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在美国神经内科训练的三年：启程与相遇
司徒
纽约内科第一年结束，本来该直接续第二年，
但我实在太累，就先停了几个月，想清楚路怎么走。
我写信感谢一位很 nice 的前辈 K 医生，也说我对神经内科有兴趣。
他回我：“你太客气了。如果你真想走，我可以写推荐信，帮你争取一个位置。”
那一刻，我很感动。
第一站到了东部某医学院。
面谈时，副主任对我说了一句我一直记得的话：
“要成为真正的神经科医生，得跟三十个神经科老师学过。”
意思是——不是上两门课就能出师。
后来我又去了南部沿海某城市面试。
不久我飞到亚利桑那（Arizona）面谈。
到科里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系秘书。
她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了几句。
我愣了一下——心里忽然多了一点命运感，也多了一点使命感。
接着见到神经内科主任 R 教授。
他微微发福，留着大胡子，叼着烟斗，
是一位做神经语言方向研究的老派学者医生，说话温和、带点幽默。
他问我：“在中国医学院难进吗？”
我说：“挺难的，那年 1978 年，中国全国高考录取率不到 6%。”
他笑着说：“那你一定很聪明。你才三十出头，还能再干三十年。
我认识的神经科医生里，提前退休的通常就两个 D——Depression 和 Dementia。”
我们都笑了。
第二天见创始主任 S 教授（名校训练）。
他问：“在中国学神经解剖吗？你会写英文吗？”
我说：“会。我硕士论文研究的是酒精代谢产物及其加合物（adduct）。”
他看了标题，笑说：“你的英文比我还好。”
我还在返程路上，就接到电话——对方对我的表现很满意，问我是否尽快入职。
我说需要几周时间收拾行李，就这样定了。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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