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主席还能挥手，我们前进的时候，“组织”控制着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调动工作、迁移户口，是能把人折腾掉好几层皮的事儿。这种情况，延续到90年代后期，猪总理把很多国营企业拆掉，把很多工人轰到大街上，换工作才不成为问题。
在以前的国营单位里，一旦进去，大多数人终生要跟身边的上下级同事相守。有了矛盾，无法回避，躲都没有地方躲。死磕，很多时候成了无奈的选择。
有一个故事，现在想起还觉得好笑。我同事某工，八十年代初公派到日本当研修生，后来厂里跟某日本大企业合作，这帮归国研修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九十年代初，日本公司遭遇人荒，给了老某到日本工作的offer，月薪20万日圆。这个薪水在日本可能算低水平，但是对国企工程师是天文数字。20万日元当时约合2万人民币，而我们的工资每个月才一百块多而已，文革前老本科的高工才拿两百。到日本干一年，等于在国内干一个世纪！
那时党中央治理整顿，没有辞职下海一说，小平猫在北京，没南巡呐。厂方绝不放人，抛开眼红因素不提，你这一走，不是动摇我们军心么。没有工厂介绍信，护照都办不成。
我们的老某，摸爬滚打了十年，从群众中学到很多死磕的招数。每天上班不干活，往厂长办公室一坐，要求谈心。厂长没功夫，没关系，我等着。白天没等到，晚上下了班，去厂领导家里，继续谈。领导家属说，尼玛，我们该吃晚饭了。老某说，正好，我就跟着随便吃点儿，嫂子，您甭客气，不用加菜，加双筷子就行。如此这般熬了一个月，厂长全家老小受不了，放人！
这是比较文雅的，其他彪悍招数不一一列举了。借用本坛一个积极分子的马甲来形容：彪悍的小石头不用多说。
在美国加拿大上班，我最喜欢的就是at will。除了死磕，还有“恕不奉陪”的权利。由于经历过欲走不能，我不把离开看作逃跑。人生苦短，反正我没兴趣跟谁死磕下去。
当然，真有证据、有把握告老板，sue him pants off，然后退休，那是很美好的事。对赤裸裸地歧视、性骚扰，感受的就不是气愤，乐还来不及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