汇合”论；在历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书”、影片《淸宫秘史》的历史观； 在文学方面，批判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 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钱”，批判了“国防文学”口号和“中间人物”论；在电影方面，批判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在戏剧方面，批判了“有鬼无害”论，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还没有揭开，在思想战线上早已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了。当然，关键性的战役就是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一九六五年初，江靑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上海通过张春 桥找到了姚文元，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江青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们市委写作班来。当时写作班 已经搬到武康路二号，张春桥亲自向我们宣布了保密纪律，中朱永嘉任组长的“罗思鼎”小组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资料。
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讨论工人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就结识了姚文元。此后，我们之间有着较多的交往，所以对于他的来到写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二号的二楼辟了一间专门的写作室。
《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后来受到过江青的公开表扬。
一九六六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先后被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组员。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替市委到处“救火”。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以后，我不想再为市 委效劳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去“摸气候”，张春桥和姚文元接见了他，要他带口信给我，告诉我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我带领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和我通电话，问我“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 线”？意思很清楚：张、姚让我放下工作上“前线”，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划清界线，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住在西郊，市委书记 兼市长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于应付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炮轰”，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众作的“检查”，还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使我了解了许多内情。于 是，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常众作了揭发，并勒令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和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会听取批判。我们的口号是：“火烧陈丕 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我们的行动，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我带头造反，“揭竿而起”以后，市委机关内部的造反派纷纷杀将出来，我们又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以及各个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继续向已经基本上陷于瘫痪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
那年冬天，我甚至连自己的三十三岁生日都忘记得一乾二 净。每天每日，我骑着自行车，以市委联络站负责人的名义，往来奔忙于上海各个造反大会的会场之间。每到一处地方、我就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 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然后匆忙地赶往下一站，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火热的冬天啊！
姚文元打来电话传逹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 天下午，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量着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 题。忽然，文学组的一个靑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上海 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来是文元！自从他调到北京去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 员以来，几个月来，总是我有事打电话找他，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特别是在市委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后，我频频向北京打电话，寻求他和张春桥的支持， 很想倾听他的意见。但是，电话相当难打，连通过红色保密机也难以找到他，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时，我心里曾经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拿起架子来了！” 今天，他忽然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 兴奋语气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 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 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
我放下电话，兴奋万状，奔到写作班的草坪上，逄人便说：“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时候，虽然有张春桥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的，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
晚上，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由我主持开了一个中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诚，肃穆。
在讨论中，我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它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调到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来的郭仁杰，操着山东口音说“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下来，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我觉得这些主意不错，表态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 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 司’、‘农司（筹）’，‘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食’的简称）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大会由党校来的曾绮华负责筹备，筹备处就 设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
一切商量定当以后，夜已深了，我们对着毛主席的画像， 轻声唱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我边唱歌，边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动得颤抖起来：这场全国全面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我还不能预计，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 成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内战当中，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唱着，唱着，我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我造反以后 送给我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亲”字，我把这个“亲”字真正地溶入到这首歌曲里去了。
我们唱得很轻、很轻、歌声只在室内回荡，因为就在市委 写作班隔壁的一幢楼里，还住着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部长。时过中夜，他们家里黑洞洞的，人们早已进人了梦乡。我们不想惊动他们。当然，在沉睡中的他们，也万 万不会想到：就从近在咫尺的市委写作班里，一场席卷全国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即将猛烈地刮起来了！
二．上海大乱
正当我们沉浸在接获“最高指示”的胜利喜悦中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我得到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紧急报告，说是上海工人赤卫队有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
这个消息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的时候，是公开反对张春桥支持的“工总司”的，对上海市委一直持“保”的态度，所以被骂为“保皇派”，现在怎么也“造反”了呢？
我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要求曹荻秋市长到会，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让曹荻秋市长签字，曹开始时加以拒絶，赤卫队就批 斗个没完没了，一直纠缠到次日凌晨三点钟，硬要曹市长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曹市长又急又累，曾经昏厥过去，最后只得签字。第二天，上海市委开会时， 陈丕显第一书记批评曹市长不应该签这个字，要曹给赤卫队做做工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赤卫队的工作还没有做通，十二月二十五曰，“工总司”又在人民广场召 开批判大会，勒令曹市长到场，迫使他当众宣布：给赤卫队签过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
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这样一来，矛盾激化了，赤卫队被激怒了，把怒气出到上 海市委头上，赤卫队总部一方面给党中央发电报，要求派专人来上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调大批队伍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陈 丕显，曹荻秋算账。陈丕显、曹荻秋没有接见他们，赤卫队就继续调兵遣将。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已经有两万多名赤卫队涌进了市委大院，还有很多人拥塞在大 院外的马路上。
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局势面前，我决定亲自到现场去走一 遭，观察形势，再商量对策。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机关工作证，挤过层层包围圈，进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我在大院里到处走动，实地观察：天气很 冷，我戴上了一个大口罩，防止被人认出来，我走进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只见到处挤满了人：毎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至少挤进几十个人，连不到三平方米 的小厕所里，也挤着四，五个人。楼梯头，走廊边、草坪上、树荫下，满坑满谷，全是戴着“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
原来住在康平路大院里的市委领导人，已经撤走了；连一 向声称自己不害怕群众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也带着家属转移了。整个大院进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以及张春桥的一家，赤卫队的头头们进 人康平路大院之后，到过张春桥的家里，要求张的妻子李文静为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反映赤卫队的要求，随后就退了出来。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属，都是安 全的。我找到位于大院中部公寓里的张春桥的家，从后面的那座水泥楼梯悄悄地绕道走上去，走到张家的后门口，从玻璃门朝里张望，客厅里不见人影；我试着敲敲 后窗，轻轻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估计李文静和孩子们因为害怕，都躲到内室去了。
我再返回到大院里，观察动静，只见赤卫队员们因为总部 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是，见不到陈丕显和曹荻秋，情绪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笔在墙上写大标语：“曹老头决没有好下场！”“赤卫队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发泄 自己的不满。在现场看不到有人在作宣传鼓动，加上队员们通宵集合包围市委，大家根本没有休息，现在许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脸上显露出十分疲惫的神 色。有几个工厂的食堂，用黄鱼车给本厂的工人送饭菜来；吃剩的饭菜，连同写着各个工厂厂名的搪瓷盆碗，到处乱扔，满地狼藉，还有的单位送来几百箱饼干，高 高地堆在空地上，看到这些情景，我的心里暗暗高兴，我想：市委这下子彻底被动和孤立了，因为把两派群众都得罪了。我觉得现在正是从政治上瓦解工人赤卫队的 最好时机。
正当我兴冲冲地走出康平路市委大院的时候，忽然看见有 许多打着红旗的队伍，从徐家汇、宛平路、余庆路等方向向康平路涌来，红旗上印着醒目的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他们迅速把康平路大 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来。我上前一问，回说队伍是“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看的人还说什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我们是来保卫中央文革的”！这时， 在康平路大院门口，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着，互不相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马上回到市委写作班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我说：“‘工总司’这种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现在是一座空城，让赤卫队呆在那里，没有几天就会溃散的。现在二兵团调了大批队伍去包围，反而刺激了赤卫队的情绪，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历史组的朱永嘉说：“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准备召开全市的批判大会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康平路去唱‘空城计’，不要睬它。”哲学组的郭仁杰说：“赶快想办法找找‘工总司’和二兵团则的头头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要他们把队伍撤走。”
于是，我要市委写作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找王洪文他们，可是到处找不到。我说：“这样对峙下去，双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动了。我们还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头对准市委，从政治上瓦解赤卫队。”
我马上通知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围在康平路大院边缘上的一 百八十一号楼里，设立一个联络点；要党刊《支部生活》编辑部造反队负责，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楼上，安装起几只高音喇叭，我布置历史组、文学组的几支笔杆 子，立刻起草传单；我自己也亲自撰写了一份《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呼吁赤卫队员们反戈一撃，杀回工厂去，向市委的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传单写好后立 刻被打印出来，还抄成大字报，在康平路大院周围散发和张贴，并且通过高音喇叭连续向大院内了播，经过政治攻势之后，有一批赤卫队员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从 人缝中溜走了，留在大院里坚持不走，被包闹着的还剩一万多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 一些愤怒的赤卫队员把怒火倾泻到市委头上，在康平路大院里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从康平路连夜给正在北京的张春桥通了电话，二 十九日早上，市委写作班的红色保密电话机铃声响了，我拿起听筒，是李文静打来的，她说：“昨天半夜里我和春桥通了电话，讲了康平路大院里的情况，春桥说： “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要告新徐景贤转告上海各个造反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
接到张春桥的电话以后，我向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员作了 传达，并且和几个领导核心商量如何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我说：“春桥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们造的反，让赤卫队摘了果子，岂不前功尽弃？我们召开大会的口 号看来要升级了，不能再用‘火烧’，‘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会一过年就开，口径要统一，按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陈、 曹！打倒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在紧挨着康平路大院的荣昌路六十号临时指挥 部里，我派出的王承龙，朱维铮和“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耿金章在知道了张春桥的来电以后，不愿以“文攻”，继续增调大批工人 造反队，急于指挥他们打进去。半夜过后，耿金章不听劝阻，―声令下，工人造反队发起了冲锋，蜂拥进入市委大院，边冲边打，把疲劳过度、毫无斗志的赤卫队员 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还被从二楼阳台上推下楼去，摔成重伤。赤卫队员们被俘虏以后，排成长长的单列緃队，鱼贯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门。所有的人都被当场剥 去赤卫队的袖章，高举双乎作出投降的姿势，每个人的手里还要拿一根稻草，表示到市委来“捞稻草”的意思，然后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马路上集中，听取训话后才被 释放回家。
耿金章他们打胜以后便扬长而去，留下的伤员只好由市委大院里的后勤工作人员集中处理，清点下来受伤的共计九十一人，典中最严重的被打断腿骨，于是当即叫来救护车把伤员分别送往华山医院、瑞金医院和华东医院救治。
等到清点处理完伤员，已经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上日凌晨—点半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唉，总算没有打死人，不然造反派政治上很被动，怎么向春桥同志交代呢？”
这场万人大武斗，在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武斗结束以后不到半小时，张春桥从北京亲由打电话给我，向我详细询问了武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
张春桥听完汇报，用他那由于抽烟过度而显得有些沙哑的 嗓音，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与论，大造声势，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 魁祸首！”临了，他又说：“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了！”
我同笞：“我知道啦！最近几天，我们准备集中全力，召事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
周总理下令抓赤卫队头目
工人赤卫队挨了一顿打，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卫队的一些头头鼓动了一批队员，冲进了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仿照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安亭事件"中 的做法，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告状去。提起“安亭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王洪文联合各厂的工人造反队，在文化了场召开大会，宣 布“工总司”正式成立。因为上海市委釆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王洪文、潘国平等会后就率两千多人到市委请愿，市委负责人拒不接见，他 们就到北站搭火车北上请愿。火车开到嘉定县安亭车站时，被阻在支线上不能前进，工人造反队索性在沪宁线上静坐，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三十小时又三十四分钟。这 件事震动了中央文革，先是陈伯达发来电报，接着张春桥又受命从北京飞来谈判，最后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沪宁线才恢复交通。现在，赤卫队就提出：“工总 司”可以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我对赤卫队的做法很反感，我想，由他们去闹吧，反正上海市委自食其果，他们总会向中央报吿的；而我已经有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了，趁着过除夕夜的机会，我回到常熟路瑞华公寓自己家里，早早地上了床。
常我正在沉沉熟睡的时候，床边的电话急骤地响起来。我抓起听筒，传来的是长途台女接线员的声音：“是徐景贤同志吗？北京张春桥问志要找您……”
我打开床灯，看了一下手表：零点十分。哦，已经是元旦了，“全而内战”的一九六七年来临了！
张春桥在电话的那头着急地说：“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 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伹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中央开会研究 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壐采取措施。同时，还告诉陈丕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 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稳定下来。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的话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席’嘛！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的头头们不肯听他的， 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我听完电话，赶快穿衣起床，妻了在一旁埋怨着：“过年也过不安稳。”我说：“可能这几天回不了家喽！”几分钟以后，市委办公厅就派小车把我送到了东湖路市委招恃所。
不一会儿，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络绎不絶地来到了东湖招待所的餐厅。北京和外地的几个着名的红卫兵组织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有北大“捍卫团”，有清华“井冈山"， 有北航“红旗”，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学院，电影学院，此外，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驻沪红卫兵代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有“红革 会”，“红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工总司”的王洪文来得比较迟，他穿着一身较旧的黄绿色棉军装，戴着雷锋式的棉军帽，满 脸病容，他瓮声瓮气地对我说：“我这几天感冒了，正在发烧。今天开什会呀？”我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最后一个来到会场的是“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 他虽然打着“工总司”的旗号，但根本不听王洪文和潘国平的。耿金章披着一件军大衣，是蹬一双高筒皮靴，使他那又瘦又矮的个子显得神气起来。他一阵风似地卷 进室内，搬出一副刚从前线归来的指挥官的架势，咋咋呼呼地说：“我刚刚从昆山回来。被我们从康平路打走的赤卫队又集中起来了，他们在北站没有上得了火车， 几千人转移到昆山，准备从那儿上火车。我已经把我扪二兵团的队伍调去了把赤卫队堵住在昆山城里……”
耿金章小时候生活很苦，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后来又成了“解放”战士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到上海才当上了工人，他打过仗，所以现在又用部队的那一套办法去对付赤卫队。大家听到他从昆山带来的消息，马上议论纷纷，对如何处理目前这个混乱的局面，各抒己见。
正当与会者在七嘴八舌的时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来了。当时他还兼着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身穿一身军装，一进门就橾着福建口音告诉大家：“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要贯彻毛上席‘抓革命，促生 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总理要我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协商，一起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到电话以 后，我赶到上海铁路分局了解情况去了。那个调度所的负责人王玉玺，擅自签字同意发车破坏交通，我已经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来……”
陈丕显边说边脱下军大衣，然后在白布铺成的长条桌子前 面坐下，継续向大家介绍上海当前的严重局势：……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一带，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八十多个工作人员中，有七十多人是赤 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从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六个小时中，已经停开客车二十六列，五万多旅客不能上车，还有五 万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的货车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还有二十二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还有最严重的，就是整个上海市只剩一个 星期的存粮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
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听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开了，有的指责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有的要陈丕显自己到昆山去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乘机要陈丕显批条子给他们配备几辆摩托车做联络用。
我一看这个混乱的局面，觉得离开张春桥的电话要求太远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假如由我出面帮陈丕显说话，难免有当“保皇派"的嫌疑，情急之中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走到会场正中，站在陈丕显的对面，大声说：
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它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线鐡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究竟谁应 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呢？“就是你，陈丕显！你这个市委第一书记长期躲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你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植了一支赤卫队，然后 又想把赤卫队甩掉。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笔账我们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着，我传达了刚才张春桥打给我的电话。大家一听，觉 得我的来头不小，便安静下来，“炮司”的几个红卫兵还一字一句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了。我顺势出主意说：“现在我们这些 造反组织，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到上海的各个岗位上 来，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要勒令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岗位，听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维护上海的革命秩序，道个声明写好以后，让陈丕显签字马上送到市委 印刷厂去，大量印发。……至于昆山那一边，刚才我已经和‘工总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过了，我们立刻赶到那褢去，做做赤卫队的工作，动员他们回上海。 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坚决和各兄弟组织的战友们站在一起，并肩战斗！”
大家同意我的建议，我又逼住陈丕显问道：“陈丕显，你同意不同意？”
在陈丕显表示同意之后，我们当场进行了分工，中央音乐学院驻沪的红卫兵舒泽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愿意执笔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陈丕显陪在旁边等着签字付印；至于我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带了其它几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立即奔往昆山。
一切商量完毕，已经晨曦初露，东方微白，东湖招待所的食堂里端出几笼白馒头，我们吃了几个，便跳上“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一辆敞篷卡车，向昆山进发……
张春桥，姚文元飞抵上海
我和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在昆山活动了一整天，又赶往 苏州，最后在城外的一所大庙里，集中了上千名溃散的赤卫队员。我们和铁路分局打了好久交道，才调来一列客车；大家蜂拥上车，抵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 七年一月三日的清晨了，我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仔细读了几遍。接 着，我到市委机关联络站检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准备工作。这次大会的全部发言稿，由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吴瑞武负责撰写；大会的一、二、三号通令， 由哲学组郭仁杰和上海作家协会的几个人负责撰写；大会的组织工作，由市委党校的程绮华抓总。我强调：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只晓得冲冲杀杀，把握不住主攻的方 向，连一篇发言稿都拿不出来，只能由我们先做幕后工作；但是，等到开会的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人以及宣读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全部通令的人员，要由各个造 反组织的头头来担任，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拉出工人和学生的队伍来，这次大会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有一个大联合的声势，如 果光靠我们这些机关造反派，那是孤掌难鸣的。于是，我们在市委党校召开了几次各群众组织的协商会，经过争吵和辩论，最后确定大会在一月六日召开。
正当我们为大食的筹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月三 日下午，姚文元忽然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问道：“武康路二号写作班的地方，现在干什么用？”我回答：“现在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的内部办公地点，我 们对外联络，都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姚文元说：“春桥和我想要用武康路二号这个地方，你看行不行？”我一时不太明白：他们要用，怎么用？但我连连回答： “行的，可以的！"我乘机向他汇报了一下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筹备情况，他不表态，只是说：“这件事我需要和春桥商量一下。”便把电话挂了。
听完电话，我马上找郭仁杰一起分析。郭仁杰原来是复旦 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总支副书记，调来写作班哲学组以后，仍和复旦的红卫兵保持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推动市委写作班造反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现在又成了 市委机关联络站的领导核心。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智囊，凡事都要和他商量。他听说姚文元的电话以后，和我一样，感到突然和兴奋，我们研究后一致认为张春桥和姚 文元肯定要到上海来了所以他们要用武康路二号……，但是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来，要来多久，来干什么……都还是个谜。
一月四日的 上午，我正在武康路二号起草大会的程序，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拎起听筒，姚文元的大嗓门仿佛就在近旁：“徐景贤吗？春桥和我已经到上海了！”呵，想不到有这 么快，他们一来，我就有了直接的依靠了，“今天下午，你找几个写作班的核心，等在武康路二号，我们想来听听情况；关于那个大会怎么开，也一起谈一下。关于 我们来上海的事，暂时要保密。”
电话通了以后不久，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就带了 市委警卫处的人员来检査会场了。我安排出写作班楼下东厅、作为他们接见的地点。下午两点多钟，穿着军装，披着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出现在找们面前。他 们两个人当时没有担任任何军职，但自从毛泽东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以后，所有的中央文革成员都穿起军装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热情地和我、郭仁杰、程绮华、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等一一握手。大家围着长桌子坐下，张春桥首先开了腔：
写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 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昔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条，里面也吸收了你们的经验。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的成员时，肯定 了你们的造反，文元巳给你们传达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先见见你们……
张春桥说到这里，略为停顿一下，脱下军帽放在桌上，用手抚了一下他那稍带卷曲的头发，慢悠悠地点了一支烟，接着往下说：
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 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聨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査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 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
这时，姚文元插话说：“你们讲一讲最近有些什么动向，那个大会打算什么时候开？”
我当即把“康平路事件”以后的上海形势，作了一个概要 的汇报，特别提到自从张春桥打来电话，指出赤卫队已经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提醒我们不要让别人把胜利果实夺走了之后，联络站就集中全力，准备召 开“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接着，我就把大会的名称、发起单位、八个发言的题目和发言人的姓名、三个通令的内容等，统统作了汇报。当我 谈到有一个重点发言准备让“工总司”王洪文来讲，内容是“安亭事件”以后市委常委围攻张春桥的情况时，张春桥马上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从黄色玳瑁眼镜后面 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问道：“这个情况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回答：“我们翻阅了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这些情况是从当时中委常委会的原始记录中摘出来的。”
张春桥恍然大悟，说：“大会发言稿给我看一下。”
我马上答应：“草稿已经送到报社排印去了，等清样出来以后就送给您审查。”
张春桥点点头。
我又说：“开大会的准备工作经过几个发起单位的讨论， 大都取得一致了，我们提出一月六日上午开会，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和市委常委都要到场接受批斗，根据气象预报，那天可能有雨雪，所以我们建议大会放在文化广 场室内开，‘工总司’提出要拉到人民广场露天去开，我们怕效果不好，所以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今天你们两位来了，关于开会的时间，地点，要向你们请示，请你 们决定。”
张春桥沉吟了―下，征求了姚文元的意见，然后说：“关于大会的开法和内容，我和文元都没有什么意见，就照你们的安排开。至于会场究竟放在文化广场还是放在人民广场，我们打算明天找‘工总司’的人见见面，到时候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定吧！”
谈话结来以后，张春桥先走了，姚文元单独留了下来。因 为我听说他回到上海后还没有见过家属，所以我和他打了招呼，派人去把他在卢湾区任街道党委书记的妻子金英，接到武康路二号来见面，在这等候的间隙中，我们 两人独处，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市委写作班人员在造反过程中的表现，我一一作了回笞，我认识姚文元已经有十多年了，自从他从卢湾区调到作家协食上海分会，以后 又调到《解放》杂志和《解放日报》，我们的交往日益密切，六十年代初期，我写了一篇杂文《不做"冷酷的观众"》， 发表以后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姚文元知道以后马上挺身而出，写了一篇杂文《并非“挨批”》，为我作了辩护，我很感激他。以后，他生了肝炎，我当时在市委宣 传部工作，就把他的情况向市委写了报告，经过市委批准，让他住院治疗，等他的病基本痊愈以后，再由市卫生局安排，转到青岛去进行疗养。为了答谢我的关心， 他送给我一本着作《在前进的这路上》，并在扉页上题句： 蝇死魔走战士在，黝黝夜色听鸡呜，……
姚文元的日常生活很朴素，甚至有些落拓。他常年穿一身 蓝卡其中山装，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肩上挂着一只草绿色的背包，竹背包里除了书以外，时常可以翻到早上吃剩下来的面包等点心。有一次，还拣出过半块油炸粢 饭糕。他就以这身装东，到处走动，曾经步行到上海锦江饭店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大门口就被“挡驾”了；不让进，为此，我为他愤愤不平，因为我也有过类似 的遭遇。我曾想：我们这些小人物，一定要在政治上，文学上搞出些名堂来，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庞然大物”瞧瞧，争一口气。
