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氏家风一脉传

    我们万氏是个很大的家族，在黄冈家乡颇有名气。据宗谱记载，始迁祖雄甫公佐明代开国皇帝朱洪武鄱阳勘乱，自江右以军功起家，官授指挥使。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由江右饶州瓦屑墩迁居湖广黄州府。先居黄陂，后迁黄冈仓埠镇杨裴庙。蕃衍到我们这一代已是二十一世。

    我们的祖训是“耕读为本、孝友传家”，是以后辈子孙皆勤劳耕种和勤奋读书。世世相因，未稍懈怠。黄冈心斋公支恪守祖训，历代耕种者众，虽辛勤劳作，亦仅能衣食而已；读书者亦众，学成之后传道授业解惑者众而出仕者少，明清两代的科举中，中进士者仅九人，出任官职的四十九人，其中还多为训导、学正、教谕等教育官员。也有几位知府、知县和翰林院编修。当官的虽然不算很多，但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素有骨气，耿介无私，敢于直言；自守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气表现其轻狂无知，傲骨表现其正直有识。是以自古文人多傲骨，唐代大诗人李白之所以受人尊崇，不仅文思敏捷，诗作等身，，而且品格清高，不畏权贵，后人评价说：“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见戴埴：《鼠璞》卷上）。晋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傲骨使然。

    我们万氏的骨气在黄冈是很有名的，乡人戏称万氏子弟是“茅厕里的码骨（石头）又臭又硬”。有文字可考到的从十世祖里春、尔昌、尔升、尔昶公起。这四位先祖饱读诗书，才气过人，只因生活在明末时期，可以入仕时明朝已亡，因不满异族统治，均隐居黄冈故里。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以后，关内外纷纷易帜，听说仅有扬州未失，里春公冒险投奔，谁知刚到蕲州就传来扬州失守、史可法殉节的消息，愤而书写绝命诗四首投蕲江尽节。尔昶公英年早逝，尔昌、尔升公则谢绝功名，结庐黄冈武湖之滨，闭门著述。著有《史求》、《颐庄诗文集》、《颐庄随钞》、《滋言集》、《秋水岑诗文集》、《古诗三十篇》、《山居三十篇》、《梅花百韵》等大量诗文。交游极为谨慎，只与当地文人挚友王一翥、杜于皇、魏公韩、胡承诺、顾景星等相往来，游乐山水，相互唱和。“凡名位显赫者，不与赠答”。以其学识水平，通过应试进入仕途当是唾手可得，但心存大明，以“父不会试，子不科考”的决断与清廷对抗。但由于名盛一时，湖北省主考官员吴梅村闻尔昌公才学出众，敦促其赴京会试，尔昌公推辞不过，便故意墨毁试卷，自行落榜。后官府屡屡敦促其再赴京会试，尔昌公不堪干扰，应允赴京。出门不久，便“跌”伤腿脚，干脆连京城也不去了。刘子壮也是黄冈人氏，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得中头名状元（乡里传说：自刘子壮后，黄冈人没有再出状元，因为冈（缸）被撞（壮）破了）。刘子壮因原与尔昌公、尔升公素有交谊。故特登门拜访，尔昌、尔升公不齿其出仕清廷，故以冷眼相对。待刘走后，认为自家的清白门槛被他踏污了，遂用黄表纸点燃，将门槛着实烺过一遍，以除污秽之气。黄州知府于成龙慕尔昌、尔升公之名来访，亦避而不见。陶希圣先生曾为之撰文，文中引用当年名士陈大章之诗句：“有美万夫子，声名实喷薄。世局几沧桑，雄心甘寂寞。高尚五十年，饥肠厌藜藿。”赞叹“由此可想见其风格之卓尔不群”。

