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窃取信仰的历程ZT
刘利华
（五）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具体条件和对中华民族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主义有作为信仰的机制和功能，也作为信仰被中国人接受，这是事实。那么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被马克思主义信仰取而代之又是如何发生的？
马克思有一句话：“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i]这句话有道理。但是“理论”与“需要”本身会有“好”、“坏”之别。理论与现实需要的关系，至少存在四种可能：坏理论满足坏需要（法西斯主义）、好理论满足好需要（普世价值）、坏理论满足好需要（马克思主义满足反专制需要）、好理论满足坏需要（好的理论被断章取义地恶用，如把老子的辩证智慧用为玩弄阴谋、把孔孟之道用于支持皇权专制）。具体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理论与需要本身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纯坏或纯好的，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而且好坏比重不同的情况会有无限多种可能。
中国人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被动地和西方遭遇的，是面对以崇拜物力的A型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为道义根据的掠夺和欺辱，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历史被动，而学来了以崇拜劳动阶级的B型阶级斗争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A、B型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说法的原创者是张纯良先生）这个过程，笼统地可以比喻为一个温文儒雅、谦和礼貌的书生，百经强盗洗劫，最后被逼无奈、迫不得已地舞枪弄棒起来，最后找到了一种以毒攻毒、以恶制恶的武林秘笈――马克思主义。
但是，中国人从一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仅仅当作“用”，“物或恶之，有道者不处”，即时用之，即时弃之的工具的。李大钊在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就把“主义”的必要性理解为能成为“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ii]；毛泽东在1920年底给同为新民学会会友的罗章龙写信说，“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能知所趋赴。”[iii]那个时代中国面临着国力衰败、民不聊生、军阀主宰的乱象，中华民族处于被西方列强干涉，侵略甚至瓜分的民族危亡之中，这决定了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精英必然会要把寻求个人生活的终极意义与寻求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结合在一起。
但是中国人也并不是一上来就拥抱了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以毛泽东为例，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主办《湘江评论》时，明确地拒绝“流血革命”而青睐克鲁泡特金的“呼声革命”，他曾亲身起草过在岳麓山上建“新村”的“新村计划”、 发起过“上海工读互助团”、“湘潭教育促进会”、“文化书社”等社团，参与过“湖南自治运动”和“驱张运动”等等改良实践。当体会出所有这些都达不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才在1920与1921年之交，把接受俄国人的革命道路先当作了“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条变计”。
所以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取代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一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有乘虚而入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从1840年至辛亥革命的70年中，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在论证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上越来越变得捉襟见肘，不再具有道义权威。辛亥革命的思想领袖们，又对信仰问题缺乏深度自觉。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沿着思想的激进主义方向更进一步，把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归罪于儒家思想体系，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批得体无完肤。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各种外来的思潮蜂拥而至，各行其道。中国百姓们虽然在尊天、崇祖、拜佛、仰圣的文化惯性中，并没有感觉到信仰的危机，然而在雅文化层面，天道信仰与其支持的那套儒家意识形态却坍塌了，中国知识精英陷入了信仰真空的状态。具有完备的人文价值体系，又有能提供准终极意义的信仰对象，还有一套完整的对付严苛的专制统治的社会改造方案的马克思主义就被一些最新潮的知识精英作为信仰接受了下来。