此刻，我和刚从北京回来的姚文元两人对坐在武康路二号 的东客厅里，听他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他对这里非常熟悉。就在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里，他吃在这里，睡在这里，至今在二楼，乃保留 着他的写作室。他告诉我：这次回上海张春桥和他都住在兴国路招待所。我知道过去这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才有资格住的地方。他让我今后通过红色保密 电话机和他们直接联系，但是电话号码只能我一个人知道，不要外传。
我把他说的一切都记在小本子上，又抬头凝视着面前的这 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他是过去的姚文元，又不像过去的姚文元，他的一身军装，使我杂以和他过去穿的蓝卡其中山装联系起来，他的谈话一如既往，但又略带 一点会持，并且显得颇为小心谨慎。我觉得：在他的身上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是我又想，；不管怎么样，姚文元现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人了，我应该接受他的领导……
三．我参加了一月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 张春桥和姚文元决定在武康路二号接见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由我发出通知。下午两点不到，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法等十来个人，拥进了市 委写作班东厅，这前头五个有名有姓的人，是“工总司”的老常委；而所谓“工总司”的“司令”通常是指“王司令”──王洪文和“潘司令”──潘国平。开始的 阶段，“潘旬令”的影响比“王司令”要大得多。“工总司”成立以后，带领在“安亭事件”中静坐鐡轨，中断铁路交通的，就是潘国平：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赶到 安亭，出面和张春桥谈判的，也是潘国平；最后大批造反队员返回上海，我陪了张春桥到文化广场去接见他们，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条件，承认 “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工总司”一方签字的，又是潘国平。后来，我曾经当面问过王洪文：“‘安亭事件’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小潘出头露面？你到哪 里去了？为什么谈判，签字的时候都见不到你？”王洪文无可奈何地说：“我那个时候生病了，火车开到安亭被阻，他们在外面大辩论，跟中央文革代表谈判，我在 车厢里躺了一天一夜，爬不起来……”
上海一月风暴
等到“安亭事件”一结束，“工总司”的组织得到张春桥 的承认，大家要排座次的时候，王洪文却活跃起来了。据王洪文自己告诉我，他们十几个造反有影响的人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推选“工总司”的常委，再推举负责 人，王洪文在会上提议说：“我们每个人都来摆一摆自己的条件，看谁根正苗红条件好，就选谁当负责人。”接着，他先摆起向己的条件来：“我，雇农出身，从小 在吉林长春郊区农村里放过猪，牧过牛：后来当了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杭美援朝打过仗，转业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常保全工；现在是十七厂的保卫 枓干事，共产党员，我们厂是上海最早起来造反的‘老造反’厂！”
王洪文一下子搬出了六条：工、农、兵，干部，党员，再 加“老造反”。这下子潘国平被大大地“将”了一军，这个在上海玻璃机械厂刚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没有什么共产党员等的政治身份，至于他参加过沪东工 人文化馆舞蹈队跳舞蹈的经历，更帮不了他的忙，于是这个最初出头露面最多的“潘司令”，在排席位的时候只能屈居第二了。这种自报家门的办法倒是便宜了陈阿 大，他一口气自己在良工阀门厂的造反史，宣称自已是有多年工龄的翻砂工和钳工──正宗产业工人、又在福建前线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这样，不学无术的陈 阿大也捞到了“常委”的席位。这次“自报家门”的评议结果、王洪文略施小技，就压倒了潘国平，坐上了“工总司”司令的交倚。
张春桥说：“我们不要做陈独秀！”
现在，这批人都坐在武康路二号的东厅，还不知道是开什 么会，更不知道是谁要接见他们；他们问我，我只是神秘地笑笑，我恪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规定：事先不要告诉他们。等到张春桥、姚文元两人走进会场的时候，王 洪文惊奇地叫了起来：“咦、春桥同忐！文元同志！前天在北京还见到你们……”原来王洪文到了昆山，又飞到北京去告过状。张春桥扫视了一下到会的人，微笑着 说“是呀，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又不好告新你们；我和文元马上要回上海去了。所以，在北京见了你们一面，要你们赶快回上海，现在，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张春桥坐下以后，王洪文一一介绍了与会人员，何秘书递 上一迭白纸，几支削得很尖的铅笔，放在张春桥面前：这是张春桥的老习惯朋；—边听报告，一边随手记下几个字。会议开始，张春桥一下子转入正题：“现在赤卫 队垮了，你们这支队伍的步调是不是一致，关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 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张春桥点上了—支烟，接着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 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你们看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张春桥开了一个头，“工总司”的与会者纷纷汇报起情况 来。这时，报杜印刷厂送来了排印好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的小样，我马上整埋出一式两份，分别送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面前，他们两又立刻翻阅 起来。张春桥抽出其中的一份发言稿，拿起铅笔，一边听取汇报，一边就在稿样上修改起来。
张春桥改着稿子，要我把大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开法、打算 向大家讲一讲，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商量，也一并提出来，我作了概要介绍以后，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会的主持人，我提议由“工总司”负责人担任，请他们考 虑；另一个是大会预定在一月六日上午开，天气预报有雨雪，会场究竟放在人民广场还是文化广场，急需定下来，马上要进行布置，我倾向于放在文化广场。
我的话音未落，会场里就像开了锅一样地沸腾起来。一个 圆圆面孔，胖墩墩身材的汉子站起来，用一口地道的绍兴话开了腔：“不行，不行！文化广场太小，非放在人民广场开不可！落雨落雪算什么？就是下刀子，也要放 在那里开！这次大会要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到会的人要多，气魄要大！”
我说：“是陈阿大同志吧！”我这是第一次和陈阿大打交道，看着他抓下头上的那顶罗宋帽，用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膛，我禁不往笑起来，“人民广场开会，要几十万人参加，这么多人，有把握调来吗？再说，调来以后，会场内外的音响不好，将影响大会发言的效果。”
陈阿大朝我瞪了一眼，解开上衣的前排纽扣，左手插在腰 眼里，右手用力地又拍了两下胸部：“调队伍的事包在我身上，调个十万，二十万，小意思，我想调它一百万人。过去赤卫队号称有八十万，现在我们就调一百万造 反派来，显显威风，假使人民广场进不去，队伍可以站在广场四周的马路上，我马上通知市内电话局，连夜在全市的主要马路上拉线，装上高音喇叭，让大家直接听 大会的实况广播。”
陈阿大的一番话，说得到会的人都动心了，大家嚷着要到 人民广场开会。张春桥这时也下了决心，说道：“好，既然大家的意见要开得大一点，那就放在人民广场开吧！会场的秩序一定要维持好，保证不出问题。”接着， 又议论了一下大会的主持人，因为王洪文要在会工作重点发言，大家就推潘国平主持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我看大局已定，站起来说：“时间紧迫，我马上去落实会场！”
陈阿大用手掌摩挲者他的平顶头，笑着朝我打招呼：“老徐，我们是不打不成相识呀！”
我走出会议室，赶紧找来《支部生活》编辑部派到市委机 关联络站工作的王承龙，要他马上组织市委和市人委（市人民委员会的简称，即市政府）办公厅造反兵团的力量，布置人民广场的主席台，因为光是拉一条大会名称 的会标，就有几十米长，要横贯广场主席台的上空，还要写字、剪贴、安装扩音设备等，够他们忙一个晚上了。
王承龙听说大会放在人民广场开，劲头十足，向我提议说：“明天我扪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等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和所有的常委，统统押到会场，接受批斗。人民广场的台很大，还要把各部、委、办和市人委系统的主要局级干部，统统带到会场陪斗！
我问：“这么多人怎么集中呢？“
王承龙说：“没有问题，现在市委警卫处也成立造反组织 名称叫‘红色警卫员’，所有的市委书记和常委，都可以由警卫处的这个‘红警’造反队负责带去。其它各部、委、办的陪斗对象，由我们办公厅造反兵团负责，今 天晚上就把他们集中到东湖路招待所，明天一早用大客车送去会场。”我觉得他的主意不错，表示同意，并说等一下我再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报告一下。
正当我忙于部署大会的各项事宜的时候，忽然接到报告， 说是《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宣布夺了报纸的权，并且公开出版了夺权后的第一张报纸，过了片刻，这张夺权后出版的《文汇报》送到了我的手里，只见 上面还赫然刊登着各群众组织在东湖路共同商定起草的《传上海全市人民书》。
我觉得此事关系重大，拿了《文汇报》急匆匆走进东厅， 这时接见已近尾声，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几句结束语，就散会了。“工总司”的人走后，我把报纸递给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文汇报》夺权的情况。他们感到这 件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没有马上表态，张春桥边翻报纸边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呀！”我说：“我也没有听说，连发表各个群众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 海全市人民书》，也没打先打一个招呼。”姚文元向张春桥建议：“这件事情要向中央报告一下。”张春桥点头表示同意。
谈到这里，张春桥交给我一份经他修改过的大会发言稿，我接过一看，原来就是我们代王洪文起草的重点发言：《揭露上海中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张春桥在稿样上用铅笔改了多处，有的地方还加了几段。
张春桥颇为得意地说：“你们找到的市委常委会围攻我的 那次会议记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当时，他们一个劲反对我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特别是承认‘安亭事件’是工人的革命行动这一条，责问我为什么事先 不跟市委打招呼就签字同意弓。曹荻秋还指责我这样做使市委陷于被动，说什么春桥到了中央文革工作，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嘛！言下之意，要我和他们站在 一起。我当场在常委会上就顶了他们，我说，工人运动起来了，我们不要做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就是压制了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土义者。后来我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 作了汇报，毛主席保护我，肯定了我的做法，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刚才，我已经把这些情况补充修改在稿子上了，你们再看看吧！”
我高兴地说：“我们马上送去改排，重新打出淸样 来。……另外几份发言稿和通令，你们两位还有什么意见？”姚文元说：“我们带回去再看看，有意见告诉你。”这时，我又向他们汇报了大会上的主斗对象和陪斗 对象的安排，并且乘机发出了邀请：“明天是否可以请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参加大会，和群众见见面。”
张春桥挥挥手说：“不去喽，不去喽！明天你们开吧，我们在家里看电视转播。”
有了张春桥的这句话，我马上通知了电视台，开创了全国用电视转播批斗大会的先例。
“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召开
1967年陈丕显（前排左）曹荻秋（前排中）杨西光（前排右）在大学里被批斗
1968年陈丕显（右）曹荻秋被批斗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早晨，天色阴霾。
昨晚下了雪，屋脊上、树梢上都积着残雪，可是地上的雪 大部分巳经融化了，被人们踩过以后，变成了随处可见的湿漉漉，滑溜溜的泥浆。淸晨七点钟，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闯进武康路二号指名找我，自己介绍说是上海市 环境卫生局的造反派，他们预定今天上午召开全局范围的批斗会，谁知道局长昨天晚上就被市里集中起来了。今天凌晨，他赶到市委东湖路招待所去讨局长，被办公 厅造反兵团的王承龙顶了回来，答复说今天全市所有的局以上干部，都要到人民广场去陪斗市委书记，要放人除非徐景贤批准。这样，那个造反派就乘着局里的小轿 车赶来找我，苦着脸央求我放局长回去。支持他们开成局里的批斗会。我心里想：“这个王承龙倒真厉害，把环卫局这样的小局局长都集中起来了，经过那个造反派 的一再要求，我终于说：“这样吧，我和你一起到人民广场去，看看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就把人给你。”于是，我坐上了他的车，直往广场开去。
一路上直见一列列打着“造反队”红旗的队伍，都朝着市 中心人民广场的方向行进。还有许多卡车，满载着人，向人民广场驶去，我们的车从淮海中路折向南京西路、只见沿途几条主要的街道上全部新装起了高音喇叭，里 面放送着从人民广场直播出来的歌声：“马克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緖，归裉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小禁暗暗佩服起那个“不打不成相识”的陈阿大来 了：别看他像个“草包”调动起队伍来倒真是有二手。
我们通过几重纠察线，从人民公园转到广场大厦的后门，从那里走上三层楼，进入主席台的人口处。常我登上主席台朝广场望去的时候，真有点心花怒放，喜不自胜的感觉，只见广场上旗似海，人如潮，万头攒动，水泄不通，这个广场常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 庆节游行时，可以容纳十五万到十八万人，但今天是融雪天气，地下稀湿，无法坐下休息，人们都像插蜡蠋似地站在那里；而且，大家想观看台上批斗市委领导人的 情况，争着往前挤，所以整个广场上人挨着人，密密麻麻，挤得打满坑满谷，少说也有二十多万人。那些迟来的队伍没有机会再挤广场、就分别排在福州路，西藏 路，武胜路，龙门路，望亭路上……人群以广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延伸出去，人头上飘动着各单位的旗帜，一眼望不到边，场外的人数比场内要多得多。“看来 真的有近百万人呢！”我高兴地估量着，“再加上拉线收听广播和电视转播，大会的影响就大了……”（会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向中央中央写报告时，对参加大会 的人数只报了十万人。）
一会儿，只见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人员，指挥着市委和 市人委各部，委，办以及各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总共有一百多人，鱼贯而入，走到了主席台的后部。有一个办公厅的女造反派，命令那些干部一一站在毛泽东的巨幅 画像下面，低头陪斗。她看见了我，急匆匆地走过来说：“这些当权派昨天晚上就到东湖路招待所报到了，一夜没有睡，刚才我们用二部大客车把他们装来的。”我 扫了几眼，只见队伍中有几个是张春桥，姚文元的老同事，有几个是我的老领导。在我内心深处，他们宋必见得都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见到他 们以后，却故意掉过头去，自己对自己咕嘴着：“群众运动嘛，让他们烧一烧也好。”
我转过身来，看见和我同来的环卫局造反派还跟在我的后 边，就告诉办公厅造反兵团，同意把他们的局长“还”给他，他千谢万谢，带着局长走了，我又把上海电视台的负责人找来，检查电视转播的落实情况，他对我说： “我们上海电视台的造反派，今天一定全力以赴，现场转播好大会的实况，请你把大会的顺序告诉我们。”我向他作了介绍，心里想：“今天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坐在 电视机前，这场转非同小可呀！”但是，我不能把张，姚看电视的情况向那个电视台的头头披露，我换了一种方式叮嘱他：“今天是第一次用电视向全市人民转播批 门大会的情况，你们要认真检查一遍，只准播好，不能出纰漏。今天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人员和外轮上的船员，很可能看电视，我们已经关照有关的人在大会上对批 斗象不搞喷气式，不搞武斗，但是假如还有些场面不太合适播出的话，你们要把镜头避开一些，免得给外国人捉供口实。”他连连点头答应，马上去进行布置了。
时间快接近上午九点了，预定准点开会，我把大会发言人部集中起来，排了排次序。今天发言的人很多，共有八个，此外，还要领读毛主席语录，呼口号。发布三 项通令，宣读大会尙毛主席的致敬电等，加上，《解放日枨》的造反派临时赶来，说他们也夺了报社的大权，要求在全市大会上宣布一下。看来，这个大会没有三个 钟头结束不了。我急着催促准时开会，谁知道找来找去，昨天确定的大会主恃人“工总司”的潘国平却杳无踪影，问问“工总司”的颁头，他们都摇头，其中只有一 个人昨天深夜听潘国平讲过：“要找一个地方打游击睡上一觉。”至于他究竟睡在哪里，谁也不知道。我很生气，直接去问在旁看发言稿的王洪文，王洪文骂了潘国 平几句。又踌躇着觉得难以从其它常委里挑’挑谁主持大会都会摆不平、闹矛盾，他想了想说：“这样吧，叫范佐栋主持，他是我们工总司负责宣传工作的，主编 《工人造反报》，又参加过大会的筹备工作，普通话说得还可以……”选选这样一个人主持，大家都没有话讲，范佐栋就上场了。
念过语录，范佐栋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正式开始，他一声高喊：“把陈丕显、曹荻秋押上来！”只见市委警卫处“红色警卫员造反队”的后个人，把华东局和 市委的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马大水，王一平、杨西光、王少庸、梁国斌等，从后台带出来。毎个批斗对象，交给两名工人造反队员看管，虽然 说是不搞喷气式，不搞武门，但仍然在他们的头颈上挂上了大纸牌子，悬在胸前，牌子上颠三倒四地写着他们的姓名，还用红笔在名字上打了几个大“ｘ”。主席台 上搭了几张乒乓桌，陈丕显书记和曹荻秋市长被带上桌子，低头弯腰，面向着广场上的群众。
由 于大会筹备组事先通知陈丕显不准穿军装，所以他今天改穿了一件灰色的棉袄，曹荻秋市长仍然穿着他日常穿的蓝卡其上装，满头白发已经很久没有理了，被强劲的 寒风吹得乱蓬蓬的。其它的市委进妃，候补书记和常委们，都分别在乒乓桌的两旁，发言中叫到谁的名字，问到谁的事情，就让他上兵乓桌去“示众”。
在大会发言揭发批判的时候，每当发言人要陈丕显回答问题，陈丕显总是顶得很厉害，曹荻秋则用满口四川话一再说：“前一个时期是我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我应该负责！”这时候，立席台上领呼口号的一男―女就大声呼喊：“陈丕显必须老实交代！”“曹荻秋必须低头认罪！”"打倒陈，曹荻秋！”“打倒上海市委！”
当工交系统的造反派在发言中点到马天水的时候，他跑上乒乓桌，伛偻着腰，抓住前面那个放得很低的话筒，主动地说：“我有罪，我要向上海人民请罪，我要交代！"接着他抓紧时机作起自我检查来。我听了觉得今天还不是马天水“亮相"的时候‘就示意范佐栋停止了他的“检查”，让下一个揭发人发言。
会 议开了许久，潘国平忽然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我和王洪文不约而间地问他：“你到哪里去了？”潘国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眯起了他那双小眼睛“我……我 一个人睡在武康路二号三楼的小房间里，睡过了头，也没有人来叫我……”我埋怨说：“谁知道你躲在小楼上，不然今天一早我就来喊醒你了。”潘国平在主席台上 转悠了一圈，看看主持人的位置已经落到了别人手里，只好自讨没趣，搭讪了几句走了。大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融雪天气很冷，会场上人们的情绪有点松散，我赶 紧删去了两个发言，让王洪文的压轴戏上场，王洪文穿着一身褪色的黄军棉袄，戴着一顶圆形的翻毛帽子，向台下行了一个军礼，就念起经过张春桥修改的那份发言 稿来，他事先虽然看过稿子，但没有反复准备，所以字念不出来，他还算机敏，索性把它跳了过去，我在旁边为他急出了一身汗。所幸的是他的带一点东北口音的普 通话比较标准，责问曹荻秋市长的问题也颇具火力，所以他的发言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最后，北京体育学院驻沪联络站的一个女红卫兵上场了，她是一名高高大大的排球运勒员，念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她代表各群众组织宣读了大会的三项通令：
―、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真 是史无前例！一次大会，一纸通令，一个经过中共中央正式批淮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的党政最高领导，就这样地被打倒了；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就这样地 被撤消了职务。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实际上就已经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我们这几个造反组织负责人的手里。 一场即将 席卷全国的“一月夺权风暴”，在它的策源地上海，猛地刮起来了。
毛泽东说：“不要烧焦了！”
“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结束以后，一月七日，我赶到兴国路招待所去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方面急于听到他们对大会的反映，另一方面也确实要向他们请示大会的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如何发表的问题。
兴 国路招待所位于上海西南部安静的一角，是过去法租界里面外国大老板的别墅区，一个广袤的大花园里错落有致地矗立着十几座欧洲风格的建筑物，里面有非常现代 的设施，整个院子周围围着高墙，墙上还安装着铁丝网。这里属于市委招待处管理，专供中央来的要员居住，环境幽静、戒备森严。
我 来到门口，只见两扇大铁门紧闭着，从旁边的小门迎去，新来的警卫战士都不认识我，他们从传达室打电话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出来接我。 我们走上平坦的柏油马路，穿过好几幢独立的洋楼，绕过茂密的树丛，向院子的深处走去。我看到在好几棵大树的后面，影影绰绰地有站岗的战士在注视着我们。一 直走到大路尽头转弯处，有一幢三层楼的花岗石建筑，这便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住的五号楼。
走进会客室，我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坐在沙发上谈话，在靠墙的一条长桌上，安放着一台电视机，我这时邀功心切，招呼了他们一声以后，脱口就问：“看了大会的电视实况转播没有？”
张 春桥一边示意我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一边回答：“看了，我们昨天从头到尾都看了。大会开得很成功，特别是下面群众的情绪很好，一直坚持到底，你们把陈丕 显、曹荻秋揪上边批斗，搞臭，很好。就是开会的时间长了点。”从他的神情上可以看出，张春桥对这次大会是很满意的，他平时很少说赞扬的话，刚才那几句评价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和 张春桥比起来，姚文元今天显得更加喜形于色，一反他平时说话稳重的样子，他讲话时的习惯，是用右手食指频频地戳点着面前的桌子，说到兴奋处略为有些口吃， 同时喜欢重复使用词语：“上海的工人阶级真好，真好……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湿的，站在那里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真有纪律，真有纪律，了不起！”
张春桥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朝面前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弹了一下灰，徐缓地说：“几个人当中，陈丕显态度最差，曹荻秋老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比较起来，还是马天水的态度好一点，这和过去上海造反派的反映是符合的，也和我们在北京中央工交工作会议以后，和他打了招呼有关系……”
姚文元侧过身来问我“你们把魏文伯拉到会上去干什么？他不是已经调到华东局去了么？”
我说：“魏文伯过去长期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机关干部对他意见很大，他在市委工作时的那些账，应该清算。”
张春桥淡淡一笑，眼睛从镜框后面看着墙壁：“这个人看来民愤比较大。”
接 着，我向他们汇报了市委党刊《支部生活》的造反派提出的要求：希望把大会的全部发言稿，通令，致敬电等，全文在《支部生活》刊物上发表，出版一专刊，印它 一百万份，向全市、全国发行，这样既能扩大大会的影响，又能在实际上把市委党刊的权夺到手了。我支持他们的设想，但涉及到点名批判，所以需要请示一下。
张春桥沉思了一下，说“在中央没有批准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以前，我想，批判发言稿在内部刊物《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上登登，还是可以的。他看了一下姚文元，“文元，你看怎么样？”
姚文元从沙发的靠背上挺挺身子：“同意，只要《解放日报》、《文汇报》暂时不点名，就可以。关于在大报上公开点名的问题，我们以后要向中央写一个请示报告。”
正 说着的时候，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回来了，她这几天也住到兴国路招待所，和姚文元在一起，金英是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的党委书记，她说：今天全区的街道党委书记被 集体批斗了一次，她也上了台，挂了脾子，造反派考虑到她是姚文元的家属，对她算是客气的。说罢，姚文元和她一起上楼去了。
张 春桥的儿于毛弟，年龄只有十岁左右，从花园里跳跳蹦蹦地跑进来，拖他爸爸到客厅外边的阳台上去玩。张春桥答应着，招呼我一起过也，阳台上用白瓷砖铺地，放 着一张圆的藤桌和几把藤椅；阳台前面是一排明亮的落地长窗，晴天可以让阳光洒满整个屋子，阴雨天又可以遮风蔽雨。打开玻璃门，跨下几级台阶，有一条水泥铺 成的小路，横亘在天鹅绒草地上，曲径通幽，一直伸展到远处的香樟树林里。
张春桥和我在藤椅上坐下，毛弟靠在他的膝头，张春桥跟他的儿子开玩笑，指着我说“毛弟，你不是说要看看“工总司”的王司令吗？喏，这里也有一个司令，他是机关里造反的‘徐司令’。”毛弟不相信：“不，徐叔叔不是’司令‘，他不戴袖章。”
我 看着张春桥和儿子亲昵的样子、觉得我看到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张春桥，原来他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充满人情味和流露出强烈的父爱的。然而我过去看到的张春桥，总 是那样的严肃，那样的一本正经。我和张春桥的接触，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了：上海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社的社长，我 听过他的几次报告，没有稿子，侃侃而谈，条理淸晰，思路敏捷，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哼哼哈哈，拖拖沓沓，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一九五五年，我调到文艺工 作部，张春桥是文艺工作部的部长，成了我的主管领导；以后，张春桥调任市委专职常委，兼任《解放》杂志的主编，他把姚文元调去《解放》杂志，姚文元曾约我 为《解放》杂志写过评论文章。张春桥一九五八年在《解放》杂志发表的《坚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从此张春桥在政治上得 到更大的用，彼提拔为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书记，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抓京剧革命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张春桥就全力以赴；据张春桥对我说，光是江 青抓的京剧《智取威虎山》这个戏，他就看过五十多遍。张春桥给江青起了一个代号叫“客人”，他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多次开会传达“客人”的指示，并且说：“在 创作和表演上，我们不能搞‘群言堂’，只能是‘一言堂’──就是‘客人’一个人说了算！”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过 程中，为了保密，一直躲在我们市委写作班，初稿写好后，姚文元和我一起到康平路张春桥的办公室去，一进门，姚文元就大声嚷着：“怎么样？春桥。”张春桥便 把姚文元引见给江青，然后由江青把经过反复修改的文章送给毛泽东。
在 我的观念中，已经把我自己的命运和他们联结在一条强有力的线上了，简单明确地描述出来，那就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和我─姚文元─张春桥─江靑─毛泽东。而现 在，当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展开以后，特别是当张春桥和姚文元从北京返回上海直接领导夺权以后，我感到非常庆幸，因为这条联结我们命运的线，变得更加淸 晰、更加牢固了。此刻，我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阳台上，呷着淸茶，看着坐在我面前藤椅上谈笑风生的张春桥的时候，我喑自思忖，十多年来，我在他的领导下 工作过，可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过呢！
张春桥和他的儿子戏谑了一阵子以后，把毛弟打发走了，他点着了一支烟，忽然问我：“你们的那些大会发言稿，还有通令，有没有报送中央？”
“没有呀，“我嗫嚅着说，“我以为……你和文元同志已经……报告中央了……”
张 春桥的脸色马上变得严肃起来“我们汇报是我们的事，你们开了大会，宣布了打倒上海市委，你们又念了通令，宣布不再承认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可是，你们又 不向中央正式报告。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那你们的大会和通令，怎么能生效呢？不能开过大会就算了，大会后怎么搞，不能都由我们两人包办，你们要直接报送 中央……”
那好，我马上回到康平路去办。"我紧张得脑门上都沁出了汗珠，“你看……用什么名义报？”
“就用你们几个发起开大会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义报，”“张春桥说得非常轻脆，而且具体地传授了上报文件的方法：“一式印十五份，直接通过机要交通送中央办公厅，这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可以看到了！”
我 急忙赶回市委写作班，布置重新印刷大会的全部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等，整埋出一式十五套，由我亲自装进大信封，贴上了“絶密件”的签条，写上了“送中央办 公厅收启”的字样，然后打电话叫来了两个机要交通员，当面布置他们明天一早就乘飞机到北京去，把档案袋直送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完了这件事，我又打电 话给张春桥作了汇报，才算舒了一口气。我心里不断地埋怨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向中央报告呢？这次亏得张春桥的提醒，才补报了……
过 了几天，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十一口，经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来了贺电，肯定了我们打 倒了上海市委以后发布的《紧急通告》，祝贺上海的群众组织实行了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 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即向今国广播了中央贺电的全文。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和毛上席第一次用文件形式 正式表态支持群众组织的联合夺权，我们收到贺电后欣喜若狂，决定苐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会后举行游行。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动提出：这一次他 们两个要参加大会并讲话，和上海的广大群众公开见面。
这－天晚上，我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向张春桥请示庆祝大会的开法。他坐在办公桌前，把左手支在额角上，正在起草他自己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听了我的汇报，他同意我们对大会各项工作的安排，接着，他对我说：“我已经找陈丕显谈过话了。”
我觉得有点意外，问道：“是在哪里谈的？”
张春桥说：“把他找到兴国路来谈的……“他看到我有些不解，稍作停顿后又说，“去年十二月，主席生日的时候，提到你们写作班造反时的口号‘火烧陈丕显’，主席很风趣，他当峙还说：‘烧一下可以，不过不要烧焦了！’”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愣了一下，我想：去年姚文元打电话给我，传达主席指示的时候，没有讲这句站嘛。
张春桥继续他的话题：“这次我们来上海以前，中央的意见，是希望陈丕显还能出来工作，所以，我在找他谈话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在和群众见面之前，先找你谈谈。我把中央的意见也告诉了他，陈丕显听了以后表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出来工作有困难。”
张春桥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我看，他现在也确实难以出来工作。”
我 没有接口，我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想，主席说“不要烧焦了”，可是现在经过你们同意、大食也开过了，通令也发布了‘人也打倒了，不是已经“烧焦”了吗？一切 都已成为事实，不可改变了，反正，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发来的贺电，也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所以，管他"烧焦”不“烧焦”，我们还是照开庆祝大会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同样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身穿军装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和小组成员姚文元，出现在几天前陈丕显第一书记和曹荻秋市长被打倒的那个主席台上，对着广场上的人潮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发表了他们返回上海以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
四．“你方唱罢我登场”
中央贺电的庆祝大会开过以后，上海市委的垮台已成定局，但是今后究竟由哪些人来掌管上海的大权，又通过什么样的机构来领导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呢？这成了万众瞩目的大事。
中央对人事问题没有下达新的任命，上海的各种政治力量 和各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都想挤进这个世界着名的大城市的权力机构，都渴望占有一个或几个或几重要的席位，都企图尝一尝这块“禁脔”的美味，于是，在一九六 七年一月这个动荡不安的月份里，在上海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走马灯似的夺权闹剧。
“走马灯”夺权
一月中旬，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工八司”（“工 人造反第八司令部”的简称），拉拢了几个小组织，装了几卡车人，直接开进了康平路市委大院。他们把除了档案室和机要室以外的地方，统统占领起来，贴出大布 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我到张春桥、姚文元那里汇报以后，他们大为恼火，要我打电话通知“工八司”等马上撤出，我把电话打进康平路总机室，只听得电话那 头传来一片乱哄哄的声音，原来是那些夺权者还要接管电话总机，正在和接线员发生激烈的争吵，正好，我找到“工八司”的头头，在电话里严肃地吿诉他们：“你 们没有和上海的主要组织协商，是没有资格接管市委的，要马上撤出来！”
那个头头提出抗议：“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我警告说：“造不是我的意见，是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意见，你们如果不执行的话，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
那批权者一听张春桥和姚文元都不支待他们，只好自讨没趣，贴了几张大字报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过了几天，即一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上海最大的一个红卫 组织“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又采取了一次突然行动：“红革会”总部的领导经过严密的策划，组织了十几支红衔兵队伍，乘 着吉普车，摩托车等，在一个晚上同时出动，闯进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十个区的区委和区人委等共二十三个 单位，夺走了全部大印，他们把这几十颗钢制的、木制的图章，鼓鼓囊囊地装在背包里，送到“红革会”总部，发出通告，宣布自己这个组织已经把上海的大权统统 夺到手了。接着，“红革会”的负责人占领了上海展览馆内的一幢房屋，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并通知上海警备区派解放军保护他们这些“左派”。其它的许多造反组 织，听说“红革会”撇开大伙单独行动夺了印，都很生气，摩拳擦掌，批评指责，眼看一场“内战”即将发生。
“红革会”的夺印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很伤脑筋，因为 “红革会”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一个学生组织，它曾经搞过几次重大的活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红革会”为了坚持要把自己编的《红卫战报》与中共 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行，曾经进驻与封闭了解放日报社，给上海市委施加压力，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红革会”一直与“工总司"并 肩战斗，而且又支持过我们市委写作班起来造反，道个组织在上海有了点名气以后，它的某些头头也自恃造反有功，骄气很盛，听不得不同意见。它的领导核心，主 要是由复旦的学生组成的。对于这样一个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觉得不能用像对待“工八司”那样，以简单化，下命令的办法，来处理他们的“夺印”事件。
当天晚上，和我相熟的“红革会”总部负责人、复旦大学 的小马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夺了全市的大印，“红革会”愿意和上海最具影响的组织“工总司”，“农司（筹）”以及市委机关联络站一起联合夺权和掌权，希 望我能够马上前去会商，共同签署聨合夺权声明。我听了以后，觉得“红革会”一派夺印以后，深感舆论对他们不利，于是想搞一个以“红革会”为核心的四个组织 的联合政权──由工人，农民、红卫兵和机关干部四派掌权。
我到张春桥，姚文元那里去作了紧急请示，他们向我而授 了机宜，这时已经时近深夜，我就“单刀赴会”，以奔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内的“红革会”临时指挥部而去。到达那里的时候，果然看到如张春桥，姚文元所吿诉过 我的那样，在一幢房屋的四周由上海警备区增派了许多解放军巡逻哨，张春桥说过，在“红革会”提出派军队保护的要求之后，警备区作战处曾向他们作过报告，他 们也表示同意，理由是不但要保护那些“左派”，而且要保护那些落在他们手里的华东局，市委，市人委等等的大印啊！要是有人在出国护照上盖上了钢印，完全可 能堂而—皇之地跑到国外去，这才是张，姚担心之所在。所以，再多派些军队保护那批印章，张、姚也会同意的。
我走进“红革会”总部的临时指掸部，只见满满的一屋子人，他们的头头几乎都在场，有复旦大学的小马、小赵，上海师范学院的小缪、小李，还有"红 革会二处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小劳等人，“工总司”的潘国平和“农司（筹）的夏桂伯早已被他们请来了，夏桂伯是浦东村的一个大队长，因为打出造反旗帜比较 早，所以成了农民造反组织筹备组的负责人。师范学院的小李是“红革会”常委中的一员女将，长于辩才，说起话来像开机关枪一样，此时她正和潘国平等人侃侃而 谈，看到我进门，就请我在桌边坐下。
我环顾这间房间，只见正中用几张写字台拼成了一个长条 形会议桌，桌上杂乱无章地放置着茶杯、水瓶，还有吃剩下的面包；会议桌旁边围着一圈长板凳；在房间的墙壁旁边，挨个排列着两排双人迭床上。有些床上还躺着 和衣而睡的穿军装的红卫兵，大概是白天行动太累了，现在正在睡梦里发出有节奏的鼾声，会议桌边的大声讲话对他扪毫无影响。当然，我也留意观察了一下，不见 那批被他们抢到手的图章的踪影。
“红革会”的一把手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小马，山东 人、他还是我们市委写作班哲学组郭仁杰的学生，平时和我打过多次交道，现在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夺大印事先没有和你们打招呼，因为怕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多了 可能会走漏风声，所以我们单独采取了这个革命行动。但我们‘红革会’不想一家掌权，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共同发布一个夺权声明。我们这四个组织是 上海最大的或最有影响的，只要我们四家的步调一致，那么，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就由我们掌定了！”
我听了这一番话，觉得他们掌权心切，如果我拒绝签署夺 权声明的话，很可能一上来就会把关系搞僵，所以只能慢慢来，采取迂回战术，和他们“蘑菇”说理，也许倒可以找到转机。于是，我对他们讲：“红革会”想搞联 合夺权的想法是可取的，夺权以后当然要掌大印，可是夺印并不就等于夺权，关键在于掌权者说的话有没有人听，发号施令有没有人执行。这就涉及到联合夺权究宽 是“小联合”好还是“大联合”好的问题。我们上海的造反组织，光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署名的，就有二十几个，而且都是得到中央贺电肯 定的，再加上北京和外地的驻沪红卫兵组织，平时经常在一起联合开会采取共同行动的，总共已经有三十二个组织，至于其它各种名义的组织，还有好几百个，如果 我们四个组织夺了权，把别的组织都撇在一边，就有可能出现上海造反派大分裂的严重局面。因此，我希望“红革会”总部的常委们要慎重考虑夺权的方式，我的具 体建议是：由四个组织出面，召开全市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共商夺权大计。其实我的这个主意，是刚才来“红革会”总部以前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定的。
