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岁的最后一天碰上我的先生，跟他成为“乡党“，”好哥儿们”。我那天去跟朋友过生日，喝多了酒，骑自行回来的路上倒在校门口马路旁边的小树丛里，我的室友拉不动我，他正好路过，背我回去。其实我们之前属于大三线下的不同分厂，但是我小学中学时代不停转学，他跟我不熟，有些传闻他是听过的。他年龄跟我一样大，但是比我小一届，性格直爽开朗，我的“糗事”，他问，我就讲给他听，他的点评总是出乎意料的的“接地气“，带着关中人“生冷甑犟”的特殊幽默感，我自己也会开怀大笑，跟他一起回望笑“红尘”。他的弟弟意外去世，有一阵他很难过，我陪着他，那时候我留着一个雌雄难辨的“短寸“，后来他就干脆叫我”冬冬“，那是他弟弟的名字。有三年时间我们是”最好的哥哥跟弟弟“。他那时有个高中时代单恋的女生，我就跟”弟弟“一样帮他写情书，给他出主意追女朋友。我大学毕业那年，他女朋友也毕业，为了分配去向把他给甩了。我做完毕业设计快离校时跟他坐在马路牙子上喝酒，两个都傻气又寂寞的人，我劝他：你这么实在又踏实的人，是她不识货，天涯何处无芳草？他也安慰我：你也是个对感情执着又认真的人，一定会有一个人发现你的好真心实意的待你！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上了头，冷不丁的来了一句：是像你一样诚心实意的待我吗？
我俩当时就对看了一眼，好像是有什么突然就不同了。据他的说法是当时我就向他求婚（逼婚）了。我说：既然你也没人要，我也没人要，要不咱俩结婚吧，咱整一个幸福婚姻给他们看！
他愣了一下，说，你认真的？就你个“男人婆“，先把头发留起来！等你明天酒醒了，如果还是这个想法，我就“舍命陪君子“。
我说好！
第二天，我酒醒了，跑去敲他的宿舍门，告诉他两件事：我的头发要为他留起来，我要跟他一毕业就结婚。
他说：成 ！顺手从操场旁边的草丛里摘下一根蓝色的小花“勿忘我“，编成一个”戒指“套在我的中指上，我们俩就算是”订婚“了。
我们那时大学毕业是要“服从国家分配“的，我分到天津的一个研究所。他比我晚毕业一年，用一张”留京指标“换了一个”去天津教书“的机会。我去天津东站接他的时候，发现他一个人带着行李，正坐在马路牙子上”傻乎乎一个人笑得前仰后合“。原因是：天津人说话真是太逗了，满大街都是“说相声”的。他大马金刀的站起来说：我来娶你了！要不，同学，咱们的纯真友谊现在也该突破一下吧，然后就第一次亲了我一下，因为太过紧张，太用力过猛，我们俩的嘴都被牙齿磕破了。
那年夏天我爸从美国回来，我妈跟他在天津我大姨家一起“审我”：他们俩几乎同时说。我爸说的是“嫁一个你爱的人”，我妈说的是“嫁一个爱你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婚姻真相。但是我当时既不确定他是“我爱的人”，也不确定“他是爱我的人”。我如实回答。我父母沉吟良久，问我理由：我说他是我最信任的人。父母问我例子：跟他连朋友都不算时，去香山回来等车，他看见我冻的牙齿打颤，不动声色的站在上风头为我挡风—此为担当。我喝多酒被他背到医务室，系里领导追问“如何不成体统”，他说老乡聚会，他不懂事劝我多喝两杯，事后毫不张扬—此为义气跟沉稳。我的姑姥爷瘫痪了，每次洗澡均为大事，他知道后好几次跟我过去帮老人洗澡 –此为善良跟孝道。我跟他近乎儿戏相约“共度一生“，他却郑重用”留京指标“换取”相聚“，此为重诺。我跟父母说：彼此都是良人，我们可以先结婚后谈恋爱。
他6月10号来天津报道，我们6月15号去领的证。那五天是各自单位出“单身证明”用掉的。我们没有婚房，天津人大概是全中国最讲人情味儿的一群人，他的教研所把体育器材室给我们腾出来一半儿，用木板隔起来，我们跟一堆“篮球”，“足球”，“排球”住在一起。
我们婚后的生活可以用“鸡飞狗跳“来形容，两个都是个性极强的人，磨合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不过在大的原则上，我们都彼此尊重。我是第一批跳出”体制“进入外企的人，我父母极力反对。我当时要拿出”档案“需要付一大笔”档案转移费“，我先生省吃俭用，从家里亲戚那里帮我凑出来这笔钱。我弟弟青年时期是”大帅哥“一枚，有好几个女生追求他，他被追的“颠三倒四”结果犯下“人命”—大四的时候，一位女朋友怀孕了，他为了挽回错误，一毕业就要结婚办酒席。我父母那种老派知识分子当时跟我弟的关系闹得非常僵。还是我家先生把我家当时所有的钱都取出来还借了亲戚朋友的钱给我弟“撑面子，办酒席”。--用他的话说，咱不能让你弟就因为这件事一辈子在他媳妇跟丈母娘跟前抬不起头，说不起话。总之，我家先生就是一个典型关中大丈夫，他粗线条，但是心胸开阔，像太阳一样的照亮了我。