二是中国天道信仰的包容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畅行无阻的思想条件。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在天道信仰下，包容了、接纳了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也产生了自己的本土宗教道教。在天道信仰之下，对终极实在怎么认识都可以，只要是不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普世伦理价值――天理良心相反对的宗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就都被包容，都被允许在中国人民中发展信徒。中国天道信仰的伟大包容性、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起作用形式，其组织上的松散性及信仰环境的宽松状态，使得接纳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比接纳一种外来宗教更不存在心理障碍。并且在没有吃过其苦头之前，由于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专制统治的暴力斗争的合法性和理论工具，中国人很自然地也没有从信仰上加以排斥。
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导致了民族劣根性的一面既深且广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对象化，固然有专制主义暴政的存在和民族存亡的危机作为前提，但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弱点或缺点，中国人民思想落后的一面――嫉贤妒能、杀富济贫、胜者为王、痞子心理、奴仆心理、从众心理、等等落后心理产生的落后需要，也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对象化的主体条件。这些落后心理当然达不到信仰的高度，但是它们却能造成共产主义信仰具有强大征服力、感染力的幻象、构成了这种信仰可以广泛地发生影响的主体基础。
要推翻的是应当推翻的专制制度――这是好的需要；而用来支持推翻专制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却带有致命问题――这是坏的理论；坏的思想体系一方面满足了一些高尚的中国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等等好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迎合了一些“小人”乱中得利、投机钻营、巧取豪夺等等坏的需要。
而当夺取政权的事业成功后，当执政者以政权的力量，系统地通过广播、报纸、学校教育、群众运动，用“封建、迷信、落后、反动”的大帽子屏蔽掉、搞臭了所有其他信仰，而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用“科学、真理、革命、先进”的光环，只灌输马克思主义这一种信仰时，几十年下来，中国人几乎已经完全不知道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信仰天道的民族，也就是一种必然结果了。
中华民族天道信仰就是这样被马克思主义信仰取而代之的，中国人的精神生命之树就是这样被连根拔起的。
中华民族的人性在改革开放以前，被马克思主义信仰下的阶级性完全填充了。阶级性高于人性，只有鲜明地站在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被认为是有道德的。如果亲人、朋友、上级、同事、老师被划定为“阶级敌人”，打他、骂他、侮辱他、剥夺他、甚至杀死他就都成了“道德”行为。对“阶级敌人”像对畜牲一样地剥夺自由、加以种种管制、支使、呵斥，是应当拍手称快的事情。以站稳阶级立场的名义，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为党做“卧底”、出卖朋友、出卖良知、编造谎言、诬告陷害、落井下石，在“阶级立场”的光环下，都成了大义亲的“义举”――中华民族的人性就被扭曲到这种程度！
中华民族博大的理性胸怀也被人为地窄化了。凡是“不科学”的就都是错的、伪的、邪的。直到今天，中国最有出息的孩子，可能不再会说他信仰共产主义了，但他会说他信仰“科学”、信仰“唯物主义”。
我们一直唱着“夺过鞭子揍敌人”，而不认为这与“依法治国”相矛盾；
我们一直看着共产党与国民党血战沙场的影视节目，而不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
我们一直把马克思叫“老祖宗”，而不觉得这是一种数典忘祖的奇耻大辱。
改革开放30多年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一去不复返地退出我们人民的精神世界，可是，在它培植起的人性荒原上，即使不再能生长出阶级仇恨、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工具、玩偶，却更难长出健康的心灵禾苗。它强有力地洗刷过我们民族信仰的精神家园，而自己也退潮之后，在这片不毛的进城盐碱地上，恐怕最容易快速繁殖的，只能是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欲望崇拜的萆草甚至毒苗了。中华民族文化今天要重归那个天道信仰统率的美丽精神家园真是难上加难！
不过，希望正在生长。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淡出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健康的精神力量也在百折不挠地为自己的壮大开辟着疆土。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已经进入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温家宝总理“仰望星空”的感人诗作、他在各种场合提倡普世价值、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让人感到一种久违的政治生活中人性的温馨；2009年教育部推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已经正大光明地印上了：“人文社会科学应将体现人性、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进步和幸福作为终极目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考虑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又要尊重人的个性发展。”还有《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种声音，还有今天我们可以没有任何恐惧感地坐在一起讨论这些严肃的话题……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民族找回自己精神命根的有利条件。就让我们继续努力吧！
（欢迎指正，文责自负。）
2011年7月5日初稿、7月6日修改定稿
全文见：http://www.brightenweb.com/Tpark/liulihua/xinya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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