潘国平在我之前本来已经松口，表示可以考虑“红革会” 的设想，听我这么一说，他就缄口不言，不再表态了，“红革会”的小李、小劳等又提出另外一个方案，主张先由四个组织出一个声明，肯定这次夺印是一次革命行 动，这些印章由“红革会”负责保管，直至联合夺权达成协议以后，再移交给上海各造反派的联合掌权组织。这一来潘国平又不同意了，他主张大印应该交给“工总 司”保管，因为工人阶级应当握主要的领导权。而我则以这些印章长期流散在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理由，向他们提出警告，我问他们：如果有人钻空子利用这 些印章跑到国外去，谁能担当得起这样的政治责任呢？他们听了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这场"蘑 菇”谈判，从半夜十二点钟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左右，大家都谈得精疲力尽，还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红革会”头头们的那股鋭气，都被我磨掉了。“农司 （筹）的夏桂伯，本来就是作为农民的造反代表被拉来做做点缀的，此刻他坐在长板凳上摇晃着身子，直打瞌睡，潘国平越谈越没有劲，索性爬到他身后的一张双人 迭床的上面，去呼呼大睡起来。
我趁这个冷场的会，走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姚文元打电话,汇 报了谈判的情况和各方的态度。姚文元还没打睡觉，就等着我们的消息，他听了说还要和张春桥再商量一下，让我们再等一等。过了十多分钟，姚文元直接打电话 来，先要潘国平听电话：睡眼蒙眬的潘国平被叫醒了，听到姚文元在电话中明确告诉他：“工总司”决不能在四方夺权的声明上签字，一定要说服“红革会”跟其它 造反组织一起搞大联合夺权，并说这是春桥和他两个人的意见，希望小潘照办。潘国平在电话里允诺下来。
接着，姚文元又要“红革会”的一把手小马听电话，姚文 元说：上海的很多造反组织对“红革会”的这次夺印有意见，准备要造舆论“炮轰红革会”。春桥和他认为，在上海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造反派决不能打“内战 “，现在春桥和他巳经说服了那些组织，停止“炮轰”；同时希望“红革会”也要顾全大局，和大家一起搞大联合夺权。姚文元在电话中也替“红革会”搭了台阶， 使他们有体面下台的机会，他说：张春桥和他准备亲自召集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还要讨论新的政权机构的形式和组成等问 题，他们在会上将专门讲一讲“红革会”夺权以后把大印保存得很好，而且主动表示愿意和其它组织联合夺权和共同掌权，“红革会”的风格值得肯定。姚文元还告 诉他：为了不影响上海市和十个区的日常工作，希望“红革会”今天（天已经快亮了）就把印章全部交给上海警备区，由部队出面交回各单位。最后，姚文元又让我 听电话，把这些底都交给了我。
听完电话，四方会谈继绩，潘国平明确表态要搞大聨合夺权，不签四方声明，我则马上对“工总司”的态度表示支持，农司（筹）的夏桂伯在一旁随声附和， “红革会”的头头们这时感到大势已去，一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小马嘟囔着说：“算了就照春桥，文元的意见办吧！”会议就此结束，警备区的负责人随后就来取图章了。
我走到街上，曙色已经初露，头班公交车上已经搭乘着上早班的人们，我突然感到又累又冷，肚子饿得咕咕叫，赶紧快歩走进刚刚开门的供应豆浆、油条的小铺子……
提名张春桥，姚文元当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
在“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夺权的同时，另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上三司”也先后夺了两次权。
“上三司”的全称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 部”，它的负责人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赵全国。这个赵全国真有点“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的气派。一九六六年底，他曾经把华东六省一市的省、市委书记揪到上 海、准备以“上三司”为主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一次整个华东地区的批斗大会。这件事惊动了在北京的周总理。周总理在电话里严肃地批评了赵全国，并表示不能同意 召开这样的大会，赵全国才披迫偃旗息鼓，可是，他心有未甘，总想干出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第一次夺上海市的权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凌晨三点半，赵全国和“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结合起来，调动了一批工人和学生队伍进驻康平路市委大院、宣 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等十一个组织的支持。这次夺权以后他们想出了高明的一招：用“工总司”二兵 团和“上三司”等组织的名义，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汇报他们已经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要求中央承认；同时还在汇报中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 第一书记兼市长，提名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请求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
“上三司”这次夺权拉了“工总司”二兵团参加，对于张 春桥，姚文元来说又是一件麻烦事。“工总司”从安亭拦截火车以后，回来时一路上成立了“北上返沪”的三个兵团，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由耿金章率领的第二兵团。 耿金章是共产党员，从部队复员后到上海纸浆厂当工人，年纪四十多岁，矮个子，黑脸膛，满脸胡子茬，一口山东话。造反以后，他自恃打过仗，会带部队，在“安 亭事件”以后就单独拉起一个山头，虽然在二兵团的前头还挂着“工总司”的招牌，但他根本不把王洪文和潘国平等人放在眼里，处处闹独立牲，在“康平路事件” 和“昆山事件”中都单独调动大批工人队伍擅自行动。他又善于抓权，把上海民航局以及造纸公司、食品公司的造反队，都归到二兵团的名下，谁要坐飞机或是办小 报，甚至问大会准备食品等，都要有求于他。
耿金章的山头主义，一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群众 组织在签署《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时候，“工总司”已经署名了，可是耿金章坚持要单独写上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二兵 团”，以示突出，不然他就扬言要砸掉刊登这些文件的报社，最为奇怪的是，耿金章什么都要垄断，最后甚至把上海的市一级的重要批斗对象也垄断了起来。
我就亲自碰到过这样一件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失踪”了，据说落在耿金章手里。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上海各群众组织准备在人民广场召开第二次全市性的门批大会。临到开会前夕，忽然传说主要的斗批对象 陈丕显找不到了，参加大会筹备工作的王洪文到处打听，才知道前两天某系统刚开完斗批会，耿金章就派人把陈丕显抢走了，而且藏在什么地方对外保密。王洪文以 全市要开大会为理由，向耿金章要人，耿金章不卖账，让王洪文碰了钉子。开会的当天中午，群众队伍已经开始向人民广场集中，但是大会的斗批主要对象陈丕显还 是杳无踪影，连市委警卫处出动去找也找不着，这下子我也着急起来，只好坐了轿车亲自登门去找耿金章。
“工总司”二兵团的总部设在僻静的徐汇区永福路上一座 有红色砖墙的花园洋房里，原来的住户被赶走以后，耿金章把自己的“司令部”搬了进去。我把车停在门口，马上有后个彪形大汉挡着我的去路，我通报了姓名，他 们才把我从后门让人屋内，在通向薗屋的二道门门口，又坐看四，五个保镖，这些人都属于耿金章贴身的“尖刀班”。他们看见我是单身一人前来，就按响了通入内 室的电铃。
过了片刻，长得又商又大的耿金章的“随身警卫”孙玉喜 走了出夹，他是上钢一厂的工人，满是疤点的长脸上嵌了一对眼睛，他和找比较熟悉，看到我亲自，上门，就满脸堆着笑把我请到里间，在一张很长的西餐桌旁边， 带着翻毛皮帽子，叼着香烟的耿金章站起来迎接我。房间里很幽暗，我环顾四周，房问的墙壁是由橡木镶成的，内墙下有一个火炉架，两侧安着精致的壁橱，看得出 原来是一个当考究的客厅，只见现在原房主人的家具陈设已经大部分搬走了，房间中央只留下几把把大安乐椅，整个房间显得空荡荡的，再加上耿金章那副黑漆漆， 矮端端的摸样，使我很快联想起了《智取威虎山》那出戏里山洞中的“座山雕”的形象。
耿金章对我倒是显得很热情，不像他对王洪文、潘国平那样，他掏出烟盒来向我敬烟，我说我不会抽。他又大声叫嚷起来：“小李──，给我们弄饭！”
“好的，耿司令”随着这淸脆的回答声，从壁橱后面转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白净的瓜子脸，脑后打看两个小辫子，笑盈盈地给我们放碗、筷。这就是耿金章自己从基层单位物色来的“女秘书"小李。
我赶紧说：“不吃了，时间来不及了！”我直截了当地对耿金章说明了来意：现在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马上要在人民广场召开了，请他赶快把陈丕显交给我带走。
耿金章显得面有难色。我说：“老耿啊！批斗陈丕显可是一件全上海的大事呀，你我都耽误不起；再说，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可能要看电视的实况转播……”
耿金章用手抹了一下上唇的黑胡须，终于下了决心，说：“好吧，就看在你老你徐面上，我亲自陪你跑一次。不过路很远，而且批斗完了还得把人交给我！”我只好答应了。
我们的两辆车向上海市西北郊疾驰而去，一直开到嘉定县黄渡公社，耿金章又带着我七绕八弯地寻找，最后在一个养鸭场里找到了陈丕显：咳，原来他把批斗对象关在鸭棚里了！
等到我们载着陈丕显一起返回市区人民广场的时候，大会 早已开始，为此，王洪文和耿金章当场在主席台上狠狠地吵了一架，散会以后，我把找陈丕显的过程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担心把陈丕显等人交给耿金章可能会 出事，就下命令给市委警卫处，立刻把陈丕显送到康平路上的一座空房子里，派专人“保护”起来。
就是这个自作主张的耿金章，这次又没有跟各个组织商 量，也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打招呼，就伙同“上三司”一起宣布夺了市委的权，还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电报，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更增加了复杂性，不知道张春桥 和姚文元有什么打算，我正在发愁的时候，忽然接到何秘书的电话，通知我晚上到兴国路招恃所去。
当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兴国路五号 楼，张春桥在客厅里，见了我就说：“今天就找你和耿金章两个人来，要和你们谈一些事。”过了片刻，耿金章来了，一前一后开来两辆小桥车，前面一辆坐满了给 “耿司令”开道的保镖，后面一辆是他自己和随身警卫员孙玉喜，耿金章肩上披着一件海军穿的蓝色长大衣，脚上还是蹬着那双高统皮鞋，走起路来格登、格登地 响，显得特别有气派，他下了车，往里直冲，那批保镖就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何秘书赶紧把保镖们引到旁边的耳房里休息，只让耿金章一个人进入客厅。
张春桥和姚文元就坐在面向门口的沙发上，，我和耿金章坐在他们的对面。
张春桥问道“老耿呀，你们二兵团这次调了多少人进康平路呢？”
耿金章回答：“里面的几百人都是我调去的，他们‘上三司’根本没有几个人，其它参加夺权的组织更是摆摆样子的！”
张春桥又问：“这么说，二兵团是这次夺权的主力了？”
这时，服务员端茶上来，耿金章呷了一口，把顺带喝进去的一片茶叶吐在地毯上，抹抹嘴巴，大大咧咧地说“是呀，没有我们‘二兵团’他们谁也夺不成！”
姚文元插嘴问迨“你们夺权以后给毛主席、党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你知道不知道？“
耿金章说：“知道。电报我没有看过，但是‘二兵团’的联络员给我说过这件事。”
张春桥这时才转人正题：“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谈这个问 趣。你们和‘上三司’等夺权，只是少数几个组织干的，别的组织都没有参加，要是承认你们的话，会引起很大的矛盾。前一时期，别的组织的夺权，我们都没有承 认。最近，我和文元准备召开上海各个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你们也可以参加，大家共同来讨纶上海夺权以后政权的形式问题。所以，希望二兵团能够从康平路退出 来。”
耿金章听到这里，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点起一支烟，抽了几口，默不作声。
张春桥接下去说：“但是，有一件事应当告诉你们，就是你们发到中央去的电报，提名张春桥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毛主席还有指示。”
耿金章和我一听毛主席有指示、马上瞪大了眼睛，集中注意力，正襟危坐，屏息静听。
张春桥缓慢地一字一句地传达：“毛主席说，他赞成由群众自下面上地提名市委领导人的这种方式。毛主席还要我来负责提出市委委员的名单。”
张春桥说到这里，微微仰起头，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看 一支中华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高高突起的额角上泛着红光，他的眼神在淡黄色边框的玳瑁眼镜后面凝住了，仿佛在思索将来的事情，他继续平静地说道： “因为这是毛生席看了你们的汇报以后的指示，我和文元考虑不好对你们封锁，所以决定找你们来传达一下，让你们知这。但是，因为毛上席没有对你们几个组织的 夺权表态，所以不便把‘上三司’等其它组织统统找来，就找你耿金章作为代表。至于要我提名市委委员的问题，现在看来时机还没有成熟，需要在运动发展的过程 中再考察了解一下。”
接着，张春桥谈起耿金章的身世来，还提到耿金章从小是他姐姐领大的，因为父母去世得早，所以他对穷苦的姐姐感情很深，等等。耿金章感到很奇怪。
张春桥笑笑说：“你的档案材料我都看过。你们‘工总司’几个人的材枓我全看过，过去市委不是说你们‘工总司‘的头头都是一些‘社会渣滓’吗？我对你们这些‘社会渣滓’，总应该有所了解呀！”
耿金章嘿嘿地笑起来。客厅里的气氛变得非常融洽。我的 内心感到异常兴和激动，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如此信任我，在召见耿金章的时候特意让我到场，向我们传达了重大的信息：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当市委第一书记兼市 长，同意姚文元当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还要张春桥提出市委委员的名单。这说明张春桥对我信任有加，我颇有点受宠若惊了。
耿金章肯定也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听罢毛主席指示的传达，当场就爽快地表态说：“那好，我回去就通知二兵团的队伍撤出康平路，还要做做‘上三司’的工作，至于什么时候开联席会议，我就等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通知吧！”
谈话结束，夜已深了，张春桥特地关照何秘书备夜宵，厨师做了满满的一大锅肉丝汤面，似乎是对耿金章和他的保镖们的犒赏。他们把一锅面稀里呼噜地吃了个精光，然后乘了轿车风风火火地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二兵团的队伍就撤离了康平路，耿金章还 把张春桥传达给他的信息，告知了红卫兵组织‘上三司’的头头赵全国。道卜子，赵全国不服气了：你张春桥和姚文元当市委书记还是我主张向中央打电报提名的 哩，可是现在居然把我撤开了。但是，二兵团一旦撤出市委机关，“上三司”就孤立了，赵全国策划的第一次权只好流产。
赵全国很生气，组织了一个五人代表团飞北京告状。到了 北京，听说《人民口报》将要发表支持夺权的社论，就认为“上三司”在上海夺权的大方向没有错，北京既然没有人理睬他们，就又义飞回上海，联络了一些造反组 织，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中午，第二次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宣布正式接管上海市委。
赵全国第二次进驻康平路之日。正值张春桥、姚文元忙着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讨论上海联合夺权后的组织形式之时。这天晚上，赵全国从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直接打电话给我，发出“最后通牒”，要我转告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到康平路去接见群众。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理会他。
当天晚上，各个造反组织在余庆路招待所召开联席会议讨 论成立“联络总站”的问题，大家提出希望来一个大联合夺权，不希望关系破裂，要我再次打电话给赵全国，邀请他来参加会议，难知道赵全国一口回绝，反过来通 知大家集中到康平路他那里去开会，说是市委的权是他们“上三司”为主夺下来的。大家一听赵全国的态度就火了，“工总司”的潘国平正在主持会议，他气得跳了 起来，站到椅子上指挥大家：“赵全国这小子破坏上海的联合夺权，去年他要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的造反大会，还伪造周总理的栺示……走，我们一起去把他抓起 来。”潘国平一声号令，几十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一拥而上，分乘两辆大客车，从余庆路直开康平路，冲进“上三司”设在市委大院内的指挥部，国平找到赵全国，争 执了几句，不由分说，一把抓住了他，大家你推我搡，前呼后拥，当场把赵全国杻送到公安局去了。反正市公安局的造反组织“公革会”也有负责人在场，要关一个 人还不容易？
“上三司”的又一次夺权就此结束。而第二天，在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上，出现了“工总司”二兵团的大标语：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坚决拥护姚文元同志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五．毛泽东肯定“一月革命”
“工总司”二兵团的标语刷出以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复旦大学最早造反的学生组织之一“孙悟空”刷出了相反的标语：“坚决反对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坚决反对张春桥当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市委第二书记！”
“孙悟空”一派的负责人小胡和小周，还到市委党校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办公地点，找我展开辩论。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刷这样的标语？”
小胡回答：“我们造反的目标是打倒上海市委，张春桥原来是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其它书记都有严重问题，难道张春桥就没有问题吗？我们认为现在市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反对现在成立新市委，更反对张春桥等人当新市委的领导！”
至于全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的 头头们更是想不通：他们抢在前面夺了全市的大印，张春桥和姚文元却不支持，现在“二兵团”等提名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上海市的领导，又抢了头功。眼看自己已 经到手的权力重又失去了，他们就把满腔的怒火都倾泻到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加上他们得到情报，其它的学生组织“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简称）、 “孙悟空”等正在收集材料，酝酿“炮打”张，姚，他们更加坐不住了，“红革会”总部举行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上海搞一次秘密行动：绑架徐景贤，从徐 的身上打开缺口，收集炮打张、姚的材料；间时通过这次“火力侦察”，看看张、姚有什么反应。
我被“红革会”绑架。”
一九六七年月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复旦大学 “红革会”的十多名红卫兵，来到淮海中路市委党校的三楼会议室，强行对我进行绑架。我挣扎着提出抗议，他们十几个人架着我，从楼梯上往下拖。市委写作班的 王知常闻讯赶来，想要抢救我，把我拦腰抱住。那些人就把我和王知常一层层楼梯往下推，从三楼一直推到底楼。市委联络站的程绮华，郭仁杰等堵住党校的前门想 要拦阻，他们却突然把我转移到党校后门，那里早已停着一辆事先准备好的吉普车。我不肯上车，他们就打我的脑袋，硬把我和紧抱着我的王知常一起塞进了车厢。 吉普车疾驰而去……
到了复旦大学，他们把王知常拉走了，把我秘密带到了一间有人看守的大会议室关押起来。我乘人不备，撕掉了我身上的记录本和电话簿。
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十多个头头闯进了大会议室，他们坐在十多把折椅上，把我团团围在中间，一场半夜审讯开始了。这些平时稔熟得可以随时拍肩膀开玩笑的红卫兵战友们，此刻却个个紧绷着脸。穿草绿色军大衣的小马，首先用循重的山东话开了腔：
“徐景贤！我们红革会总部今天对你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你要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冷冷一笑：“你们凭什么？”
瘦瘦的长着一副长脸的小劳跳了起来：“你是当权派，我们红卫兵就是有权审讯你！“
“我算什么当权派！”
“你是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你要管历史组、哲学组、文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这么多笔杆子，你又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你这个丁学雷怎么不是当权派？”嘴唇上长着一层茸毛的小劳，不愧是“红革会”二处专搞情报的头子，他得意地笑着，抛出了他早已掌握的关于我的材料。
“你为什么不提我现在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呢？就在后天以前，你们还口口声声称我为战友……”
“你们是全民造反！”“市委写作班是假造反！”“你们市委机关全部造反，我们信不过！”好象四五挺机关枪一样，劈劈啪啪一齐响起来。
“那好，我们市委写作班开造反大会，你们‘红革会’为 什么要把文化广场的会场让给我们？在这次大会上，你们为什么要到会祝贺，大会开过以后，你们的《红卫战报》为什么要和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合编《大会专 刊》？还有，你们说我们是假造反’那木为什么上个星期你们还要拉我们和‘工总司’一起联合夺权？”我也不甘示弱，一连串“迫击炮”轰了回去。
“上海市委搞修正主义，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了，张春 桥也常过市委书记处书记，抓过思想文化工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为什么就不能‘炮打’？我们认为：上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张春桥、 姚文元现在不能当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都领导过市委写作班，他们和你都应当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山东口音的小马终于把他们的意图亮了出来。
复旦“红革会”勤务组的小谢，方方的脸盘，脚上还上着 石膏，腋下正拄着拐杖、他指着我说：“你徐景贤在市委工作了十几年，你最了解张春侨和姚文元，你是张、姚的‘材料袋’。现在在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老 大、老二，你徐景贤就是老三。今天，你‘徐老三’应当站出来揭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嘛！”
“‘徐老三’赶快老实交代！”“‘徐老三’应当马上反戈一击！”一阵喧哗，从此他们就直接喊我“徐老三”了。
明白了他们的意图，我索性以攻为守起来：“你们绑架了 我，把我当成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材料袋’，想要从我身上打开缺口，‘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这可是打错了算盘！不错，我了解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也知道他 们的不少情况：他们组织和写作了《海瑜贿》的批判义令，揭开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他们又通过《评“三家村”》这篇文章，端出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你们都知道，这些斗争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这次来上海，也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来的，难道中央文 革也可以‘炮打’吗？你们自称是最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可是你们却干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奉劝你们赶快悬崖勒马！”
他们听了我的话，面面相觑，其中有一个红卫兵又提出了新的质疑：“张春桥和姚文元如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为什么要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
我惊讶地问：“你这话从何说起？”
那个人回答：“刚才张春桥和姚文元派了军队要到我们学 校里来搜查，我们已经在市委党校和上海警备师的政委展开了大辩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张春桥、姚文元派出持枪的 解放军，枪上还上了刺刀，把枪口对准红卫兵小将，强行要进入我们学校，这不是镇压学生运动是什么？”
我这才明白过来：“哦，你们这是什么逻辑？我们都学习 过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的中央文件，假如你们不太健忘的话，就在几天以前，‘红革会’总部夺了全市的大印，你们不是也请求上海警备区 派军队保护过你们的吗？今天，你们突然袭击，绑架了上海一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而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派出战士来寻找我，完全合理合法，这能叫 做‘镇压学生运动’吗？”
“‘徐老三’你别嚣张！”“你这个黑秀才，老的就是一张嘴！”这些红卫兵气得嗷嗷叫，其中有一个人霍地站起来，把面前的折椅踢翻在地。
我一听解放军都在找我了，胆子更壮起来，我索性向他们 提出要求：“我既然来了，愿意奉陪到底！第一，我要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红革会’总部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无故绑架一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你们要当面向我道 歉！第二，刚才在市委党校，你们绑架我的时候使用暴力拗我的手，上车以前还殴打我的头部，我到现在还觉得头晕头痛，我强烈要求去医院验慯，并且要你们交出 打人凶手，不然我要向全市提出控诉！”
他们果真被我的气势镇慑住了，交头接耳一阵以后，为首的小马宣布说：“我们不跟他多噜唆，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讨论，大家到总部去！”说罢，他们呼啸而去。
淸晨，看守我的学生从食堂里给我打来了一碗稀饭和一碟 酱菜，我刚坐在乒乓桌旁喝着稀饭，“红革会”的头头带了三名人民解放军走了进来，其中一名是军官模样的，腰里佩着手枪；另外两名是战士，手里都持着上了刺 刀的冲锋枪。“红革会”的头头指着我说“喏，这不是徐景贤吗？他好端端地受到我们的保护哩。”那个军官模样的人朝我注视片刻，认定了我确赏是徐景贤，而且 看来处境是安全的，便不再说话，带着战士回身走了。
我估计他们便是张春桥、姚文元派出的解放军，前来打听我的下落的。我跟到门口，看守的学生把我挡住了；我从敞开着的门户里朝外望去，只见有人正在校园的围墙上刷大字标诒：张春桥、姚文元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救了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对我来说，实在是十分漫长的一天。
自从清晨那几个解放军战士来看望我以后，看守我的学生也换了班，新来的人板着脸不和我讲话。捱到中午以后，还是没有人来找我。我透过窗外的铁栅栏，看 到、听到小鸟在树梢头上跳着，叫着，更反衬出了“囚室”的安静。我知道上海正刮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对立的双力都围绕着我的被抓争斗着、较量着，而我却好象 处在一个“台风眼”里，感到异常的平静。想着、想着，我感到困倦起来，索性倒在乒乓桌上，一头栽入梦乡……
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复旦“红革会”勤务组拄着拐杖的小谢，一跷一跷地来通知我立即转移。他们带着我转移到学生食堂前面第三幢宿舍的二楼，把我藏在一间窗户上装着栅栏的学生宿舍里。
我刚安顿好，忽然看见“红革会”的人带着我们市委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进了门。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复旦的红卫兵都很熟悉；那天“红革会”的人到市委党校来，借口要和我讨论上海的形势，就是郭仁杰带我引见给他们的，谁知道“红革会”使出了绑架的一手。
郭仁杰觉得很内疚，此刻他见了我，皱着眉头，唉声叹气，把手里拿的毛巾和漱口杯等往我的上舗上一放，瓮声瓮气地说：“老徐，我对不起你，我来陪你一块儿关禁闭！”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问。
“―月二十七号晚上你被抓以后，我马上报告了兴国路；今天打听到你的下落，我就赶来了。”
“市委机关联络站现在正需要人，你怎么能离开？”
“我和复旦的人比较熟悉，所以我对市委联络站的程绮华他们商量过了，我留在这里，假如有人要对你下手的话，我也奉陪到底。”
冬天的天色暗得特别早，从窗栅栏望出去，夜幕已经笼罩 大地。乘看守的学生大部分去吃饭的机会，郭仁杰悄悄地告诉我：张春桥、姚文元接获他的报告以后，因为我的去向不明，他们很着急，立即通知上海警备区，派出 了警备师的四个摩托排到处寻找我的下落，直到二十八日早上，有人亲眼看到我是安全的以后，才把部队撤回。“红革会”立刻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张春桥， 姚文元派军队镇压学生运动。整整一个下半夜，“红革会”的一些人在市委党校，围住上海警备师的政委徐海涛，和他展开大辩论，要他交出幕后指挥者。一月二十 八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约见“红革会”的负责人谈话，在上海展览馆谈了六个小时，“红革会”坚决不肯让步，围攻张春桥和姚文元，看来他们还有更大的动 作，现在“红革会”已经通知各大专院校的基层组织，上街刷“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字报，满街已经贴满了“炮打"的 标语。“工总司”和其它的造反组织，反对“红革会”的做法，准备组织反击，王洪文和耿金章本来在“工总司”各拉自己的一派势力，调动了队伍，打算在南市区 一带打“内战”，搞武斗，听说了“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停止“内战”，各自把队伍撤回来，决定联合起来对付“红革会”姚文元看到这种情况，已 经要市委写作班和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共同起草一份向中央文革的告急电报……
我听了以后，不禁忧心忡忡，因为目前的局势确实比较严重，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
一月二十九日晚饭以后，整幢学生宿舍里面的人忽然都离去了，只留下一名看守，看来又有什么活动温酿着，那名看守正好是郭仁杰的学生，姓韩。我和郭仁杰交换了一下眼色，郭仁杰走过圠悄悄问他：“小韩，今天晚上有什么事？”
那个姓韩的学生推了推眼镜说：“晚上全校开誓师大会，你们可以听拉线广播。”
果然，过不多久，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来了，从复旦大礼堂里传来主持人的声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墧，姚文元誓师大会现在开始！”接着，各派红卫兵的代表争先恐后地上台发言。
复旦“红革会”大队部的代表首先介绍了对徐景贤采取“革命行动”的经过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声称这次“火力侦察”取得了成功，达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
复旦“八二七”和“炮司”的代表在会上分析形势说：上 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淸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抓“徐老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把炮口对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提议：明天一月三十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 有十万红卫兵参加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把“徐老三”拉到大会上去斗；开完大会，全市红卫兵举行“炮打”大游行，到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地方去 示威！
听完他们的倡议，会场里吶喊起来：“对，给徐景贤挂上牌子斗！”
“让‘徐老三’也尝尝戴高帽子的滋味！”
“张春桥，姚文元不等于中央文革！”
“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罪该万死！”
听到这里，我心急如焚，再也听不下去了，猛然从床上站 起来，对郭仁杰说“老郭，无论如何要制止事态的发展。明天我个人安危事小，群众冲突事大。开完大会红卫兵要游行到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的住处去，王洪文和耿 金章他们肯定要调动‘工总司’的队伍来保卫，这样，势必发生工人和学生的大武门、大流血，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
郭仁杰用门牙紧紧地咬着下嘴唇，他的脸庞也因为紧张而扭曲了，那个看守我们的姓韩的学生，正好坐在我们的对面，听到我们的话，露出了惊愕的神色。
我们在宿舍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嘴里不住地说：“一定要想办法把信息带出去！一定要制止这场大流血！”
郭仁杰跨前一步，走到那个学生面前，声音略带颤抖地说：“小韩，我们都是哲学系的，彼此的了解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们……”
那位小韩露出了迟疑不决的神色。我也恳切地说：“小韩，我们过去不认识，你对我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决不会对一场流血惨案袖手旁观的。希望你能带我们出去打一个电话……”
小韩用手推了一推眼镜，终于下了决心，站起来说：“走！”
我们三个人找到一处公用电话，我赶快拨通了兴国路招待 所的号码，我要何秘书请领导听电话。过了片刻，我听到了张春桥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我急促地告诉他：复旦正在开“炮打”誓师大会，我在一位看守我的学生的帮 助下，偷着出来打的电话，明天他们准备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的大会，把我拉去批斗，会后还打算到兴国路一带示威游行，很可能会和工人队伍发生冲突……
我一口气汇报了这些情况，张春桥紧张地听着，嘴里嗯嗯地答应着，最后，我向他请示：“我已经跑出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你现在还回得去吗？”张春桥问。
“回得去。他们还在开大会，没有其它人发觉我们。”
张春桥沉吟了一一下，终于作出决定：“你还是返回原处，免得他们节外生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顶住了。”
“那好，我现在就回去了，再见！”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要坚信中央一定会正确处理这个事件的！”张春桥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我们回到关押我们的宿舍，大会还在继续，但是我的心里踏实多了；因为信息已经送出，张春桥和姚文元肯定会向中央报告的。明天我可能要挨门，反正睡不着觉 了，看见桌上铺着白报纸，放着墨汁瓶，我和郭仁杰商量，合写一张大字报，谈谈我们的观点。郭仁杰拿起了笔，我在旁边念着，他提笔疾书：
一、为什么在打倒上海市委的关键时刻，有人把矛头栺向中央文革的领导？这样的大方向难道是正确的吗？
二、为什么在上海各个造反组织联合夺权的重要关头，有人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不是搞乱我们自己的阵线吗？
三、……
写完以后，加上标题《六问》，我和郭仁杰在大字报后面签上名，并写上“我们现在住在第ｘ宿舍ｘ楼ｘ室，欢迎大家前来交换意见。”然后把大字报交给小韩，请他下班以后，帮我们把大字报贴到校园里去。
一会儿，大会散了，“红革会”的头头们和看守的红卫兵们都拥了进来，瞧我们没有什么动静，就放心了。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们，在一边写起大标语来。
我也开始闭目养神，我想：“明天还有一场恶战哪！”我解下围巾蒙住眼睛，遮住刺眼的灯光，侧身向壁，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寝室里一片静谧，红卫兵们也已上床就寝。忽然，从复旦校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发出的了广播声，把大家都惊醍了：
我们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聨络站的联合广播车，现在开始了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
我马上抽身坐起，心脏激烈地跳动着，我意识到这个特急电报肯是和“炮打”事件以及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校园里很安静，女广播员一字一句、十分清晰，我们都屏息静听：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们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一)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二)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絶对不能允许的。(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五)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广播刚完，寝室房门“砰”的一下给外面的人踢开了，有人高喊着：“紧急集合！快，紧急集合！”双人铺上的红卫兵们一阵风似地奔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郭仁杰两个人。那些没有写完的大字标语，飞满了一地。
我看看手表，现在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的淸晨五点钟。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来得正及时，把我从厄运中救了出来！
“红革会”总部“炮打”失败，终于垮掉了，这样一来， 上海再也没有从中作梗的力量，反倒促使各个造反组织加快了联合夺权的步伐，至于新的政权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大家议论纷纷，提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张春桥和姚 文元曾经多次称赞过“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以及“上海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样的机构，认为它们实际上履行了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早在一九六 六年底，张、姚还没有来上海的时候，各个工厂企业的造反队此起彼伏，互相斗争，大家抢旗帜，各自斗当权派。但是，自发的工人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 滑向济济主义和福利主义的轨道。当时，有些干部怕批斗，凡是群众提出要求他们就签字，助长了这股经济主义的歪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有些工厂企业的职工 要求增加工资、补发津贴，某些领导不坚持原则照样签字，结果银行被提款数千万元。上海港的几个装卸区，有一批工人闹着要发“串连费”，结果拿了“串连费” 擅自离开生产岗位，到外地“串连”去了，致使一批外国轮船停靠在码头上没有人卸货，有些外轮的船长提出了抗议；还有从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堆放在露天没有人运 进仓，整个港务局系统积压的货物总数达四十万吨之多。
鉴于这样严重的局势，而市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又陷于瘫痪 状况，就由“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铁路局、海港和银行等方面的造反组织，一起成立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掸部”，后来又成立了“反对经济主义 联络总部”，市委写作班的朱永嘉等人也参与了这些机构的领导，在较短的时间内制止了经济主义的歪风。
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到上海以后，对“火线指挥部”等的工 作大加赞赏，对朱永嘉作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能够主动到风口浪尖上去处理实际的经济事务，尤为称颂。他们推而广之，曾经想建立上海各群众组织的联络总 站，来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但后来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这才 否定了联络总站的形式。
时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上海联合夺权的步伐加快了，几 个主要的组织在市委党校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执笔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 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人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起草出来以后，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 言”。
我把这些设想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他们基本上同意起草小组的设想，并且要我把夺权宣言的初稿统改以后，交给他们两个定稿。
我向起草小组的成员作了传达，大家都欢欣鼓舞，我说毛 主席在听到《文汇报》夺权以后，曾经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创举，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一九六七年一月发生在上海的这一场革 命，更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俄国的十月革命，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一次创举，而我们的一月风暴，又解决了当 无产阶级的政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以后，如何再把它重新夺回来的问题，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 展。我们的“一月革命”，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我建议，我们夺权宣言的题目可以定名为《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 命”》，副题是《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这样既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又有恢宏雄伟的气魄。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夺权宣言的草稿就这样草成并付排 了。
