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作者一直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个理想时代；而后期的共产党显然是令人失望的。现在我已经不如此认为了。当年因为相信理想社会，对马列主义进行过彻底的研究。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我将所有拿得出的钱都买了马列著作；并投身于奉献。说实话，习大大能读过我的三分之一就谢天谢地了。现在我认为：正是毛泽东时代造就了现在的时代。而现在这个时代的不可持续性恰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的不可持续。而哲学表明，不可持续意味着不合理。以下几点来说明为什么不合理；但根本是唯意识形态的专制；造成一元思维的极端。
1. 政治理论上的荒诞。
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是荒诞的，并且是自相矛盾。马克思是个学者，但不是哲学家。他唯一的哲学语言是：“哲学家们只关注解释世界，却没有关注改造世界”。这显然是哲学外行话，因为改造世界属于政治范畴。马克思借用了费而芭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来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支撑，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政治理论与唯物辩证法完全矛盾。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哲学悖论。
悖论1. 按照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不可能有接班人。
唯物主义的原则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由此引生出，【只有无产阶级最具有革命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其他的阶级都不可能】的结论。那么，以此推论，当无产阶级夺权后成为有产阶级后，必然丧失革命性。那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中国建党百年大会结束，国际歌唱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作者感到非常讽刺。因为在场的都是既得利益者，没有无产阶级。
悖论2. 按照辩证法，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
辩证法原则在政治上可以通俗地认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而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外加了一个必要条件，即所有人的觉悟都大大提高。这明显与辩证法原则相悖。有什么哲学伦理可以来证明，人的觉悟能够如此。人连自身的伦理来源都不清楚，又怎么去断定群体觉悟能如此？这明显脱离理性。
既然自身理论上都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将这些观念硬说成【放置四海而界准的真理】；不是很可笑吗？请注意，这【放置四海而界准的真理】的说法，产生于毛泽东时代，当然包括了毛泽东思想。当体制用权力来迫使民众接受某种偏执理论为绝对真理时，社会理性已经不存在了。
实事求是的说，马克思是个认真的学者，他的局限只是将线性逻辑的结论，用于非线性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没必要过多批评他。但是后辈对理论的绝对化，往往是带着功利。
2. 与文明潮流相背
现在让我们看看，马列主义理论如何与人类文明相背。列宁有句名言【革命成功后，我们将在红场，用黄金建一个厕所】，以此来让那些资产阶级去哭泣吧。语言生动，是个好演说家。但道理只有一半。因为后面应当再加一句。即，【将权力关在里面】。
人类走向文明的关键是：摆脱【讲势不讲理】的丛林法则。讲理就是政治的展开。那么，在进入政治前，人们会从哲学上考虑，什么样的势力需要被限制？历史回答非常明显；即， 权力与金钱。列宁的观点只强调资本势力，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权力势力。任何理的偏执，就是走向极端的根源。苏联官僚制度的腐朽显然马列理论有关；也与文明潮流相背。当时的世界潮流是自由主义；也就是强调个体价值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政治理念的兴起，其根本目的是将权力势力进行解构，与将资本势力进行限制，以防止垄断。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与这潮流不相符合。从本质上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是自由主义潮流中的一个不可持续的支流，它的不可持续性是：用集中的权力来强迫个体追随一个虚幻的理想；它走到限制权力的反面。49年后，中国经济恢复很快，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有化）运动后；才产生了58年浮夸的大跃进；对生产力有很大的伤害。中国精英在那时发声，结果产生残酷的反右运动。权力作为保证一元意识形态，发挥到极致使得社会走向沉默。大跃进的伤害使得三年自然灾害如此沉重，并波及每个家庭。甚至老毛也不吃红烧肉。这造成党内争论严重；本来这种争论是健康的象征。但是权力造成自我意志的对决。于是，道理的争论变成个人的站队。老毛以反对他的名义，将彭德怀拿下。那么党内的右派产生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内走向沉默。后来的运动不断，只是为了党内更加统一；例如四清四不清等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权力控制人的思想，造成无法说理的环境。【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口号至今还响彻在作者的耳边；一个疯狂的年代。文革的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权力的无限集中；从而造成意识形态的僵化。而这个时代文明主流恰恰是对权力的解构。多么讽刺的背道而驰。毛泽东在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虚幻的觉悟