我们在“七年之痒”也闹过离婚，后来彼此冷静，决定他放弃“高校副教授”，我放弃“外企白领”移民加拿大从新开始。做为技术移民，我是主申请人，通过雅思考试，香港面试。我们于2003年登录加拿大，最初的计划是：他打工，我先去读MBA，当年也申请了Western的工商管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在登录后的第二个月摔断了腿。按照安省的医疗制度，我们的医疗卡要在3个月后才生效。高昂的医疗费跟生活费用叠加，我们带来的钱眼见着就不多了。我放弃MBA，四处找工作。
我在加拿大工作20年，特别凑巧的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份制造业ERP Consultant的合同工—客户方因为不满实施方的拖延，雇佣的我。那时候因为“没有加拿大工作经验“，本来按实施方的计划要再拖6个月还要塞进两个实习生的采购模块我上来噼里啪啦的一统整合，3个月就”搭起来“了，连员工使用手册都写了。我踩了”实施公司“的雷，最初是客户方跟实施方的一串“冲突”，最后客户方觉得还是不能“得罪“实施方，把我给放弃了。
20年前，也是大年三十，将要下班前，项目经理对我说：Your Contract is Over. 这个消息非常突然，因为两天前公司总部刚派我来到Kanata的分公司，要我“协助”这边的实施，就像我在多伦多做的那样，结果，第三天，我就Over了。
当天晚上，一位好心的同事载我从Kanata 赶到渥太华，搭夜班航班回多伦多。我一直忍不住的哭泣。那时候没有手机，只是在离开公司前用座机给先生打了个电话，告知我将要去赶的航班。
在渥太华机场空荡荡的等候区里，一个哭泣的中国女人会比较奇怪。一个机场安检，一个看起来举止文雅的中国男人走近我，非常关切的询问我“你还好吗？陌生的地方，糟糕的经历听到同胞的安慰的声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的。 他说他是在渥太华读书的大陆留学生，一口的京片子，让我仿佛回到大学校园，我放下了防备，我诉说我的遭遇，谈到当时不得不暂时留在国内的女儿，为了能尽早的接她来团聚我发了400多份简历才得到这份工作，我家先生一直在努力的找工作还没有结果。他也说自己在渥太华求学不得不接受英法双语学习的巨大挑战。最后他说，过年了，我们拥抱一下互相鼓励。
在那种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遭受了性侵—在我最脆弱无助的时候，在我对同胞给予无限信任的时候。他利用身高压制住我使我无法立即挣开逃离。令我之后倍感羞辱的一个细节是：在最初的一两分钟内，我觉出了他的魔爪已经开始了侵犯，但是我震惊到无法置信正在发生的事，直到他的牙齿咬上了我的脖子，我才尖叫出声，拼命挣脱跑了开去。我跑的慌不择路，只拖着电脑包逃走。我跑向认为最远的一个有人影晃动的候机厅，我跑进女厕所，一边哭，一边拼命洗我的脖子，用冷水冲脸，冲头，冲胸部，拼命搓手。大冬天，我上身的整个毛衣全都湿透了。我就湿漉漉的往下滴着水用大衣裹住自己，抱住自己蜷缩在女厕最角落的一个隔间里瑟瑟发抖，一边告诉自己，手提箱还留在那边，我的工卡证件还在里面，千万别让那个恶魔拿走了，万一他拿到证件找到我可怎么办？你一定要坚强，找到机场的警察，一定要找女警，回到那里，取回自己的箱子。等等，好像那人说是机场的安检，他们会不会认识，我到底怎么办？
一位较为年长的女士注意到了我，她出去然后又进来隔着门问我出了什么事，需不需要帮助。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将我的遭遇叙述给她。她想了想，提出帮我去另外一个大厅查看行李的情况，因为那个候机大厅在当时几乎是空的，她帮我拿回了行李箱。我呆在那个候机厅里，那位年长女士一直陪着我，她的航班早飞，临走前，她把一串玫瑰念珠缠在我的手腕上，说：孩子，别怕，圣母会跟你在一起。
我等到自己的航班马上起飞最后一次通知了才逃一样的去登机。在登机口我一直低着头，在进去的最后一个瞬间，我看见那个魔鬼跟另外两个安检人员站在一起，他的手指了指我这边，脸很得意的样子，两外两个人在笑。这一瞥像刀子一样刺疼了我的心，羞耻，愤怒，悲伤一起涌上来。可是我不敢哭，将手塞进嘴里拼命的咬住。直至将手背咬破咬出血。血腥的味道还有疼痛要我冷静，我就这样在20年前大年三十的夜半回到了多伦多。