正当我们在起草宣言的时候，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却等不及了，二月二日晚上，大家在余庆路招待所共商新政权的筹备工作，有几个负责人当场起哄、说是既然"红革会”等都不参加筹备了，那末新政权机构的建立应当越快越好，只争朝夕嘛！他们擅自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而且连夜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报喜，主张在二月三日就要举行全市的成立大会。这一下，连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感到措手不及了。
二月三日凌晨，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武康路二号召开各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张春桥一到场，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你们紧急请来，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 事。你们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急着马上就开成立大会，这种心情我和文元都是埋解的，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新的政权机构的建立，可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啊！在这个权力机构里，光有你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还不行，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级的干部都还没有‘解放’，那末，就算我和文元 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们的机构里还要有军队的代表，驻沪的陆、海、空三军究竟派谁来参加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呢？他们三军的领导机关总还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着说：“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的大事，我们还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报告呢！再说，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成立大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宜太匆忙……”
张春桥说：“是呀、我们还应当发表一个象样的宣言，现 在宣言的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可是我和文元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想要仔细推敲修改一下，请你们也要认真看过，我们再在全体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向全国发布。还 有，成立大会上各方面的代表要发言，我们也要讲讲话，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我建议成立大会是不是推迟几天。”
这时，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说：“上海人民公社开成 立大会的事，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见大会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众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其它的人也都主张趁热打铁，尽量早开，最后张春桥拍板一九六七 年二月五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
王洪文带了一批人，开进南京路市体委大楼，具体筹备大 会的组织工，我和起草小组一起，争取宣言早日定稿，并且负责审改各界代表的发言，二月四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把经过他们修改的宣言退回给我，题目改为 《一月革命胜利莴岁！》，副题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们还通知我要在宣言后面署上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各个群众组织的名称，送给《文汇报》排印，以便 晚上开筹备会议。谁知道在这份夺权宣言的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在上海有一批公认的比较有影释的市一级造反组碹， 包括北京和外地大专院校的驻沪联络站，它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共商大事，共同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署名，一起参加张春桥和姚文元召集的会议 等等，算起来一共有三十一个组织。于是，我征得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同意，把这三十一个组织的名称，署在夺权宣言的后面，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然后把 宣言的全文送到《文汇报》社去排印。
文稿一到报社，消息马上传了出去，三十二个组织里有几 个“山头主义”特别严重的，对排名的次序不满意，首先闹将起来，要求把自己这个组织的名字排在前面。接着，风声传到社会上，全市其它的造反组织听说要成立 上海市的新政权了，都想挤进来抢占一个座位。一夜之问，平日冒出来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组织，纷纷派出负责人到市体委大楼的大会筹备组吵闹，其中有所 谓的“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支持新疆知识青年返沪造反司令部”等，还有一个最奇特的叫做“上海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都要求挤进末班 车，弄个上海人民公社的委员当当。对于这些“经济主义”的组织，当然断然不能同意它们参加进来。在这些闹事的组织中，有一个“红卫军”组织人数最多，势力 最大，它专门跨行业、跨系统吸收全市的复员、转业军人参加造反。当时中央三令五中不准成立这一类组织，还发出了正式文件要求它解散，但这些人拒不执行，仍 继缋发展成员，宣称自己拥有多少万的“有战斗力”的队伍，应该和“工总司”平起平坐。这次，他们听说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自称对打倒上海市委有功，扬言上 海人民公社非让“红卫军”参加不可，“红卫军”派出了一批人员进驻《文汇报》社，守候在排字房里，他们说如果不让“红卫军”组织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上署 名，就要砸掉报社，还要带领队伍冲击筹备会的会场。《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老朱，打电话给我反映了道个紧急情况。
我觉得问题十分棘手，当即向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了汇报。 他们商量后又向中央请示，一直等到二月四日深夜十点钟，他们突然通知我：马上把三十二个组织的负责人集中转送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开筹备会议，对外不要宣 布开会的地点。我立刻告诉了在市体委大楼的王洪文、王承龙等人，由他们分批把各组织的头头送上大客车，转移了几个地方，最后秘密送到上海展览馆。我还单独 通知了上海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深夜十一点钟，我陪着张春桥、姚文元赶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只见全场被水银灯照得雪亮，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电视台等的记者都出动了。张春桥还通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的首长，他们早已坐在第一排主席台座位上。
张春桥主持会议，唱罢《东方红》，他让工作人员给到会的人员每人发一份宣言，然后让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女红卫兵全文朗续《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言指出“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
读罢宣言，张春桥让我介绍宣言的起草经过，到会的人听 我说宣言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精心改定的，一致鼓掌表示拥护。但是，当讨论到宣言后面的署名问题时，会场上顿时哄闹起来，《文汇报》的造反派负责人老朱伸 直脖子用沙哑的喉咙喊道：“这样写不来事的，‘红卫军’在我们报社里守了一天一夜了，他们说要是不让‘红卫军’在宣言上署名，就把报社砸掉！”王洪文恼怒 站起来说“他们敢砸？我今天晚上就调队伍去砸掉他们在华山路的总部！”大家都跟着鼓掌，表示响应。
正在这时，上海展览馆延安中路和南京西路两个入门处的 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有好几个没有接到通知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听说这里在开会，正在入口处吵闹，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参加会议，一定要挤进来在宣言上签名。会 场里更加混乱了，有的组织主张坚决抵制临时要来参加会议的人，但是也有几个组织的头头为守候在大门外的说情，要求把他们放迎来，显然，给别的组织的人通风 报信，泄漏了今天晚上开会地点的，就是会场里的某些人’他们之间本来就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看到这种混乱的情景，一把抓过放在桌子上的话筒，生 气地说：“大家别闹！我们成立上海夺权以后的权力机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又不是挤公共汽车，谁挤进来就算数，这象话吗？再说，这几天全市一下出了六百多 个组织，都涌到大会筹备组来，宣称自己是正宗的市一级组织，你们能承认他们吗？如果现在让大门口的这些人进来参加会议，那末，其它组织都会大闹，谁来负 责？”
大家听我一说，觉得倒也在理，但又想不出新的办法来，只能干着急，低声抱怨。
张春桥却并不发火，他在话筒前慢悠悠地开了腔：“同志 们哪，现在可不是造反派搞分裂、打内战的时候啊！今天在座的这三十二个组织的负责人，确实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们是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 社的当之无愧的成员，我们要共同来掌管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可是，大家应当考虑到：上海有一千万人口，上海的革命人民除了那一小撮地、富、反、 坏、右，叛徙、特务、走资派以外，都应该是上海人民公社的社员呀！如果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只由我们这三十几个组织组成，那末势必要把很多群众都排除在 外，这样，有相当的一批人会不高兴，也会影响到我们新的权力机构的权威性。告诉大家一件事，就在我们来开会以前，‘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已经找了另外的 三十几个组织，在其它地方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准备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这样我们上海的群众队伍就分裂了。我和文 元同志刚刚跟耿金章他们做了工作，同意今后让他们参加到上海人民公社里面来，他们才答应不再另外成立第二个政权机构。所以，我们的团结面一定要越广泛越 好。”
张春桥说到这里，稍稍地停顿了一下，点起一支烟，徐缓地吸了一口，胸有成竹地说“我和文元同志商量了一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请大家考虑行不行？……”
大家听说张春桥、姚文元有新方案，都凝神谛听：
我们今天晚上，宣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作为 我们夺权以后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座的三十二个群众组维都是上海人民公社临委者的当然委员，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各组织可以自己推选代表参加临委会，也有权 力撒换和罢免自己的代表，当然，这个权力机构应当是“三结合”的，除了群众组织的代表，还要有军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我们巳经向中央作了根告： 驻沪三军的负责人作为军队的代表，我和文元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上海的三结合权力机构，已经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会场里热烈地鼓起掌来，特别是到会的各组织负责人聴说自己是属于“当然委员"之列，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格外兴商采烈。张春桥看火候已到，就把话锋一转，继续讲述他和姚文元提出的方案：
正因为这样，我们建议：今天到会的三十二个组织，不作 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而是作为发起单位，在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上，也不必把三十二个组织的名称统统写上去了，只消署上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的名称──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这样，既代表了军队，革命干部和我们这些发起单位的群众组织，又避免了因为署名引起的许多麻烦，至于在外面的那些组织要参加 上海人民公社的话，都可以提出申请，今后由上海人民公社临委会统一审查批准，这样的处理方式，如果大家赞成的话，今天晚上散会以后，请大家到外面去宣传， 凡是想要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单位，欢迎他们明天都到人民广场去参加成立大会，这样可以使很多人和很多组织安定下来，大家看这个辨法是否可行？
我心里想：张春桥真不愧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手，这一来可以把许多问题都摆平了，所以我带头叫喊起来：“赞成！”其它的人也都纷纷嚷这“我们同意！”“赞成！”紧接着，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场内的水银灯照得雪亮，摄影机嚓嚓地响，到会人员一齐 举手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最后一项议程是确定二月五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主要讲话，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代表驻沪三军，王洪 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农民、徐景贤代表机关干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陈敢峰代农红卫兵，在成立大会上发言。
筹备会议到此圆满结束，姚文元兴奋地站起来，用手指连连敲击着桌面，大声地说“明天……哦，不对……”他低头看看手表，“现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的凌晨一点钟了。应该说进今天……令。大下午二点，在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1967年2月5日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二月五日下午，一百万人争先恐后地来到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各个组织都打出自己的旗号表示拥护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张春桥、姚文元、驻沪三军的领导人和三十二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登上主席台，天空中出动两架飞机撒下五彩缤纷的传单……
张春桥在成立大会上致词：“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侮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
姚文元在会上发表演说“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大会宣读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游行队伍到了外滩，我们正式进入了原来是汇丰银行的上海市政府大厦，大厦门口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用重磅铁锤砸碎，丢在火堆里烧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夺权以后的新的权力机构正式开始运行。
第二天，我们这些上海人 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们就进人外滩大厦办公，可是，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 报道，只有上海的地方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天天在大肆宣传。于是，社会上的流言多起来了：“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中央不批准。” “毛主席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当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所以不发消息。”……我心里当然明白不是这些理由，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发，我也搞不清楚。我对张春 桥，姚文元说：“黑龙江省夺权以后，成立了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很快发了消息，还配了祝贺的社论，新华总社又转发给全国报纸刊登，为什么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他们没有发？”张春桥、姚文元不回答我。
又过了几天，上海街头出 现了《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张春桥、姚文元也坐不住了；二月十一日张春桥把我单独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告诉我说，明天 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汇报关于上海权权和连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张春桥再三叮嘱这个行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 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我们。
第二天，他们就飞北京 了。我小心谨慎，守口如瓶，关于他们的行踪连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都讳莫如深。我每天晚上都往兴国路招待所跑，来到张春桥住的的五号楼二楼，通过加保密机， （在普通保密电话机下面，再安装一只扁扁的加保密箱，互按按钮以后，可以加倍保密，连长途电话接线员都无法窃听），向张春桥汇报各条战线的动向；然后，我 又在第二天向大家传达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仿佛他们两个人仍上海似的。
这出“空城计”唱了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忽然打电话给我，从电话里听，他的情绪很高涨，话也比平日多了，他说：“我和文元很快就要回上海了，问题都解决了，你先组织几个人起草一份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我们回来以后开全体委员会议要用……”
我赶紧照办，决议草稿刚起草好，张、姚就回来了，当天就把我找去兴国路招待所。张春桥说：“这次我们到北京的当天，毛主席就接见我们，
主席说：一月革命胜利 了，二、三，四月更重要。主席对上海非常关心，对夺权表示支持；但是，主席对我们夺权以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件事有意见，他说，你们把名称改成上海人民公 社，原来北京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如果各省、市、自治区都改叫人民公社的话，我们的国号就要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还要设社长。那就涉 及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改变国号，牵涉到外国对我们国家要重新承认；外国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了。”
我是积极主张叫上海人民公社的，现在一听问题这么复杂：便着急起来“现在怎么办呢？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姚文元主动把责任揽了过去：“这件事不能怪群众、怪你们，主要是我和春桥考虑欠周到、欠妥当。”
张春桥微微一笑，往下 说：“二月十二号那天，我们已经向主席当面作了检讨。主席考虑得真细致，连改什么名称都代我们想好了，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主席还说，一时改不过 来，可以过一段时间，你们再回去商量一下。我和文元考虑，晚改不如早改，至于具体的改名活动怎么进行，我不是要你组织起草一个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 决议吗？”我说：“已经起草好了，今天我也带来了。
张春桥说：“那好，这个 决议就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署名，在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一下，同时由我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作一些说明，这样就很自然地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了上 海市革命委员会，不至于引起任何波动。我们设想的这个方案也向主席作了报告，得到了主席的批准。”
“那么关于改名的问题新华总社和《人民日报》发不发消息？“我还是担心全国的报刊不登上海成立权力机构的事。
张春桥仰天大笑，似乎在 笑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已经和新华总社打过招呼了，开过大会、通过决议以后，由上海分社写一则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一致通 过《关于当前上海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由新华总社转发全国，报本不用提‘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的事，这不等于向全国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开始 行使职权了吗？”
“对！对！这样好。”我恍然大悟，击节赞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大会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我宣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会后，一辆彩车到外滩，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又送进了博物馆。
1967年2月24日改称上海革命委员会
《人民日报》很快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会的报道、报道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它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新华总社还向全国发了电讯。
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 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传达了毛泽东总结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权”社论还宣称：“这个大革命的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坐稳了上海的交椅，而且在上海的带头下，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争先恐后地开展起来了。
六．张春桥姚文元锦江被“绑架”
一九六七年初，张春桥、 姚文元分别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挥夺权。他们到了上海没几天，就被关进锦江饭店的电梯里，弄得不上不上，足足被关了二十八分 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涉外单位’当时内部又强调保密，所以对这次“电梯事件”的内幕详情，外界鲜有人知。
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 以后，住在兴国路招恃所（今兴国宾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不在住所见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进行活动。他们先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 站，接见了我和联络站的成员，并且宣布市委联络站就是他们的工作机构。日常的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至于一些重要的活动，他们安排在茂名南路锦江饭店进行。 在他们看来，锦江饭店是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当然是靠得住的。所以，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都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在警卫人员的簇拥 下来到锦江饭店，进入北楼八楼的套房内找人谈话。
谁知道，锦江饭店早已不是安宁的“世外桃源”了。有一批职工也打出了“造反”旗号，在王洪文的“工总司”卢湾区指挥部（简称“卢指”）挂上了钩，在饭店内的名称是“革联会”。
锦江“革联会”的少数头头，在“造反”之风的煽动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就在锦江饭店里制造过“停电事件”影响很坏。之后，他们又挟恃饭店的负责人同去北京，要求周恩来总理接见，承认他们的行为是什么“革命行动”，结果当然没有达到目的。
这些人返问上海以后，开始酝酿夺权，所以急于为自己的组织制造与论，他们得知张春桥和姚文元此刻来到锦江饭店，正中下怀，想乘机要求张，姚接见，以便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革联会”电梯“逼宫”
“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原来是锦江饭店门房间的警卫，“造反”以后当上了头头。他见张春桥、姚文元进了八楼套间，就要楼面服务员在送茶水的时候，递一张纸条进去交给张，姚，希望他们事后能接见“革联会”的代表。
张，姚正忙于找人谈话， 看了一下纸条，因为事先没有安排过这一活动项目，也就不予置理，继续和人交谈，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给答复，知道正常途径无效，就想出了“逼宫”的一招── 迫使他们答应接见，过了几个钟点，张、姚找人谈话结束，跨出八楼套房，张春桥便对随身警卫员大老李说：“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让张，姚进人停在八 楼走廊里的电梯，自己和另一个警卫员跟了进去，当时，锦江饭店的电梯还是老式的需要人开的拉门电梯。
电梯门关上了。电梯里有一老一靑两个开电梯的人，张，姚并没有在意，只见那个年轻人把扳手一扳，电梯不但没有往下开，反而缓缓上升。张、姚和警卫员还没有反应过来，电梯已经停下，停在九楼，电梯门咔啦”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为首的就是锦江“革联会”的头头汤某。
原来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睬他们，就让“革联会”一派的青年小钟直接进入电梯，叫开电梯的老周靠边，由他们一派掌握开关，当张，姚一旦进入，他们偏不往下开，而是往上开到九楼，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强要张、姚同意接见。
汤某在电梯门口向张、姚发出了“邀请”：“我们已经在九楼准备好了会议室，请首长出来接见锦江‘革联会’的代表。”
张春桥正在纳闷，这一下子才明白过来，他突然沉下脸，生气地说：“你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对待我们？！”
“我们怕首长走掉，所以事先没有告诉，希望首长谅解，能够接见我们。”汤某回答。
“我们今天还有事。再说，你们要求接见也得等我们的安排。”张春桥忍住怒气，想早点脱身，所以使出缓兵之计。
“我们的事情很急，已经到北京上访过了，周总理说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张春桥同志，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见，只争朝夕嘛！”谢某等人不肯让步。
“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是搞突然袭击！我们不能见……”张春桥看软的一套不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中央文革首长不要怕群众嘛！出来谈谈有什么关系呢？”汤某旁边的“革联会”其它成员开始冷嘲热讽了。
“你们这样做算什么‘造反派’？我们不愿意接见你们，这总可以吧，我们走！”张春桥向警卫连大老李示意。
“不接见就别想走！”这时锦江饭店“革联会”一派开电梯的小钟，猛然把插在电梯扳手旁边的钥匙上锁后拔了下来，扔进了在电梯走廊里的一只仿古瓷器大花瓶里。
“噹！……”钥匙掉进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都怔住了，电梯内外的气氛紧张起来。
“你们这是搞绑架还是干什么？！”张春桥气得睑孔涨得通红，大冷天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
“我们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要求首长接见，见了就让首长回去。”汤某见事已至此，只好坚持到底。
“不见！”张春桥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时，站在电梯里一直没有作声的姚文元开腔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春桥同志？他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应当尊重他的安排。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 写得很多，公开露面却很少，也难得到锦江饭店来，所以饭店的大多数职工都不认识他。他帮张春桥说话以后，“革联会”中有一个青年服务员小王，正好站在电梯 门口附近，见这个胖笃笃的，穿着臃肿棉军装的中年干部，居然也大模大样地批评起“造反派”来，满腔火气涌上心头，他指着姚文元的鼻子大骂：“你算老几？你 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
小王的食指几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卫员大老李赶紧把他的手挡回去，严厉地说：“你想干什么？你不认识这是姚文元同志吗？”
“噢，那我们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两位首长一道接见。”旁边的人跟着起哄。
张春桥姚文元固守在电梯 里兀自不动，另一个警卫员气得想要拔出枪来，张春桥怕吃眼前亏，便用眼光制止了。双方僵持不下，张春桥、姚文元在电梯里足足被关了二十八分钟。最后，还是 由警卫员大老李出面打圆场，让锦江饭店“革联会”的头头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说是回去后“请首长另行安排接见”；而“革联会”的汤某等人，见对峙下去不可 能达到目的，也怕事情闹大了于己不利，同意作出让步，终于从瓷器大花瓶里取出钥匙，开动电梯送走了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秋后算账”
张，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怒气冲天，耿耿于怀。因为他们刚到上海才几天，就尝了这么一个“下马威”，“中央文革”要员的威风扫地，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他们赶紧把我找到兴国路招待所，要我派出得力的调查组去锦江饭店，进行调査、整顿。
张春桥还专门关照：“我看背后有长胡子的人！要特别注意。”
张春桥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想担当整“造反派”的罪名，而想进一步揪出在背后进行挑动的“走资派”。
我接受这项任务以后，指 派和我在市委写作班一起“造反”的亲信朱某，带了一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锦江饭店，作了较长时间的调査了。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以朱某为首的调查组 在锦江饭店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当场点了“革联会”头头汤某等人的名，并根据张春桥谈话的“口径”，指出当时已参加工作的锦江饭店总支副书记赵某，就是“躲 了背后的长胡子的人”，也是这次“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首长”的“后台”。
过了一年多，张春桥姚文元仍然不能忘怀这次电梯“受辱”事件，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此事。姚文元说：“真是怪事，胆大妄为，对‘中央文革’缺乏感情，算什么‘造反派’？”张春桥说：“说得不客气一些，性质完全是绑架，背后长胡子的人还没有查淸楚！”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张春桥己经在上海实现了今面夺权，平息了“炮打”，站稳了脚跟，他觉得时机已到，决定重新算账，就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开讲了锦江饭店的“电梯事件”，并且声称：“我看锦江饭店有坏人！”下令彻底清査。
随着张春桥的一声令下，锦江饭店“革联会”这个组织全而垮台，六个头头全部被关进“文攻武卫”指挥部进行审查，至于那个指着姚文元鼻子痛骂的服务员小王，还有那个开电梯、拔钥匙的青年小钟，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卫”打手的一顿拳打脚踢。
最倒霉的就是“电梯事件”的策划人汤某，他是是被关押了八年左右，还患了严重的肺病，差点送掉性命。他终于明白了一条道理：“造反派可以造别的大人物的反，就是不能造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
可惜，他明白得太迟了；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七．王洪文与我争权
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上海夺权的主要角色是工人造反派，当时二百万工人的大部分参加了工人造反派，张春桥一直强调要稳定上海，特别要稳住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所以“工总司”的造反在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工作机构，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起了特殊作用。当时“工总司”的一批人对我，対我们机关干部造反的一些人一直很不满意。当时上海人叫我“徐老三”，排在"张老大"、 “姚老二”下面，“工总司”王洪文的小兄弟们很生气，就给王洪文起个外号叫“王小七”，为什么叫他“王小七”昵？因为当时夺权后，一些中央文件来，市里机 要局有个传阅名单，传阅名单的顺序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是“解放”出来的市委书记，名单排在前面， 王洪文排在名单的第七位，所以称他“王小七”，“工总司”讲这话的时候，有点酸溜溜，对我们机关的人有意见。
上 海夺权后，市里级的机关分三部分：党的首脑机关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原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们办公的地方，里面的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原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造反 派，也给王洪文一个办公室，但他很少来，在这里工作的主要是马天水、王少庸、王承龙和我。张春桥、姚文元基本上在兴国路招待所办公，开会时才到康平路来， 在康平路大院，王洪文除了有个办公室，有时带箸他的秘书廖祖康来以外，他的力量很弱；第二个机关在延安西路三十二号，从华山路三七零号这个门进去，原来市 委各部委都在这个大院里办公。机关造反后，这里变成市委的斗批改大楼。夺权后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合署到外滩原市政府大楼办公，这是第三个机关办公地点，因 当时市委的党组织生活没有恢愎，所以实际上是市革命委员会外滩办公。
上 海市革命委员一开始就是一个大杂烩，各个造反组织都往里面派人，当时市革命委员会“改部为组”，这是毛泽东的主意，工业交通部叫“工交组”，组织部叫“组 织组”。中宣部被“砸烂”，各省，市委都没有宣传部，上海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政宣组，负责原宣传部的工作，政宣组里除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派人外， “工总司”，“新革会”（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版司”（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艺司”(上海文艺界造反司令部)、 “上医司”《上海医务界造反司令部》、“上体司”（上海体育界造反司令部）等各组织都派人进来，非常热闹。“工总司”和我们算大司令部，派进来的其它组织 我们都叫它小司令部，在里面为自己的组织争利益：要经费，要纸张，办小报，印东西，有的还闹着要摩托车、运输汽车。我们虽然把上海的党政权力都夺下来了， 但掌权靠这些人不行，所以我同意让他们一些头头做各个组的核心，比如陈阿大可以做工交组的领导核心，但是下面的很多工作应该让熟悉情况的机关干部来做，所 以各组、办的实际工作人员都是原来机关的，他们对原来的系统非常熟悉。
大批机关干部在各组、办掌握日常工作后，实权到了他们手里，操作起来很灵敏，张、姚号令一发，它就立即开动起来，张、姚对此很满意。当然赞成这样做。
但 是，王洪文感到非常恼火，他说：“夺权以后，怎么实权都到了机关干部手里去了？”他的耳朵根很软，王秀珍对他也有这样的看法，说他平时很喜欢人家在他耳边 嘁嘁啜啜说些什么，他一听就会相信，他的虚荣心也很强，人家叫他“王小七”，他一看你是“徐老三”，心里总是不开心，他最高兴人家叫他“王司令”，也不愿 意听人家叫潘国平“潘司令”。他认为“工总司”是第一位的，应该是老大，现在他自已排到“小七”的位置，机关干部又掌握了实权，心里很不平衡，就向我发难 了，时间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间。
我所接触的王洪文
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 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 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而能说出一两句， 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一九二五年出生，比我小两岁，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 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我们只能在旁边看，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 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先 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钱去送信，炮火运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 再往前赶路。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部队里什么也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 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么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 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 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汕。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 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 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 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当时一个青工住在厂里，星期天就那么无聊地过。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 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 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 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 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 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 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王洪文住进公 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 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 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 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连康 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 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 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 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问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 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桥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 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 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 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 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熟衷于外出打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 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马且饮洗尘酒。
