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闹革命，到处搞暴力，哪朝哪代都是死罪。所以，判死不能怪任何人。
至于怕死不怕死，有时不全是胆量问题。搞造反的人其实早对此做好了准备。当年汪精卫刺杀国家最高首长摄政王，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也是做了必死的准备的。准备死的，应该就不怕死了。除非又遇到什么超级艳美的女子，吸引力太大，于是想继续苟活几年。
如果没准备死，突然来了死讯。上午好好的，下午接到医院通知：癌症晚期，剩下一个月时间。难道这时候你不该自己悲伤一下？悲伤了难道失去了气节，失去了勇气？
气节的定义是：“ 坚持正义，有所不为的操守”。
看看秋白的正义感，选一个他的名作：
赤潮曲
赤潮澎湃，晓霞飞涌，
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看，光华万丈涌！
1935年那个时候，直接欺压中国占领中国土地的只有俄罗斯（苏联）和日本。 奇怪的是，这帮恨帝国主义的革命家们和这两个国家关系特别好。
不禁想问秋白先生：你那个主义是俄罗斯老毛子弄的邪教，没丝毫觉察吗？
想起看过的一张照片，即将被杀头的义和团头领被杀头前拍的。面带微笑，毫无惧色。是不是也貌似有气节？
义和团随便杀人，视人命如草芥，千死难赎其一罪！而这帮人死前居然没有一丝悔过，并扬言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当然我们不能不让他们死前那么喊。但你要据此去歌颂他们有气节，是不是就和文明唱对台戏了。
如果秋白先生在狱中能认识到搞暴动，随便抢夺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是一种与人类文明发展相背的思想，然后忏悔了。
于是，他留下了一篇《悔过书》，而不是那篇《多余的话》。通过自己的教训，告诫后来人不要上当，我们才需要去谈他的气节，谈他是不是君子。
中国人特别喜欢从一而终。嫁人也好，追求什么思想和主义也好，不接受你改。
推说一例，你年幼无知，随朋友一起抽了鸦片。多年后，你知道鸦片对身体不好。于是悔改，戒鸦片，喝咖啡。按照前面的逻辑，你这人就没有了气节。
有气节就得从一而终，吸食鸦片吸到死！
周佛海参加过中共一大，即使他后来没有到汪精卫政府任职，也要被人骂没有气节的。原因就是他跟中共混了几年后，知道了那玩意儿不是个好东西，是和鸦片一样的毒品。于是，周佛海反悔了，退了党。
后来周恩来领导的锄奸队找不到周佛海报仇，居然将周佛海的老爹给杀了。
不是颂扬周佛海，只是说在退党这件事上他做对了。周恩来去杀周佛海老爹这个事永远不会被文明接受。
不是特殊例子，文革时期，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事多了。这是中共的特色。
相比来说，那时的国民党还能有这样的故事：
9時20分，负责羁押瞿秋白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着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宋希濂还为瞿秋白置办了酒席。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2]餐毕，10時，走出中山公园，慢步走向二华里之外的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刑场。沿途瞿秋白手挟香烟，缓缓而行，而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喊完口號便命令士兵開槍。時年36岁，当日下午，遗骸被埋葬在罗汉岭盘龙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