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上班的路上听何勇的《钟鼓楼》，听到最后那句“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下面”，又想起这碴儿来了。
在广州听何勇唱歌……
◇艾晓明◇
我在家中，听电视上北京的歌手在香港赛歌。他们是些年轻的摇滚乐手，因为他们来自
北京，我们就像看见了亲人一样。那些从香港传过来的卫星电视上的人物，比如用鼻子哼出
“我们”二字的宋丹丹，现在是何勇，他们变成了我们遥远的亲人。何勇说：香港的朋友
们，我用一句北京话向你们问好－－
我在北京住了十年，从来不知北京话的问好是哪一句。我怎么也想不起，而何勇说－－
朋友们：吃了吗！
他是运足了丹田之气吼出了“吃了吗”。我们全体绝倒，我笑，笑出了眼泪。是的，是
这样的，这是一句问候。回味起来让我笑到泪流。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
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小饭馆里面辛
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
我的家曾经在三环路。更早些时我和无数学生一样，流浪到这个城市。我们是典型的外
省人，在北京辉煌的路灯和广场会生出仰慕之情的外省人。我们仰慕这个首都这个从景山望
下去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那一瞬间我们同时倍觉自己既伟大又渺小、既渺小又伟大，因为
我们站的地方正是北京的脊梁上。要过了很多年，我们才有了平常心，喜欢又讨厌这个城
市，像平民一样喜欢和讨厌。它，这个有着何勇歌里唱的钟鼓楼、垃圾场、荷花的残叶和望
不清的西山的这个地方，它像一个家里人一样，有时让你烦，但你总会想他－她，在遥远的
地方，静静地想。
～单车踏着落叶看着夕阳～
何勇的歌里总是有辆破车，你看他唱就像骑了辆破车跟着他。走过走过聊天的人群，走
过那些扭扭唱唱的大爷大娘。真的，我在外地从未见过有那么多的老年人高高兴兴。但像何
勇这样的年轻人不怎么高兴，而我在外地就看见那么多高高兴兴的年轻人。尤其是现在，在
眼下，我住的这个南方繁华地。我们眼下这个城市，白天蓬头垢面，不堪入目，夜幕拉开，
可就变成了千娇百媚的舞娘。你看那满街满谷蜂拥而出的车马人流，可不正是奔了它的珠翠
裙裾。在霓虹飞旋、觥筹交错之间，他们可是为这青春的倾城之恋把美酒尽饮？而何勇在唱
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你说要汽车你说要洋房我不能偷也不能抢我只有一
张吱吱嘎嘎的床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我的舌头就是那美味佳肴任你品尝我有一个新的故
事要对你讲
他唱的就像我的一个兄弟的遭遇。他唱的就像一个我自己经历的故事。你是不能忘记这
样的破车这样的落叶的。我刚到北京念书的时候钱很少，秋天的傍晚我就去西城的一个班上
课。班是政协机构办的，一个巨型机构原来就在一个又老又小的院子，在北京住长了才不奇
怪。但院子里有那么老大的一棵榆树。我九点下课，回来是先在这里推我的破车。我悠悠骑
着，穿过街灯下细细碎碎的落叶。你在北京是会爱上落叶的，它们一下子就落了满地，于是
心情就飘动了，就要觉得流逝、忧伤和爱上什么人。而落叶是所有落下的爱情，所以高过楼
群的白杨，坠下的每一片叶子都是心形的。
何勇说：笛子－－，他喊出一个哥们的名字，然后他又说：贝斯－－，吉它－－，他的
哥们就出现在屏幕上。这是些沉默又朴素的男人，他们的乐器好象长在身上的东西，是多出
来的手臂或者多出来的手指。他们合着台下山呼海啸的回声和整齐摇摆的蜡烛，他们就那么
沉默地，像浪中的水手一样专注地吹奏。为什么香港歌迷也喜欢何勇？他们，我们想象中富