商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 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 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 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竟 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王洪文要反夺权
我觉得，追求物质享受的 人，对于权力能够给他带来很大的物质利益是深有体会的。王洪文掌权以后，房子住好的，车子也有了，对于权力的欲望就大起来了。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问，有人在 他耳边不断吹风，说机关干部掌握了实权，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的权力都在机关干部手里，我们“工总司”没权力，连你也只是“王小七”的地位，我们的人连机 关都进不了。
在一天，他在市革命委员 会底层大厅里召集了一个会议，由“工总司”出面，出席的是“上体司”、“上艺司”、“上医司”等各小司令部的司令们。会上，王洪文说：“现在市革命委员会 的大权是机关造反派一派掌权，排挤我们“工总司”和其它在上海一月夺权时做出贡献的组织，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我们要进行反夺权。”会后，他背着 张春桥、姚文元，单独找了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李彬山当时是警备区进驻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的，也是市革命委员领导成员之一。王洪文对李讲了许多机 关造反派的坏话，也谈了他们反夺权的打算，企图得到军队的支持。
李彬山听了王洪王这番 话，很吃惊，他一听说这事非同小可，马上到兴国路直接找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张春桥一听，王洪文居然拉拢军队来进行反夺权，而且背箸他们搞，非常生气，立 刻把王洪文叫来当面训斥，说得王洪文张口结舌，非常狼狈。王洪文说机关一派掌权，实际上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姚文元。因为我们是在为张、姚工作，所以那天张 春桥发很大的火，王洪文很紧张。张春桥不但找王洪文谈，而且还找潘国平及“工总司”的其它领导人，一个一个做工作，说你们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的。
那次谈话给王洪文很大打撃、从兴国路招待所出来后，情绪低落，意志消沉，不久就称病住进华东医院了。
张春桥把事情制止下来 后，才把我找去，张春桥认为在此事上我没有错，他就把处理王洪文事件的前前后后告诉我，因为事先没有发现他们的活动，我也蛮吃惊的。张春桥还给我看了“工 总司”委员徐美英写给他的一封信，信里例举了王洪文在“工总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种种言论，行动。徐美英是“工总司”的老造反，她原来是一个缝纫社的 工人，也是带头到安亭去的。张春桥给我看了信后，对我说：“看来，王洪文这个人毛病不少。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要稳定上海二百多万工人的大局，对‘工总 司’的这几个工人领袖，既要严格要求，又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情看样子到此为止了。我已经把他们所有的头头都召来谈过话，现在王洪文在医院里生病，你还是去 看看他吧：
我当然体会到这是张春桥 的一片苦心，因为“工总司”的人对张春桥是又敬又怕，敬嘛，是对他非常感激，因为在安亭事件中，作为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支持他们，真像是他们的恩人一样，怕 嘛，有什么事情张春桥都当面严肃地批评，他们最怕张春桥批评他们，所以他们是又敬重又害怕。张春桥支持他们往往是在公开的场合，批评他们往往是个别找来， 尖鋭地批，所以他们看到张春桥真的发火了，也很紧张，我后来感觉到，直到王洪文做党中央副主席的时候，虽然有好多地方不大服贴，但他不敢在张春桥面前太放 肆。所以我们内部一直在说，王洪文职务比张春桥高，但他内心还是听张春桥号令的，还是服从张春桥指挥的。
我接受张春桥的旨意后， 就到华东医院去看王洪文。去以前发生了一件事：文艺系统向我反映，王洪文在华东医院跟青年话剧团刘贵琴吵起 来了。刘贵琴是青年话剧团的演员，是老造反， 当时也住在华东医院。王洪文住在华东医院南楼一个最高级的高干病房里，一个人住了一大间，外面放了很多警卫，当时正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刘贵琴住在北楼 的普通病房里，她认为自己是老造反，要反对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听王洪文住在南楼的高级病房，她就去造反了。刘贵琴在青年话剧团也是非常出名的风云人物，天 不怕，地不怕，把市里的老干部斗得落花流水，她和王洪文，两个老造反，大家彼此彼此。那些警卫不准她进人，她就直冲到王洪文的房间里，指着王洪文的鼻子， 痛骂他变质、变修了。气得王洪文叫警卫人员把她架着赶出去。
这事传到我这里来，我想 本来张春桥就叫我去看他，我也应该了解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骑了一辆鳯凰牌自行车，我想，你老是进出坐汽车，我就偏不坐汽车。 由于刘贵琴这一冲，王洪文在华东医院里布了很多岗哨，南楼从大门口、大厅、电梯口、楼梯口，一直到他楼上病房，都有他的卫队，华东医院原是个高干医院市机 关正处级以上，基层局以上干部及民主党主派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才能去那里看病。照理，这种特殊病房在文革当中要改变，但他住了进去，变得更加特殊。我骑 自行车一到大门口，在门口守卫的是“工总司”尖刀班的蔡大炮。这个人我认识，是王洪文尖刀班的心腹，上海录音器材厂工人，此人长得高头大马，五大三粗，圆 鼓鼓的一个人头，人家说他的脑袋像山东的德州大西瓜那么大。蔡大炮对我还是蛮客气的，他一看我推着自行车进门，很惊奇地说：“景贤同志，你……”一时说不 出话来。
我把自行车撑脚一撑，上了锁，对他说：“老王在不在？”
他恭敬地说：“在在，在，在病房里面。”他对尖刀班的一个青年工人说：“等着干什么？快去通报！”那人就飞奔而去通报王洪文。
我找到三楼的病房，王洪文并没有什么大病，他躺在床上，大概刚刚通报过，衣服穿好了，披了一件病房里的褂子，抽着烟。
我如他握握手，问他：“身体怎么样？”
王洪文说：“有点感冒发烧。今天刚刚退烧。”但他与我讲话时候的神情、态度显得有点不自然。
我说：“我来看看你。”他显得有点冷淡。他肯定知道我从张春桥那里晓得一点什么讯息了。但是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我说：“最近市革会正抓几件工作，其中一项是有关小学教育的，你生病这一段时间，没能来参加讨论。”
前一时期由于大学，中学 停课闹革命，弄得小学也停课闹革命，小学高年级学生还在学校里斗校长和教师，低年级学生都“放羊”，散到社会上去，我说：“这事情家长们意见比较大。是不 是现在小学复课，先让小学上起课来。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在社会上‘放羊’了，没人管，这些小孩子散在社会上也造成不安定因素。学校里除五类分子和走资派 外，其它的教师还是让他们上课。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现在小学里的教职员工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小教司’，单独的小学教师革命造反司令部；另一派叫‘工 司教’，与‘工总司’挂钩的教育界造反派；‘小教司’和‘工司教’这两派现在打内战，闹得不可开交。教师内部打内战，复课就复不起来了。所以我来找你，一 方面看看你的病，另一方面也请你出马，怎么把这两派联合起来使学校复课。”因为“工司教”是听他的，我又说：“是不是过几天，等你身体好一点后，开一次市 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扩大会议，把小学教育系统的两派都请来，会议由你主持，主要是促进两派的联合，然后发一个市革命委员会的公告，先让小学复课闹革命。 你看怎么样？”
张春桥对王洪文采用恩威 并施的做法，先整他，批评他，然后叫我去看望他，无非是安抚他一下。我对他的态度很恭敬，尊重，完全是用商量的口气请他出山。他看我以这种态度邀请他出来 主持市革命委员会会议，因为以前一直是我主持会议的，现在请他主持，而且是全委扩大会议，他就赶快从床上坐起，说：“我没事，我没事，一点小毛病，算不了 什么的。老徐，什么时候开会由你定吧。通知我。”
过了几天，这个会议就在“上体司”的体育俱乐部楼上的大厅召开，把小学教育界的两派头头都请来，由他主持会议，会后我们草拟了一个通告，把这个问解决了。以后他又重新出来工作了。王洪文第一次与我争权，被张春桥平息下去了。
大搞“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工作证
“工总司”代表证
王 洪文第二次与我争权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工总司”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成立的，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成立半年。王洪文和“工总司”头头提出要开 一个“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的庆祝大会，非常隆重，准备在人民广场开。当时的口号是“重振工人造反派的军威”。这事我总觉得和前面的反夺权好象有点联系，因 为他讲的是保守势力又抬头了，要重振工人造反派的军威，有必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吗？但你又不好制止他，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正好不在上海，他们到南京 军区处理事情去了。
那 天，王洪文请我去参加会议，那场面比一月夺权时还大，一些在一月夺权的时候还没有加人造反队的工人组织，也纷纷亮出旗子。各种各样的旗子，标语把人民广场 四面的道路挤得满满的。王洪文上台的时侯非常神气，旁边有警卫队伍夹道保护，一路上，旁边的警卫不停地叫：“你看，你看，王司令，王司令。”会议没有实质 性内容，就是发言纪念“工总司”成立半周年。
“工 总司”搞半周年纪念活动，一些小组织也跟着，由于造反的时间都差不多，大都集中在十一月下旬或者十二月份，于是大家纷纷搞半周年活动，有的造反早的还特地 补办。我对此坚决抵制，我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说，我们是在十二月份造反的，到六月份不搞半周年活动。我说：“都等不及了，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啦，搞 半周年干什么？“我给张春桥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大家都在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工总司’先开的头，现在别的组织也在搞。”
张 春桥在电话里头说“啊？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嘛？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这事情本身就是山头主义。”我听张春桥的口气也是不赞成的。有一次，在文化广场召开万 人大会，我在讲上海形势的时候，说：“最近上海的革命组织纷纷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为什么半周年就要纪念呢？我们夺权，夺了以后还要长期地把权掌下去的 嘛，半周年要纪念，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嘛？我们不赞成，这样搞法造成极大的铺张浪费，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精神。”我把这事情批了一通，当然连“工总司” 也一起批进去了。批了以后，《文汇报》发了一个短评，提出不应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支部生活》还整理发表了我的讲话。
这一来，王洪文和“工总司”的一些人发火了，他们说：“徐景贤对我们‘工总司’搞半周年的活动公开批评，这是助长赤卫队保守势力，打击、压制革命造反派。”他们要和我大辩论，王洪文也不来上班了。
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室来找我，他不清楚我在哪个办公室里办公，就一间间地敲打办公室的门：“徐老三，出来，和我辩论！”
接着，王洪文以及一帮小兄弟们都拒絶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开会，请他们也不来，好象罢工一样，这样有好几天。
我有点犯愁，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不在上海，这批人拒絶到市革命委员会来一起商量问题，工作就没办法开展下去。马天水非常着急，他怕我们造反派内部发生矛盾，他很难处。最后，我给张春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他们拒絶来参加活动。”
张春桥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你们自己出马，到他的上棉十七厂去，请他出山。”
这 样，我只好“吃进”，请王洪文到市里来，他不来，我就约马天水一起去请，马天水支支吾吾地不想去，他怕夹进我们两股力量的矛盾当中，我说：“你一定要去， 你是老干部，讲起来是‘老中青’三结合，你和我一起去。”最后打电话通知上棉十七厂，说我们决定在那天晚上去看望王洪文。他们来个反馈，说王洪文身体不 好。我们说王洪文身体不好，正好去看看他。我也晓得他这招已经用过好几次了，前面一次反夺权，也是称身体不好，住在华东医院，后来是我去找他的，这次又说 身体不好。那天晚上我就和马天水到上棉十七厂去了。
在上棉十七厂会议室里，王洪文接待了我们，我们不讲“工总司”半周年活动的事，我说“我和马老两个人来看看你，听说你身体不大好。”他说：“没什么。”态度非常冷淡。
我说“假如身体不好嘛，可以休息一阵子。最近市里工作比较多，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都不在，我们大家要商量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他 透露说“王秀珍到南京去了。”这时我才哓得王秀珍到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告状去了。实际是告我的状，说我在上海大会上的公开讲话，剎了“工总司”的威风， 助长了保守派的志气。既然王洪文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还是谈了自己的观点：“工总司”召开半周年的纪念大会，很多小组织都跟着学样，而且规模都很大，造成很 大的浪费。我说：“我们的意见，各种组织如要搞纪念活动，至少等到一周年。可能我在大会上的公开表态，会造成一些影响。”
他一听，马上说：“是啊，你这样一来，原来加入赤卫队的邢些人会怎么想呢？”
我说：“我也没指名批评‘工总司’，我只是指一些现象。”但我再三说：“我在大会上这样说，也许会造成一些影响。”我虽然没有道歉，(但话里的意思是我在大会上这种讲法是否妥当是可以考虑的。马天水一看我们要接触到实质问题，马上就说“我要到上厂里去了，我有急事。”他就走了。
马 天水走了后，剩下我和王洪文两个人。我就索性与他谈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谈到造反派整风，谈到掌权后要更加谦虚，谨慎。我前一段坐了小汽车，一到马路上， 人家就对我说：“你不要‘修掉’了。”因为当时认为，一些人官做大了，都要坐汽车，就要“修掉”了。所以我就毎天骑自行车上班，结果在路上，也总要给人家 拦下来好几次，有的我不认识的人看见我，叫一声：“哎，徐景贤问志。”我总要下来一下，他就跟我讲他单位里什么事情啦，他个人有什么要求啦。那时候，从常 熟路，淮海路的我家到康平路办公室，这么短的路程，就要耽误很久。当时安全问题倒是不考虑的，自从“红革会”绑架我以后，市委保卫一直提醒我要注意安全， 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人会来谋害我的。当时只是表示自己同资产阶级法权决裂，与等级观念决裂，不坐汽车，跟平民老百姓一样，我对王洪文说：“我现在很大的困杂 是，每天上班在路上要耽搁很长的时间，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顾虑，想和你交换看法。”
他说：“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为了有利于工作，还是应该坐车的。”
后 来，我接受他的意见，开始坐吉普车。为了表示修正主义色彩不是很浓的，车子到瑞华公寓来接我，不停在公寓大院里面，而是悄悄地停在后面的延庆路上，我住在 五楼，从后阳台上一看，车子来了，就下来乘车上班。省得车子在瑞华公寓里面开进开出，被市委原来的干部看见，觉得你原来骑自行车上班，现在又坐车了，思想 上发生变化了。
我 也给王洪文提了点意见：“你今后不要老是在‘工总司’或者上棉十七厂，我们找你很困难，以后你基本上到康平路来，大家随时可以商量问题。”他这种特点，说 起来就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要他一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简直是非常困难，他一直要往外跑，那时候外面的矛盾比较多，加上“工总司”当时有两派，各个 区有区分部，又有联络站，区分部一派属于王洪文，联络站一派属于潘国平，他们两个头抓了两条线，结果矛盾非常大，他们一天到晚去“救火”，也没有时间坐下 来讨论一些别的问题，所以我请他基本上坐到康平路，便于共同讨论问题，他也表示答应。
这 天我主动上门与他谈心，又表示了我的说法有不够妥当的意思，他的态度也缓和下来。我发现他还是比较讲道理的，但经不起别人挑，人家在他面前一挑，他就火起 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在他耳朵边讲，人家是“徐老三”，你是“王小七”，夺权后你的位罝排在什么地方？或是现在机关干部掌权，你没权了，他一听，就马上来火 了。这一次也是这样，我讲了话以后，人家给他一传，说我打击“工总司”，支持保守势力，他又耍脾气了。你给他分析道理，对他表示尊重，他就马上回过来了。 这可能也是当时工农出身的人的特点。他喝醉酒时讲过，你是知识分子，我是工人，我发现他们这批人都有这种思想，他们认为你们看不起我们，所以对他们稍微有 点不尊重，反感情绪马上就来了，于是产生矛盾，我和他们的矛盾是因为不同的阶层，我们是知识分子，是秀才，搞笔杆子的比较多；他们属于工人，在外面跑动， 解决问题比较多，所以当时把我们看成“文武"两帮，虽然有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他们少不了我们，我们也少不了他们。
张 春桥回来的时候，把我找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我就拿《支部生活》整理的我的讲话记录以及他们这次是怎么闹的，最后我与马天水两人怎么到他那儿做工作的经 过，给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也是不赞成王洪文这种做法的，但是他说：“我们有时候讨论问题，内部议论的东西，与在外面大会上公开讲的，有的是很不一样 的，这点你要注意”他最后说，“不过，王秀珍他们到南京来找我，要给我告状，我不是没有见他们吗？”他也不讲我支持你的観点，就讲了这么一句。
总 的来说，张春桥在这件事上，还是站在我这边的，不过对我的做法不认同。我领会他的意思：我跟他不一样，他对“工总司”是有恩之人。“工总司”的人对他五体 投地，我跟“工总司”的人属于平起平坐，大家一起造反的。我对自己有点估计不足，认为他可以批评的，我也可以批评。张春桥一直希望我要注意处理这方面的关 系，经过这段曲折，我就注意这个问题了，从此我与王洪文在上海的关系处得非常谨慎。
八．江青择婿记
毛泽东和女儿李讷
人们只知道林彪、叶群为儿子“选妃”的故事，却不知道江青也曾为自己的女儿择婿的内情。一九六八年，我在上海曾一度参与这后一件事，特把经过情形记叙如下：
毛泽东有言在先
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一九四○年八月生于延安，随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李讷的个人生活也是命运多舛、一波三折，曲折多变。
李讷的相貌，宽额方脸，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又像其母，长得很淸秀。毛泽来转战陕北的时候，化名李德胜，江青过去的姓名，叫李舆鹤，所以李讷也姓李，取名则采自孔子《论语》中《里仁》篇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李讷性格，沉稳而内向，从小只爱读书，话语不多，倒是应验了她的名字的内涵。
解 放战争时期，李讷只能在马背上读书识字，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中央机关在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以后，她才有机会进入一所简易小学。到了北京以后， 李讷插班到北京两郊的干部子弟学校──育英学校读书。由于家庭的熏陶，李讷对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聪明好学，成绩优秀，但生活俭 朴，毫不骄奢。一九五九年秋天，她以高分考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一 九六五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但时过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颷席卷大地，李纳也卷人了这个政治旋涡：她在军报带头 “造反”，化名“肖力”（小李的谐音），贴出大字报批判当时的军报总编辑“反党，反社色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久，军报全面改组，才二十七岁的“肖力” 当上了军报总编辑。以后，毛泽东又把她调到自已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运动情况。
未 婚姑娘年轻有为，名气很大，正处在事业的巅峰，又属于中国的一个特殊家庭，当然为众人所瞩自，李讷的婚事，首先受到了江青的特别关注，江青想为李讷物色一 位理想的对象，可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他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所以江靑也难以找一家“高门大户”，来一个“门当户对”。但是，找的对象总得讲 政治条件，总得看人品，相貎、才干，气质和文化素养呀！当然，首先得要李讷自己满意，同时要得到江青的认可。江青反复物色以后，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张永生。
张永生红极一时
张 永生何许人也？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生于一九四○年，原藉安徽含山，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夺权的过程中，又成为浙江省最大的 “造反”组织“省联总”的负责人；夺权以后，当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小伙子二十多岁年纪，出身很好，正所称“根正苗红”。本人是共产党员，长得 一表人材，长方形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浅色的玳瑁眼镜，白晳的脸孔，操看一口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颇有辩才，而且艺术修养也不错，画得一手好画。总之，初次 接触下来，令人感到此人和那些靠冲冲杀杀，“造反”起家的粗鲁汉子不同。
张 永生他们在文革初期有一个阶段的处境非常艰难：“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原浙江省委负责人、向省委夺权的过程中，遭到了省军区等的抵制和反对，几乎寸步难行。 但是，原浙江省省长周建人老先生却偏偏支持“省联总”的观点，这位老科学家、鲁迅的小弟弟有一股倔脾气。他亲自赶往北京，站在国务院大门外，说是“八十老 翁无所求”，只要求面见周恩来总理，为“省联总”鸣不平。后来，“中央文革”就把浙江的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张永生代表“省联总”出席会议，当着江青的 面侃侃而谈，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个青年给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 久，“中央文革”表态支持了张永生一派的夺权，驻浙江的野战军部队和空军部队也都站到了“竹联总”一边。张永生终于掌了权，成了浙江省叱咤风云，红极一时 的人物。这个得到江青支持的高等艺术院校出身的红卫兵领袖，和李讷是同年出生，而且如今他的政治地位相当于副省长，和李讷的军报总编辑的地位相当。这样， 张永生就自然地进入了江青择婿的视野。
钓鱼台受宠若惊
一九六八年，趁张永生上 北京汇报情况的机会，江青提出要在钓鱼台住所单独接见他。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极高规格的待遇和殊荣，张永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他被接到钓鱼台江靑 的客厅里边，但是没有马上见到江青。原来，经过江靑的精心安排，在接见之前，先让肖力（李讷）出来很自然地和张永生见了面，两人作了初次交谈。肖力当过 《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张永生仰慕已久；而张永生在文革风浪中翻滚两年，能说会道，见了人“自然熟”。两个人一见面，谈得比较投机，据张永生后来对我说： “见了肖力同志，觉得很谈得来。我们谈到了彼此的出生年份我说我是一九四○年出生的，肖力同志说她也是四○年出生的，原来是同年。肖力同志还说，我们是同 龄人，所以对事物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看法。”
两个年轻人会面以后，江青再出来单独接见张永生，垂询再三，其中的特殊含意，不言自明。
张永生回到浙江杭州，想 起在北京见到江青和李讷的事，感到受宠若惊。过了几个月，在上海的张春桥接到江青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他把张永生召到上海当面详谈一次，把张永生的近况 了解清楚，直接向她汇报，这说明江靑在择婿方面有了新的考虑，她需要进一步从多方面来深入考察和了解张永生。但是，江青又关照张春桥，要他以“中央文革” 副组长的身份出面谈话，从关心浙江形势的话题谈起，不要暴露江青特别垂靑张永生的任何痕迹。
张春桥曲折考查
张春桥受此重托，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急着要办。但是他又考虑到：如果由他直接出面通知张永生来上海，恐怕风声很快就会传出去，容易引起驻浙部队负责人的误解，也会造成另一派的波动。于是，他想由我出面去请张永生。
我在文革初期，曾经支持 过浙江的“省联总”夺权，张永生上对我比较信任。因此，张春桥要我出面把张永生请到上海，不至于引起任何一点猜疑。接到任务，我直接给张永生打了电话，第 二天中午，张永生乘了一辆小轿车从杭州赶到上海。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贵宾室，由我先和张永生见面。我和张永生交谈了一小时左右，询问了他的工作，学 习和生活情况，当然也“顺便”了解了一下他和江青，李讷接触以后的反应。谈到最后，我单独出来把情况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小礼堂楼上的203会议室，张春桥接见了张永生，张永生意外地见到了这位“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非常兴奋，十分恭敬，一口一声“中央首长”，“感谢关心”。张春桥对他也特别地显得和颜悦色，只是绝口不提把张永生请来的真实意图，只是声称中央很关心浙江的形势，所以委托他直接了解一下情况。
提到浙江的形势，张永生 的话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水一样，滔滔不絶，原来，由于他处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排斥他人。自行其是，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他还反复埋怨解放军 部队“支左”不力，听着张永生絮絮叨叨地诉苦，无穷无尽地指责别人，张春桥微微蹙起了眉头，不时在纸上用铅笔记上几个字，张春桥淸楚地意识到：张永生恐怕 连浙江的造反领袖都当不下去，还想常江靑的女婿吗？
谈话东拉西扯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下午四点多钟，张春桥结束了这次接见，绝口不提李讷或肖力。
告别的时候，张春桥并没有留张永生在上海住几天，而是要他立即返回杭州。张永生走了以后，张春桥连夜整理了和张永生的谈话材料，密报江青。
此后一段时期，浙江的形 势一直不很稳定，张永生的错误也暴露得越来越严重。当新的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的时候，他已被被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从此张永生的飞黄腾达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江行也不再把择婿的目光投向张永生，张永生和李纳的那段没有发芽的“情缘”（恐怕连常事人也蒙在鼓里），也终于半途夭折，文革以后张水生被捕，判处无期徙 刑，这是后话了。
井冈山坠入爱河
但是，李讷的婚姻大事仍 然没有解决。一九七○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江西省进贤县办起了“五七”干校，一向对儿女要求十分严格的毛泽东，希望李讷到劳动中去锻炼自己。这样，年过三 十的李讷，随着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女大当婚，毛瀑东的意向很明确，他曾经对李讷当面讲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毛泽东既 不要高干子弟，也不要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作自已的女婿。
李讷在井冈山下的干校里 劳动的时候，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更由于她的沉静、内向的性格，使她很少同外界交往，没有可以作倾心交谈的朋友，因此日子过得很寂宽，很孤独。这时，有一 个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徐宁，闯入了她的生活，小徐是东北人，工农家庭出身，父亲是山海关火车站的扳道工，本人是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所属的内部招待所的 服务员，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小徐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生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他看李讷郁郁寡欢，就和她一起干点农活，休息的时候，一道 打球、散步、聊天。李讷按照爸爸的嘱咐，打定主意在下面找一个自己合意的人。现在遇到了小徐，两人朝夕相处，给李讷的苦闷寂寞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欢乐。时 间长了，双方产生感情，一同坠人了爱河，并且发展到双方互论婚嫁。
毛泽东批示“同意”
李讷和徐宁的婚恋轰动了 干校，人们都难以置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女儿会爱上一个服务员，事情传到江青那里。江靑表示坚决反对，但李讷也固执己见，双方相持不下，一 九七○年八月，江青到江西上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还把李讷特地叫到山上来，商量这件事情。江青事后对王洪文和我说：“这几天我的头痛病又犯了， 头痛得像要裂开一样。我把李讷叫到山上来，她和我闹别扭，我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吵了一架，搞得两个人都很烦恼。”在婚事问题上，李讷丝毫不肯向 母亲让步。
女儿见江青那里通不过，索性直接找毛泽东，她向爸爸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结婚，豁达大度的毛泽东，向来没有门第之见，他尊重女儿的自由选择，提起笔来在报告上批进：“同意，转江青阅。”
毛泽东签字同意的婚事， 江青也无法再推翻，于是，在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里，李讷和小徐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了，毛泽东送给他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作为结婚礼物，这对青年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继续在干校共同生活，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为徐小宁，这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亲覩外孙。
新矛盾导致离婚
可是，徐宁带来的并不是 家庭的安宁。常李讷和丈夫小徐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彼此的隔膜和矛盾逐渐加深，家庭开始出现不和，因为两个人的经历、兴趣，性格，思想的差距实在太大 了。李讷受毛泽东的影响和熏陶，酷爱文史，在北大历史系受的是系统的高等教育，从小最爱看书，拿到一本中外名着往往手不释卷，但她对于做贤妻良母、操持家 务则绝对外行；而小徐仅仅读过中学，那个年代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他生性好动，兴趣爱好和李讷迥然不同。这样，时间一长，夫妻之间的共同 语言就越来越少，矛盾不断发生，双方感情上的裂痕越见加深，虽然经过努力也难以弥补和挽回，最后，双方分居了一段时间，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某大专院校读 书，他们就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归李讷抚养，易姓李，叫李小宁。
李讷怀着沉重的精神创 伤，带着孩子回到北京。一九七三年，经过组织上的安排，李讷担任了中共平芥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一九七三年八月，李讷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她和全体代表一起，最后一次在公众的政治集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因病再也不参加任何群众性的集会了。李讷自已也因为婚姻失败之精神 受到了刺激，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到任坚持工作，然而，她也因祸得福，她没有参与“四人帮”覆没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所以，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她的处 境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大不一样。
但是，毛泽东的去世，江靑的被抓，使李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由于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问参与过解放军报社的造反和夺权，这段历史也受到了审査，让她说说清楚。她搬到了北京西郊一条小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和儿子王效芝住在一起，过起了拉着板车买白菜，运煤块的老百姓生活；儿子在课余帮她洗衣，烧饭，颇解人意。她的身体仍然不好，几年中也没有安排工作。但是，长期在革命战争中成长的经历，以及在毛泽东身边受到的艰苦朴素作风的熏陶，使她能够安于这种淸贫淡泊的生活。
一九八四年，有一个人闯 进了李讷的生活，那就是王景清。他原来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过，卫护过少年时代的李讷，后来他调到云南省军区怒江军分区工作，任参谋长。王景淸为人厚道，有较 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又会动手做家务。他也有过一次不如意的婚姻，当时已离异。王景清对李讷的处境深表同情。经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和他的妻子、李 讷小时候的保育员韩桂馨的介绍，李讷和王景淸进行了交往，从彼此相知到相互慰藉，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家庭。
王景清和李讷
王景清对李讷体贴入微，他很爱李讷的孩子。小宁又改名为王效芝。当李讷和王景淸一道去看望江靑的时候，江青对这一次女儿的婚事表示很满意。王景清擅长书法，江青也爱好写毛笔字，她和女婿谈得很投机。李讷的婚姻经过一波三折，终于有了一个幸福的归宿。
婚后，他们全家在北京过 着平静而安宁的生活，李讷给儿子改名为效芝，是要让儿子效法、仿效外公毛润之（润芝）。时光飞逝，不知不觉王效芝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念完了北京市旅游外事 服务职业高中以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饭店工作。他曾对人说：我和我外公，外婆和妈妈走的不是一条路，我不会“从政”，我要当领班，当经理，做一个企业家！
九．游雪涛小组解密
【注】游雪涛─—游 雪涛曾是个青年记者，也是个文革造反派。但是，让他进入历史的，不是他生花的文章，也不是他狂热的造反行为，而是因他自个儿自发搞出来的特务活动。这个青 年人显然是曾熟读过戴笠的发迹经历，并且似乎也有了类似戴某人初始行事之动机与打算，而且，他还真的进行了诸多实践；居然，他也干出了一些令人惊骇的名 堂，最终也让他与他的行动班子─—“扫雷纵队”与“二二四小组”，进入了当代历史画页。虽然，这个青年人后来为此，也要付出十八年的监狱与劳改生涯。这个人，就是上海文革中的所谓“扫雷纵队”与“二二四小组”的头头，名叫游雪涛。“扫雷纵队”与“二二四小 组”是个什么机构呢？是一个专为当时中央文革成员及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春桥搜集情报的、造反派方面的特务团体。当时，在红卫兵与其他群众组织中，确大都 有过一种如“动态组”之类的机构，但这种“动态组”的任务与目的，却只是关注搜集了解整理全国各地、特别是首都北京的文革发展情况，然后简要提供给本组织 的头头们参考，以使自己的组织不致于在造反运动中犯下方向性错误。而搜集情况的手段，也主要限于从大字报、传单及人员互相通报等几近公开的方式，只是搜集 整理的情况，比一般人了解的要专业些、细致些而已。然而，游雪涛搞的这个“扫雷纵队”与“二二四小组”，却远不是做这些名堂，而的的确确有了“军统局”的味儿，的的确确是在进行专业的特务工作，是为张春桥在上海顺利执政而予以清除隐患的“扫雷”式地下活动。因此，这个“扫雷纵队”及“二二四小组”，确是文革中一件鲜有罕见的奇事。而更奇的是，这件事及其特务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竟全是游雪涛一个人首先主动自发搞起来的。或者说，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利用文革的机会，居然真的做了一回戴笠梦！
游雪涛，江苏无锡人，生于一九三五年， 文革时三十一岁，他原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他的家庭很贫苦，母亲二十八岁时便成了寡妇，靠她一个人做工养活了游雪涛几兄妹。游雪涛十六岁进工 厂，二十一岁时入了党，他凭自己在工厂里业余刻苦学的文化，养成了爱读书、写文章的习惯，还特爱写诗（这个爱写诗的特点，常常会让人变得浪漫，异想天 开）。因为喜欢给报社投稿，最终让报社看中，使他由工人变成了上海团市委《青年报》的记者、编辑。文革开始后，游雪涛在《青年报》社内也成了一个造反派。 但是，不象其他参加造反的人们那样，游雪涛造反后的目标却不在什么“走资派”，不在《青年报》的上级即团市委，而是自个儿悄悄地物色了一些同样对特别活动 有兴趣的年轻人，组建了一个总部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名叫“扫雷纵队”的地下机构，开始了一种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游雪涛的第一份情报，是一九六六年十月 间几经辗转而送到张春桥的案头的。这份以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的信件，其内容是向张反映上海话剧团某著名女演员因造反而受单位打击的情况。当时，张进入中央 文革后，正欲在上海找一些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基层干部与群众之典型，以证明中央文革掀起造反浪潮的必要。因此，游雪涛的信及游雪涛 这个人，便在张春桥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六七年 元月四日，张春桥与姚文元悄悄到了上海，支持与指挥上海的造反活动。
有一天，游雪涛找到了市委机关的徐景贤，请他向张、姚转送两份打印的《扫雷简报》。其 内容是反映当时上海的“走资派”们如何在随便向造反群众莶字发钱、刮经济主义的情况。除了这简报，还附有一些有关情况的照片与莶字条实物等。徐景贤看了这 《扫雷简报》后，很为惊异，发现这些材料与游雪涛这个人都不简单。当游雪涛告知徐，这简报就是他的“扫雷纵队”办的，而且是打算专门只为张、姚二位中央首 长提供服务，当然，从此以后，《扫雷简报》将印三份，其中有一份便是送给徐参阅。游雪涛还告诉徐，他的“扫雷纵队”，其宗旨，就是“要扫除无产阶级司令部 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雷”。其成员通过以普通群众的身份，能方便地进入任何群众活动大小场合，甚至，其成员还会奉他的指令，打入参加任何需要了解情况的组织 与团体内部，方便地暗暗搜集一切可能有价值的情报，包括上海“工总司”在内的所有红卫兵与造反群众组织内部的情况，而又绝不会为他人知道。徐景贤虽总感到 这方法有点不光明，但搜来的情报确又还不错，便默认了游的活动，并指定专人负责与游联系，并且也将《扫雷简报》转呈了给张、姚。姚文元看了一些《扫雷简 报》后，很惊异，问徐景贤：这是个什么人？他的材料是从哪儿弄来的？很奇怪，甚至人家的私房话、秘密话都有。徐向张、姚告知了游的身份后说，有些材料是游 派人伪装身份，采取打进去的方法弄来的。姚听了，便有些不大赞成此作法的意思，说：这么做，恐怕值得考虑一下。
但是，张春桥却相反，他说：游雪涛这个人我 知道，他们‘扫雷’组织的简报，我也看了，虽说水份有不少，但之中，也确有些值得我们参考的东西。实际上，张春桥在看到游雪涛送来的《扫雷简报》后，便记 起了这个人，同时，也认为游的作法，对他在上海全面站稳脚跟、进而以上海为堡垒影响全国的打算，确有帮助。因为，当时上海公捡法系统也乱成一锅粥，又再没 有人能帮助他及时了解上海文革运动深层次全方位的动态，所以，他深感很需要一个有效率的耳目队伍。随后，张春桥即派人秘密调查了游雪涛的情况，知道游是出 身平民，无复杂背景，且又是造反的***员后，他决定使用游雪 涛了。当然，张春桥也要徐景贤叮嘱游雪涛：要小心谨慎，你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来搞你的特务活动的。受到张春桥的默许赞扬，游雪涛受宠若惊，便决 定更要放手大干。他将“扫雷纵队”从家里搬出，迁到市委机关接待处在湖南路一处办公洋房内，并且扩充了人员，并配备了汽车、通讯等器材，搜集情报的手段， 也有了发展。在成员扩充方面，游雪涛的能量很大，除在他熟悉的文艺界物色了大批情报员外（他妻子吴锡敏是与祝希娟很要好的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他的触角 也伸向了各行各业，包括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甚至连王洪文的“工总司”内，他都发展了成员。一个叫岑麒麟的某军工厂技术员，还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居然也做了游雪涛的特工。结果，“工总司”高层的大小秘密会议内容，都通过游雪涛送到了张春桥的手中，使张对掌控“工总司”有了了如指掌的强力筹码。但 是，此时，“扫雷纵队”仍属自发性团体，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而完全凭其成员自行解决。“扫雷纵队”的成员们之所以愿意跟着游雪涛这样做，除了他们都是 些有冒险精神且狂热性格的人之外，当时文革造反的风潮形势允许，以及为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工作的说法，无疑会使他们深觉荣幸；同时，特工活动的神秘感， 相信也是吸引他们忠心卖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随着公安机关逐渐恢复正常工作，社会秩序也慢慢趋于稳定。张春桥考虑到游雪涛那套若继续搞 下去，是不适宜了。于是，便通过已是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将游雪涛正式公开收编，任命他为相当于市级副部长地位的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并嘱其解散 “扫雷纵队”，其成员或回原单位，或另行安排，有些也可以吸收到群运组工作。这也算是张春桥对游雪涛前段特工活动的奖励。
