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下乡事: "Nancy苏苏:兵团的艰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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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guzheng 在 12-05-03 08:49
1966年来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参加工作了,我们的工资待遇很低,高中生每月28元,初中生只有25元,连队里绝大多数是初中生。我们的粮食定量是男生50斤,女生45斤。因为在戈壁滩上开掘渠道是重体力劳动,所以我们的粮食定量比城市里居民的要高很多,可是粮食还是不够吃,天天觉得肚子饿。
1966年11月为农三团开凿的水渠竣工,我们搬到了距酒泉80里的花城湖戈壁滩修干渠。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农三团所在的边湾农场还要差。当时我们每月发到手里的工资只有7元,连里已经把18元的伙食费预先扣除了,每个人拿到的是18元的饭菜票(男生是20元)。刚开始是把一个月的饭菜票一次性发到大家手上,可是很多人特别是男生不到月底饭票就光了,连长只好发动我们女生学雷锋,为男生捐助,但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女生虽比男生吃得少些,但女生定量也比他们的少,还是不够吃的。
随着劳动强度的不断增加和食堂的饭菜缺油少盐,连女生们也越来越觉得吃不饱了。为了帮助战士们计划用饭票,连里又出台了新方案,每次先发半个月的,可是刚过十二、三天许多男生就没有饭吃了。后来连领导不得不在饭票的发放上一再翻新花样,从半个月发一次改为10天发一次,再到一周一次,直至最后缩短为3天发一次。
到第三天的中午工地上开饭时,我和班里的许多同志饭票早已用完,只能躲得远远的,看着少数几个会计划的同志打饭吃,我们不敢靠近,因为不好意思再接受她们给我们让的饭,她们能坚持到最后一天,也不容易,那可是她们每顿严格控制定量的结果。
其实早上那顿饭我们就没得吃了,只好多喝些水,饿着肚子干一上午,到了下午就更是头昏眼花,身子轻飘飘的,蹬铁锨的脚也是软绵绵的,每铲起一铁锨戈壁石再甩出去都感到非常吃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咬牙坚持劳动,因为有一个希望在支撑着大家:今晚睡前饥肠辘辘的肚子可以有东西填了。
下午收工时大家拖着饥饿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一进屋,我们连洗的力气都没有了,坐在铺边两脚一踢,一双脏兮兮的鞋就甩到了铺下,然后整个身体咚地一声歪倒在铺上,拉过被子往头上一蒙只想睡觉,希望能用睡眠来抵御饥饿。可是有几个人能睡得着呢?从被窝里隐约传出的呜呜的哭声你就知道我们饿呀,往往是一个哭声会勾起大家的伤感,都会哭起来,班排长过来劝也没有用,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刚刚离开大城市,离开父母,千里迢迢来到河西,还要饿着肚子干那么重的活,心里觉得好委屈,向谁去诉说呢?只好哭一场吧。人们在被窝里边哭边苦苦地等待,等到晚上8点后各班的经管委员从食堂领来饭票。
和部队一样,建设兵团的每一个连里都有一个经济管理委员会,监管伙食,各班也都有一个经管委员,主要职责是发饭菜票,给食堂帮厨,把班里同志们对伙食的意见反馈给食堂。我是班里的经管委员,每到发饭票的时候我似乎忘记了饥饿,一骨碌从铺上爬起来跑进食堂,回来后以最快的速度把饭票发到饥饿难耐的战友手中。大家一拿到饭票就急忙往食堂跑,食堂还没有关门,我们买来早已放凉了的窝头,回到宿舍就着水和咸菜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不过这就预支了下一个三天的饭票,到时还会接不上顿的,可是此时没有人去考虑那么多了,先喂饱了肚子再说。
后来连领导把我们享受这一点点“奢侈”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下令食堂晚8点后不许给任何人卖饭,所以当晚拿到饭票的我们只好饿着肚子钻进被窝。有的战友做梦都在找吃的,有的半夜给饿醒,在被窝里独自啜泣,还有的饿得睡不着,只好起来拼命喝水,眼巴巴地盼天亮。
这样三天一个轮回,虽说第三天日子不好过,但也有一定效果,至少不会亏空那么多了。经常的挨饿终于迫使不少人学会了克制和计划,每顿吃几两都严格按规定办,肚子再饿也不会超出定量。为了节省一顿的饭票,我们星期天早上大都起得很晚。
为了补充每月的口粮,我们只好跟家里要全国粮票,再到食堂买饭票,可是食堂最多只允许每人在定量外买5至10斤饭票,无奈我们只好用全国粮票到小卖部买饼干吃。记得我最多一个月吃过60斤粮食还外加饼干等食品,连里有些男生一个月要吃一百多斤。
