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是永别，也是团聚——悼杨绛先生
作者：潘兆平
杨绛先生走了。无数悼文称她“病逝”，其实她老人家既无病又无痛，只是在睡梦中平静安详地走了。大概一年以前，有一次因肺炎，也在协和医院，病情有点凶险。一日，杨先生对旁人说：“我听见他们两个在我身后的门外……”这次她终于走出了门，完成了“我们仨”的团聚。说不上更多的悲痛，但一种难以割舍的怀念与挥之不去的忧伤，始终让我彻夜难眠。我一直等待着遗体告别的通知，结果却是遗体已火化不留骨灰的通告。
事后，遗嘱执行人吴学昭先生打电话告诉我，杨先生临终嘱她，遗体告别就不必通知潘兆平了，以后若有至亲好友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应该让他写一篇……老人走了十天，我遵命执笔，但一字未写，竟突然泪如雨下，难以止歇。此时似乎觉得她老人家正轻抚我背喃喃地说：“兆平，勿要哭，我勿希望侬哭……”当年钱钟书先生去世，我痛哭的时候她也是如此抚慰我：“……伯伯勿希望侬哭。”
我与杨先生交往有四十年，最早是去学部大院。较频繁地来往，是他们迁居南沙沟之后。他们乔迁不久，钱先生就郑重地写信，邀我们夫妇于某周日晚去家中便饭。那天，钱瑗姊、杨伟成夫妇及杨大哥一对儿女都参加。钱先生说，主要是为了你们下一辈的交往。因钱瑗自幼认了先岳父徐燕谋先生干爸，所以与我爱人徐愉是干姊妹，钱瑗长五岁，是姊姊，但妹妹的个头要大一号。钱先生却以体积论长幼，说：“徐愉侬是姊姊……” 钱瑗急着纠正：“啊呀！侬总是搞勿清爽！”逗得大家都乐。钱先生家全是学究，不擅厨艺，那天满桌菜肴，全是从临近的贵阳饭庄包订的。桌子不大，八个人团团围住热闹非凡。事后我将宴请盛况写了篇详细报道向上海老岳父汇报。回信写道：你们好大的面子，我与钱、杨两位先生交往四十余年，至今他们还未曾在家中请我吃过饭呢！
每次去拜访他们，主要是钱先生与我一老一小聊得起劲，杨先生总搬把椅子坐在边上笑眯眯地听，偶尔插插话，大多也是问我一些有关细节。开始她似乎老在端详我，一次她觉得我被她看得有点不自在了，就笑着对我说：“我总觉得你与我认得的另一个人很像。”又一次我去，见到我杨先生就从她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一张六吋的已经泛黄几十年前的旧照片，一位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这是我的弟弟，和你像不像？”杨先生笑着继续端详我。我连忙谦逊道：“我哪里有人家这么神气。”杨先生继续笑：“不过你比他漂亮点。”照片中是杨先生的小弟弟杨保俶先生，后来她给我讲了关于弟弟的不少故事。
说起看人，当年作为《围城》第一男主角方鸿渐的饰演者陈道明，应约造访钱、杨两位先生经受“审查”，夫人杜宪陪同。当时八九风波刚过不久，杜宪突然隐身不露，那天戴了一副当时流行的硕大无比的茶色蛤蟆镜。陈道明与二老谈话，杜宪微笑着坐在边上一声不响。杨先生说：“杜宪，你把太阳镜拿下来，让我好好看看你好吗？”杜宪笑着遵命取下了眼镜。杨先生的评价是：“确实是长得蛮趣的。”这“趣”字是南方人用来形容女子或小孩的，不仅是美丽，而且更有一层娇小甜美、招人怜爱之意。夸完杜宪“趣”，杨先生又说：“就是脸上有几颗雀斑。”如此观察入微令我震惊，难怪她在小说、剧本中的人物刻画都能如此到家。
与钱先生聊天，他豪爽、幽默、妙语连珠，虽受教、开心，但常有跟不上速度的“吃力”。而与杨先生闲聊却如潺潺流水，润物无声，同样受益匪浅。
一次钱先生送我一瓶东洋人（老一辈习惯如此称呼）孝敬他的日本“养命酒”。古式古香的棕色瓶子，近乎有2斤容量。他说：“我不喝酒，你拿去喝吧。”继而又故作诡秘状，“据说还壮阳。”接着哈哈大笑。后来我访日，见电视台黄金时段不断做“养命酒”广告。日文我一字不识，只听没完没了的“yomeishu”，从广告力度看，此酒在日本应相当中国的茅台、五粮液。难怪“东洋人”当宝贝来孝敬钱先生。访日回来与钱先生聊见闻感受，说最受不了他们的宴请应酬，盘腿坐在地板上，几片生鱼，几只蛤蜊，小酒盅式的汤水上三四道，一两个小时坐下来腰酸腿麻，仍觉腹内空空，“还没有吃一副大饼油条实惠。”钱先生听了大乐，说：东洋人弄这种虚假排场，实质是小气。譬如那个茶道，总共是一小撮茶叶末子，弄来弄去，折腾半天，无聊之极。与钱先生聊天，能长知识，奈何层次太低，颇有对牛弹琴之意。有的当然还懂，例如钱先生说中国成语“山雨欲来风满楼”，外国也有类似的成语，但人家不写“楼”，而是写“塔”。因为我是亲近小辈，所以钱先生在我面前谈天说地臧否人事，无所顾忌，有好多事是闻所未闻，但我也知道“此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道理。不过尽管如此，钱杨先生从来不与我议论政治，也许他们几十年经历参透其中道理，更是出于对我的爱护。