足无忧的香港年轻人也有如此的无奈和忧愁吗？我看见他们和何勇一起涌动，他们全都站
着，他们随节奏摇动，烛光也点点摇动。烛光美丽就像那些不应该纪念的日子里纪念的美
丽，烛光就像点缀在一件盛大晚宴的黑色长裙上项链式的水钻，是盛宴般说不尽的风华和要
被收藏起来的美丽。
何勇说：三弦－－何玉声。现在我们就看见了他的父亲，着长衫，老派北京艺人的模
样，又瘦，又朴素。他弹三弦，何勇也换了吉它弹三弦。骑着破车我到处走谁都找不到哪儿
人多我往哪儿凑这回可遭了糕为了真理为了正义哥儿们义气不能少大祸惹了一场不给佛爷烧
香怎能平安无恙
我想像何勇在北京人的大杂院长大，他父亲，在三弦这个简单的民间乐器中，把老北京
艺人本分又执著的艺术趣味传给他的孩子。他想必是个宽厚的长辈，因为他容许孩子唱自己
闯祸、唱头上的包，他又肯为这个独立的孩子伴奏。而在何勇的歌里，也有别一种沧桑感，
暮岁的沉重融入蓬勃的轻灵。这种含混属于北京孩子的北京，是别的都市摇滚里所没有的：
在北京的钟鼓楼上有一只石雕的麒麟它在那儿站了几百年默默地凝视天空，土地和人民似乎
总在等待有一天，会有一阵大风吹过它会随风飞起来
还有一首乐曲，我后来在何勇的专辑《垃圾场－－麒麟日记》里听到，很熟很熟，就是
不知怎么熟起来的。当然不会是摇篮曲，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连“不须放屁”的歌我们
都听过了，可曾有谁听过摇篮曲吗？但天知道这曲子我们怎么会耳熟能详，这是不是民间的
世代遗传？朋友们你们听到的这个是幽灵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民族乐曲我给它起名叫幽灵给
它改编了感谢原来的原作者我把它送给在我生活中出现的许多很重要的人他们已经不在了这
个世界我在想念他们这是一份礼物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们与我共舞
曲子的原意无从考证，现在是何勇自己说着。我心忧伤，想着不久前去世的亲人。曲音
回环，似有无数幽灵在身边环绕；我想起母亲浓黑茂密的发，浓发披散，与我稀疏的发相
接。我在枕边垂头表示陪伴，而我们中间最后的联系终于在某个中午断绝。母亲的时间终止
了，她的头发却依然浓黑，黑得不可思议，就像她撒手而去一样不可思议。我想象有一天我
也会这样的，我们至死爱恋的，近在咫尺和远在天涯的亲人，我们终将一一告别。甚至，并
没有机会告别，某个意外，命运无常的手，轻而易举就把我们分开。轻轻的招呼再也没有回
音，相交的手再也握不到一起。那么，让这只曲子暂时结束，结束在这里，这个总是在下雨
的日子。我想在阳光透过雨点的时候出门，并且遇到一个说北京话的朋友，看见他我就要像
何勇一样，立即大吼一声：
吃了吗！
何勇：钟鼓楼
新浪读书
《钟鼓楼》
智利诗人聂鲁达在撰文悼念好友艾吕雅时说：“他没有在超现实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中迷失方向，因为他不是模仿者，而是创造者；正因如此，他把清醒和智慧的子弹射向超现实主义的僵尸。”
后来轮到聂鲁达自己死掉了，爱伦堡又说：“聂鲁达从未选择过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
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世界文化的良心，人文的精神就是这样艰难地传递着，如果拿去其中任何的一环，社会的样子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于精神失常。
在网上惊见何勇在自己家里纵火的消息，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
何勇，这个由紫禁城、二环路里跳出的音乐“混子”，原本也该是一个好孩子，就像他11岁时，在儿童片——《四个小伙伴》里的淳朴扮相。