那天在机场，我见到先生开着我们那辆破车出现的时候，我放声大哭，但是先生要拥抱我的时候我又狠狠的把他推开，我完全接受不了任何的身体接触，同时抑制不住的呕吐，是那种狂呕。他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以为是我一贯骄傲，经受了打击着凉的胃肠反应。
当天夜里我回到家仍然哭的昏天黑地，我说自己太累了需要自己呆着，我拒绝睡在我们的床上，坚持蜷缩在沙法的角落里。当我先生想要帮我换下湿漉漉的毛衣时我还拳打脚踢的反抗，在他胳膊上狠狠的咬了一口。他知道我出了事，对我说：你不用说话，我问你问题你只需要点头摇头。
我点头。
他问你是不是受到了侵犯：我的眼泪哗哗的流，我点头。
他问我：需要去警局报案留证据什么的吗？
我摇头。
他说：是没证据还是没有严重到需要留证据的程度？你摇一下头代表没证据，你摇两下代表第二种。
我摇了两下。
他说：傻瓜，就当是被疯狗给咬了一下，你别惩罚自己，把湿衣服换了。我带你去“游车河”。
他带着我开着我们那辆破二手车，从401，427，QEW, 400兜了一大圈，放着从国内带来的高明骏的磁带，在“我独自在风雨中”的歌声里，在深夜开过QEW，穿过多伦多市中心的万家灯火。在“我的女孩，不是你不好”的歌声里，他轻轻的哼唱着，把歌词改了“过去种种，让它释怀”，他腾出一只手轻轻的拍着我，我渐渐的在车上睡着了。下车的时候，我困得几乎睁不开眼，是他拖着我进电梯，鞋子，袜子也是他帮我脱的。我之前精神高度紧张，一旦不紧绷就立刻撑不住了。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当时我们住在Etobicoke, 我们决定去唐人街买条鱼过年。那里非常不好停车，我跑进超市去买鱼，让先生坐车里。结果街对面有个卖电话卡的—那时候打越洋电话是要用这种电话卡的。先生想，过年了，也该跟家里联系联系，所以他就离开了驾驶室，跑到街对面去买电话卡，据他说总共就两分钟时间，等他跑回来，警察已经在撕罚单了。那时候，他英语还不大灵光，没法跟警察吵，我们只好自认倒霉。结果拿罚单一看，上面写着“在高速公路上停车”,罚了180多块。20年以前，这个罚款金额是非常高的。
我们俩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蒸好鱼，谁也不下筷子—这条鱼真是太贵了！我们的房东是89年那一批出来的大陆移民，春节了，过来问侯一下。看见我们垂头丧气的样子就鼓励我们说：工作会有的！后来，他介绍了一份仓库工作给我家先生。这家公司，我家先生一直干了20年直到现在，从普通货物分拣工人，干到Supervisor，再干到manager, 再干到Section Manager。他在我家喝茶的时候，看见了那串在渥太华机场老太太送我的玫瑰念珠，其实，那时候我们是傻傻的区分不开基督教跟天主教。我们的房东是天主教徒，他指出，这种玫瑰念珠是天主教才有的。我受到了感染，决定去听慕道班，后来我们领洗。之后，接了女儿过来，我们搬去Scarborough， 接着儿子出生，我们搬去Markham，再后来非常意外的又有了小三三，算是一个额外的Bonus。
就像是命运的轮回，20年后，同样是在大年三十，我遭到了“解雇”，这样的巧合加重了我“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我的脑子中20年前在渥太华机场的经历一遍遍的在脑子里回访，我抑制不住的恶心，呕吐。我害怕男性，接受不了来自异性的目光，甚至是我的先生，我也不能忍受跟他的任何身体接触。我们分房而睡，我在自怜，内疚，困惑，抱歉中彻夜难眠，痛苦挣扎。就是在那时，我常产生“幻觉”，眼前很多小飞虫，苍蝇，蚊子挥之不去。我开始用烧红的餐刀自残，用尖锐的疼痛“缓解”内心的煎熬。
我的先生没有放弃我，他抱着那把好久也不弹的破吉他坐在远处用他五音不全的声音唱：我的女孩，不是你不好，有些问题确实存在，你内心的痛苦，我都明白，过去种种，请你释怀……
他再次载着我去“游车河”，当我们一次次的驶过QEW，看见多伦多的万家灯火一次次的扑面而来的时候，那是真真切切的“人间烟火”，当两个年岁加起来超过100岁的白发老人一起唱“海阔天空“的时候，那是真真切切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黑暗，终将过去，爱情，不可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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