    此后的代表人物有十四世祖年茂公。公少有奇才，十四岁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老师都惊叹不已。乾隆丙辰科（公元1736年）进士，自翰林院编修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兼理山东、陕西道事，辛酉科（公元1774年）山东正主考，体仁阁大学士刘墉、东阁大学士梁国治都是他的门生。年茂公中进士后被选进翰林院，当时的风气是要想当官得找个靠山，要想方设法投靠要津之门。年茂公只知以身许国，对个人名利看得非常淡薄，不寻求靠山，不投机钻营，一天到晚只做他的本职事务。在议论时政时往往直陈弊端，不知避讳，遭到上司的指责也不为所动。不久升任监察御史，耿介无私，敢于直谏，恪尽言官之责。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正月，翰林院的官员于振、陈邦彦为了巴结权臣，公然在朝堂之上极尽谄媚之能事，违反朝制，“大廷广众属目惊骇”，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唯有年茂公恪尽监察御史之职责，秉直上疏，严词弹劾，要求皇上“严示戒惩，立赐罢斥”。不料这两位官员是有后台的，年茂公不仅没能将他们两人参倒，反获“言词过激”的罪名被削去官职。但年茂公无怨无悔。罢官之时，喜得长子，为了夫人平安地度过满月，从同仁处借得一部《易经》，撰写出一部《周易辩通解》。嗣后回到家乡以教书为生。梁国治出任湖南巡抚时，请年茂公担任岳麓书院山长（院长），以他的品德和学识获得“身范口錞，学者尊信之如泰山北斗”之好评。

    这种耿介无私、敢于直言的品德一直流传了下来，是以有茅厕里的码骨又臭又硬”的“雅称”。

    为官需公正廉洁，不可贪脏枉法。“公生明，廉生威。”清廉，不仅惠及百姓，亦泽被子孙。唐太宗李世民曾这样告诫他的大臣：“大丈夫岂苟贪财物，以害生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我们正是因为先辈的清廉而自傲自荣，完全不会有李世民说的那种愧耻之心。

    满族入关后近半个世纪，至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万氏子弟始参加科考应试，当官的不多，且多为教育官员，但凡从政者都是清官，并且历代相传不绝于世。根据史志和谱谍记载，例子是很多的。

    十二世祖为恪公，康熙丁丑年（公元1697年）进士，任浙江遂安县令，那时的遂安是个贫困县，民众负担很重，每年照例要收缴三千金给官府，名曰“帮费”。为恪公上任后革除吏弊，废除“帮费”以减轻民众负担，显示出廉政本色。

    十三世祖礼祖公，雍正癸卯科（公元1723年）进士，出任安徽省太平县知县，“下车问民疾苦，捐资贷民，民赖以苏”。他经常对下属说：“为父母不克胥匡以生，而使谓浚我以生，吾不忍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老百姓的父母官不能够帮助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让民众说我是靠索取他们为生，这是我不干的。他不但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深受民众爱戴和同僚敬重。

    十四世祖年丰公（年茂公胞弟），乾隆丙辰科举人，截取知县（清朝科举制度规定：举人中式后经三次科考，由本省督抚给咨（发给公文）赴吏部候选知县，称“截取知县”），借补（以大衔补用小缺）浙江石堰场盐大使，奉命丈勘沿海圩田，这是一个肥缺，当地民众争相送钱送物以求丈量时放宽尺度。年丰公一概谢绝，勘测后具实上报，“陋习为之一清”。任满回乡时，“笥中惟端溪石数枚，别无长物”。干了一任肥差，除了几块端溪砚以外，其他什么好的东西也没有，如此廉洁，这在当代实属凤毛麟角。

    另一位十四世祖廷璧公，乾隆壬申科（公元1752年）举人，由宜都教谕升汉阳教授，以他的能力被选拔为江西兴国县令，赴任时，“敝衣羸马，阍者惟一老仆”。穷的连个师爷都请不起，只有一个老仆看门。在任期间，有钟姓叔侄为茶山到县衙打官司，侄托一乡绅于晚上带着银元宝来说情，乡绅见廷璧公一身正气，说了半天始终没敢把银元宝拿出来。回去对侄说：“万公非利可动者”。侄不甘心，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又托另一位乡绅行贿，廷璧公笑着说：“以金遣官，盍遣阿叔”。既然有钱送官，何不送给他的叔父，也免得打这场官司。以后再也没人敢向廷璧公行贿。

    年蘅公，乾隆壬午科（公元1762年）举人，任福建省顺昌县知县，正遇上灾荒年头，老百姓嗷嗷待哺，年蘅公日夜操劳赈济灾民，“存活无算”。终于“以劳瘁卒于官，身后家徒四壁。不愧廉吏云。”