而当他终于看够了老父亲的三弦，听腻了老北京的“吃了吗？”，何勇和他的音乐就一起成了“跨掉的一代”。
首都，曾经还是个应该只在心里的地方，就像被建造在旧画中的钟鼓楼。
突然有一天，迷乱的何勇真彻地站在其间，左右是大爷大妈商人干部小姐老乡；前后是汽车油条报纸霓虹广告牌沙尘暴。他虽然感觉“太吵、太乱”却又苦于找不到“正确答案”。何勇只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今天的钟鼓楼和以前不一样了！”但真正的问题恰好就在这里，因为单薄的何勇根本就无从知道，以前的钟鼓楼又会是什么样子。
在歌曲间奏里，何勇蓄意加入了《东方红》的曲调，那是现世的暮鼓晨钟，是历史和人文的变迁，也是何勇幸福和迷惑的叹息。
到此为止，被何勇赋予了太多深奥内涵的钟鼓楼早已不堪重负，已经在他的主人之前，就失常，坍塌了。
听何勇的《钟鼓楼》，再听《垃圾场》，会有一种跳崖似的心理体验。因为在他的寻根过程中，时常带有明显的“进攻”色彩。
何勇怀着强烈的二元情绪，建设和颠覆音乐，企图在中庸至极的文化里生出一根反骨，不料不仅没有长出血肉，却相反被制成了标本。
何勇的人文意识是跳跃式地倒退或者前行，在没有彻底消化以前，他就迫不及待地“上纲上线”，以至于他的价值体系危如垒卵，摇摇欲坠。
也正因此，何勇在《垃圾场》以后的全面消隐是丝尽蚕亡的必有之意。
想到系着四不像的“红领巾”，大闹红馆的何勇曾在舞台上认真地说过：“感谢张培仁、贾敏恕，今后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
但当他自己被全面禁演、封杀以后，却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后来者愿意继续他的发言。何勇终究不可能成为第二个聂鲁达，因为自己，也因为他所存在的世界。
“现在请给我安宁，现在没有我也行……”
读着聂鲁达60岁时的诗句，可怜的我们便跟着何勇一起疯掉了……
在广州听何勇唱歌……
◇艾晓明◇
我在家中，听电视上北京的歌手在香港赛歌。他们是些年轻的摇滚乐手，因为他们来自
北京，我们就像看见了亲人一样。那些从香港传过来的卫星电视上的人物，比如用鼻子哼出
“我们”二字的宋丹丹，现在是何勇，他们变成了我们遥远的亲人。何勇说：香港的朋友
们，我用一句北京话向你们问好－－
我在北京住了十年，从来不知北京话的问好是哪一句。我怎么也想不起，而何勇说－－
朋友们：吃了吗！
他是运足了丹田之气吼出了“吃了吗”。我们全体绝倒，我笑，笑出了眼泪。是的，是
这样的，这是一句问候。回味起来让我笑到泪流。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
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小饭馆里面辛
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
我的家曾经在三环路。更早些时我和无数学生一样，流浪到这个城市。我们是典型的外
省人，在北京辉煌的路灯和广场会生出仰慕之情的外省人。我们仰慕这个首都这个从景山望
下去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那一瞬间我们同时倍觉自己既伟大又渺小、既渺小又伟大，因为
我们站的地方正是北京的脊梁上。要过了很多年，我们才有了平常心，喜欢又讨厌这个城
市，像平民一样喜欢和讨厌。它，这个有着何勇歌里唱的钟鼓楼、垃圾场、荷花的残叶和望
不清的西山的这个地方，它像一个家里人一样，有时让你烦，但你总会想他－她，在遥远的
地方，静静地想。
～单车踏着落叶看着夕阳～
何勇的歌里总是有辆破车，你看他唱就像骑了辆破车跟着他。走过走过聊天的人群，走
过那些扭扭唱唱的大爷大娘。真的，我在外地从未见过有那么多的老年人高高兴兴。但像何
