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医在中国
何小莲
晚清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林则徐就曾请西医治疗过疝气。清人笔记记载，林则徐临终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今人考证，“星斗南”正是闽语“新豆栏”，传教士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西医的震撼力，由此可见一斑。
一段重要的历史细节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传教事宜只字未提。1844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写进了与传教有关的内容。其中写道：“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礼拜堂”三字，意味着美国传教士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这是近代不平等条约中第一次出现的与传教有关的条款。对于这一内容的加入，参加条约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伯驾，事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次讲演中，透露了其中的细节。伯驾说，中美代表在望厦村谈判时，讨论到条约第17款，涉及在通商口岸的商务和住宅、墓地及医院的租地问题，参加谈判的中方随员潘仕成建议加进“礼拜堂”这一补充性条款。这是在伯驾看来最为重要的条款。
潘仕成为什么要提议加进这一条款呢？潘仕成原本为十三行商人，因其“与米利坚商人颇多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因而被耆英调至衙署专理夷务。潘仕成父母曾是伯驾的病人，对伯驾有感激之情。潘仕成对西方人的风俗人情有较多的了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礼俗习惯来改变西方人的传统，他因此提议加进这一内容。
潘仕成是小小的随员，他的提议固然有影响，但关键性人物是两广总督耆英，他为什么会接受这一条款呢？原来，耆英也是伯驾的病人。据记载，耆英因患皮肤病，曾通过马儒翰请伯驾帮助医疗，后又派随从向伯驾讲述病情。伯驾精心为他配好药方，使他病情明显好转。耆英多次在公众场合赞美医药传教，并手书条幅“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赠给伯驾。
看来，有关内容的加入，与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对西医的情感有关。
其实，请伯驾看病的不只耆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衙门的大小官员，直接请伯驾治病的人为数不少，清政府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此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就曾请伯驾看病。当时，林则徐托人与伯驾联系两件事，一是讨教西国有无戒鸦片的特效药，二是问伯驾如何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伯驾回答，治鸦片瘾无特效药，治疝气病有办法，但要病人亲自来。林没有去，但他派了个替身，取回了几只疝气袋，用了以后，病情明显好转。于是，林则徐成了伯驾医务档案中的第6565号病人。林则徐的病历是这样写的：“从医学上说，我们对此病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也未见其人。但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是导致中英两大国间破裂的原因。”事后，林派人给伯驾送去水果以示谢意。1850年，林则徐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镇压“拜上帝会”，但在途中病死，清人笔记称其死前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朱维铮先生认为，“星斗南”三字正是闽语“新豆栏”，是伯驾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由此可见，西医的震撼，已经留在林则徐的思想深处。(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杜)
一所特别的学校
天津医学堂是晚清第一所官办西医学堂。此校的创立，与李鸿章对西医的服膺有直接关系。还在1880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妻子生病，请中医久治无效，不得已请当时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Maekenzie，John Kenneth，?—1888)治疗，很快痊愈。李鸿章大为感激，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了一所小型医院，英文名字叫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一年以后，马根济提出利用从美国撤回来的留学生，办一所医校，培养医生，以供清朝海陆军使用。李鸿章徇其请。1881年12月15日，这所英文名称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的医学堂正式开学。学校的教习由马根济和北洋海军中的外科医生担任，临床教学就在医院进行。学校经费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支。这所学校，就是天津医学堂的前身。这家医院和附属学校总共花去清政府多少经费，我们现在缺少资料可查。但是，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发表题为“基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演讲时曾指出，在天津，李鸿章每月拨出数百两白银支持传教士的医疗诊所，可见是个不小的数目。总督医院、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这些特別的名称，表示出李鸿章与他们的特别关系。行事谨慎的李鸿章，如果对西医没有特别的认可，是不会有此特别之举的。
西医的震撼，使得李鸿章成为晚清发展军队西医的倡导人。他在奏请创办天津医学堂时说：
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其学以考求经络辨别药性为始基，以察脏腑之运行。练临症之理法为进步，其究以洞内科之精微，平诸家之同异为极功，非专门名家历经考试，该国家未能给凭诊治。(《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七十八，第31—32页)
对西医特点概括之允当，评价之崇高，晚清高官中无出其右。
一座奇特的墓碑
1896年，汉口外人坟场里，一个叫马尚德的外国传教医师墓前，立着一块奇特的石碑，上面写着：
马先生为爱中国百姓朝夜奔驰，可惜善士早亡。上帝之旨也。马先生为我治病，不惜劳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谭抚台之侧室魏宝珍。
谭抚台即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魏宝珍是谭继洵四位侧室中最年轻的一位，立碑时35岁。马尚德为魏宝珍治的是什么病，于史无征，不得而知。但是，在那个既严男女之别、更严夷夏之辨的时代，让一位抚台大人年轻侧室为一名男性外国传教医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恩、动感五内，是很难想象的。