    廷琯公以教谕出任四川江安、西充、营山、合江知县，劳绩卓著，擢升泸州、直州知州。在任合江县令时，适逢王师出征缅甸经过合江，需要供给粮草，下吏提出徇例向民众摊派钱物，廷琯公斥曰：“资粮屝屦，责在县官” (供给军队粮食、服装，是县衙的责任)，不许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十五世祖希宗公（廷璧公之子），乾隆己酉科举人，历任湖南省永定、武陵、益阳等县县令，缉盗贼，断冤狱，省民力，为老百姓办事，不遗余力，而自己则是“在任之日，不受一钱”，当地老百姓都称他为“万青天”。在任益阳县令时，有一富翁，不愿意女儿嫁给穷人家，想悔婚，悔婚不成，便告到县衙，托人给希宗公送来一千两银子，对受托的人说：只要官府能够帮助了断婚约，“厚赂所不靳也”，花多少钱行贿我都毫不吝惜。希宗公审讯清楚后，当面劝谕那位富翁说：“你要悔婚，无非嫌女婿贫穷；你为了悔婚，拿一千两银子酬谢我。你何不用酬谢我的一千两银子给你的女婿，女婿有了一千两银子，也就不穷了。我愿意为这门亲事做媒，如何？”那位富翁既惭愧，又感动，不再悔婚了。这种事情多了，“万青天”的名声愈传愈远，邻县有冤案投诉无门的也跑来找他申冤。希宗公曾巧断近邻桃源县一位老人的财产诉讼案，引起很大轰动，以至“湖南人无不知有万青天者”。在出任永定知县离任后，老百姓怀念他的恩德，为之塑像立于马李二公祠，改称三公祠。在任耒阳知县期间，因操劳过度，病卒于署，时年五十五岁。“扶榇时，士民吊送者挤拥不前。父老私相谓曰：‘此乃不要钱万青天也。’至有感恩泣下者。”

    十六世祖鼎琛公，嘉庆壬戌科（公元1802年）进士，历任广东省曲江、始兴、琼山知县，一贯以勤政爱民著称。开始出任曲江知县时，因当地盛产钩吻，可入药，但有大毒，常有误食致死的，官府疑为被人谋杀，抓捕不少人，以致监狱常常人满为患。鼎琛公深入了解钩吻的属性，为许多无辜的老百姓洗清了冤屈，深得民众爱戴。又因体恤民情，不肯重征暴敛，吏部考核认为“带征不力”，要降职使用。广东总督蒋攸銛、巡抚韩封钦佩鼎琛公的品德和治行，将吏部文书秘而不发，并将实情告知鼎琛公，问他打算怎么办？鼎琛公请求解甲归田。韩巡抚意在留住鼎琛公，说如能将租税收齐，还有挽回的余地，要他回去试试。鼎琛公回到曲江，民众得知是因为鼎琛公没收齐租税而要降职，深感愧疚，便纷纷缴纳税款，鼎琛公得以继续留任。当时始兴县盗贼扰民，县令又终日醉卧不理事，民怨沸腾。蒋总督考察以后，认为“粤东吏治无出万令右者，始兴之行，非万莫属”。是以鼎琛公被调任始兴县令，不久即吏治焕然一新，民众互相称庆，说：早知曲江有个万青天，真是名不虚传。在任七月，又调任琼山县令，离任的那天，老百姓自发夹道欢送，并用“花果结成‘墨江遗爱’四字为颂”。在琼山任职期间，有海盗自高州来，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人抵挡。将到琼山时，鼎琛公派人侦察清楚虚实，于入境处设下伏兵，全部捉拿归案。总督蒋攸銛“念其才当大用，专折保举”，“上谕以应升之缺升用”。不料鼎琛公操劳过度，病卒于官署，囊中竟无积蓄，家人无力将灵柩运回故里。布政使赵慎畛悯其清廉，劝粤省各官资助，才将灵柩起运，经过曲江、始兴时，官吏、民众得知消息，沿途以纸钱、麦饭哭拜祭奠，其情十分感人。