勇这样的年轻人不怎么高兴，而我在外地就看见那么多高高兴兴的年轻人。尤其是现在，在
眼下，我住的这个南方繁华地。我们眼下这个城市，白天蓬头垢面，不堪入目，夜幕拉开，
可就变成了千娇百媚的舞娘。你看那满街满谷蜂拥而出的车马人流，可不正是奔了它的珠翠
裙裾。在霓虹飞旋、觥筹交错之间，他们可是为这青春的倾城之恋把美酒尽饮？而何勇在唱
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你说要汽车你说要洋房我不能偷也不能抢我只有一
张吱吱嘎嘎的床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我的舌头就是那美味佳肴任你品尝我有一个新的故
事要对你讲
他唱的就像我的一个兄弟的遭遇。他唱的就像一个我自己经历的故事。你是不能忘记这
样的破车这样的落叶的。我刚到北京念书的时候钱很少，秋天的傍晚我就去西城的一个班上
课。班是政协机构办的，一个巨型机构原来就在一个又老又小的院子，在北京住长了才不奇
怪。但院子里有那么老大的一棵榆树。我九点下课，回来是先在这里推我的破车。我悠悠骑
着，穿过街灯下细细碎碎的落叶。你在北京是会爱上落叶的，它们一下子就落了满地，于是
心情就飘动了，就要觉得流逝、忧伤和爱上什么人。而落叶是所有落下的爱情，所以高过楼
群的白杨，坠下的每一片叶子都是心形的。
何勇说：笛子－－，他喊出一个哥们的名字，然后他又说：贝斯－－，吉它－－，他的
哥们就出现在屏幕上。这是些沉默又朴素的男人，他们的乐器好象长在身上的东西，是多出
来的手臂或者多出来的手指。他们合着台下山呼海啸的回声和整齐摇摆的蜡烛，他们就那么
沉默地，像浪中的水手一样专注地吹奏。为什么香港歌迷也喜欢何勇？他们，我们想象中富
足无忧的香港年轻人也有如此的无奈和忧愁吗？我看见他们和何勇一起涌动，他们全都站
着，他们随节奏摇动，烛光也点点摇动。烛光美丽就像那些不应该纪念的日子里纪念的美
丽，烛光就像点缀在一件盛大晚宴的黑色长裙上项链式的水钻，是盛宴般说不尽的风华和要
被收藏起来的美丽。
何勇说：三弦－－何玉声。现在我们就看见了他的父亲，着长衫，老派北京艺人的模
样，又瘦，又朴素。他弹三弦，何勇也换了吉它弹三弦。骑着破车我到处走谁都找不到哪儿
人多我往哪儿凑这回可遭了糕为了真理为了正义哥儿们义气不能少大祸惹了一场不给佛爷烧
香怎能平安无恙
我想像何勇在北京人的大杂院长大，他父亲，在三弦这个简单的民间乐器中，把老北京
艺人本分又执著的艺术趣味传给他的孩子。他想必是个宽厚的长辈，因为他容许孩子唱自己
闯祸、唱头上的包，他又肯为这个独立的孩子伴奏。而在何勇的歌里，也有别一种沧桑感，
暮岁的沉重融入蓬勃的轻灵。这种含混属于北京孩子的北京，是别的都市摇滚里所没有的：
在北京的钟鼓楼上有一只石雕的麒麟它在那儿站了几百年默默地凝视天空，土地和人民似乎
总在等待有一天，会有一阵大风吹过它会随风飞起来
还有一首乐曲，我后来在何勇的专辑《垃圾场－－麒麟日记》里听到，很熟很熟，就是
不知怎么熟起来的。当然不会是摇篮曲，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连“不须放屁”的歌我们
都听过了，可曾有谁听过摇篮曲吗？但天知道这曲子我们怎么会耳熟能详，这是不是民间的
世代遗传？朋友们你们听到的这个是幽灵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民族乐曲我给它起名叫幽灵给
它改编了感谢原来的原作者我把它送给在我生活中出现的许多很重要的人他们已经不在了这
个世界我在想念他们这是一份礼物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们与我共舞
曲子的原意无从考证，现在是何勇自己说着。我心忧伤，想着不久前去世的亲人。曲音
回环，似有无数幽灵在身边环绕；我想起母亲浓黑茂密的发，浓发披散，与我稀疏的发相