马尚德曾分别为谭继洵一名李姓近亲的妻子、谭继洵的孙媳龙氏做过乳房切除手术，向潭继洵的孙子谭传赞提供过戒除鸦片的方子。1895年，谭继洵与马尚德见面，以后，谭家有人生病就把马请来，马因此被称为谭家“家庭医生”。
这位马尚德，自1891年来华以后，一直在华中地区行医，曾经为张之洞的洋务得力助手蔡锡勇的妻子看病，并经蔡引荐为张之洞看病。张之洞问了他不少有关医药病理的难题，服了他提供的西药，病情有所好转。马尚德也经常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织布局中外员工看病。1894年1月，张之洞赏给马尚德七百元钱作为酬劳。不幸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马医生，1896年在武昌救治霍乱病人时，染疾病逝，年仅31岁。(邝兆江：《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师》，载《历史研究》，1992．2)
晚清来华传教医生中，马尚德是个寂寂无闻的小人物，但他的手术刀，切除了夷夏之辨的屏障，划开了男女之别的帷幕，震撼了上自达宫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心灵。
晚清士绅中，对西医始而疑、继而试、终而服的大有人在。1877年，那位日后参与镇压戊戌变法、权倾一时的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中医诊冶，未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痛苦不堪。万般无奈，他找了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德贞为他做了两次外科麻醉割除手术，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
加拿大华西传道团在成都工作一年后，受到了地方官的欢迎，史蒂文森医生(Dr．Stevenson)在1893—1894年的报告中提到，他为成都的一位官太大治好了病，结果受到那位官员的隆重宴请。盛京医院的建立者传教医师司督阁，在为官员及他们的亲属治病后，受到了当时奉天显赫人物左宝贵将军、总督赵尔巽、徐世昌、唐绍仪及后来的军阀张作霖的交口称赞和有力支持。司督阁说：“我在官界拥有一个不小的圈子，这对我的工作是个非常大的帮助，确立了我们的地位，阻止了极为容易发生的骚乱和其他麻烦。”
至于平民百姓，对西医和传教医师热烈欢迎和诚挚感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医在广州已经受到热烈欢迎：
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蚁来，莫说广东之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焉。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痊去矣。(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405页，上)
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
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载《申报》1877年12月22日)
在清末任何一所西医院的门口，都可见到摩肩接踵、户限为穿的拥挤状况：
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乔那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0)
据统计，仅上海的仁济、体仁、同仁三所教会医院，在19世纪70年代，每年诊治病人，已多至10万人次。嘉约翰在广州博济医局，一人在40多年中，施诊病人达74万人次，为近5万人施行外科手术。
西医的文化穿透力
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以后，新一轮西学东渐拉开帷幕，数、理、化、天、地、生，政治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林林总总，源源而来。但是，没有哪一门学科像西医那样，所向披靡，深入人心，从名儒显宦，富商巨贾，到贩夫走卒，始而狐疑或有，终而严拒者鲜现。
那么，西医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异质文化相接，其表层文化如生产工具、物化技术穿透力较强，易于传播、渗透，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意识穿透力较弱，难于传播。汤因比说过类似的意见：“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和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像在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汤因比；《历史研究》，节录本，上卷，第50页)医学则是这么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既有工具性浅层文化特点，也包含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特点。诚如熊月之先生听说，“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认为医学最为合适”。(《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西医(尤其是外科手术)通过工具性特点，收手到病除之疗效，再通过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方面，展示西方文化精妙之处，由治病而攻心。任何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只要他思之再思之，就会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背后，看到奇妙无比的科学体系。
上引李鸿章的话，已可说明这一问题。康有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例证。
康有为之所以成为学习西方的代表人物，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条较少为人们道及，即其治病经验。1885年春，康氏患病，头部暴痛如裂，自云“群医束手无法，惟裹头行吟于室外，数月不出”。他只好“检视书籍，从容待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得西医书读之”，买了西药，依方试服，竟渐渐痊愈。(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康氏由试用西药而病痊愈，促使他较早地体会到科学方法与西方近代思想间的深层联系，并进而对中国传统的以“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希望建立以“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种“智”的思维方式接近于理性思维方式。鲁迅也说过，他通过翻译的历史书，知道 “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西医集技术与科学为一体，合真与善于一身。透过传教医师的行医，人们能够看到超越中医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艺背后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济世救人的慈悲心怀。虽然，来华传教士当中，逞凶作恶者有之，为虎作伥者有之，但传教医师普遍受到人们的好评。这就是合治病与攻心为一体的结果，也是西医的威力和魅力所在。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04年3月18日)
何小莲
