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董建华结婚，父亲董浩云主持切饼仪式。图片来自网络。
今天得知董建华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那是一段很普通的办公室闲聊。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才发现历史有时候并不总站在主席台上。它也会穿着工作服，夹着一卷图纸，从你身边慢悠悠地走过去。
九十年代中期，我加入波士顿附近的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GE）公司做设计工作。
那时候，办公室里有一位老同事叫Charlie，是个地道的波士顿人，从小在这里出生、长大，对这座城市和GE几十年来的旧事都熟得不能再熟。
Charlie很有些老派美国工程师的味道。他高中毕业后进GE，从车间里的学徒工干起，白天上班，晚上读书，后来拿到了MIT机械工程的本科文凭，也从车间一路走到了工程师的制图桌前。
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快退休了。
Charlie为人随和，话不多，却对GE几十年来的陈年旧事如数家珍。对于我这样刚进公司的年轻工程师来说，他简直就是一本会走路的《GE内部参考手册》。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常常跑去请教他。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
有一天，Charlie忽然问我：
“你知道Tung Chee-hwa吗？”
他说的是地道的美国人口音。
我愣了一下。
“Tung……什么？”
他又说了一遍。
我还是一脸茫然。
这倒不能完全怪我。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的名字一旦经过英语发音加工，有时候就像一个零件经过了好几道热处理——原材料还是那个原材料，出来以后却有点认不出了。
Charlie解释了半天，看我还是没反应，最后只好说：
“就是刚刚当上香港Chief Executive的那个人。”
我这才恍然大悟：
“哦！董建华！”
香港回归当然是件大事，董建华这个名字我自然听说过。只是我从来没有把Charlie嘴里的“Tung Chee-hwa”和“董建华”联系起来。
Charlie看我终于接上了线，靠在椅背上，脸上露出一点神秘又得意的笑意。
“I know him.”
我认识他。
我的第一反应是：
“怎么可能？”
一个是刚刚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人，一个是坐在我旁边、马上准备退休的GE老工程师。无论怎么看，这两个人都不像应该出现在同一个故事里。
Charlie倒不着急，慢慢讲了起来。
原来，1960年，23岁的董建华从英国利物浦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的通用电气工作。那时GE在当地有工业和船用蒸汽轮机等大型动力设备业务，年轻的董建华在那里做设计工程师，一干就是五年。
Charlie说，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们认识了。
说到这里，他颇有几分“这事你不知道吧”的得意。
在Charlie的记忆里，Chee-hwa是个很谦虚、也很好学的年轻人。做技术总结、写报告、准备汇报材料，有些东西会拿给他看，请他帮忙修改。
Charlie笑着告诉我：
“他有不少报告，我都帮他改过。”
他说得很自然。
我听着却觉得很有意思。
仿佛香港首任行政长官早年的那些工程技术报告里，还藏着几个属于Charlie的英文逗号和句号。
至于那些报告究竟写了些什么，我当然已经无从知道。也许是蒸汽轮机的叶片，也许是某个轴承，也许只是某项后来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设备设计。
但Charlie记得很清楚的是，当年的董建华，看上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工程师。
没有什么“船王之子”的派头。
上班，画图，算数据，写报告。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别人；报告写得不够好，也会请同事帮忙修改。
Charlie笑着说：
“那时候根本看不出来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更没想到他以后会这么有名。”
这大概是整件事情最让我难忘的地方。
我们后来知道的董建华，是香港特首，是政治人物，是新闻里的名字。
可是在Charlie的记忆里，他首先只是一个叫Chee-hwa的年轻工程师。
一个二十多岁、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
历史人物一旦进入历史，总容易显得庄严。照片是庄严的，履历是庄严的，新闻也是庄严的。
可一个人的青年时代，通常没有那么庄严。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未来。
年轻的董建华大概不会在画蒸汽轮机图纸的时候想到，三十多年以后，自己会站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聚光灯下。
Charlie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眼前这个经常拿报告来请教的年轻同事，有一天会成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
他们只是两个GE同事。
一个问，一个答。
一个写，一个改。
如此而已。
后来，董建华离开GE，去了纽约，进入家族的航运事业；再后来回到香港，经商、从政，人生驶入了另一条航道。
Charlie则一直留在GE。
从学徒工，到MIT毕业的机械工程师，再到头发花白、准备退休的老工程师。
两条人生轨迹，在六十年代的马萨诸塞偶然交会了几年，随后各自远去。
三十多年以后，因为香港回归，它们又在GE的一间办公室里重新交会了一次。
今天想来，我甚至有点庆幸，当时没有一下子听懂“Tung Chee-hwa”是谁。
否则，Charlie也许只会随口说一句：
“Oh, I used to work with him.”
然后话题就过去了。
正因为我一脸茫然，又满脸不信，他才来了兴致，把这段压在记忆深处三十多年的往事，一点一点讲给我听。
于是，我也有幸从一个普通美国老工程师的眼睛里，看见了一个与新闻照片完全不同的董建华。
不是香港特首。
不是船王之子。
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工程师。
在马萨诸塞的工厂里，面对图纸、数字和机器，认真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很多年以后回头看，才会发现，有些后来惊人的人生转折，最初不过藏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里。
一张摊开的图纸。
几份需要修改的报告。
还有两个年轻工程师之间再寻常不过的交谈。
三十多年以后，其中一个站到了维港的聚光灯下。
另一个坐在波士顿附近的GE办公室里，笑着对我说：
“I know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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