然而，玩特工已玩出了瘾的游雪 涛，却不想就此罢手，他还想在这游戏中继续干下去；同时，想来也舍不得他费尽心机组织起来的“扫雷纵队”那班弟兄们，就此分手。于是，已拥有市革委会群运 副组长高级干部身份的他，想尽办法，居然又成功地仍将他的特工队伍成建制的转到了市革委会办公厅（即在康平路的所谓“康办”），还得到了张春桥的妻子文静 （时在市革委联络组）的支持，并由“康办”为他们新建了一个基地：徐汇区永福路二二四号花园洋房。自此，“扫雷纵队”便成为了人们所说的“二二四小 组”，工作性质没变，然而，组织的“民办”自发身份，则正式升为了“官办”规格，活动的手段与条件，也更优越更有力了，配备了录音设备等特务器材与枪支武 器，经费也得到了保证，甚至凭白纸条也可以报销费用了。对此，张春桥显然又默认了。也许他想，游雪涛毕竟是为他在服务，况且，过去的事实已证明，游的特工 情报班子，的确有些办事效率；现在游又已是市革委会部门头头，有合法的官方身份，那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吧。游雪涛的“二二四小组”，在其两年多的活动期间，共编送了《动态》、《动态增刊》及其他手写的情报有三百多（期）件。之中，张春桥亲自在上面批过字的就有54 件。有时张还会就情报中的某个问题，再另行召见游雪涛，予以询问。无疑，张对游的活动仍是很为重视的。游雪涛的情报，即那些《简报》、《动态》之类，并不 是上海的随便什么头头就能看的，他只送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极少几个人。有的，则只送张春桥一人。而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却始终被游雪涛排除在送阅情报 的人员名单之外。游雪涛心目中只有张、姚，并没将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视为稳定靠山，相反，王本人及“工总司”还是他经常搞侦察的对象。对此，王洪文在 风闻游雪涛的一些活动后，特别是听说“工总司”高层的一些情况，是被游雪涛小组剌探出去的后，更为恼火，欲予追查却又碍于张、姚而不能。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三十一日，游雪涛就“二二四小组”的活动，写了一份报送张春桥的文稿《一年工作总结》。之中，游雪涛写道：“一个非正式的机构，二十几个没有身份的小小老 百姓，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引起别人的无意猜疑与有意诽谤。这一年来，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 行隐蔽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间接摸了不少老虎屁股。一年多来，极大部分同志始终象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 况，就什么时候出动。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 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实际上“二二四小组”，除在编人员外，还 有很多外围人员，都在由游雪涛指挥而进行特务活动。张春桥在这份《一年工作总结》上，批了两句话：“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你们的经验，我 还要想一想。”一方面，他确衷心认为游雪涛小组于他有功；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游雪涛的这种明摆摆的特工活动，会不会给他带来恶果？游雪涛的特工活动，主要 有：监控所谓走资派即老干部们的活动；侦察一切反中央文革及反张、姚的言行活动；掌控上海各主要群众组织内部的情况；联络江苏、浙江的主要造反派组织。其 特工方法，除了侦察调查审讯之类外，有时，也使用了暗中绑架的手段。其中，游雪涛搞了几个耸人听闻的“黑线人物图系”。如什么“老人串连会”，他说，长江 以南的苏浙沪皖鲁五省市，存在有一个由十人小组领导的“老人串连会”，后台可能是陈丕显，他们随时有用反革命武装来进行反对文革的可能。游雪涛据此还画了 诸如“（江苏）苏字动态一号，反革命地下武装关系图”，用蜘蛛网般的线条，将各地很多老干部都串在了这张图中。凡处在这类图中的老干部到上海来，便全被游 雪涛派人布控监视、跟踪，看他们与上海什么人联系。当然，最后这都属子虚乌有的事。游雪涛还搞了一份“华东黑线人物图”，将华东局九十多个老干部名列图 中，谁与谁是什么关系，又与上面谁、下面谁有何种关系，全标注在图中，象《红楼梦》中的几大家族图一样，让张春桥等人一看就明白。同时，他还通过各种手 段，经常对这图上的人物实行监控。
有次，叶剑英到上海来，见了一些昆曲演员，游雪涛马上派人演员中的特工，找那些见过叶剑英的演员，详详细细地打听了解叶 与他们讲了些什么，然后，整理成材料，迅速上报张春桥。一九六七年 夏，北京电影学院五个红卫兵到上海，以要编中国电影界路线斗争史为名，到徐家汇图书馆藏书楼，查找三十年代江青的资料，还到处找电影界的老人谈话，以了解 三十年代江青做演员时的情况。这事，也让游雪涛知道了，他便派人打进那几个红卫兵的圈子，假作帮他们做事，然后，将红卫兵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整理 密报张春桥。随后，按张的指示，将那五个红卫兵全部抓捕，缴了他们所有的调查材料。上海武斗时，“工总司”欲进攻“联司”前夕，支持“联司”的支联站召开 秘密会议，商量如何抵抗“工总司”的事，而游雪涛早就打入支联站的手下特工，则已是支联站的核心人物之一。因此，支联站的什么秘密都不复存在，张春桥王洪 文便能成竹在胸地对付与处理他们。当然，在上海发生的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中，游雪涛与他的特工机构更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张春桥对当时上海的局势及人 事态度变化的情况，都有了很为清楚的了解，因而，能从容对待与处理那二件事。
由此可见，张春桥在心底里，的确是真正谢谢游雪涛小组的。游雪涛有张春桥的支 持，其特工矛头的胆子也越搞越大，胃口也越来越旺，结果，他将手也伸进了军队，对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空四军也搞起了特务活动。他搜集了许世友支持上海 警备区原司令员廖政国抵制张春桥的情况；将上海警备区十四名师级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排了队列了表；他还将警备区对南京军区不满的副司令、副政委、后勤部 负责人找来，一一了解南京军区的情况。然后，整理了有五万多字的材料，报送张春桥。只是，游雪涛这次遇了个强手对头─—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王依仗他与林彪系统的密切关系，不仅不买游雪涛的账，而且，他还对游雪涛来了个反特工反侦察活动，也搜集了不少游雪涛搞特工的情况，报送中央军委。这一来，游雪涛的特务生涯终于到头了。一九七0年 八月的庐山会议，虽然林彪军人集团遭受到了失败，但庐山会议前段军方针对张春桥文人集团的风波，还是很让张春桥惊吓了一阵。因此，回上海后，得知游雪涛仍 在对军队搞特务活动，便深感这将是个惹麻烦的事。目前情况下，如果王维国等人向中央告状，说他张春桥在搞特务组织，惹得毛泽东对他发脾气，那就会坏大事 的。考虑再三，张春桥决定，立即停止游雪涛的特务活动，解散“二二四小组”，游本人则转调市革委会专案办担任核心领导人。游雪涛对此没有意见。但是，他却 暗中仍维持着与他那班特工人员的联系，仍然活动频繁，真是打也打不散了。
张春桥知道后，给游雪涛下批示，警告他：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十 分警惕！然而，游却改也难。似乎不搞特工，不与他的那些有狂热精神的弟兄们来往，他无法活。无可奈何，张春桥只能来非常措施了。他让徐景贤找游谈话，要游 雪涛离开市革委机关，或去市直机关五七干校，或下放工厂，任其选一。应该说，张春桥此举只是为了自己避险而采取的策略：游雪涛不在市里了，“二二四小组” 也不存在了，那还有谁能攻击他张春桥在搞特务机构呢？游雪涛毕竟只是游雪涛，只是一个由浪漫文人自个儿转行、无师自通而从未受到过真正专业训练的特务，却 不是一个象戴笠那样守纪律、能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更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因此，他不仅不能理解张春桥的韬晦意图，反而将张的对他的举措视 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打击。由此，他极为不满，在徐景贤找他谈话后，他立马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大发牢骚，认为是王洪文等人在害他，并表示了他的极 大不满。张春桥看了他的信后，也很生气，说：他这是给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了！
但，一时也没将游雪涛怎么样，只是宣布了将他下放工厂的决定。可是，不识时 务却只有满腹牢骚的游雪涛，自视有功，拒不下去，称病在家。不下去就不下去，养病就养病，也没人催他。游雪涛此时实在应借这空闲，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行 为，是在哪儿出了毛病，而惹得张春桥对他做出了这么个决定？或者，也可以想一想今后应如何安安全全的生活，而再不去趟文革政治的污水了。可是，他没有这 样。相反，他仍然经常不断地找他那班前特工兄弟来谈话，也不断地发牢骚，讲话又常走火，不是同情陈伯达，就是开始说了对文革不满的话。而他这些话，又被他 手下的一些弟兄传了出去，或揭发了去。这一来，不要说张春桥，就是王洪文、徐景贤等造反派头头们都不能容忍他了。借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经张春桥批准，王洪文便派民兵将游雪涛抓了起来，“隔离审查”，关进了市民兵指挥部的监狱，一关三年多。直到一九七五年，经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等人同意，才将他放了出来，也没有什么结论，只是仍要他下五七干校，发生活费。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游雪涛重新被捕，并被判刑十五年，而且，前段王洪文关他的那三年多，算白关了，不能抵折刑期。因此，游雪涛为他的特务生涯，前后便共蹲了十八年大牢。
游雪涛小组，很多文章称它“二二四小组”，用它后来的所在地永福路二二四号命名。有人又叫它“扫雷纵队”，我觉得这些都不全面。因为“扫雷纵队”只是其―段，后来才演变成“二二四”的。张春桥，姚文元，我，包括王洪文，张春桥的妻子文静，称呼起来，我们都直接叫“游雪涛小组”，在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叫过“二二四小组”或别的名称。
讲 到游雪涛小组，先要介绍游雪涛这个人。游雪涛，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江苏无锡人，他家庭很贫苦，母覩二十几岁就成了寡妇，靠给人家 干活，后来又到厂里去做工，养活他们几个兄弟姐妹。游雪涛生于一九三五年，十六岁时进上海绒布厂当工人，解放后。在厂里学文化，也喜欢看书，写点文章，特 别喜欢写诗，给报纸投稿，后来他被调到报社做编辑、记者，一九五六年入党。入党后在团市委《青年报》社工作，一直比较顺利，文革以前他就不断地跑文艺界， 跟我有过多次接触，他有时也约我给《青年报》写文章，我写的《党的儿了穆汉祥》一书，某些章节单独地在《青年报》上整版地发表过；我访问越南回来，游雪涛 也向我约稿。当时，我是作者，他是编辑，时有交往。
比 较密切的接触是在一九六五年，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青年报》也派他参加会议。那次去的时候，我要市委宣传部买张火车票，结 果三天之内的火车票全部售光，游雪涛得知后，说他有办法，他与铁路局联系以后，立刻从那里拿来两张硬席卧铺票，我们两人就同上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 极分子大会。追样，我就跟他比蛟熟悉。
在 市委写作班期问，他也经常到写作班来了解愤况。等到我起来造反后，他在《青年报》和团市委系统也造反了。他在文艺界熟悉的人很多，他的妻子吴锡敏，是上海 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青年话团工作，演戏很有才能，和祝希娟他们很热，同班的，与青年话剧团杀出来的造反派头头刘贵琴也很熟。游雪涛与文艺 界造反派来往很多，这些人是他家的座上客，游雪涛知道我造反与张春桥，姚文元这条线有关，他对我更加靠拢和接近，譬如，我宣布造反后，游雪涛到武康路二号 来找我，说要给中央文革送材料，很紧急，买了飞机票，但团市委没批准报销、要我给他在市委机关联络站报销，当时我看他给中央文革送材料，就支持他。所以他 从造反一开始就与我有了联系。
“扫雷纵队”的建立
一 九六七年一月的一天下午，游雪涛忽然来找我，当时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上海了，他们是一月四日来的，他说：“我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材料要送张春桥、姚文 元。”他拿出两份已经打印好的《扫雷演示文稿》。我一看，《演示文稿》里面专门反映上海一些走资派怎么样随便给人签字发钱，当时正在刮经济主义风，除了两 期演示文稿外，还附了些照片和其它证据，如签字条之类，要我送给张春桥，姚文元，他清楚地知这，武康路二号是张春桥，姚文元对外联络的一个点，而且张春 桥，姚文元住在兴国路招待所每天都要派警卫员到我这里来拿各种各样的动态和情况，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每天也编情况动态给张春桥，姚文元看。所以我看到他送 来的《扫雷演示文稿》，就问：“这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东西？”我看署名是“扫雷緃队”，又问“这是一个什么组织？谁搞的？”因为我晓得当时游雪涛只不过跟北 京几个红卫兵有来往，另外跟文艺界的人有串联，但他自己没有组织。
他说：“是我们几个人搞起来的。”
我说：“地点呢？“
“地点就在我家里。”
我说：“为什么要起这个名称呢？”
他说：“我们的宗旨是要扫除无产阶级司令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雷。”
那天，我觉得材料本身还有价值的，就把来西留下了，当时他是见不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要通过我这里，把材料转到他们那里。
过 了后几天，他又送来一些材料，里面是有关对中央文革领导人进行炮打的动向，当时，上海的炮打还没有开始，可他的材料里已经有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咒骂张春桥的 情况了，所以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期，反映北京几个知名红卫兵在上海音乐学院宿舍里咒骂张春桥，姚文元，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但这材料来源是什么，究竟是 不是可靠，我就问游雪涛：“这些材料的来源是什么？”
他说：“我们扫雷纵队有一个人，跟北京红卫兵住在同一个宿舍里，这些话都是他当场听到的。”
我 一听，觉得比较可靠。实际上，他在那时就开始派人到别人身边去摸情况，打听，刺探各种各样的动态了，我答应他可以转送，我说：‘这次材料比较尖端，以后你 要密封好了，亲自送来，你一式两份，假如我不在，你就送给留守的两个人，一个叫：王钢，是从上海社会科学院调来的写作班机要秘书，另外一个叫陈冀德。”当 场我还把王钢叫来，说以后游雪涛送材料来，你收一收，但是要封好的。
当时游雪涛说：“好，我送一式三份来，有一份是给你的。”他表示也要给我看。
这样，“扫雷纵队”和张 春桥、姚文元之间这条热线通过我这一关接上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复旦大学”红革会”抓去，那天，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来了，他们把我看守的人撤掉后，我自 由了，但是我回不来，还是游雪涛从“扫雷纵队”调了一辆汽车，到复旦校园里到处找，最后找到我，把我从复旦接回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他对我说：“我们“扫 雷纵队”的人开始多起来了，而你们市委机关联络站已经搬到市委党校去了，能不能把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对外接待处，在湖南路口那幢资本家的房子，让给我？”我 就和联络站当家的一个女同志程绮华商量，已那地方让给了他们。
于是他把整个“扫雷纵 队”搬到湖南路口的洋房里，有了一个正式的地点，他们当时一共有多少人，不清楚，我只知道文艺界的特别多，歌剧院，戏曲学校，戏剧学院，音乐学院，青年话 剧团的都有，甚至还有医院里的医生，因为有一次我身上发风疹，发得很厉害，他说：“我带你去看病。”结果到了公费医院，他给我介绍说，这是“扫雷纵队”的 成员。可见他的“扫雷纵队”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还有几辆汽车，有驾驶员专门给他开车。他们采取搞情报的方法，《扫雷演示文稿》送上去以后，很快就引 起张春桥，姚文元的注意。
有一次，我到兴国路去，姚文元当着张春桥的面问我：“我们看到了《扫雷演示文稿》、游雪涛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我同答：“这人过去是《青年报》记者，当过文艺组副组长，造反以后，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紧跟的。”
姚文元说：“他的材料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很奇怪，人家说的秘密话、私房话，他都有。”
我说：“我只知道，有些材料是他派人伪装身份后，采取打进去的办法弄来的。”
姚文元当时的口气中有点不大赞成：“这么做，恐怕值得考虑一下。”
张春桥在旁边一直不出 声，听到姚文元好象有点不大赞成，张春桥就说：“扫雷这个组织我知道，他们写的材料我都看了，还是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比如北京的那几个学生，在 上海音乐学院，那么咬牙切齿地骂我们，我是看了《扫雷演示文稿》后才知道，当然，那些材料里肯定是有水分的，不可全信。”
我知道张春桥对“扫雷纵 队”的看法显然与姚文元不一样。实际上他还是很欢迎游雪涛弄材料来的。张春桥要我告诉游雪涛小心谨慎。后来我又听王少庸讲过，张春桥也要王少庸叮嘱游雪 涛，要他小心慎重。张春桥对我和王少庸都讲过：“他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他们的特务活动。”实际上张春桥知道游雪涛是用特务手段进行活动的。 回来后，我就把张春桥的意思给游雪涛传达‘但是姚文元对他的疑虑我没有跟他讲，那天给游雪涛讲的时候，他受宠若惊，他感到张春桥对他很肯定的，后来他就放 手大干。
我所知道的游雪涛小组干了这样几件事情：
上海锅炉厂工人叫何是， 化名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当时各单位在外面有大字报专栏，何是就把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不问看法抄成大字报，登在西藏中路的一个专栏上，专栏还有 一个名字，取名“东方论坛”他还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邀请一些与他意见一致的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理论问题，当然有褒有贬。“东方论坛”出了期，“扫 雷纵队”就把他注意上了，游雪涛把何是的文章摘下来加按语登在《扫雷演示文稿》上。接着，他告诉我，他派同情何是观点的人进“东方学会”，摸到了这个组织 的内部情况，马上写出关于“柬方学会”的情况送给张春桥。张春桥批道：看来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应当组织力量，发动群众，揭开盖子。”张春桥批示后，王 洪文和王承龙就赶到在闵行的上海锅炉厂，在礼堂里召开大型座谈会，迎连续几天发动群众揭盖子，动员所谓知情人起来揭发，批斗何是等人，最后抓了三人，隔离 九人，办学习班二十七人，这些人还全部被抄家。这样，所谓一颗重大的暗雷就扫掉了。
还有一件就是所谓保卫江 靑的战斗，这与我有关系的。上海徐家汇有一个藏书楼，里面保存着很多三十年代电影，戏剧的杂志，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有一批红卫兵到上海来査资料，查到里面有 很多江青在三十年代拍电影、演话剧的动态、新闻和文章，以及有关她的桃色新闻。游雪涛就派他“扫雷纵队”的一个成员，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一个姓宋的演员， 跟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混在一起，掌握了他们的动向，知道他们收集了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当时所谓收集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个下 午，我正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参加一个会议，办公室的人走进来说，外面有紧急事情要请我出去，我走到小礼堂门口处玻璃大门旁边一看，游雪涛正在那里很着急的 等我，游雪涛当时的特点：人是知识分子的模样，脸色比较黑，戴一副茶色眼镜，人家一看见他的眼神，总令人觉得此人身上有点神秘兮兮的样子，他看到我出来， 赶快从口袋里拿出一份书面材料给我，很神秘地对我讲：“你赶快一看。”
小礼堂外面走廊里有个小 办公桌，我打问台灯，材料上面写着“絶”字样，材料说，北京电影学院有五个学生，带头的叫孔都，他们到上海后，专门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去査阅，摘 抄，复制，还用照相机来翻拍三十年代的电影资料，他们以编写电影战钱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为名，从电影界，文艺界的“黑帮”的嘴里掏取诬蔑江靑的黑材料， 还说他们要从画报，文章，剧本，照片当中来抄摘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攻击诬蔑江青的材料，说他们在那里已经活动了两个月之久。游雪涛在报告的最后还写上，为 了迅速査明案情，截获他们摘抄、翻拍的黑材料，追出他们在上海的同案犯和黑后台，要对这五个人进行隔离审査。我一看，事关重大，问他：“这事情靠得住 吗？”
游雪涛说：“絶对靠得住。”那天很热，他不断出汗，急得要命。我说：“你这样做有什么根据？”我想，这份报告要通过我送给张春桥的，假如不确实的话，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他交底了：“我派海燕电 影制片厂的朱某打进去的。”我在文革初期和海燕电影制片厂打过交道，还参与处理过电影学院红卫兵在漕溪北路打死人的事件，我也接触过这个姓朱的，长得漂漂 亮亮的一个小伙子，但我不知道他是游雪涛“扫雷纵队”的人，游雪涛说：“是啊，就是这个朱某。因为他是电影厂的，我要他和北京电影学院的人混在一起，那几 个人对他很快就很信任了，他们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一而抽烟，一面看三十年代的电影画报，翻拍上面的照片，议论攻击江青同志，他们的烟头把烟缸都寨得满满 的。这朱某都是在场的。”
我说：“朱某有没有参加议论呢？”我认为，他假如参加议论，事情就不行了。
他说：“你放心，这个我都做过布置的，我不丧失原则。”可见他还有一套纪律规定的。他说：“我今天赶来，是因为刚才得到消息，这几个人马上要回北京去了，他们所收集的材料也要带走，不把他们抓起来，我们就没有证据了。所以要越快越好。”
这一说，我觉得事态比较 严重，于是马上带着这份报告到兴国路招待所请示张春桥。张春桥当时很注意听，听了以后，他马上在报告上批了一句话：“把他们先拘捕起来，由公检法军管会和 于会泳、游雪涛同志商量一下，摸准了行动，不要扑空。”为什么要公检法军管会和于会泳、游雪涛共同行动，因为当时于会泳是分管文化系统的，游雪涛是“扫雷 纵队”的，出面的是公检法军管会。张春桥批示下达后，当时的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和游雪涛小组商量了行动计划，决定由公检法军管会派 人，由“扫雷纵队”朱某带路，把北京电影学院的人全部抓起来，不使一个漏网。后来游雪涛马上来了报告、根据张春桥指示，没有扑空，完全落实了，说这北京电 影学院的五个学生被送进了少年犯管教所。当时少年犯管教所是专门隔离、审查、拘禁人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是少年犯，市里被打倒的人都关在那地方，北京电影 学院的人收集的“黑材料”也全部缴获了。
当时这样的行动，为江 靑、张春桥、姚文元不断扫雷。后来我看到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一次讲话，他曾经号召：“继续把矛头指向右派，指向隐藏的还没有暴露的牛鬼蛇神，进行全国 大扫荡，挖出根子，扫除地雷，这是全国性的扫雷战，要扫掉埋在内部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地雷。”“扫雷纵队”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游雪涛周围的这批人都有 很大的冒险精神、而且有一种狂热的情绪。这是那个年代的非常特殊的机构。除了扫上海市的雷以外，他还扫华东局机关。游雪涛在华东局搞了一个黑线人物关系 图，把华东局十几名老干部的名字都画在一个图表上，他把这份东西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把它转给王少庸，我在王少庸那里看到的。那像《红楼梦》的家庭一样，从 上面总根子一路分下来，这样一画，华东局九十几名老十部都是黑线人物了。另外，他派上海市公费医院的医生到华东局干校门诊部当医生，通过看病接触各种人， 从上到下收集各种材料。
时间长了，游雪涛派人打进去不断搞情报的情况，也被人家发现，写作班的人在外面听说了，就问我怎么会支持游雪涛的，朱永嘉提醒我：“老徐，你不能跟游雪涛这个人搭在一起，不然他要把你牵进去的。
张春桥扶植重建“二二四小组”
游雪涛越搞胆子越大，他不光插手上海地方，而且插手到部队里；不光是插手到部队，又进一步插手到外地，他派人到江苏，浙江，搞各种各样的情报，而且他的活动都是自行其是，事先也不做任何请示。
有一天，我在康平路办公室碰见他，他告诉我：“最近我到杭州去了。”
我说：“你到杭州干什么？“
他说：“我是借请人治病 的名义，约了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组织省联总头头张永生见面，我跟他谈话。”当时浙江两派非常复杂，我说：“我们平时都很谨慎，你怎么可以直接去呢？浙江问题 毛主席都有指示，你插手以后问题可能复杂化，会影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关系。但他不觉得不妥当，反而很得意地告诉我：“我和张永生两个 人在九溪十八涧一个很僻静的场所谈了几个小时。”
我说：“你到杭州去请示谁了？”
他有点尴尬：“没有，我回来以后准备写情况。”
我说：“上次春桥同志让我提醒你，谨慎，小心，你这样做太不谨慎了吧？我们都不知道，张春桥，姚文元也不知道。”那天他讨了个没趣，走了。
我感觉到此事重大，游雪涛看上去是我们领导的，但实际上是他自己在搞，假如他在外面说是我们在指挥他的话，这真要把我牵进去了。所以我就与写作班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几位商量：游雪涛这样弄下去，怎么办？
他们三人说：“我们研究过历史，历史上搞这称活动的人，结果都没有好下场，你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朱永嘉再次提醒：“像游雪涛这样搞法是不行的，这种特务手段的方法是很危险的，不要将来把你也牵进去。”他们完全是好意，为我着想。
我一想、还是当面向张春 桥请示汇报为好，我说：“游雪涛到浙江去找过张永生。”张春桥对张永生也有看法，有一段时间，江青叫他去找女婿，找的就是这个人，后来他表现很不好，张春 桥就放弃了这个人，没想到游雪涛又跟他弄上了，我对张春桥说：“‘扫雷纵队’这样做恐怕不行了。”
张春桥也对我说：“上海 警备区也有反映来，游雪涛派人打进去的事他们都知道。”张春桥对此也有点忧虑，我说“这个组织是不是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张春桥说：“我早就讲过了，他们 还是不谨慎，”不过，他调过头来说，“当然，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前一时期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们的搞法有点像情报系统、这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用，他们搞苏 联克格勃那一套，这是不行的。”克格勃是苏联的情报组织，过去捷尔任斯基领导时期叫契卡，后来叫克格勃。
当时我想，张春桥讲的只 有非当时期才能用，大概是指一月革命夺权前后那一段，当时各种机构都瘫痪了，连公安局都不管用了，张春桥的耳目失灵了，所以用一下游雪涛的情报系统还是可 以的。现在各种机构恢复正常，公检法也军管了，行使了正常职能。“扫雷纵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对张春桥说：“我建议，对游雪涛的工作是否做一下 安排，把他的‘扫雷纵队’解散，最近市革命委员会要建立一个群众组。”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群众组织，工交，财贸，学生，医务界’文艺界，教育界甚至宗教 界，毎个系统都有群众组织，市革命委员会准备建立群运组，由群运组专门联络各群众组织。我想，群运组的工作同外界打交道比较多，对游雪涛来说比较合适。我 说：“是不是让他去担任个职务。”当时群运组组长，我派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成员，原市委党校哲学研究室谢宗范担任。我说：“游雪涛是不是做副组长？”这也是 已经很高了，因为当时的组相当于部。至于他手下的人，我建议有的回原单位，有的也可以到群运组工作。张春桥同意我的意见。
我回来就找游雪涛当面摊 牌，我说的比较婉转：“‘扫雷纵队’前一时期做了不少工作，得到春桥问志的肯定，你们的同志为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做出辛勤的劳动，但是你们的搞法有点像情 报系统，做法上有点像苏联的克格勃，再办下去谁能来领导你们？对于你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领导的，如果给人家抓往了把柄，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涸特务组织， 这问题就大了。”游雪涛还想辩护，说要让他们这批人发挥他们的作用。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春桥同志的决定，正是考虑到你们前一时期的工作还是 有成果的，所以现在安排你担任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其它人可以回原单位，也可以另外安排工作或去群运组。这样，你们的组织从现在开始停止工作。”他 一听张春桥做了这样的决定，就没有话了。
开始的时候，游雪涛对自己的工作安排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到底是市革会一个组办的副组长，相当于副部级干部。我也到靠近外滩的群运组办公室去看过他，把谢宗范和他两人的工作分了工，做了点部署。
我以为，这么一来，作为秘密情报组织的“扫雷纵队”应该结束了，但事情的发展却与我的想法完全相反，游雪涛的扫雷纵队不但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了另一棰形式重新组合起来，搞出了更多事情。其主要背景是张春桥、文静与王承龙这条线又把它扶植起来。
这里面的曲折过程是：游 雪涛当上市革会群运组副组长后，也要把“扫雷纵队”的一套做法带到群运组去，组长谢宗范不同意，两个人发生矛盾。群运组是公开的机构，是市革会领导和各个 群众组织之间联系的纽带，这是我们给它规定的任务。不能用原来这种秘密工作的方式跟各群众组织搞名堂。游雪涛从“工总司”内部物色到一个人让他为自己提供 情报，这人叫岑麒麟，是军工厂八二二厂的技术员，也是“工总司”最早发起人之一，经常参加“工总司”的重要会议。他摸到王洪文以及“工总司”内部的动向给 游雪涛，王洪文发现后，十分恼火，一直扬言游雪涛派人打进“工总司”，他要追查。
游雪涛那种工作方式和群 运组产生很大矛盾，所以与谢宗范的矛盾也激化起来，谢宗范到我这里告状，我进行了调解。也批评了游雪涛。几次以后，游雪涛不找我了，我发现他经常找王承 龙。王承龙当时在市革会主管办公室，他下面有车子，有房子，又可以批钱，我发现游雪涛经常找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文静住在康平路大院里，张春桥的母亲、孩子 当时都在，所以文静大多数时间在大院里。文静在外滩联络组曾办过一个时期的公。联络组是当时市革命委员会专门编辑《动态演示文稿》的一个机构，所以与游雪 涛的关系密切起来。
原来，游雪涛准备背着我 另起炉灶了。有一天，王承龙对我说“游雪涛今后不到外滩群运组去工作了，他另外成立一个小组，今后直接归康平路办公室领导。”我对他说，过去春桥同志对他 有很多说法的。王承龙说：“这不是我的决定，这次重新建立游雪涛小组，是春桥同志决定的，是文静同志直接关心的。”我无话可说。
游雪涛在张春桥的支持 下，在文静直接指挥下，在王承龙全力帮助下重新建立了游雪涛小组，在徐汇区僻静的永福路，拨给他们一幢花园洋房，这就是永描路二四四号，也即人们传说的 “二二四小组”。王承龙说：“这幢房子给他们，他们的任务就是専门为领导收集动态。”从此，游雪涛小组对外常常以“康办”的名义进行活动。
过去搞“扫雷纵队”的时 候，我确实支持过他们，比如说给他们转递材料，一度把市委机关联络站对外接待的地方做他们的工作地点，但当时我没有给游雪涛发固定经费，所以，他们完全是 一个自发的组织，也没有任何其它的背景。这次他们属于“康办”了，由王承龙直接来抓，背后有文静支持，而且得到张春桥亲自批准，他们的条件大大改变了，要 房子有房子，要汽车有汽车。当时市革会康平路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原是《支部生活》美术编辑，与王承龙一起调到市委机关联络站来的，她告诉我：“平时游雪涛 小组可以开白条子来报销特殊经费，而且用不着说明这笔钱的用途。”
“康办”还发给他们各种 各样的证件，可以通行无阻。我发现朱玉佩根本没有跟我打招呼，就给这个小组的一批成员发了《文汇报》记者证，这说明他们在外面的活动身份可以经常变化的， 有时候用“康办”的名义，有时候用《文汇报》记者的名义，这样会有很多好处和方便，与我一度支持他们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所以他更紧密地向文静和王承龙这一 头靠拢。
以后，我在康平路大院里 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游雪涛妻子吴锡敏，骑着一辆自行车，把他们那里打印好的《动态》或者《动态增刊》亲自送到康平路办公室来。这种《动态》的分发范围非常 小，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以外，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不是都能看得到的，分送的名由游雪涛亲自拟定，比如王洪文就没有。由于我和游雪涛的私交比较好，他也看 到张春桥，姚文元对我比较信任，所以他编印的《动态》，《动态周刊》大部分送给我看，但不是全部，比如华东局的那张黑图，我是从王少庸那里看到的。另外他 还有一份手写的材料，游雪涛认为内容絶对机密，不打印，只手抄一份送张春桥。后来，统计这一类的《动态》，《动态增刊》，还有手写的专题汇报，游雪涛一共 编了三百多期，张春桥看了他编写的情况、汇报，各种各样的信件等等，在上面批过的。有五十四件，数量相当多，证明张春桥对他送上去的材料非常注意。
游雪涛有康平路大院的出 人证，可以自由进出当时警卫森严的大院，当 然他的妻子吴钖敏肯定也有，但是写作班很多人是没有大院出人证的，游雪涛的行动很神秘，他骑一辆自行车，在 大院里东拐西弯。我住在康平路大院西部的一幢公寓里，可以看到前面那一排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住的房子。他来了以后，往往要看看有什么人注意他，然后再 拐到张春桥家里，因为文静大多的时间是在自己家里。有时候游雪涛也拐到王少庸那里去，王少庸与文静是邻居，住的都是独幢的花园洋房。他有时候也到我家来， 当时我住在西部公寓的三楼，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住在我楼上，后来王洪文地位上升，就搬到前面去了，他从不去王洪文那儿。
有一天，我在外面开会， 游雪涛到我家来找我，没找到。傍晚我回家，当时我的大女儿十岁，她对我说：“爸爸，今天下午有个叔叔来找你，我听见门铃响，就问是什么人，没有人回答，我 把门一开，只看见一一个人站在门旁边，带一副灰色玻璃的眼镜，把我吓了一跳，爸爸，这是谁呀？这个人怎么像电影里的坏人一样。”当时，确实是这样，游雪涛 神秘兮兮的，走路悄悄的，又戴着灰色眼镜，连小孩子都觉得他不像好人。我小女儿当时七岁，说：“是啊，把我们两人都吓死了。”
他做的事情很令人担心， 比如他到王少庸那里去，王少庸对他热情接待，有时候留他吃饭，吃饭时，王少庸谈起文革初前的那一段，王少庸说：“上海有‘工总司’还有赤卫队，赤卫队还是 我当时提议建立的。”他当时是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连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这个名字都是我给他们起的。”王少庸这人很耿，有时候张春桥叫他做什么事，他 也要顶的，这样一来，张春桥对他不满意，平时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也听得出来，不像我们这些人对张春桥很驯服。这事情照理在两人谈话的时候说起也是很自 然的，但游雪涛很敏感地抓住这一点，马上给张春桥汇报了。有一天，我到张春桥那里去，张春桥说“你知道吗，徐景贤，原来赤卫队是王少庸提议搞的。”我说： “我不知道。”张春桥说：“游雪涛告诉我，他在王少庸家里吃饭的时候，王少庸亲口告诉他的，而且连名字也是王少庸起的。”我心里说，这倒真是厉害，游雪涛 做情报做到我们这些人头上来了。我们这些人平时说话也要当心，一不小心，他就把你的情况汇报到张春桥那里去了。
游雪涛很想抓几个大案来 引起张春桥的重视，所以他搞的材料经常有一些惊人听闻的东西。比如，他说长江以南有一个“老人串联会”指那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他就弄了个演示文稿：“长江 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成立的反革命武装，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且有一个十人小组，叫‘老人串联会’，来进行领导”，“而他 们的后台可能是陈丕显。”这么多的省里有反革命武装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可严重了，看了很惊心动魄的，游雪涛还在这份动态上标了题目：“苏字动态一号 反 革命地下武装关系图”。他又画图了，上面是一个总的方格子，下面有实线、虚线、直线、横线、斜线、可以串起来，这种像蜘蛛网一样的表格让人一看，很触目惊 心。这一来，当然引起张春桥的兴趣。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张春桥把游雪涛找到兴国路办公室，张春桥有事情主动来找什么人，说明对这事情他是非常重视的。
这天，张春桥在兴国路五 号楼办公室接见游雪涛，张春桥提出一系列问题：“‘老人串联会’的人现在怎么样？是不是都抓起来了？‘老人串联会’后面究竟是什么人？你们掌握了没有？能 不能了解一下，他们住在上海的什么饭店宾馆？通过什么关系住的？哪些人同陈丕显联系的？另外他们同上海军队里的什么人联系？”这些问题，游雪涛都记在他的 笔记本里，作为张春桥布置的任务，向他的手下传达，要他们执行。以后，江苏、浙江来沪的一些老干部就给游雪涛小组的人盯上了，游雪涛告诉我，有时天下着倾 盆大雨，他们也整日整夜地守在宾馆门口，跟踪，盯梢，监视这些老干部，看他们跟上海哪些人联系。但是，弄了半天，这个组织是没有的。他就用这种手法，开始 的时候说的非常严重，到最后根本没有，完全是捕风捉影。
还有一个案子，华东局当 时两派，一派叫“革造会”，即华东局革命造反委员会，这派造反比较早，与我们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关系比较多，后来，他们又杀出来一派叫“打韩兵团”，专 门打倒韩哲一，韩哲一当时是华东局书记，因为前面的“革造会”没有宣布韩哲一是叛徒，“打韩兵团”杀出来，比“革造会”要左得多。“打韩兵团”的观点是王 少庸和王承龙支持的，游雪涛在和王少庸、王承龙聊天的时候，得到这个讯息以后，马上派人摸华东局干部的情况，当时华东局干部已经集中到奉贤干校去搞斗批改 了，游雪涛小组有个成员，延安医院内科医生姓赵的，派到干校做门诊医生，然后跟各种各样的人接触，收集华东局老干部材料。有一天深夜，游雪涛派人翻过华东 局宿舍围墙，切断了电话线，冲进华东局一个“黑线人物”的家里将其绑架，用黑布把眼睛蒙起来，推进汽车，故意让汽车在马路上七转八弯、使他不知道具体方 向，然后开到郊区一个游雪涛秘密设置的空房里，解开他的黑布，对他进行审讯。这已是搞非法的绑架活动了。
当时游雪涛有好几辆汽车，有微型录音机，后来我知道他们还有枪，前面他画过华东局黑钱人物关系图九十几个人，后来进一步插手，华东局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变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假党员，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个案子搞得比较大。
还有一个案子是有关叶剑 英元帅的，当时中央和毛泽东保他，所以叶剑英到上海来，还是中央领导，又是军队的领导。叶剑英很喜欢昆曲，从前就认识上海市戏曲学校昆曲班的演员，有过来 往。他住在锦江饭店，因为好久没有见到这些演员，便叫他们到锦江饭店见了一个面，刚刚有了接触、游雪涛马上就知道了，就派他在戏曲学校里的小组成员去接近 那几个演员，从他们的嘴里剌探叶剑英怎么接见他们，怎么跟他们谈话，然后写成绝密材料，报给张春桥。张春桥看了以后，马上有反映了。张春桥告诉我：“你 看、叶剑英到上海以后，还是找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人、游雪涛把他们的情况、他们的谈话都写到我这里来了。”这样一来，“老人串联会”，华朿局黑线人物图、 叶剑英上海之行等材料弄了以后，游雪涛一时很红，文静有一次曾对她身边的人说：“我看，游雪涛这个人可以当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因为他反映的情况多了，张春桥找他的次数也多了，张春桥找他，从来不找我们一起谈，经常是单独找他去谈，究竟谈了些什么，怎么谈，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张春桥对他讲过我们领导层之间的东西。
有一天，游雪涛突然跑到 我在康平路的三楼办公室，游雪涛非常讲究穿戴、夏天的时候穿一件淡灰色的翻领衫，皮鞋非常引人注目，浅蓝色的羊皮皮鞋，鞋面上打小孔，当时比较时髦，好久 没见了。那天他很兴奋，像是跟我讲重大事情似的，他说：“前天，春桥问志找我去谈了一次话，听我讲了一下最近的情况，谈到最后，他征求了我对市革会领导的 意见。”我想，春桥征求他对市革会领导的意见也是可能的，但这时他露出一种很洋洋自得的神情，好象手里有重大的关子，他说：“春桥同志说，今后他在北京的 时间比较多，在上海的时间少了，因此，正在考虑谁来主持上海的工作。他征求我的意见，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个人，究竟谁比较适合。”
张春桥拿谁主持上海工作 那样重大的事情去征求他的意见，我当时很吃惊，不便表态。他看我好象不大相信的样子，就有声有色地讲了当时谈话的细节，他说：“春桥同志先是坐在椅子，接 着站起来，把身体靠在他背后的热水汀上面，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对张春桥办公室很熟悉，他说的环境及对话的情况，我是相信的。游雪涛说：“我当时回答， 还是徐景贤比较合适。”很明显，一是张春桥对他信任到这种程度，连上海主持工作的人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二是他来讨好我，把这么重大的信息传逹给我，也显示 出他自己的身价，当天谈话结束后，他主动邀请：“你是不是到我的永福路去看看。”从游雪涛小组重组后，好几个月过去了，从来没有公开过那地方，康平路的一 般人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了，我的秘书也不知道，只有他的电话号码。我是听王承龙讲起过那地点的，也知道王承龙和办公室的朱玉佩到过永福路，王承龙和游雪 涛都没有邀请我去过，这次是游雪涛自己把永福路的具体地点，门牌号码告诉我了。
游雪涛小组的成员，有一 些我是认识的，比如大学里的红兵，还有文艺界有影响的人，但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我也不很清楚。有一次，我在朱玉佩那里看到他们申领工作证的名单，这张名单 上人很齐，单位有团市委、《青年报》、歌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话剧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戏曲学校、还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文化局机关，医院， 交通运输管理局，甚至有一个人是浙江省歌舞团的，都要领上海的证件。我问过一下，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外围力量就更多了。打“联司”的时候，支联站开秘 密会议，游雪涛派了小组一个成员的丈夫打进去，这人很能写东西，支联站很重用他，让他参加支联站核心会议，他把支联站很多内部的东西传出来。
那天游雪涛邀请了以后， 我就跟他去了。从淮海中路转到湖南路；上海高级的很幽静的区域，树木很多，人很少，从湖南路转弯进去到永福路二四四号是一幢花园洋房，两层楼，白墙红顶， 外面有个很大的花园，有扇很大的木门，院墙上面都带着铁丝网，当时楼外面没有门牌；为了保密，把二四四号门牌摘掉了。游雪涛告诉我、从前这是一个北欧国家 驻上海的领事馆，文革后，领事馆撤走了，这房子就腾出来了。
进院后，有一条柏油路、可以开汽车，旁边是冬青树，还有很高的大雪松。游雪涛告诉我，刘晓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在那里住过，后来柯庆施也住过。
进了洋房后，在一个大饭 厅旁边有个小房间，复旦大学“红三司”学生，姓谭的、正坐在桌子旁边写东西，看见我很客气，大家握握手，他是很能写文章的笔杆子，一度负责主编过上海《红 卫战报》。游雪涛给我介绍了以后，在我耳边很得意地说：“这个谭某，还有戏剧学院的侯某，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只要这两个红卫兵负责人在他那里，他就可 以动用这两个单位红卫兵的力量。我没想到，这两个人过去我都认识的，现在却成了游雪涛的左臂右膀。
洋房的底层，有大餐厅和小餐厅，平时他们就在这里开会。二楼是正屋，游雪涛妻子吴锡敏在那里，里面有办公桌，有床。我很奇怪，这地方怎么好象是住家？我说：“你们把家也搬来了？”
游雪涛笑了，吴锡敏就说：“有时候工作忙了，晚上就睡在这里，不回家了。”
我问：“其它人呢？”因为今天进来只看见外面一个姓谭的。
他说：“都去执行任务了，每天都要很晚才回来。”
我走到阳台上一看，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有一个池塘和造型很好的假山，我说：“你这里比我们康平路还幽静嘛，你真是成了‘独立工国’了。”