    鼎洋公，嘉庆辛未科（公元1811年）进士，历任河北省曲阳、顺天府大兴、苑平、京县知县，擢升遵化州、定州知州，授奉政大夫。在任曲阳县令时，修学宫，举书院，勤政为民，百废举焉。曲阳有一富户人家，因行为不端，受到族人攻击，将其告到县衙。富户主人内心恐惧，托一衙役重金向鼎洋公行贿，以求宽恕。鼎洋公严词拒绝，召来面谕，劝其将行贿之金捐修学宫书院，并按律处以罚款，“邑之人莫不谓其廉而恕也”。不久，鼎洋公晋升定州知州。按照清朝制度，直隶州县，临近大道的可收徭役费，如有兵丁过境可按田亩向乡民摊派，这也是官员借机敛财的一个门路。道光丙戌（公元1826年），调京兵、关东兵万余人剿匪，正好路过定州。衙役按旧例向乡民摊派，“非万缗不可”。 鼎洋公审查后认为收取过度，减去一大半。并规定大军在定州驻扎，一切饮食夫马所需，概由县府供给，兵丁不得再向民众索取。有的兵丁向百姓索要已成为习惯，根本不听，鼎洋公查实后均禀告军中将领概以军法处置。消息传出，兵丁互相警告：不可有违万使君的规定。境内百姓赖以得安，民众无不称赞。十多年后，家乡子弟有人到定州，那里的老百姓还盛赞鼎洋公为贤刺史。

    鼎勷公，道光乙未科（公元1835年）举人，在任山西省冀城、定襄、五台知县期间，每每断狱如神，很有政声，每次外出不坐官轿，只带两个老仆，“绝不驿骚民间”。经考核“以清勤登上考”（名列前茅）荐升应州知州。

    十七世祖裕鹏公，道光癸卯科（公元1843年）举人，咸丰己未、庚申两科明通进士，供职国史馆，满差照例可以出任县令，裕鹏公自认不擅从政，要求改任教职，出任江西兴国州学正（掌管教育所属生员）。到任后，采取许多积极措施，使之“文风丕振”。任职十三年，始终淡泊自处，日常饮食唯蔬菜食无重味，穿着都是粗布，但遇到亲戚邻居有了困难，则乐于资助，毫不吝惜。

    世清公，鼎勷公之长子，循例授山西通判，出任永乐同知，其时正遇上全省连年灾荒，奉命兴办粥厂，公平救济，以廉明著称。经巡抚曾国荃的举荐任黄城知县，大灾之后，民众多出外逃荒，流离失所，田地荒芜，无人耕种。世清公不惜鞍马劳顿，四出召民众还乡，并设法帮助种植。经过三年不懈努力，民众得以安居乐业，都称颂世清公的德行。后任大同府通判、永和知县，都有很好的政声。世清公三十多岁时夫人去世，在官三十多年不复再娶，身边仅一老仆相随。七十岁时在山西寓所逝世，遗产仅公馆二进，留下遗嘱捐给当地的湖广会馆。

    十八世祖邦华公，是我的曾祖父。年少便聪颖过人，以黄州府第一名进入府学，刻苦读书，学富五车，但科场失利，屡试不中，直到教书三十年后的癸未科（公元1883年）才中了进士，这也是我们万氏家族最后一名进士，钦点即用知县，出任四川江油县令，时年五十九岁。若是现在该是“洗了睡”的年龄，当年还能学以致用，报效朝庭。四年后兼理石泉县事，石泉前任县令病故时亏空数千两白银，无法偿还。为了不使因此连累前任县令的家属，邦华公接任后将所有进项首先用于填补亏空，这不仅前任县令的家属非常感激，当地人士也十分称赞。这在那“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也实为难得，以至老人当着两个县的县令，在六十一岁和六十五岁时还兼任乙酉科和戊子科四川乡试同考官，这在那时也是很肥的差事。但他老人家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沾一文黑心钱。留给我们后辈的不是黄金白银，不是广大田产，不是豪华住宅，只是书籍、墨卷和耿介廉洁的家风。老人由于年事已高，主要是过劳成疾，终因病重告假回籍就医，沿长江顺流而下，不料船只刚进入武汉水域时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九岁。

    十九世祖兆钟公，光绪己丑科（公元1889年）举人，历任贵州普定县知县、水城厅通判、松桃直隶厅同知、保升直隶州知州，授奉政大夫。水城，位于贵州西部，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山区，清雍正十年设厅，后改为县。当地匪盗横行，劫财害命；狼群为患，伤人数百；城垣坍塌，水利失修，冤狱多，苛税重，民众苦不堪言。兆钟公任水城厅通判（与州府长官共同处理政务的官职），针对上述弊端，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解除民众疾苦，面貌为之一新。当时已是清朝末期，政治极其腐败，贿赂公行，兆钟公对送礼说情者一概拒之门外，风气为之一振。有位民妇陈苏氏，无后，久欲将千余金的家产捐助公益事业，但担忧当政者私饱中囊，一直“隐忍不言，至万厅主莅任，毅然捐出，以为设小学堂之费”。兆钟公任满离任，水城乡绅父老纷纷上书恳请留任，除了列举诸多政绩以外，有这么一段话：“万厅主礼以自持，严以防人，偶与绅耆晋接，祗谈风月，故门墙壁立，从无敢以私干，真君子之室非公莫至也”。这种“门墙壁立”、“只谈风月”的行为举止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