例如有一次，钱伯伯对我说前几天某晚，江泽民主席突然亲自给他打电话，开头就礼节性地恭维一通，什么“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又因江在任机电部领导时也曾在南沙沟大院住过一阵子，所以称钱先生为“芳邻”，还惋惜无缘拜识等等。话入正题，原来有一美国电视媒体将要采访江，其中有一项内容是要录制一段江对美国观众七分钟的讲话，所以江就亲自打电话，把有关内容向钱先生读了一遍并请求“不吝指教”。我对讲话内容及钱先生如何指教不感兴趣，因为江平时讲话时有明显的扬州苏北口音，所以我调皮地问：“江主席的英语是否也有淮阳风味？”钱、杨两位先生相视一笑，但对我不作回答。事后我觉得对于此事他俩肯定有过交流，对我不作回答，则是怕我嘴巴不严，万一出去瞎讲，结果就不好玩了。
至于说到“芳邻”，邹家华夫妇是钱、杨先生首任对门邻居，他们四个人都是留学生，尽管时代不同，总有共同语言。有时邹家华夫妇外出，家中无人，就把印章放钱先生家，为便代收邮包、挂号信之类。钱先生指指书架上一个印盒，对我说：“官印在此！”能将“官印”相托，可见互相信任的程度。邹家华工作繁忙，未闻有串门聊天之事，其夫人，叶帅之女与杨绛先生有不少交流。杨先生曾告诉我，叶当年在下放干校期间，更年期功能性出血，久不能治，为了保命，无奈大剂量服用激素，血是止住了，但落下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说医生“吓唬”她，打个喷嚏或许也会导致骨折。她还告诉杨先生不少她们兄弟姐妹聚会时的趣闻乐事。那时期南沙沟大院虽门禁森严，但院内无安保执勤，每逢年节，与其它居民大院一样，每个门洞挂一面国旗，门洞内各家轮流派人在门口值班。一次国庆我去看望钱、杨二老，走近他家2门洞时，见面对门洞的草坪上有个穿着朴素的女子端坐在一把小椅子上看报，见我走近，她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老人家面目清秀，带些病容，略方的脸庞，面目似有与叶帅相似之处。上楼后杨先生为我开门，刚见面我就打哑语，用手指指楼下门洞，又点点对门，杨先生笑着点点头，原来我的眼力还挺准。
很多年后邹家华搬走了，迁进的“芳邻”是新任财长。那天我去，见钱先生一脸苦相，原来对门在大兴土木，大锤砸墙凿地之声震天动地，弄得四邻不得安宁。约过了个把月我又去，不料“锤声依旧”。我惊道：“这家在建战略防空洞？”钱先生真有点欲哭无泪了。安定下来后财长夫人与杨先生有不少交往，有一次杨先生对我叹曰：“哎呀，她（夫人）怎么什么都敢说呀……”看到我一脸“欲听下回分解”的表情，她笑了笑：“当然，这些话我是不能对你讲的。”我顿觉失望，居然不能对我讲，你吊啥胃口？
后来又换了几家“芳邻”，级别或有逐步降低之势，或许部长大人们有新的更好的去处了。
钱先生去世后，有一段时期杨先生较虚弱，怕她冷清孤独，我照常去看她，陪她聊天，找找乐子。有一次过年，见到我后杨先生从大书架上面一大堆贺年信、卡中拿出一封给我看，她面无表情。是一封北京大学寄来的贺年信，有校长书记的签名，是“向钱钟书先生拜年”。我作为北大校友，顿觉有点无地自容。钱先生去世已好几年，这个连街边卖报摊主都知道的事，堂堂北大校长、书记、秘书及办公室各位官员，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我很尴尬又很气愤，说：“你应该把这封贺信退回去，写上：查现已无此人。”杨先生苦笑一下，没有说话，把贺信放回了原处。这是我少有的一次见到老人家不开心。