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年代人们的觉悟相对还是不错的。如果能保持，显然比许多其他时候好。问题是: 那种状态是无法持续的！作者信仰理想而投身于奉献时，很快发现我这样的人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应付舆论潮流。那个时代的风气是虚幻的，表面的；常常是做作的，更是极其脆弱的。去年回国与朋友聊天，还开玩笑说： “当年你什么时候都偷懒，现在怎么这么马列呀”。这种虚幻的道德风气出现于一个理想模型被民众接受的初期。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例如太平天国的“普天之下介兄弟“。但是这种虚幻的道德很快会被现实世界中的利益博弈而破坏。当韦昌辉对东王开刀后，“普天之下介兄弟“的道德风气很快就崩溃了；文化大革命也有相同的作用。这是一个无法持续的道德幻觉。而真正的道德本源在何处？西方哲学家喋喋不休也没说出所以然。而作为修行人，作者很清楚。真正的道德来源于自身觉知深厚与圆融。中华文化中儒释道强调的心学只适合少数人；它不可能构成社会性。现代人不修行，意识形态理念是不可能战胜现实世界中的利益。中国人讲的德治，能涉及士大夫阶层已经很不错了。寄希望于民众觉悟，不光不现实；而且不道德。因为任何真正的道德产生于自愿的投入；不可能产生于诉求。以中华文化为根本来谴责西方文化缺乏道德；也是自大的。对社会普通民众，只能讲利益的合理分配。诉求道德如同拉着头发想离开地球。
4. 低效率的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下，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只允许国家拥有的企业与人民公社的土地集体化。这个模式成功的一个关键是：民众觉悟相对高。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想从国家集体中获得好处，并尽可能地少付出自身贡献。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开了没多久就不得不关闭；因为每个人在大锅饭时，都拼了命的吃。结果连种子都难保留。国家企业中，多少人往家里拿东西；个体能动性根本没有。也不允许任何带有个体性质的经济行为。【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正是因为如此，国家企业往往是亏损的。每年国家往里面再投入资金来维持。这样的经济又怎么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低效率的经济无法持久，最终国家不得不用【上山下乡】来转移危机。如果经济好，就不可能有【上山下乡】。我们是那一代见证人，最有发言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计划经济。那时有个名言叫，【计划赶不上变化】。它完美地为任何计划落空做了辩护；使得人们不用反思自然法则。的确如此，市场供需调节往往快于计划。许多发展往往在计划官僚运作中落空。这两种弊病加上官僚主义，使得体制没有活力。为什么改革开放中，国企私有化问题那么紧迫？这是因为国家已经没有资金来补贴与维持这些亏损的企业。所以当时才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提法。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这个模式没有效率！这才是评价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要指标。很明显，这是一个没有自由言论的社会；一个极端一元，抑制个体能动性的社会；一个迷信僵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改革开放给了这个社会一个软着陆的机会。那就是走向多元与中庸；放弃那荒诞的主义；务实地学习西方优点而不全盘西化；实事求是地对待经济与民生；真正把民众的利益当作行为准则。
5. 淘汰精英的官本位
这是中国的老问题。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的官本位文化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任何大一统的理由都无法为其辩护。而【主义至上】的唯意识形态又极度的放大了它的缺点。在中国文化中，理的解释来源变成了权力。为取得权力，人又不得不适应官场文化。而这种官场文化在封建科举中也许能选拔出一些精英；那些精英还有修身的传统。但是在唯意识形态的官本位中，权力的上升只需要站队与奉承。毛泽东时代将这弊病留下来了。它最后形成一个精英的淘汰机制。一批两面人，马屁鬼走上政治舞台。这些人爬上去，心已经残了。他们的脸相可以蒙蔽许多人，但在修行人面前，一目了然。在当今这个年代，看到如此的结果；令人无奈而痛心。也许毛泽东时代给人唯一的正面形象是，那一代人的脸相还能接受。
作为结论；作者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尝试；理论与实践都证明，那是一条错误的路线。没有任何留恋的价值。正是因为没有系统地从理论上，实践上认真探讨毛泽东时代的不可持续性，才使得当代中国政治出现了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迷思。作者不喜欢去责备前辈的探索。那个时代，理想吸引了多少热血青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作为后辈，以事后诸葛亮来谩骂先辈的付出，情何以堪。这也不是一个修行人应该有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