那时我们都很老实,不会偷懒,更不敢反抗,饿着肚子还起劲地干活(当然这和我们大部分战友出身不好有关)。我结婚后听老公说他们连队起初也实行粮食定量,根本吃不饱,终于大家忍无可忍了,有一天早晨上工的哨声响后没有人去上班,连长问为什么,答曰肚子饿,没力气。连长无法,几经周折最后连领导决定放开让大家吃(放开吃是不限制定量,但饭票还得自己掏钱买,由于工资太低,许多人还是吃不饱)。我们连为什么没有遇到这等好事呢?原因是他们是农业连队,本身就是生产粮食的,而我们是工程团下属的连队,只干工程,自身不产粮,只好按照国家定量来吃粮。
他们连放开定量以后还有一个故事呢。一位兰州来的大个子战友特别能吃,每次打饭都嫌给的少,为此常和食堂发生口角。有一次炊事员说,你能拿来多大的饭盆,就给你打多少饭。他一听乐了,回去翻遍了自己的盆盆罐罐都没有令他满意的,于是去了小卖部,可那里饭盒的尺寸也不够大。终于他眼前一亮,发现货架上有一个带盖带把儿的大罐子,就对营业员说:我就要这个。营业员一看笑了说:那是尿盆呀!这位仁兄竟高兴地把那只大尿盆买回来打饭用,从此以后他用尿盆吃饭的故事就成了连队业余生活的笑料,直到今天老战友们聚会时还常常提起这事。
我们的粮食定量里粗粮多,细粮少,常年吃的都是玉米面、大麦面、青稞面、高粱米、小米等杂粮,一周可能会吃一两顿白面馒头,米饭从来没有吃过。白面除了留到节假日吃以外,日常还用来给病号做病号饭,病号饭就是把手擀面用葱花炝锅做成汤面。有一次我为班里的病号打饭时冒昧地问炊事员能否给我卖一点面汤,他们同意了,所以我有幸第一次尝到病号饭面汤的味道,好吃极了。我多么希望自己也病一回,吃上一顿病号饭呀(买病号饭得有卫生员开具的生病的证明),可老天爷总不让我生病,有时即使有点小病我也都坚持着去上班,所以难得有机会享受那“美餐”。
在各种杂粮中,青稞面最不好做也不好吃,炊事员们把和好的面揉成一个长长的面棒,再切成一段一段的,很像菜刀的把,于是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刀把子”。刀把子是在笼屉上蒸出来的,吃起来粘牙,有些人喜欢蘸糖吃。青稞生长在高寒的青藏高原,是凉性面食,人吃下去不容易消化,肚子会产生很多凉气,咕噜噜的响。如果当天晚饭吃的是刀把子,又赶上饭后全连开大会政治学习,那可就热闹了。
会场设在饭堂的地窝子里,讲台前只点着一盏大一点的马灯,下面的会场是黑黢黢的。指导员在马灯下读报纸或文件时,就听见黑暗里“通”一声,男生区一个大屁肆无忌惮地响起来,大家一阵狂笑,指导员和连长就骂:“笑什么?这是政治学习!”话还没落音,就听到另一个角落里“卜呜呜”一声,是一个带拐弯的屁,又是一阵疯笑。既然有人开了头,领导又无法追究“肇事者”,其他人就不必再委屈自己的肚子了,放心地开闸吧,于是会场上一片骚乱,各种不同调门的“大炮小炮”此起彼伏。女生这边原本没有人敢造次,都把双腿抱紧,努力地憋着,可是不断产生的气体使肚子胀得难受,活受罪呀,多亏男生营造了这么一个“宽松”的气氛,女生也趁机放肆起来,人们笑得东倒西歪,政治学习进行不下去了,最后领导不得不上纲上线说:“有些人是别有用心,有意干扰政治学习!”这句话一下子把大家震慑住了,局面方才得到控制(因为我们连大多数人出身不好,谁都害怕被看作是“别有用心”)。这以后如果有全连大会,晚饭食堂就不再供应刀把子了,有效地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我班的小李胖呼呼的,但她却是个凉性体质,一沾凉屁就特别多,为此得了一个外号“屁太太”。吃了刀把子她受的那份罪就可想而知了,每到晚上要开大会时她总是愁容满面,又不能为这事请假,怎么办?排长特许她坐在会场的门边,肚子一咕噜,马上就往外跑。有一晚,开会的哨声响起,大家都跑去操场集合,我刚要走她把我拉住了,要我帮忙看着门,别让外人进来。只见她在自己的铺边拿出了一卷橡皮膏脱下裤子蹲在那里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以为她大腿上有伤呢。事后我问她怎么了,她说给肛门贴块橡皮膏,看看是不是有效,当时可把我给笑翻了,“小李啊,真难为你了!为了不影响开会,你竟想出了这么个克制自己的办法。”会后她说橡皮膏根本不管事儿,以后不再贴了。
除了劳动强度大以外,粮食不够吃还有其他原因,我们的副食供应跟不上,食用油不时断顿,蔬菜常年都是水煮老四样:土豆、胡萝卜、卷心菜、海带,至于肉就更别提了,过年过节能吃上一两顿红烧肉,平时根本见不到肉。可是有一次吃肉的经历让我们都不好受。那时我们连有一头大骆驼,给连里拉水跑运输,它是我们在荒漠上和外界连接的唯一交通工具。由于日复一日地劳作,它瘦得皮包骨,有一天它终于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连几天食堂供应的都是它的肉,肉吃进嘴里感觉味同嚼蜡,心里很不是滋味,它真是把全身都奉献给我们了。