接。我在枕边垂头表示陪伴，而我们中间最后的联系终于在某个中午断绝。母亲的时间终止
了，她的头发却依然浓黑，黑得不可思议，就像她撒手而去一样不可思议。我想象有一天我
也会这样的，我们至死爱恋的，近在咫尺和远在天涯的亲人，我们终将一一告别。甚至，并
没有机会告别，某个意外，命运无常的手，轻而易举就把我们分开。轻轻的招呼再也没有回
音，相交的手再也握不到一起。那么，让这只曲子暂时结束，结束在这里，这个总是在下雨
的日子。我想在阳光透过雨点的时候出门，并且遇到一个说北京话的朋友，看见他我就要像
何勇一样，立即大吼一声：
吃了吗！
何勇：钟鼓楼
新浪读书
《钟鼓楼》
智利诗人聂鲁达在撰文悼念好友艾吕雅时说：“他没有在超现实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中迷失方向，因为他不是模仿者，而是创造者；正因如此，他把清醒和智慧的子弹射向超现实主义的僵尸。”
后来轮到聂鲁达自己死掉了，爱伦堡又说：“聂鲁达从未选择过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
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世界文化的良心，人文的精神就是这样艰难地传递着，如果拿去其中任何的一环，社会的样子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于精神失常。
在网上惊见何勇在自己家里纵火的消息，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
何勇，这个由紫禁城、二环路里跳出的音乐“混子”，原本也该是一个好孩子，就像他11岁时，在儿童片——《四个小伙伴》里的淳朴扮相。
而当他终于看够了老父亲的三弦，听腻了老北京的“吃了吗？”，何勇和他的音乐就一起成了“跨掉的一代”。
首都，曾经还是个应该只在心里的地方，就像被建造在旧画中的钟鼓楼。
突然有一天，迷乱的何勇真彻地站在其间，左右是大爷大妈商人干部小姐老乡；前后是汽车油条报纸霓虹广告牌沙尘暴。他虽然感觉“太吵、太乱”却又苦于找不到“正确答案”。何勇只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今天的钟鼓楼和以前不一样了！”但真正的问题恰好就在这里，因为单薄的何勇根本就无从知道，以前的钟鼓楼又会是什么样子。
在歌曲间奏里，何勇蓄意加入了《东方红》的曲调，那是现世的暮鼓晨钟，是历史和人文的变迁，也是何勇幸福和迷惑的叹息。
到此为止，被何勇赋予了太多深奥内涵的钟鼓楼早已不堪重负，已经在他的主人之前，就失常，坍塌了。
听何勇的《钟鼓楼》，再听《垃圾场》，会有一种跳崖似的心理体验。因为在他的寻根过程中，时常带有明显的“进攻”色彩。
何勇怀着强烈的二元情绪，建设和颠覆音乐，企图在中庸至极的文化里生出一根反骨，不料不仅没有长出血肉，却相反被制成了标本。
何勇的人文意识是跳跃式地倒退或者前行，在没有彻底消化以前，他就迫不及待地“上纲上线”，以至于他的价值体系危如垒卵，摇摇欲坠。
也正因此，何勇在《垃圾场》以后的全面消隐是丝尽蚕亡的必有之意。
想到系着四不像的“红领巾”，大闹红馆的何勇曾在舞台上认真地说过：“感谢张培仁、贾敏恕，今后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
但当他自己被全面禁演、封杀以后，却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后来者愿意继续他的发言。何勇终究不可能成为第二个聂鲁达，因为自己，也因为他所存在的世界。
“现在请给我安宁，现在没有我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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