晚清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林则徐就曾请西医治疗过疝气。清人笔记记载，林则徐临终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今人考证，“星斗南”正是闽语“新豆栏”，传教士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西医的震撼力，由此可见一斑。
一段重要的历史细节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传教事宜只字未提。1844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写进了与传教有关的内容。其中写道：“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礼拜堂”三字，意味着美国传教士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这是近代不平等条约中第一次出现的与传教有关的条款。对于这一内容的加入，参加条约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伯驾，事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次讲演中，透露了其中的细节。伯驾说，中美代表在望厦村谈判时，讨论到条约第17款，涉及在通商口岸的商务和住宅、墓地及医院的租地问题，参加谈判的中方随员潘仕成建议加进“礼拜堂”这一补充性条款。这是在伯驾看来最为重要的条款。
潘仕成为什么要提议加进这一条款呢？潘仕成原本为十三行商人，因其“与米利坚商人颇多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因而被耆英调至衙署专理夷务。潘仕成父母曾是伯驾的病人，对伯驾有感激之情。潘仕成对西方人的风俗人情有较多的了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礼俗习惯来改变西方人的传统，他因此提议加进这一内容。
潘仕成是小小的随员，他的提议固然有影响，但关键性人物是两广总督耆英，他为什么会接受这一条款呢？原来，耆英也是伯驾的病人。据记载，耆英因患皮肤病，曾通过马儒翰请伯驾帮助医疗，后又派随从向伯驾讲述病情。伯驾精心为他配好药方，使他病情明显好转。耆英多次在公众场合赞美医药传教，并手书条幅“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赠给伯驾。
看来，有关内容的加入，与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对西医的情感有关。
其实，请伯驾看病的不只耆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衙门的大小官员，直接请伯驾治病的人为数不少，清政府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此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就曾请伯驾看病。当时，林则徐托人与伯驾联系两件事，一是讨教西国有无戒鸦片的特效药，二是问伯驾如何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伯驾回答，治鸦片瘾无特效药，治疝气病有办法，但要病人亲自来。林没有去，但他派了个替身，取回了几只疝气袋，用了以后，病情明显好转。于是，林则徐成了伯驾医务档案中的第6565号病人。林则徐的病历是这样写的：“从医学上说，我们对此病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也未见其人。但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是导致中英两大国间破裂的原因。”事后，林派人给伯驾送去水果以示谢意。1850年，林则徐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镇压“拜上帝会”，但在途中病死，清人笔记称其死前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朱维铮先生认为，“星斗南”三字正是闽语“新豆栏”，是伯驾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由此可见，西医的震撼，已经留在林则徐的思想深处。(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杜)
一所特别的学校
天津医学堂是晚清第一所官办西医学堂。此校的创立，与李鸿章对西医的服膺有直接关系。还在1880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妻子生病，请中医久治无效，不得已请当时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Maekenzie，John Kenneth，?—1888)治疗，很快痊愈。李鸿章大为感激，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了一所小型医院，英文名字叫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一年以后，马根济提出利用从美国撤回来的留学生，办一所医校，培养医生，以供清朝海陆军使用。李鸿章徇其请。1881年12月15日，这所英文名称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的医学堂正式开学。学校的教习由马根济和北洋海军中的外科医生担任，临床教学就在医院进行。学校经费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支。这所学校，就是天津医学堂的前身。这家医院和附属学校总共花去清政府多少经费，我们现在缺少资料可查。但是，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发表题为“基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演讲时曾指出，在天津，李鸿章每月拨出数百两白银支持传教士的医疗诊所，可见是个不小的数目。总督医院、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这些特別的名称，表示出李鸿章与他们的特别关系。行事谨慎的李鸿章，如果对西医没有特别的认可，是不会有此特别之举的。
西医的震撼，使得李鸿章成为晚清发展军队西医的倡导人。他在奏请创办天津医学堂时说：
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其学以考求经络辨别药性为始基，以察脏腑之运行。练临症之理法为进步，其究以洞内科之精微，平诸家之同异为极功，非专门名家历经考试，该国家未能给凭诊治。(《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七十八，第31—32页)
对西医特点概括之允当，评价之崇高，晚清高官中无出其右。
一座奇特的墓碑
1896年，汉口外人坟场里，一个叫马尚德的外国传教医师墓前，立着一块奇特的石碑，上面写着：
马先生为爱中国百姓朝夜奔驰，可惜善士早亡。上帝之旨也。马先生为我治病，不惜劳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谭抚台之侧室魏宝珍。
谭抚台即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魏宝珍是谭继洵四位侧室中最年轻的一位，立碑时35岁。马尚德为魏宝珍治的是什么病，于史无征，不得而知。但是，在那个既严男女之别、更严夷夏之辨的时代，让一位抚台大人年轻侧室为一名男性外国传教医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恩、动感五内，是很难想象的。
马尚德曾分别为谭继洵一名李姓近亲的妻子、谭继洵的孙媳龙氏做过乳房切除手术，向潭继洵的孙子谭传赞提供过戒除鸦片的方子。1895年，谭继洵与马尚德见面，以后，谭家有人生病就把马请来，马因此被称为谭家“家庭医生”。