六七年冬我五叔从上海到兰州出差,特意到兵团来看我。到连队时我们还远在几里地以外的工地上,下班回来他看到我们大吃一惊,我班五六个人扛着工具,踢踢突突地从远处走来,头上戴着捂着耳朵的军用大面帽,身上的棉衣外系着一根破草绳,脚蹬一双印度兵的大头鞋,真把他看呆了,上海大城市里哪里见过这种“行头”?晚饭他跟我们一起吃大麦面窝头和飘着几片红萝卜、海带的清汤。饭后他对连领导惊呼:你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如此强度的劳动和如此糟糕的伙食孩子们的身体如何吃得消?第二天他带我去酒泉,说要好好犒劳我一顿,在酒泉饭店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离家到现在一年多了从没有吃过鸡蛋和米饭,就给我来份鸡蛋炒饭吧,结果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盘,太香了! 六七年的春节是在花城湖过的,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离开家在戈壁上过年。班上大部分同志趁乱回天津了,年三十夜晚只有我们五六个人在地窝子里守岁。我们边打扑克牌边吃着从小卖部买来的柿饼子,核桃和一些水果,很快我和小李就感到恶心起来,不得不出去呕吐,还一阵阵地打生食嗝,平时总是吃不饱,现在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胃里都接受不了了。
六八年我们搬到了嘉峪关,为氮肥厂挖掘循环水池和自来水管道,但我们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没有肉吃再加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食用油供应,战友们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了。食堂的饭倒是好做了,炊事员把炒菜变成白水煮菜,开锅后撒把盐。很快在野外劳作的我们身体垮了,不少人得了肝炎和夜盲症,病号猛增,劳力锐减,工程不能按时完成,连长比谁都着急,命食堂管理员外出找油,无奈他总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令大家大失所望。连长不得不叫管理员去买核桃来榨油,我们才算吃上有点油水的菜。
一次管理员意外从当地老乡那儿买来了一批鸡蛋,工地上人们听说了这事都欢呼雀跃,劳动效率突飞猛进。那天晚饭食堂没有做主食,全部是笼屉里蒸的鸡蛋。我们每人都买了十几个,4排的小贾一气儿吃了13个,吃完就倒在地上打滚,手捂着肚子呻吟,大家马上把她抬到卫生所;我也不知不觉吃了9个,胃快要撑破了,疼痛难忍,也被大伙送到卫生所。哎,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吃多了肚子胀也遭罪呀。一年多没见鸡蛋了,此刻谁能克制得住啊。那次连里很多人都把鸡蛋吃伤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爱吃煮鸡蛋,总感觉有股鸡粪的味道。
我们每月工资扣除了饭菜票后所剩的那7元钱买点邮票信封、牙膏、卫生纸什么的也就剩下五元了,如果要加买点饭菜票,剩的钱就更少,大家尽量把剩余的钱存起来留着探亲时买火车票。可是有一个月发工资时我们发现每人都扣了2元,说是扣我们的欠款。原来我们报名来河西时,农十一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一个军用书包、一只搪瓷缸子和一朵纸做的大红花,当时还以为这些东西是白送的,现在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切都要我们自己掏腰包,大家非常气愤!为何当时不明白告诉我们?嘿,那时我们身着军装,胸前佩戴着大红花自豪地走在天津大街上的时候,做梦都想不到就连那朵花也要我们日后用自己的劳动来支付!十一师太吝啬了!从此以后每个月都要扣除两元,辛苦劳作了一个月,我们手里就只能拿到5元零花钱。
有一个月我领到工资后就把钱塞在裤子口袋里,第二天中午在工地吃饭时我从口袋里掏饭票,一不小心带出了那张5元的票子,它一下子就被风刮跑了,我扔下饭盒死命地追,那可是我一个月的零用钱那,丢了我这个月怎么过呀。那天刮着大风,地上的尘土扬起来,几米以外一片混沌,我不顾一切地猛追,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回头一看是我班的两位战友,她们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不由分说拉住我就往回返。我急了问,你们要干什么?她们告诉我班长派她们把我叫回去,隔壁滩上很多地方都分布着渠道,有的是干渠,又宽又深,水流很急,掉下去就没命了。其他连队曾有此类悲剧发生,已有知青葬身渠道。我听不进她们的话,使劲挣脱她们想继续去追我的钱,可她俩死死地架着我往回走,最后我哭着被她们拽回来了。那个月我只好借钱度日,以后好几个月我省吃俭用攒钱还账。
不知不觉这个扣款竟持续了近两年。一天一个战友在工间休息时无意中说不知这个扣款要到何时,这下子提醒了大家,经查实,发现扣款的数额早已超过应支付的数字了,可司务长还继续的扣,把我们都当傻帽了,后来上级知道了这事派人来查账,证实是他贪污,大家气愤异常,本来我们每月所剩的血汗钱就少得可怜,他还要从我们身上刮油,心太黑了!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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