参观了永福路二四四号 后，到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游雪涛送了一份材料给张春桥，这是他打印出来的《一年工作总结》，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游雪涛也覆打了一份给我。在《一 年工作总结》的前面，游雪涛附了一封写给张春桥的信，信里说：“过去的一年，是自己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听到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到我的近况，不禁 热泪盈眶。”在《一年工作总结》中，游雪涛写道：“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 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的诽谤，这一年来，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门争，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 了不少老虎屁股，一年多来，绝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从一九六七年 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 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给我的那一份，我把它放在保险箱里。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被有关部门拿去。
张春桥收到了《一年工作 总结》，在上面批了两句话：“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你们的经验，我还要想一想。”第一句话是对游雪涛小组的勉励，从他嘴里说出“谢谢同志 们”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句话，实际上是埋下伏笔，将来为他自己开脱，因为他跟我和王少庸说过，“他们搞别人的特务活动，别人也会搞他们的特务活动”，还 说如果传出去的话，人家会说张春桥搞了一个特务组织，所以他对这个问题始终觉得不自在。他曾经对我说：“游雪涛这样搞法不行，他们的材料太悬了。谁相信了 他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会犯错误的。”但他尽管这么说，游雪涛送去的材料却拼命地看，看得很仔细，还不断地有批件下来。我觉得，这好象一个人抽鸦片上了 瘾一样，觉得鸦片不好，但上了瘾以后，就是要抽。游雪涛小组经常能搞到一些张春桥不知道的材料，张春桥对此已上瘾，他就处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这一年过去以后，游雪涛 小组开始在二个事件上出问题。一是插手上海的部队，他派人打进上海警备区，跟警备区办公室主任都交上了朋友，然后从那里不断搞出警备区内部材料，如《上海 警备区大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甚至写了一份关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某某追查办公厅主任邱某某与张、姚两位之关系的演示文稿送给张春桥，当时张春桥 也认为上海警备区有一股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他的势力，二是直接把手伸到南京军区许世友那里去了。游雪涛的胆子非常大，居然还在演示文稿里写许世友支持廖政 国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廖政国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游雪涛在演示文稿里还把上海警备区十四名师级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排了队。游雪涛还把当时对南京军区不满 的副政委、副司令、后勤部负责人等都请到他那里谈话，游雪涛与那些人接触后，摸了很多军队内部的情况，整理了一份《关于警备区整理春挢同志黑材料问题的点 滴》，送到张春桥那里。
他给张春桥写信说：“我派人进去，会有风险的，但还是大胆谨慎地插进了警备区，为弄清部队的情况付出了艰巨而又艰苦的劳动。”张春桥开始对警备区的情况非常重视，因为他兼警备区第一政委，他感觉到这个位置后面还有威胁他的力量。
游雪涛找那么多人谈，挖 内部材料，被警备区掌握，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很生气，说“我们上海警备区有一只伸进来的黑手。”指的就是游雪涛和游雪涛小组。当时张春桥和南京军区关系比 较紧张，毛泽东还做许世友和张春桥的工作，并要张春桥到许世友设在安徽山区的指挥部去看望他。许世友有一时期也主动到上海来，请我们吃饭，给张春桥送礼， 表示要搞好关系。有一次还送给张春桥一只大豹，是他在安徽山区打猎的收获、张春桥把他挂在园子里，我们都尝了豹子肉，很腥，这些动作表明，毛主席做工作以 后，希望双方不断团结，而游雪涛在里面不断捣黑手，张春桥觉得部队已有反应，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于是他找我，问我游雪涛小组怎么办？我说：“是不是把他 弄到市革会项目办去？”当时有个项目办公室，在高安路，张春桥表示同意，说：“这样吧，游雪涛小组解散，永福路停止，让游雪涛到市革会项目办去担任领导核 心。”这也是由我出面找游雪涛谈的，游雪涛同意了。
但他到项目办一段时间后，周围的一群人还是毎天围在他身边，活动频繁，已经打不散了。张春桥一看不行，下了一个批示：“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十分警惕！”这是警告他了。
当时我的感觉，好象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神话里，从瓶子里放出来的巨魔，要他再回去是很难的。游雪涛搞情报、绑架，插手的都是专政部门，又是军队，又是公检法，特别是插手公检法后，得罪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
王维国当时是跟林彪的， 与王洪文和我们面和心不和，他在延安中路仪表局旁边设了一个密点、也专门收集各种各样的情况，他反过来收集到了游雪涛小组活动的材料，这使张春桥感到情况 很严重，那时正是张春桥、江青这一伙和林彪集团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是王维国把游雪涛的问题放到张春桥头上，他会感到非常被动。
张春桥看到游雪涛插手军 队、插手公检法后给他造成很大麻烦后，就下决心，把游雪涛下放劳动。事情来的很突然，我想，第一次我把他安排到群运组、你张春桥自己把他放出来，搞了游雪 涛小组；第二次我建议你把他放到项目办去，过了一阵子不行了，就把他下放劳动。还要我出面去谈，我感到这是蛮难谈的，因为不能把内情都告诉他。
一九七○年八月，当张春 桥和林彪集团大吵一顿，在庐山会议摊牌的前夕，我约游雪涛和他的妻子吴锡敏两人，把他们找到康平路小礼堂。我说：“春桥同志决定，你从明天起下放劳动。” 当天他和吴锡敏两人的情绪非常坏。我说：“一个是到工厂去劳动，一个是到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去劳动，两个里面选一个。”下放劳动就是撤职，他们两人非常生 气，吴锡敏还哭了，他们没想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那么久，却落到这样的结果；我说：“你们回去很好的安排一下，这次是要坚决落实了。”，我还对他说： “我曾叫我的秘书张家龙到你家，劝过你两次，叫你不要再搞这么大的活动。他到你家里来，进门之前从窗子里看到你家灯亮着，有人在你家谈话，等到他一敲门进 去了，人不见了。我们不是特务，也不搞情报，他是受我委托来看你的，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怎么能这这样搞呢？来过两次，劝告你不要再搞这种活动，我是以 朋友的名义，关心你，但你们巳到了打不散的程度。”
他说：“哦，还有这种事啊？”
那天谈了以后，他们就回 去了，回去后，游雪涛写了封非常反感的信给张春桥，他的信一直是通过张春桥老婆转的，所以这封信又送到文静那里，信封上写“文静同志转张春桥同志”，由吴 锡敏送到文静那里。信上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于转过头要枪毙的地步，我好比一头受伤的熊，躲入丛林，舔掉自己身上的血，准备战斗。”他在 信里把牢騒主要发在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等人身上，意思是他被这些人陷害的。当时王承龙已被张春桥刷下去了。张春桥看了这封信，非常生气，说这 是给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了。
宣布游雪涛下放劳动，但 他哪里也不去，说身体不好，一直在家里呆着，并继续不断地每天找人讲情况，发牢骚，情绪很坏。他不知道，他周围的那些人，运动一来，又把他卖了。接下去就 是清査“五．一六”。有人揭发他讲过这段话，“我研究过历史，搞秘密情报工作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德国盖世太保的情报组织头子是这样，苏联的契卡，克格 勃头头的命运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知道的柬西太多。”
他的话讲出了一点道理， 那时已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跟那些人差不多了，同时，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卢山会议后他又同情陈伯达，他把自己与陈伯达比较，感到处境差不多。他手下那些 人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写了好多揭发他的材料，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给张春桥和我看，我们一看，这家伙越走越远了。王洪文说： “要把他抓起来，因为他有这么多现行的言论，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情陈伯达。”王洪文叫人写了一个报告是隔离审査，张春桥批准了。王洪 文派民兵先把他的左右手抓起来，去抓的时候，他们把斧头都已经准备好了，知道自己的命运不行了。
游雪涛被抓后关到民兵指 挥部，这证明当时张春桥已决定把他彻底地闷掉，不能再放他在外面活动。负责该案的是市委组织组的金祖敏，我是回避的。我知道游雪涛有两本笔记本，写了文革 中与所有人的交谈情况，有一百万字，张春桥对隔离审查游雪涛有批示：”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撃他，而是帮助他弄淸问题，大家 主动。”项目组根据张春桥批示去查，但能查出什么东西呢，结果把他一直关着，当时究竟抓了几人，项目组不汇报，我也不知道：审查到什么程度，也不讲。估计 材料都是单独送到王洪文手里。
游雪涛被抓后，一直没有 审理作结论，到一九七五年、我看到了一份项目组的请示报告，说：“对游雪涛经过审查，现在结束，决是撤销隔离。”没有任何结论，报告提出把他送到“五七” 干校，每个月发给生活费三十元，当时张春桥、王洪文长期在北京，一批老干部都已落实了政策，对游雪涛查下去没有结果，就算了。这个报告送给王洪文、张春桥 和我们几个人看，最后大家圈阅。我记得《史记》里有范蠡论越王勾践的一段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现在这段话又应验到游雪涛头上来了。
文革结束后，游雪涛又重新被抓起来，判了十五年，当时他要求是把前面被“四人帮”关押的三年多的时间抵算进去，但没有获同意。他在监狱关足十八年。
十．“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文革中的姚文元和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炮打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事件，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又发生第二次炮打事件，规模以及卷进去的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次，第二次炮打主要针对张春桥。
炮 打有它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炮打以后，相当多的红卫兵造反派，以“红革会”为代表，被压下去了，这批人心里有气，对张春桥不满。一 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后，在学校清查一九六七年炮打的事件，把其中主要的人员作为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隔离起来，比如复旦大学 胡守钧、周谷声等。这就引起原来反对过张春桥的红卫兵更大的不满。
外因是，从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八年年初，全国武斗不断，上海也发生过砸上柴“联司”的事件。
【注】上海“工总司”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指使“工总司”十多万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八点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四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十八人，伤九百八十三人，致残一百二十一人，被拘押者六百六十三人。
1967年8月4日上海“工总司”攻打上柴厂的“联司”
江 青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以后，毛泽东在北京派出工，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他们把学校里两派武斗压下去了，但把原来造反派夺的权也拿回去了，权 力到了工、军宣队手里，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失掉了权力，内心潜伏着很大的不满，中央的政治局势也很动荡，一九六七年八月，武汉事件后，王力煽动夺外交部的 权，接着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冲击外交部事件，中央先后把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三月份，又出现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 金、傅崇碧，一个是代总参谋长，一个是空军政委、一个是北京卫戌区司令员。三月二十二口，中央撤销“杨、余、傅”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同时改组军 委办事组。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系统万人大会，当时中央文革领导人都到会，大会开到最后、毛泽东出现了，于是万人向毛泽东欢呼。
那 次大会张春桥正好没有参加，三月二十三日他到南京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三月二十四日到杭州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 身份去的。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靑等都发表讲话，讲 了“杨，余、傅”事件。那次大会，中央也没有通知张春桥参加。
《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由于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中收集情况有功，《文汇报》对她很推崇，曾希望她到上海任《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她家在北京，丈夫贺瑞林是总参二部副部长，她就仍旧留在《文汇报》北办工作。因为上海没有参加“三．二七”会议,不了解中央精神，所以我很紧急地告诉艾玲，让她无论如何到会场，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纪录，用飞机带回上海，我们派人在机场接，拿到会议纪录，我们要在上海的大会上传达、宣读。
三月二十八日，我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张春桥也不知道北京其它领导在会上讲话的内容。我们先讨论其它方面的工作， 接着就等待北京航班送来的大会讲话纪录。我让我的秘书在机场等，随时与我通电话，那天航班迟到了，我们很着急。秘书拿到文件后，直奔展览馆。文件是艾玲手 写的，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北京会场的情况。我向全体委员传达，他们做纪录后就到下面去传达。我传达完后马上把这份纪录送到张春桥那里，因为只有一份。
《文汇报》朱锡琪带头炮打
这事情引起了某些人的怀 疑。市革命委员会成员，《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就提出疑问：“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动，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场，揪出一个代总参谋长、一个空军负责人、一个北京 卫戌区领导，为什么张春桥没去？“而且上海是那么大的城市，张春桥又是中央文革成员，北京的会议记录竟要徐景贤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那里去搞，所以他对 此产生了怀疑。
从三月下旬开到四月初， 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朱锡琪负责筹备工作。朱锡琪在《文汇报》夺权中起了关键作用，上海“一月夺权”和《文汇报》有渊源关 系，《文汇报》的夺权，事先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但夺权后，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文汇报》是全国报纸中夺权最早的；朱锡琪曾担任《文汇报》报社机要 秘书，共产党员，又做过《文汇报》体育专栏记丈，当时体育记者很不受重视，但他造反很早，他们有一个三人核心：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他们三人在《文汇 报》组成一个“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宣布夺权，当天转载了上海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市人民书》。毛泽东就是看到这一期夺权后的 《文汇报》，又看到张、姚给他发去的汇报，一月八自在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文汇报》夺权的事情。毛主席说：“过去各省市的造反派，批判报纸宣传 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都是采取把报纸封掉的方式，现在《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以后，宣布自己来办报纸，这种做法很好。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 一场大革命。”毛主席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样一来，朱锡琪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张春桥、 姚文元在筹备上海夺权过程中，都叫朱锡琪来参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委任朱锡琪担任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长，同时又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相当于副主 任。当时还没有成立市委，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只有十来个人，朱锡琪在当时的地位很高。
朱锡琪平时模样很朴素， 背着军用包，留平头，穿蓝布中山装。他喜欢跟人争论，嗓门很大。筹备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张春桥召集过几次小会。当时社会上已经有流言传播，传张春桥是叛 徒。有天晚上，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也请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听听外面的动向。
张春桥在会上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
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謡言，说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听到这消息，脸色阴沉，非常生气地讲“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徙啊？”
我听了，心里动了一下，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一九六七年的炮打中没有涉及，那时只不过说张春桥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烂掉了，难道他是正确的？一九六八年炮打前提到这个问 题，我马上联想到他的妻子文静，因为文静曾被捕自首，是不是文静的这段历史传出去后，牵连到张春桥，但我不敢讲。当时也没有人说张春桥是特务。
张春桥在会上还说：“我 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烟，说完，把烟重重地在烟缸里掐掉。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 只要小指头一点，他就会完蛋！”这话给我的印象非常强烈，从前我看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报告里说一九四八年南共脱离了情报局，斯大林当时对 赫鲁晓夫说：“我只要把小指头一点就不会再有铁托了，他就要下台。”后来，我又听过传逹，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只要小指头一指，刘少奇就会垮台。”我心 想，张春桥把斯大林、毛泽东用过的话在这个场合搬出来，说明他是非常恨人家提到他的历史问题的。那天，朱锡琪也在。我对张春桥的这段话是相信的：“我从来 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
这天晚上的会议后，关于 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张春桥是叛徒的话还没在外面流传。游雪涛小组在外面捕捉动向，发出了聱报，认为上海正在酝酿第二次炮打。他发了一期演示文稿，题目是 《条顿剑在行动》。当时有一部德国的纪录片叫《条顿剑在行励》，反映法西斯企图复活，纳粹要继续上台的情况。游雪涛引用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意思是形势剑拔 弩张，上海又要再一次地炮打张春桥。
但我当时估计不是，认为他们在上海翻不起浪花，所以还是集中注意力搞好学毛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做了一个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总结报告，张春桥在大会上也做了一个讲话。
那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初， 会议闭幕时，他上台讲话。那天很特别，他照例先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以后，接着遻：“最近的形势大好，北京开了一个粉碎‘二月 逆流’的大会，大会揪出“杨、余，傅。”他介绍杨、余、傅三人身份的时候、把余立金说成吴法宪，我们都楞住了‘吴法宪是林彪非常信任的，军委办事组重要成 员，空军司令员，张春桥在讲话时把余立金的名字错说成了吴法宪，我在下面很着急，向他使眼色，张春桥发现自己讲错了，马上在会上改正，但已经传出去了。大 家感到这事出在张春桥身上，好象很不应该。那天他讲话结束后，他下来时睑色尴尬，此事又起很多人的议论，包括朱锡琪在内。
事情就这样慢慢地积累起 来，四月初，上海街头已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大标语：“打倒扬，余、傅，揪出黑后台。”我们理解扬、余、傅的后台可能是指中央的老帅，还没有把黑后台想到上海 来，当时张春桥的军队职务还不怎么高，最多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我们想，不可能成为代总参谋长等人的“黑后台”。
上海活学活用毛着积极分 子代表大会开过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毎天都是几版几版地发讲用稿和消息，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新华社认为这是地方活动，没有在全国发消 息。接着，报纸上出现张春桥到江苏、浙江去参加当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报道，新华总社在发稿时，都没有提到他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 衔，但是在报道其它人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时，提到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而对出席祝贺的张春桥，只说他是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
“四．一二”炮打后，我问过张春桥，我说：“你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报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两个身份？”张春桥说： “他们新华社记者倒是写上去的，但审稿时让我删掉了，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 的。”这样，又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朱锡琪曾问我：“报道中怎么没有写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又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新华社也不发我们上海市积代 会的稿了，我要上海新华分社发稿到总社，他们还是没发。”
还有一件事，当时第二军 医大学内部有两派，一派“红旗”，另一派“红纵”。“红纵”在上海支持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支持上海夺权， “红旗”没有支持。但是“红纵”在北京要打倒邱会作，正好与“红旗”相反，“红旗”是保邱会作，拥护林彪的一派。张春桥和我们比较倾向“红纵”，市革命委 员会开全体委员会议，都把“红纵”请来。“红旗”感到疏远他们，对张春桥不满，他们刷出“揪出扬，余、傅的黑后台”的标语，署名是“三军无革派”，朱锡琪 在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了代表大会”时与“红旗”的人接触、他同意“红旗”观点，坚决反对炮打邱会作，邱会作当时是解放军总后负责人，也是林彪 心腹，朱锡琪几次表示，市革命委员会不能光与“红纵”联络，也要把“红旗”吸收进来。
四月七日， 《北京日报》发表《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的社论，提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口号。朱锡琪要求转载这篇社论，我认为，从林彪讲话和中央几 个领导人的讲话中看不出还要揪黑后台的进一步动作，所以我说：“《北京日报》是北京的地方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是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他 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什么人，不明确，我不同意转载。”这样，朱锡琪对我也很不满意，认为我压制他们捕捉到的新动向。
接着，《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用保密机给朱锡琪打了一通电话。艾玲说，北京学生也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还说是陜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 春桥是叛徒”霍士廉曾做过浙江省副省长，后来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也已经靠边，这个说法传出来，朱锡琪很相信，艾玲还通过保密机给朱锡琪传来一条很重要 的消息，说她丈夫贺瑞林在总参二部能看到中央的传阅文件，中央传阅文件后面附有中央传阅名单，贺瑞林告诉艾玲，这个名单里有姚文元，没有张春桥，这条消息 传来，使朱锡琪吃准张春桥有问题。
四月十一日深夜， 朱锡琪在《文汇报》开了一个范围极小的会，分析形势，议论的内容是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 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谕？北京三月—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省、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张春桥为什么没打中央文革副组长、 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提出要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提了好多怀 疑，然后议了一个《十个为什么》的传单，署名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文人搞炮打，还是有水平的，在传单里没有指名道姓，都是用暗 指的方法。所以现在我看见好多人的文章里提到“四．—二”《文汇报》写的传单上公开点名张春桥怎么怎么，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他们几个人高明的地方就 在这里，连最后提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前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把“以张春桥、姚文 元为首的”几个字拿掉了。人家一看，马上会产生一种联想。他们基本上用文字战的办法来写这份传单，署名是“为什么战斗队”。传单写好后，连夜印刷，用很大 的字印成大张，到处张贴、散发。
四月十二日清晨， 我正在睡觉，原来写作组的朱维铮把我叫醒，他已经从墙上揭了一张传单给我。我一看，这明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我急忙把传单给张春桥送去，他还没有起床，我 叫他秘书来拿。我这里到处告急，八点钟上班时间还没到，很多人已围在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贴大标语的有很多是穿军装的。他们拿着浆糊桶，从市革会大楼 一路贴来，一直到“工总司”（总工会）大楼，穿军装的人贴标语时，把领章，帽徽都拿下来，表示他们不是现役军人。当天，大标语铺天盖地贴了很多。王洪文给 我打电话说“我问这些贴标语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不肯回答。大标语后面的署名都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把情况不断地报告给在兴国路的张春桥，他 秘书来来回回，一会儿拿标语，一会儿拿外面情况材料，一会儿拿电话记录。
上午九点钟左右，朱锡琪肩上挂着军用背包，晃晃悠悠地来到康平路院子里，他是来观察动向，看看有什么反映的。我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朱锡琪，你搞什么名堂？“
他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杨、余、傅的黑后台谁都可以揪的嘛。”我说“你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你跟谁打过招呼了？”我把“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拿给他看，并说：“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他说：“我们传单上又没 有点名。你看，传单上打什么人的名字吗？没有啊。周总理说过，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怀疑。”我吃了一警，什么时候周总理讲过这种话。朱锡琪很神秘地笑笑， 摇出两个宽门牙，说：“我是从北京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写传单，谁都有这个自由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我说：“你还讲自由啊？你究竟还是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当天，我给他气得声音都有点发抖，我们两人正在房间里吵的时候，马天水来了，他看到我们两人造反派对造反派，谁也不买谁的账，也不好参加进来。
朱锡琪说：“我为什么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谁也没有资格撤我的职！”声音响得有些嘶哑了。
我说“那好，现在春桥同志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吧，中央也没有罢他的官，我们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现在跟我到他那里去，汇报汇报你们的活动，这总可以吧。”
马天水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办法：“对，我们一起去，把问题谈谈淸楚。”我马上拿起电话，直拨兴国路的电话号码，朱锡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说：“我不去。”把门拉开就走了。
张春桥奉召飞往北京
我们几个人，王少庸、马 天水、我，王承龙都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件事。张春桥打电话来叫我们到他那里去。那天，张春桥很特别，特意叫理发师给他理发，刮脸，显得镇定沉着，他看见我们 很着急，就对我们笑了笑，请我们坐下，说：“不要紧，他们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里面提到要揪出 各地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广播员兴奋得连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看到张春桥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的样子，显得他总有什么底，也放心不少、我们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特别是把军队里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意见？”我们就在张春桥办公室给姚文元打了电话。
姚文元非常吃惊，说：“我还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过了十五分钟，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我感到姚文元对这件事很 重视，我脑子里一转：为什么找李作鹏呢？，第一，因为这里涉及到保邱会作还是反邱会作的问题，找邱会作不方便。第二，前两天张春桥大会讲话的时候，把余立 金错说成吴法宪，把吴法宪也扯进来，所以这些人都不便找。李作鹏是海军第一政委，又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之一，可以找他。我们一听江青出来保张春桥，心里就比 较定了。但我觉得光是姚文元、江青还不够，是不是向毛主席，中央正式报告此事。我知道，张春桥自己不便提出，由我出面比较方便，所以我对张春桥说：“是不 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感觉到我的考虑还是挺周到的。
我离开兴国路回到康平路，独自写了份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大字报，参与炮打的动向，都写了 进去。电报写好后，我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通过机要室火速发给中央、毛主席。电报发好后，回到康平路，碰到王洪文带了“工总司”一批头头来， 他们商量要反击。我把朱锡琪他们炮打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意见告诉他，有一条意见比较明确，即不要组织搞反击，一搞反击强的话，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
王洪文说：“我们假如不明确地反炮打，基层造反派可能就乱套了。”王洪文告诉我：“‘工总司’内，有人已动摇了，比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就在围墙上跟着《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刷标语，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了。”
我与王洪文谈话的时候， 正好收到一张四月十二日出版的《文汇报》，第三版上全文转载《北京日报》社论，社论题自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第三版还用通栏大字标着五句 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靑同志！”连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没有了，张春 桥、姚文元当然更不提了，我对王洪文说：“你到总工会大楼上面挂一条标语下来，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 会’，这样一来，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见你们‘工总司’的态度。我们打标语战，不搞反击。”
那天下午，中央派专机到 上海把张春桥接到北京，我很淸楚，这肯定是我们给中央发的电报以及姚文元向江青汇报的结果。张春桥临走前，要我们对他去北京一事对外暂时保密，张春桥走 后，我乘车到外面兜，街上炮打的大标语很多，署名大都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学生很多，特别是复旦大学的，拿着浆糊桶，从学校贴到最热闸的 马路上，不光墙壁上，违商店橱窗上都贴满大标语。标语的内容都升级了：“揪出杨、余、傅的后台张春桥！”“打倒大叛徒张春桥！”张春桥的名字被倒过来，划 上红圈圈，打着大叉叉。具名是“复旦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在路上挤来挤去。我的车从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兜到南京路，慢慢 走不动了，到浙江路口，各种各样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议论的、看标语的、贴标语的，一片乱哄哄。车辆被堵在那里，排成长队，到第一百货商店门口，车彻底停 住了，外面都是人，我把车窗上的窗帘拉起来免得人家看到。几个年轻人跑到车头前面，出于好奇，看后排坐着什么人，一个人叫起来：“徐景贤！徐景贤！”― 叫，大家都想看看徐景贤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便都围上来，警卫员坐在前面连忙把两边的车门保险按住，挥手让他们走，我装得很严肃，不露出任何情绪化的东西， 但是我很尴尬：人家在炮打张春桥，我在南京路上做什么，十分引人注目，好象在凑热闹。后来警卫员对司机说：“无论如何要冲出去。”驾驶员拼命揿测叭，整整 用了十几分钟，才冲出一段，后来警十察来了，把人排开，我才冲出“重围”。
回到康平路办公室，临近 下班时，东海舰队送来一份电话纪录，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 介入。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第三，不要搞反击。电话指示先传到东海舰队，东海舰队再给我们传来。很多书上写着，那天吴法宪乘飞机到上海， 传来四条指示，没有这回事，吴法宪在这事里没有出现过。
除了李作鹏的三条指示， 我也接到复旦大学空四军军宣队的电话报告，说他们接到空军通知，已向学生们明确表态，反对炮打张春桥。复旦军宣队负责人是方耀华，因为复旦大学是当时炮打 最猛烈的地方，他们的表态起了阻止炮打的作用，我知道李作鹏的电话指示和空军的通知都是中央的态度。这时，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上海政 宣系统群众思想非常混乱，因为政宣组组长朱锡琪主张炮打。政宣系统分成两派，反对炮打的一派要求与《文汇报》和朱锡琪辩论，我一听，既然李作鹏和空军的指 示都来了，我手里有了王牌，政宣系统要搞辩论，我说：“那好、我们连夜召开宣传文化系统大型辩论会，通知朱锡琪他们到场。”我和王少庸，马天水商量：“今 天晚上有一场辩轮，早上朱锡琪特地到这里、态度强硬，我们准备晚上跟他们面对面干，我是要去参加的，看看还有什么人要去。”王少庸说，他和王承龙在康平路 留守，马天水自告奋勇地说：“我和老徐一起去。”王少庸说：“是不是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高志荣也一起去。”我说：“好，建议在会上 由他传达东海舰队收到的李作鹏三点电话指示。”
那天晚上，在外滩市革会 底楼大厅召开辩论会。我、马天水、高志荣出席会议，在主席台长桌前就座，会场里座无虚席，四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来的不但是政宣系统，文化系统各驻沪代 表，而且还有工交组、财贸组、科技组、地区组、郊区组等系统的代表。朱锡琪带着《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当天我主持会议，宣布 辩论会开始。
朱锡琪那边先声夺人，好几个人站起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既然周总理讲什么人都可以怀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写‘为什么战门队’的传单？”
其它单位的人反驳“随便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身就是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表现。”
接着，朱锡琪站出来发言 了，他说话咄咄逼人：“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决心要学习邱会作同志的硬骨头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在 这里再提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中央没有叫张春桥去参加‘三．二四’大会？为什么张春桥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新华社发消息没有提他中 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为什么北京都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就是中央对于张春桥的态度嘛。”
我一听他还在继续煽动群 众，非常生气，因为有李作鹏电话指示的底，我一拍桌子，大声说：“朱锡琪，你到现在还在散布謡言，蛊惑人心，我现在就来答复你几个为什么：中央召开‘三． 二四’大会，文元同志已经在北京了，春桥同志要到江苏、浙江去祝贺，所以没有参加大会，这是正常工作的需要，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第二，张春桥到江苏、浙 江，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祝贺的，不是以中央文革名义去的，凡是搞新闻报道工作的人都懂得，什么时候用什么头衔，什么职务，职称，你朱锡琪难 道就不懂吗？第三，你参加过市革会的小会，明明知道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不可能是叛徒，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散布謡言，是何居心？至于你说的中央对张 春桥的态度，我也可以告诉你，同时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就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传达中央军委办事组领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同志 的三点电话指示。”因为前面没有提起过有中央军委电话指示，所以大家非常惊奇，朱锡琪他们也非常注意。
这时候，穿着灰蓝色海军军服的高志荣清了淸嗓子，他是长征老红军，从皮包里郑重其事地拿出三点指示的电话纪录单，操着湖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念起来。念了 一遍还不够，又重复地念了第二遍，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刷刷地作记录，高志荣说：“我们上海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首长指示，我们决不参加炮打。”接着， 马天水发言，强调中央对张春桥很重视，他说：“我和春桥同志长期共事，我了解春桥同志的历史，他根本不是叛徒。”
然后，我根据中央来电的 指示，进一步发挥：“朱锡琪等人同一九六七年‘一．二八’一样，又一次地炮打中央文革，而且这次性质更严重，上海主要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市革命委员会 的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居然带头炮打。”朱锡琪在下面脸色有点发青，头上不断冒汗。大家都叫：“朱锡琪表态！朱锡琪表态！”这时候，朱锡琪没有表态，《文 汇报》三个造反核心之一的邵传烈表态拥护中央军委办事组三点指示。我一看，那天晚上各系统还要回去传达，就宣布，明天晚上全市政宣系统召开大会批判朱锡 琪。