这位马尚德，自1891年来华以后，一直在华中地区行医，曾经为张之洞的洋务得力助手蔡锡勇的妻子看病，并经蔡引荐为张之洞看病。张之洞问了他不少有关医药病理的难题，服了他提供的西药，病情有所好转。马尚德也经常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织布局中外员工看病。1894年1月，张之洞赏给马尚德七百元钱作为酬劳。不幸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马医生，1896年在武昌救治霍乱病人时，染疾病逝，年仅31岁。(邝兆江：《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师》，载《历史研究》，1992．2)
晚清来华传教医生中，马尚德是个寂寂无闻的小人物，但他的手术刀，切除了夷夏之辨的屏障，划开了男女之别的帷幕，震撼了上自达宫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心灵。
晚清士绅中，对西医始而疑、继而试、终而服的大有人在。1877年，那位日后参与镇压戊戌变法、权倾一时的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中医诊冶，未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痛苦不堪。万般无奈，他找了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德贞为他做了两次外科麻醉割除手术，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
加拿大华西传道团在成都工作一年后，受到了地方官的欢迎，史蒂文森医生(Dr．Stevenson)在1893—1894年的报告中提到，他为成都的一位官太大治好了病，结果受到那位官员的隆重宴请。盛京医院的建立者传教医师司督阁，在为官员及他们的亲属治病后，受到了当时奉天显赫人物左宝贵将军、总督赵尔巽、徐世昌、唐绍仪及后来的军阀张作霖的交口称赞和有力支持。司督阁说：“我在官界拥有一个不小的圈子，这对我的工作是个非常大的帮助，确立了我们的地位，阻止了极为容易发生的骚乱和其他麻烦。”
至于平民百姓，对西医和传教医师热烈欢迎和诚挚感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医在广州已经受到热烈欢迎：
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蚁来，莫说广东之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焉。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痊去矣。(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405页，上)
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
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载《申报》1877年12月22日)
在清末任何一所西医院的门口，都可见到摩肩接踵、户限为穿的拥挤状况：
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乔那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0)
据统计，仅上海的仁济、体仁、同仁三所教会医院，在19世纪70年代，每年诊治病人，已多至10万人次。嘉约翰在广州博济医局，一人在40多年中，施诊病人达74万人次，为近5万人施行外科手术。
西医的文化穿透力
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以后，新一轮西学东渐拉开帷幕，数、理、化、天、地、生，政治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林林总总，源源而来。但是，没有哪一门学科像西医那样，所向披靡，深入人心，从名儒显宦，富商巨贾，到贩夫走卒，始而狐疑或有，终而严拒者鲜现。
那么，西医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异质文化相接，其表层文化如生产工具、物化技术穿透力较强，易于传播、渗透，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意识穿透力较弱，难于传播。汤因比说过类似的意见：“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和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像在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汤因比；《历史研究》，节录本，上卷，第50页)医学则是这么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既有工具性浅层文化特点，也包含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特点。诚如熊月之先生听说，“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认为医学最为合适”。(《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西医(尤其是外科手术)通过工具性特点，收手到病除之疗效，再通过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方面，展示西方文化精妙之处，由治病而攻心。任何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只要他思之再思之，就会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背后，看到奇妙无比的科学体系。
上引李鸿章的话，已可说明这一问题。康有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例证。
康有为之所以成为学习西方的代表人物，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条较少为人们道及，即其治病经验。1885年春，康氏患病，头部暴痛如裂，自云“群医束手无法，惟裹头行吟于室外，数月不出”。他只好“检视书籍，从容待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得西医书读之”，买了西药，依方试服，竟渐渐痊愈。(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康氏由试用西药而病痊愈，促使他较早地体会到科学方法与西方近代思想间的深层联系，并进而对中国传统的以“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希望建立以“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种“智”的思维方式接近于理性思维方式。鲁迅也说过，他通过翻译的历史书，知道 “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西医集技术与科学为一体，合真与善于一身。透过传教医师的行医，人们能够看到超越中医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艺背后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济世救人的慈悲心怀。虽然，来华传教士当中，逞凶作恶者有之，为虎作伥者有之，但传教医师普遍受到人们的好评。这就是合治病与攻心为一体的结果，也是西医的威力和魅力所在。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0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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