    传到二十世就是我的父辈了。父辈中职位最高的当属武樵公，也就是曾主政湖北的万耀煌。他一生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这里只说他的为人，他所传承的万氏家风。历史经验证明，最大的腐败莫过于吏治的腐败，国民政府时期更是如此。武樵公在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家乡人向他谋求差事的不少，如欲拉帮结派、安插私党正是大好时机，但他用人不循私情。据当年在湖北省政府人事处的郑昌琳先生撰文称：“公就省政仅带随身秘书一人，原省府厅、处长一律不更换”。“尤其是县长的荐任更难，公则举行考试，择优录取。公亲自主持，严格笔试，再由十三位省府委员集体当面口试，各评分数，汇总优劣，连夜发榜，秉公执法，用人唯才。”族人对此虽有微词，但武樵公不改初衷。武樵公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当了一辈子的高官，又深得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信任，可以说是生活在污泥浊水之中，按说一定是很富有、生活一定会很奢侈，其实不然。他到台湾以后担任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国民党的政府机构，设有特支费项目，任主官随意开支，实际是为长官贪污挥霍大开方便之门。武樵公却毅然革除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特支费”这个项目。“他的月俸与一般公务员一样，仅足家用而已”。他的三餐饮食，也同研究院其他人员一样。因长期过度劳累，健康受到影响。主持总务的黎离尘主任于心不安，特在午餐时为他加一碗猪肝汤，且汤的色泽、盛汤的容器与其他研究人员食用时完全一样，可见其用心良苦。但仅管如此，还是很快被武樵公发现，立即予以制止。“他认为既办革命实践教育，就一定要做到表里如一。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他因病辞职为止。”

    “武公辞职后，仅有一不支薪的中央评议委员与月支千余元（台币）交通费的交通银行顾问。而四十七年（公元1958年）制定之退除役制度，武公所得退役金仅四万余元，投资于一同乡之工厂，亦不幸倒闭，血本无归。故武公自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来台到五十六年（公元1967年）之间，其生活之清苦、家用之拮据，实不足为外人道。五十七年（公元1968年）间，事闻于何应钦上将，敬公以革命情感道义，向蒋总统呈述，乃由蒋公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始有正常之鹤俸维持生活”。（潘光建：《近代军事教育家——万耀煌先生》台湾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一九七七年元月三十一日，武樵公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病故，临终前留下遗嘱：“余平生无一文积蓄，对长临尔后生活之艰苦，当在想像之中，深表愧意，希望文哲能奉养老母”。武樵公逝世后，其遗孀万周长临曾依遗嘱去美国依附文哲生活，然而文哲也生活拮据，只好又回到台北，“她孤身一人，生活无着，不得不住进收养孤寡老人的‘仁爱之家’”。（王耀：《万耀煌将军传》）如此境况，当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

    身居高位的武樵公尚且如此，父辈中其他人可想而知。堂叔迪生，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浙江缙云、平湖等县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任仓埠镇镇长。我儿时曾到镇公所吃过一餐饭，整个镇公所的人一桌尚未坐满，吃的是糙米饭，咽的是罗卜、白菜，非常简朴。堂兄文潞（字汇川），民国时期，任湖北省银行樊城分行、四川省万县分行行长多年，在常人眼里，这是肥得流油的美差，应当是非常富有的。可是，汇川兄去世以后，他的妻儿只有住在万氏祠堂里，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现代万氏官职最高的当属学远，在上海市委担任秘书长多年，后出任浙江省副省长，不足一年遇上换届。中央预定他继任副省长，但代表依法联合提名他为省长候选人。他按照组织的要求，给代表写了一封谢绝被提名的信。胸怀坦荡，言辞恳切，本是诚心辞谢，却不料深深打动了广大代表的心，认定就是要选像学远这样既有学识又谦虚的人当省长。学远最终当选浙江省长。

    这里摘录的当然很不完全，但足以说明这种家风几百年来世世相传、因因不息，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强行规定，都是天性使然，的确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