如此一来，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开始，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朱锡琪到场受批判。我和马天水、王少庸等人商量，不能让他再领导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要他回《文汇报》继续接受批判。我们决定调上海警备区的围政委绳树珊到政宣组主持工作。
另外，《文汇报》不能再 让朱锡琪负责。我和王洪文、王承龙商量，外面派人进去不好，还是要《文汇报》自己的力量继续主持工作。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个造反头头中，邵传烈态度 较好，平时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他的文字比较好，我曾把他调到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参与起草“九大”党章的草案，同时在整党、建党领导小组专门编写过演 示文稿。这样，我们连夜把邵传烈找到康平路个别谈话，批评他卷进"四． 一二”炮打的错误。邵传烈跟我们讲他思想演变的过程，特别讲到艾玲用红机子从北京给他们传消息，使他相信了张春桥有问题，他表示忏悔，流着泪向我们检讨， 承认错误。我们当场要他把《文汇报》的编辑担子挑起来，但是叮嘱他，凡是遇到重大问题，必须随时向市革命委员会请示，邵传烈答应照办，以后，《文汇报》每 天版面的定稿情况他都用红机子打电话向我汇报，请示得非常频繁。
最使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在 市革命委员会要害部门出了“动摇分子”。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组长，原在市委组织部造反，是部队转业干部，道个人给王承龙看中，王承龙让他掌管市革会组织 组，这个组里还有几个负责人，是市监委，市人事局的原造反派。这些人得到王承龙的信任，王承龙还提名有些人做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谁知这，这个组织 组组长在外面炮打的关键时刻倒戈了，他和几个头头商量，私自从档案保险柜里找出张春樯档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档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调走，上海只留下他 们档案材料的简本。外面传说张春桥是叛徒，从档案简本里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他们又擅自翻阅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的档案，看到李文静被日军俘虏，后来投敌为日 本人效劳的历史情况，这几个组织组负责人看了以后，还议论过，本来他们认为这是秘密地看档案，不会对外泄漏，谁知道外面炮打的形势逆转以后，有人就出来告 发这事。
几个组织组负责人偷看市 领导及李文静档案的事被揭后、我们非常生气，怎么会出这种事情？王承龙有苦说不出，王洪文与我商量，要发动群众揭组织组的盖子，王少庸提出，在那里的市领 导人的档案，不光是张春桥、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的，都要拿回来；假如有文静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档案，也要抽出来，加上封 条送到他办公室锁进保险箱，不然，那里要是再看怎么得了？这样，我和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两人进入档案室，指令组织组一工作人员打开一个个铁柜，看到《张春 桥档案简本》和《姚文元档案简本》，我也很紧张，不敢打开看，我说：“赶快把它封起来。”这样，好几个工作人员把这两个档案简本和王少庸，马天水，徐景 贤，王承龙的档案，还有王洪文的新档案袋，都捆起来，然后用封条封好，由我和朱玉佩两人监督，押送到王少庸办公室。王少庸叫人当着我们的面把档案放进他的 保险柜里封起来，免得以后有人从中收集炮打的材料。
接着，王洪文对我说： “市革会组织组这样不行，我要派人进去。”实际上，王洪文觉得他掌管的部门比较少，组织人事大权很重要，他认为抓权的机会来了。他说：“我要派一个工人出 身的到组织组，机关里的人关键时刻就动摇，我不放心。”我本来对王承龙独揽组织大权不满意，认为他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我在那一刻是支持王洪文 的，我说：“你派人进去，我同意。”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我和王洪文都主张派工人代表进去，也同意了。王承龙吃了一记闷棍，这样，王洪文就派他最信任的金 祖敏到市委组织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闵行地区上海 电机厂工人，党龄和工龄都比较长，三十多岁，曾在车间担任工段长，造反以后，曾在“工总司”闵行联络站工作，金相敏为人谨慎，不像王洪文别的小兄弟在外面 冲冲杀杀，强头倔脑，经常惹出乱子。王少庸在上海电机厂搞过“四清”，也认识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来，王少庸也接受。我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组织组宣布金祖 敏担任一把手，从此以后，上海组织人事大权从王承龙手里转移到王洪文手里。
接着，我们在上海连续不 断地开会，肃淸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流毒”。我在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的上海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这次炮打经过，批判了以朱锡琪 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那天，我还耸人听闻地用历史来对比，我说“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上海发生过一个‘四．一二事件’，当时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变中 国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这个日子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四十一年以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事件’，某些人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 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炮打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些现象不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吗？”这样，我把两个“四．一二”相提并论来加以批判。
另外，在市委机关和市人 委机关两个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与下属造反队负责人会议上，我说得更彻底：“要是社会上有些人受了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参与了炮打，这还可以想象， 但是这次在我们机关内部，居然也有人起而响应，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在讲话中对张春桥歌功颂德：“我们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所有造反队成员，都长期在春桥同 志和文元同志身边工作，难道我们对他们两人还不了解吗？一九六七年初，他们一到上海的时候、春桥同志就宣布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他们的工作机构，而现在作 为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居然掉转炮口，向自己的领导开火了，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性到哪里去了 呢？有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只是五分钟动摇。不行！一分钟动摇都不行！”我当时疾言厉色，宣布两个联络站重点整风，实际上是要检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事 件中的表现，有没有错误言论，来势非常凶猛。市委监察委员会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四．—二”时，议论过张春桥的历史，现在要追查，他很害怕，从延安西路三 十三号海格大楼七楼跳下，当场身亡，这也是在“四．一二”整风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人。
这样一来，《文汇报》的炮打被压下去了，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织组以及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内部的基础稳固了，但是我们听脱，复旦大学有一郜分学生还不服气，这个单位还没有稳住。
一天晚上，王洪文、马天 水、王少庸和我、王承龙、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等市革命委员会所有领导 成员，一起开到复旦大学大饭厅，召开大学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型座谈会，我们还把在这次反炮打中表现最坚定的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同济大学陈敢峰和市六女 中高静慧，也请去了。虽然名义上是开座谈会，但是所有领导轮番发言，陈敢峰和高静慧也发言，大家都批判所谓的炮打逆流，为张春桥唱赞歌，把复旦大学炮打的 声势全部压了下去。
过了一天，王洪文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国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炮打。我们说：“参加炮打的穿军装的人露头了。”我们怀疑，幕后是有人指挥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统的炮打情况。
毛泽东说：“无事。”
我们把上海淸查“四．一二”炮打的情况，毎天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书面的，口头的都有，游雪涛小组把全市炮打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口号收集编印了厚厚一本，作为原始炮打资料，里面有“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口号。
正当我们在上海很起劲地追查的时候，一天晚上，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主动问：“朱锡琪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
我告诉他：“正在《文汇报》接受批判，但是检讨很不深刻，群众通不过。”
张春桥说：“那他还是愿意做检查的啰？”
我对他的话摸不着头脑，问答说：“这个嘛，他也是被迫的。”
张春桥接着说：“肯做检査嘛，也就可以了，群众通不过，我们去做做工作。这样吧，你到《文汇报》去，亲自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也派人去，包括朱锡琪手下的一帮人，都要参加。让朱锡琪在会上做一次检查，他检査完了后，你就带头鼓掌表示欢迎。”
我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这恐怕比较困难，群众情绪一下子扭不过来。”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其实我自己也扭不过来，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张春桥在电话里听出了我的为难之处，他劝我说：“要考虑到群众嘛，这次炮打，卷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把朱锡琪解脱了，其它人心里的这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我说：“有些问题还刚刚露了个头，远远没有查清楚，比如部队的问题，我们刚刚布置下去。”
张春桥说："不要查了。复旦大学，二军大、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把《文汇报》的事情落实，可以宣布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反正我很快就要回]上海了，有些情况回来以后再跟你们说。”那天接了电话以后，究竟怎么回事，我确实弄不明白，但是对张春桥的话，我一直是坚决执行的。
第二大晚上，我根据张春 桥指示，到《文汇报》去召开大会。因为前面我们不断地加温、升级，这次却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怕到会的人缺乏思想准备，会上如果很多人对朱锡琪的检査不 满意，进一步使批判升级，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事先跟市政宣组负责人绳树珊打招呼，先去布置几个人，把底告诉他们，在朱锡琪做检査以后，发言表示欢迎他的 进步。绳树珊也摸不着头脑，他是部队干部，对地方造反那一套很不习惯，上级命令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前两天还要他不断地升温，今天却要布置人对朱的检查 表示欢迎，他发愁地说：“好吧，我努力去做。”
那天晚上，我先说了一段 开场白：“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我们今天也给朱锡琪同志提供这样的机会。”下面的人一愣，从市革会大厅大会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叫过朱锡琪“同志”，大家感到我讲话的调子跟前几天大不一样。朱锡琪那天站到台前，头也抬不起来，心情沉重，他把怎么卷进炮打的来龙去脉讲一遍，应 该说，检查还比较深刻，有进步。他刚刚讲完，人还没有离扩音器，我就带头鼓起掌来，这真叫“孤掌难鸣”，在场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人伸长 脖子看台上究竟怎么回事，有的人也想跟着鼓掌，但又不敢鼓出声音。只有绳树珊和政宣组几个人因为事先已有布置，跟着我寥寥落落地鼓了一下掌。这稀稀拉拉的 掌声，算是完成了张春桥的任务。接着我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的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不一样，一遇风浪，前者动摇，后者坚定； 前者暧昧、后者明朗。这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应当从朱锡琪同志身上吸取共同的教训，朱锡琪同志今天的检讨是值得欢迎的，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根据 他对错误的认识，让他从叫明天起参加《文汇报》编辑工作。希望《文汇报》全体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振奋精神，不要辜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 级司令部的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才热烈地鼓起掌来。那天，朱锡琪也感动得流泪。《文汇报》有些人，本来确实觉得脸上无光，因为整朱锡 琪，把《文汇报》也整得够呛，这样一来，《文汇报》的工作：也正常起来。消息很快地在全市传开，各系统的清查活动暂时停息下来。
张春桥回到上海后，把王 少庸、马天水、我，王洪文等比较核心的领导找到兴国路招待所。那天，他穿着军装，显得很精神。他坐在藤椅里，一面抽烟，—面跟我们讲话。张春桥喜欢抽没有 过滤嘴的中华牌香烟，他嫌带过滤嘴的烟抽起来没劲，香烟把他的手了熏得焦黄焦黄。他喷出一口烟，说：“我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上席把我找去的。那天晚 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主席，谁知道，我去的时候，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我呢，我赶快上去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心里非常不安。”张春桥说到这里，显 得非常感动的样子，我们几个一听，也被感动了，说明毛主席对张春桥是十分信任，十分关心的。张春桥接着说：“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谈到这次炮 打，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来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 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听了这段传达，我们才明白是这么回事，所以张春桥要我们来个急转弯。我和王洪文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会心地笑了，说明毛主席高 明啊。张春搞那天说：“游雪涛小组怎么还编了这么一本东西。”他非常不满意，说：“立即全部收回，销毁。这些东西留着干什么，要惹祸的。”我们回来后马上 要游雪涛把它销毁。游雪涛本想做一件邀功的事情，结果吃了一个批评。看起来，“四．一二”炮打的追查工作似乎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事情远远没有结 束。
张春桥后来多次与我们谈 话的时候，说到穿军装的人炮打，总是很恼火，他多次提到炮打的背景有很多疑点可以査，我们也都觉得这些问题没有査清楚，都是隐患。所以到一九七○年，全 国、全市范围都搞清查运动时。王洪文提出全市要淸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大事件，把一九六七年“一．二八”炮打和一九六八年“四．一二”炮打列为其中重点调 查的两大事件，清査十大事件得到张春桥的正式批推。
我想，一九六七年炮打的 时候，毛主席不是说：“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但是到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又说“无事”。我认为“无事”只不过是权宜 之计，炮打张春桥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应该把它查清楚。这样，我们通过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把原来一批已分配到外地工作的“红革会“头头，重调回上海，给他们 办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审查、最后把“红革会”原负责人马立新(复旦大学“红革会”)， 李功佐（上海师院“红革会”）、劳元一（复旦大学“红革会”）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把他们重新分配到外地。“四．一二”炮打后，朱锡琪已经在做一 般的编辑工作，他听了传达，十大事件中有一个是关于他的，很害怕，逃走了。在外面东躲西藏了好几天，定投无路，最后只好回来。淸查时，不光查朱锡琪，还查 周国荣，查《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曾给上海传来几个重要信息，在“四．一二”炮打后负责人艾玲给中央文革写过检讨，陈伯逹看 了以后，批了两个字：“很好。”还说艾玲写了一个又长又好的报告，陈伯逹表扬了，张春桥就没话讲了，当时就没有整艾玲，后来艾玲调同上海，在朱锡琪下台 后，做过《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上海清査时，发现艾玲与林彪下面的王维国那些人接近，张春桥采取措施对艾玲隔离审査，对《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全体成 员也审查，打击面很大，有关艾玲的详细审查情况我在后面专门说。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十几个人，统统被弄到上海，关在上海民兵指挥部，罪名是炮打 的时候办事处给上海传回怀疑张春桥的材料，每个人都被审查，有的是资格很老的报人，有的是一般的编辑，记者，也有的是一般工作人员，如打字员，机要人员。 不光这样，当时我们写作班派去北京办事处的朱维铮，与艾玲关系很好，两人无话不谈，议论过江青过去的历史以及在延安的表现。审查艾玲时，把朱维铮也关起 来。朱维铮思想不通，关在民兵指挥部的时候，他在里面大声地叫喊，用拳敲、用脚踢铁门，要求把他放出来，没人睬他。查了很久，查不出《文汇报》驻北京办事 处有什么问题，只好把那些人放掉，但艾玲一被被关着，艾玲的消息是从她丈夫贺瑞林那里来的，张春桥就记仇了，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利用他 在部队的权力，要总政专门查过贺瑞林。
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因为参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有两千五百多！一般请罪和写检查的不计在内，其中隔离审查，不能回家的有两百多人，办学习班审査，但可以回家的有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有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
十一．叶群林立果上海“选美”内幕
林彪和林立果
林豆豆叶群和林立果
林彪、叶群为儿子林立果找美女，选“妃子”的事，旱已传得沸沸扬扬，也屡见报刊披露，但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听途说，有的甚至是胡编乱造。我对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全国各地“选妃”的事，知之不多，但对他们在上海的“选美”活动，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在上海逮捕了林彪的心腹、空四军政委王维国。
周恩来总理指示王洪文在上海设立了一个王维国项目组，每天要把清查的进展情况当面报告给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林立果等人在上海“选美”的原始材料，包括笔记本、照相册以及伪装的照相机等，还有参与此事的有关人员的交代，当时就感到惊心动魄，难以置信而不得不信，现在我把它们实录下来，公诸于世，以正视听。
叶群派员来沪试探
叶群、林立果在上海“选美”，开始的时候只敢小规模偷偷地进行。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叶群通过她所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从北京派了一个干部，拿着海军李作鹏的介绍信，为她的儿子到上海“选美”， 那个干部到上海后找了东海舰队高（希曾）副司令，说是要在上海物色几个女青年，调到海军系统的高干招待所当服务员。高副司令当时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 任，就擅自给他出具了市革会某部门的介绍信，让他到基层去自己选拔。这个干部行动非常诡秘，一会儿穿海军军装，一会儿穿陆军军装，今天去学校，明天下工 厂，东打听，西盘问，专找漂亮的女靑年，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向上级领导作了反映。上级领导派人查问此事，那个干部见情况不妙，赶快溜回了北京
林立来组建“找人小组”
这以后，林立果就亲自出马了。一九七○年五月，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开始时选了最贴心的八名核心人员，所以叫“八人小组“，后来又扩大成员，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关于这项“选美任务”，当时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林彪集团在上海的主要成员）对他的心腹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的意义的。”
林立果当时的身份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但在空军里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他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小组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长”，为“林副部长赴汤蹈火”，“绝对保守林副部长的机密”。“上海小组”的成员还要认真学习《入组需知》，该“需知”称：“本小组的任务，是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多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王维国也参与领导这个“上海小组”，他下令说：“小组的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
“上海小组”为林立果“选美”的行动，对外当然是絶对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连空四军的有些领导也不了解这个小组的内情。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上海小组”的成员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时缴获了《入组需知》，“誓言”、林立果题写的组标，“选美”用的照相机，照相簿以及其它工具，才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上海小组”成 员陶某的一本记录本。按照林立果的规定，关于他的任何活动，是不准留下任何文字痕迹的，但是这个陶某当时却忽发奇想，他把林立果在上海的毎一次活动，按照 时间的先后作了详细的记录，等到林力果和林彪一起毁灭之后，这本记录本倒成了林立果作恶的重要罪证，使我们对于林立果在上海“选美”的种种丑态，有了比较真实而具体的了解。
“选美”据点：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
林立果毎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 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四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 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选美”。
“上海小组”的找人方式种种
小组的成员和集中在招待所里，基本上是两人一档，共同行动。而林立果自己往往也参加其中的一挡。
“上海小组”找人的方式很多，第一种是“盯梢”。这是旧社会上海的流氓、恶少惯用的伎俩：看见漂亮的女子，就死气白赖地紧盯在人家后面，不把人家弄到手决不罢休，不过，林立果所采用的是现代化的盯梢手段，那是过去上海滩上的洋场恶少，流氓地痞们所望尘莫及的。
如果是林立果参加的两人一组的轿车出动，左边握着方向盘开车的是“上海小组”的一个成员，右边前座上就坐着穿军装的林立果。轿车沿着马路边的人行道，缓缓地行驶，林立果就在车窗口伸着脑袋，蹙起他那又浓又黑的眉毛，用鹰隼一样的眼睛，寻找他的猎物。
他们盯梢的时间往往选择在工厂、学校、机关，商店上班的时刻，马路上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林立果发现了长得漂亮的年轻姑娘，马上命令左边的驾驶员跟上，轿车就慢速前进，紧紧尾随着被“盯”的姑娘，有时候，正好瞥到一个美貌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和轿车迎面交错而过，林立果就下令要轿车立即调头，继续跟上路边的姑娘。
这种轿车盯梢，一直要盯到那个姑娘走进某个工厂或者学校为止。林立果他们也就赶快下车，跟着她进门，认准她的具体去向。然后回过头去找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拿出部队的证件和介绍信，声称是来招特种兵的──部队文工团团员或是医务人员等等，向人事部门调阅有关档案，了解那个姑娘的姓名、年龄、婚姻史、家庭情况等，那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和热爱、又看到他们随带的证件齐全，手续齐备，对他们的要求决不会拒绝。
书面档案摘录好以后，林 立果等又当场提出要和被物色的本人作一次谈话。于是，这个年轻的姑娘就被找到单位人事部门的办公室。面对两位军人，其中的一个人和她随便聊开了天，先是说 明来意，然后问她想不想常演员或是医生，有哪些爱好和特长等等，另外一个穿军装的人偶尔也在旁边插上一两句话，但是更多的时间却在摆弄一只草绿色的军用背 包。这只军军用背包普普通通，半新不旧，和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用的并无二致。这只背包放在桌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谁曾想到，就在这只毫不显 眼的背包里，却隐藏着一架高级照相机。背包内层，四周用硬衬衬好，使它立在桌而上不会卧倒，背包的一侧，问了一个小洞，里面的硬衬上也相应地挖了一个小 孔。照相机被固定在背包内壁上，它的镜头，正好嵌在硬衬的小孔里。通过背包上的小孔，照相机可以对淮任何需要拍摄的对象，背包的另一侧，拖出一根线头，那 便是照相机的快门按钮。当那位年轻的姑娘进来、坐下，谈话及出去的过程中，她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全身像、半身像、正面像，侧面像、说话（露齿）像，微笑 像……统统都已经被摄入了镜头。
林立果他们“选美”活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相面”，这是从第一种方式发展而来的，因为“盯梢”虽有收获，但是费时费力，而且有一次差点出严重事故：林立果和旁边开车的“上海小组”成员，同时盯着马路上的女人看，结果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没有把稳，伏尔加轿车撞到了马路边的电线杆上。车撞坏了，亏得车速较慢，林立果没有受伤。
气得他连声骂娘，从此以后，“选美”的方式就较多地采用直接“相面”了。“上海小组“的二十来人，分成两人一组的许多小小组、分片包下，直接闯进工厂、学校……里去，通过各个单位的领导，一个一个车问，一个一个教室，捱着看过去，“重点”单位如剧团等文艺团体则由林立果亲去看演员排演，练功等，直接进行“相面”，那些正在工作，上课或是排戏的年轻女孩子，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来“相面”选人的。凡是被“选美”小组选中的人，就和第一种方式所讲过的那样、被叫到本单位的办公室谈话，然后偷偷地被拍了照……
“复选”对象编号人册
林立果等人把照片带回 后，冲洗出来，再加以比较对照，进行复选，凡复选被选中的相片，就正式编号，粘贴进照相册。每本照相册中共贴有七，八十个年轻女性的照片，每人占一页，写 有编号、姓名、年龄，工作（学习）单位，住址等，还特别注明了身高；文字纪录旁边就贴着这个女性的正面像、侧面像，半身像、全身像，甚至还有从人事档案材 料上翻拍下来的本人照片。例如有一个面容姣好，身材优美的芭蕾舞演员，她的照片被贴在这本相册的第一页，编号为201。当我翻阅相册时看到这些照片，着实吃了一惊，因为这位演员是上海市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的主要演员，想不到由我直接主管的“样板戏”剧组，他们的“选美”触角也钻进来了。相册上除了这位演员的正面照、侧面照以外，还贴着一张她穿紧身的练功服正在练功的全身照片……
有了这些照相册，林立果就可以按图索骥，实行“点名”了。接下去，“上海小组”的成员便秉承林立果的旨意，给点中的女青年去做“工作”，动员她们参军、人伍。可怜的女孩子，她们有的是想去部队文工团当演员，有的是羡慕部队领导机关优越的工作条件，也有的甚至是为了穿上军装可以不再上山下乡……就这样，一些女青年被蒙在鼓里，经过体格检查，办了入伍手续。
“猎物”入伍进学习班与个别谈话
人伍以后的第一件事，先进学习班，重点学习“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这种学习班很特别，有时候只有一、两个人也办班。等到她们稍稍熟悉了部队生活以后，“林副部长”就找她们个别“谈话”了，“谈话”的地点就在巨鹿路林立果住的那幢花园洋房里。林彪垮台以后，王洪文和我到这个地方实地去看了一下，花园洋房的楼下是客厅和餐厅，大客厅的四壁都用古老的英国式雕花墙板镶嵌着，很有气派。
但是这个地方不够隐蔽，所以林立果不愿选定这间客厅作为“谈话”的地点。他看中二楼的一个大套间，外间布置成会客室模样，浅色面料的沙发套扶手上，覆盖着白色的花边，沙发背上放着织锦缎的软垫。会客室的一隅放着小桌子和软椅子，桌上铺着白色的台布。“谈话”都在晚上进行，“京到”半夜十一点钟左右，招待所的厨师就会做好酒菜、夜点心，由值班的“上海小组”成员送上楼来。套间的里面是林立果的卧室，靠墙安放着一张席梦思的大床，床上铺着当时罕见的电热毯。大床的两侧，摆着两只长条形的进口立体声音箱；床边的柜子里，放着一架立体声收录机和当时一般人从未见过的大量盒式录音带。林立果把卧室和“谈话”客厅紧捱在一起，当然是别有用心的。
关于林立果在上海找人“谈话”的详细情况，在陶某的记录本和一些人的交代揭发材料中，都有记载。一旦林立果选中哪个已经人伍的年轻女性，就由“上海小组”的成员开车去把她单独接来，时间都在晚上七、八点钟以后，“上海小组”的成员就退到楼下大会客厅里等候着，这叫做“值班”。“值班”必须值到“谈话”结束为止，不得中途离开或擅自上楼，如果林立果临时按铃吩咐要办什么事，也只能由指定的人员上楼。
“副部长”“谈话”举例
等到陪同上来的人员退去以后，在二楼会客室的沙发上，林立果的“谈话”就开始了：“你请坐，叫什么名字呀？原来在什么单位工作？有些什么爱好呀？……”明明都是早已知道的，似是从这些问题问起，可以使气氛显得亲、自然些。
等到女青年女性的忸怩，紧张的心态开始转变，粑个“谈话”进入一个比较松弛的气氛以后，林立果就逐步转入了主题：“你知这我是谁吗？”
“刚才带我来的那位同志不是介绍过了？你是林副部长……”
“不要叫职务嘛，可以叫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名字吗？”
“知道……人伍以后，听过您的讲用报告了……”
“噢，那只是一些学习体会，请多提意见……不过，这个报告的录音放给我爸爸听过，他还是赞成的……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不知道……”她确实是不知道，因为事先作过布置，不让“上海小组”的成员把底细告诉女孩子。
“你猜猜看……”
“那怎么猜得到呢？”
“先猜我爸爸是什么样的干部？”
“您都是副部长了，您的父亲肯定是个高级干部……”
“什么样的高级干部？”
“是将军吧？”
“哈哈，那太小了……”
“啊……”比将军还要大，莫不是元帅吧，可是不敢说出来。
“再猜猜，我爸爸在中央担任什么职务？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吧？”
“哈哈！那还太小……”
“哦……”简直不敢想象，面前坐着的竟是“接班人”的儿子。
“哈哈哈哈……没有想到吧……”看着姑娘的惊愕的，简直难以置信的神情，林立果得意非凡，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谈话”到了这个时候，收到了他预期的出奇制胜的效果。
“超天才”图穷匕首见
猫儿在捕捉到老鼠以后，有一个习惯，就是把那只可怜的小家伙放在自己的爪子底下，拨弄来，拨弄去，看它在自己面前胆战心惊，索索发抖，从而感到极大的刺激与满足。当然，最后还是要把那已经到手的“俘虏”吃掉的。现在，林立果也要作“吞吃”猎获物的表演了。但是，人毕竟不是老鼠，即使这些手无寸铁的娇弱的女孩子，其中也不乏刚烈之士，她们不是那么容易被欺侮，被凌辱的，因此，当林立果一旦越出“谈话”的轨道，露出了利牙厉齿的时候，有的姑娘严词拒绝，有的姑娘祇死不从。从那个陶某的记录本来看，大概有半数以上的女青年，林立果没有得手。
记录本上写道：“ｘ年ｘ月ｘ日，副部长找ｘｘｘ谈话，至晚上九时半结束，送回。”“ｘ年ｘ月ｘ，副部长找ｘｘ谈话，谈至晚上十时，不理想。”凡是这类记录，都蕴含着一段曲折而又激烈的门争。但是，逃过了这一天晚上的人，却逃不脱另一极非常艰难的处境；由“上海小组”通知有关部门，把她放到部队下属单位的某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去当女兵，过着几年与世隔絶的生活，为的是怕她到处乱讲，泄漏“机密”。
至于其它的那一些没能逃脱魔爪的女青年，在记录本上也记下了她们的命运：“ｘ年ｘ月ｘ日，副部长找ｘｘ谈话，晚十一时进夜餐，至凌晨三时结束后送回。”“ｘ年ｘ月ｘ日，副部长找ｘｘ谈话，晚十二时进夜餐，直至天明。副部长早晨说‘昨天晚上犯了路线错误’”看来，凡是进夜餐的，往往是林立果可以得手的信号；至于“犯路线错误”的说法，在本子里有过多次记录。林立果所谓的犯一次“路线错误”，似乎就意味着一个清白的女孩子被糟踏，被凌辱了。
以上就是林立果这个恶棍所干的兽行。他打着“副统帅接班人”的招牌，凭借看手中的权力和最现代化的工具，到处横行，他的秘密据点、不仅上海有，还设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地，他以“选美”为名，犯下了多少令人发指的罪行啊！
就凭这一一条，以“超天才”自居的林立果，随林彪葬身温都尔汗，确是罪有应得。
十二．影片《南京》为何停映？
纪录片《南京》
【注】1968年在 没有电影故事片看的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版厂拍摄了一部《南京》的彩色纪录片，那时的成年人多半看过这部影片，很多人至今还记得。这部电影在 全国上映后，有一位北京音乐界人士给江青打小报告，说这部电影配乐的主旋律是从苏联歌曲《列宁山》里抄袭而来的。江青知道后，很快调看了这部电影，又听了 音乐资料，勃然大怒。她召集各样板剧团人员和北京文艺界人士开了一个大会，说“文艺黑线”又回潮了，居然有人拾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牙慧”。江青指示电影 《南京》全国停映，必须对电影配乐作修改后，才能重新上映。那时电影片并不署主创人员名单，江青下令查这部电影作曲者是什么人。查来查去，原来作 曲者上海电影乐团的乐祖风，他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才二十四岁。他也没有专为《南京》配乐，而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版厂拍摄完成这部电影后，到上 海科影厂的音乐资料库里找了一些音乐素材为影片配乐，结果采用的那段主旋律恰恰是乐祖风写的。《南京》的配乐与《列宁山》歌曲的第一部分有些相 象，但并不是完全相同，再说曲子也不是乐祖风专为纪录片写的，给他安不上什么罪名。不过在那个指鹿为马的年代，乐祖风还是被迫在上影乐团做了检查，表示自 己作曲时虽然没有想到过《列宁山》这首歌，但脑子里“有苏联音乐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要“进一步改造，肃清在灵魂深处的修正主义文艺的流毒。”
南 京的建造，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件大事；大桥竣工之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彩色长 纪录片，片名就叫《南京》，记叙了从打下第一根桥墩管柱桩到大桥正式通车的全过程。片长一个多小时，配上了动听的乐曲，公映以后受到了全国观众的 欢迎，
影片放映不久，突然接到通知：此片在全国立即停映。理由很简单：影片的音乐有问题，受到了江青的严厉批评。
江青勃然大怒
事 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纪录片《南京》上映以后，有一个在北京的音乐界人士向江青打小报告，说是这部影片配乐的主旋律是从苏联歌曲《列宁山》里抄袭来 的，列宁山是莫斯科大学的所在地。江青接获那个好事之徒的报告以后，很快调看了这部彩片，听了音乐资料，勃然大怒，她召集北京的文艺界人士和各个样板剧组 的艺术人员，举行了一次大会，由她出面训话！这就是一九六九年江青的“八月讲话”。
江清在讲话中回顾了自己“领导‘文化革命’与‘文艺黑钱’斗争的历史”；毛主席讲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又长又粗的黑线，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钱。现在，“文艺黑线”又回潮了，居然有人拾现代修真主义文艺的“牙慧”， 把苏联歌曲《列宁山》里的旋律，塞进歌颂我们南京建设的纪录片里，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影片上没有创作人员的署名，所以江青下令要查一下作曲者 是什么人，而且指示影片《南京》必须对配乐作修改以后，才能放映。于是，这部影片就被从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和放映队里，统统撤了下来。
作曲者是个青年
在调査作曲人员情况的时候，发现作曲者竟是上海的，这就引起了当时在北京的张春桥的注意。他赶紧把江青“八月讲话”的全文，转给了我，要我在上海“严肃处理”。我听说江青批评了上海的作曲者，十分紧张。原来以为可能是一个长胡子的老作曲家写的，谁知道调查下来，作曲者竟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名叫乐祖风，他一九六○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在管弦训练大专班学习了三年，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乐团工作。
乐祖风爱好作曲，在一批老作曲家纷纷靠边或被打倒以后，他和其它几个青年作曲人员一起，为当时拍的一些纪录片、科教片作曲配乐：他们所编创的一些音乐片断，录好音以后都贮存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音乐数据库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在拍摄完成《南京》以后，并没有聘乐祖风为影片配乐，而是到上海科影厂的音乐数据库里找了一些音乐素材作为这部纪录片的配乐，结果采用的那段主旋 律，恰恰就是纟祖风写的。至于乐祖风的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却是一清二白，没有什么辫子好抓。我特地调来了苏联歌曲《列宁山》的唱片，和《南京》影 片的音乐录音对照着听，觉得《列宁山》歌曲的第一部分，与《大桥》一片的主旋律确实有些相像。可是这首乐曲并不是乐祖风专为《大桥》写的，所以很难给他加 上用修正主义的音乐丑化社会主义大桥的罪名。但是江靑的“严厉批评”既然已经下达，必须贯彻执行。我便把实情报告了张春桥，紧接着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召开全市文艺界的大会，在会上逐字逐句地传达江青的“八月讲话”，还点了乐祖风的名，说他虽然是个年青人，但作的曲子说明深受文艺轻黑线的影响，是修正主义文艺流毒的具体表现，应当对他进行“帮助”。同时强调：进次批判不仅仅是针对乐祖风个人的，江青的讲话更为整个文艺界敲起了警钟，说明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
江青的“八月讲话”传达以后，上海文艺界为此讨论了好几天，乐祖风也被迫在上海电影乐团做了检查，表示自己虽然在作曲时根本没有想到过《列宁山》这首歌曲，但是在脑子里确实存在着苏联音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只得表态“愿意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肃淸在灵魂深处的修正主义文艺的流毒”。
音乐界“鸦雀无声”
江青“八月讲话”传达以后，事态还在继续发展，有人进一步引伸开去，在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声称“七个音符里有阶级斗争”；还有人捕风捉影，在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揪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诬称作曲者在为交响合唱《智取威虎山》配乐时，私自塞进了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御用音乐家理査?斯特劳斯的乐句等等，无限上纲，种种莫须有罪名满天飞，一时搞得音乐界人人自危，作曲家“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谱曲了。
可是，那个年代为了配合政治需要，重大活动像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影片仍然要拍，国庆节盛大游行的纪录片也仍然要放，这类片子总不能只有解说词没有配乐呀！于是，为了提高配乐的“保险系数”，凡是庄严的影片，就采用李劫夫作曲的语录歌“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旋律，可是，稍为轻松一点的纪录片或科教片的音乐又怎么办呢？作曲家们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意外地找到了一个“救星”。
原来张春桥担任了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组长，他亲自审查通过了一部科教片《送瘟神》，配乐也是个青年作曲者写的，影片开始时一段引子，接着唱出“春风扬柳万千条……”，旋律比较徐缓，舒展，具有民族风格。因为片子是张春桥审查通过的，音乐自然也就保了险，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一时间，许多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纷纷采用这部影片的音乐作配乐。
有一天，王洪文和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审看”一部某国国家元首访问中国南方的彩色纪录片，一听音乐我们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部欢迎外国贵宾的影片配乐，竟是《送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