杨先生长期严重失眠，每晚十点多钟躺下能睡一会儿，半夜醒来常常再也难以入眠，所以对她而言，这“第一觉”至关重要。后来有一次南沙沟大院大维修，连续数天晚上来卡车卸下搭脚手架的铁管，杨先生的卧室在楼的最西侧，紧挨着西墙，所以当卡车在晚上十点多钟往西墙外轰隆哗啦卸铁管时，杨先生感到“好像倒到了我头上”。接连几夜“第一觉”被惊醒。杨先生只得请大院管理部门与对方交涉，但结果是卸货依旧。百般无奈，老人家只得亲自出马。一天晚上在他们正卸铁管时由管理部门同志陪同下，与施工运输部门交涉。对方负责人是位壮年汉子，他理直气壮：“对面就是钓鱼台，平时白天不准进卡车，只有晚上十点以后才能进来，我们不在十点以后卸货你叫我们啥时候卸货？”明显地谈判进入了僵局。此时管理部门的同志突然指着杨先生对那位壮汉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写《围城》的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原来那位运输队壮汉也是一位“钱迷”，闻言态度立即变软，先是欣喜地望着杨先生，接着又连声道歉，说不知道打扰了您睡觉很对不起，以后一定让他们轻卸轻放，或者卸到别处去。果然自此以后六号楼西墙外面晚上再也没有卸过东西。杨先生笑对我说：“想不到还真那么管用。”我有一句话到了嘴边，觉得不妥又咽了回去：虎死雄风在！
每当返沪探亲，常在岳父书架上翻书乱看，其中钱先生的信是必读的，但一般不太懂，因为都是文言文，没有标点，又是毛笔狂草，说及亲友，常用号或字，不是太熟悉的不知是谁，引用古文典故我更是云里雾里。更甚至有时钱先生兴致所至，干脆把信笺横过来，用毛笔龙飞凤舞地写几句英文……不过有些我经历或经办的事，看了明白，就忍俊不禁。
有一次由沪返京，岳父让我为钱、杨先生送去一方金华火腿。钱先生复信致谢，但写道：愚夫妇早已由食肉动物改为食草动物了，承蒙馈赠高级金华火腿，犹如以精致象牙梳子赠予和尚，令其顿生蓄发还俗之念……杨绛先生《干校六记》出版，岳父读后写信盛赞并作诗多首相赠。还说钱先生作品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而杨先生文笔清新，通俗易懂，更受大众喜爱。钱先生回信，说经兄夸奖，我家女权大增，几成“大雌宝殿”了也！
近闻有人拍卖钱、杨两位私信，价格可观，我对孩子戏言，把我家钱先生的书札搜罗一下，如果拍卖，或许你在曼哈顿可买一套房子。但我等虽穷，非见利忘义之辈。私信就是私信，既不外传更不卖钱，活着就是一份纪念，死后任其泯灭，可也。
钱先生去世几年后，一次杨先生对我说，在你伯伯去世那段时期，我身体几乎崩溃，若无你的“绿粉”支撑，我或许已经垮掉了。所谓“绿粉”是指我由中科院公司要到的螺旋藻粉，开始是提供给钱先生做鼻饲食糊的，杨先生当年对我说北京医院营养室的护士都是内行，配制食糊的其他病人也有用螺旋藻的，但护士们一致评价311房（钱先生病房号，在《我们仨》中多次提到这个号码）的藻粉质量最好。还有就是“黄粉”，也是我由中科院某公司购得的蛋黄卵磷脂，起码是高档动物蛋白质。杨先生服用后觉得脑力大增，很多原来记不清的八位数电话号码都记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很多已忘却或糊涂了的人与事，变得清晰或想起来了。这对老人家整理遗稿及写回忆录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由于对绿粉、黄粉的迷信，所以杨先生不止一次地称我为“最最信得过的保健医生”。我对她戏言，原来我还准备让她试试牛初乳粉，后来因为关于牛初乳对人类的营养作用有争议，遂作罢，不然我还要送“白粉（民间对海洛因的称呼）”，那就麻烦了。
看似柔弱的事物其实往往更坚强，这一点在杨绛先生身上得到完美的诠释。当年钱瑗姊得病，杨先生对我说，圆圆小时候一个手指得过骨结核，现在转到脊椎了，西山有个结核疗养院，所以别人骗了她，连我也信以为真。过了一阵子，忽然她对我说，圆圆的头发脱光了，要给她弄顶帽子。我听了一愣，这不是放疗化疗的后遗症吗？但见老人家镇静淡定的表情，我也不再追问，还暗想或许新的结核药毒副作用厉害亦未可知。后来圆圆姐去世了，终于告诉我，是癌症，但是还有一人要瞒，就是钱先生。原先杨先生两处跑，当钱先生父女间的联络员。钱瑗去世后，怕钱先生因丧女之痛，雪上添霜，影响治疗及健康，杨先生还佯装没事，照常传递信息：上星期X我去看圆圆了……昨天又和圆圆通电话了……时间长了，怕谎言穿帮，杨先生就拿出当年写小说剧本的本领，写了一个圆圆病情提纲，以便长期笑脸相骗（良苦用心，令人落泪）。钱先生虽已是不能言语，但聪明的脑子仍在正常运转，杨先生的善意谎言编得再天衣无缝，渐渐地终被察觉。后来每当向他再说圆圆时，钱先生表情愈益不耐烦，最后终于动怒表示不愿再听，杨先生试探着嗫嚅问道：“……侬晓得啦？”钱先生闭眼做了个肯定的表示，一场凄凉的骗局才告终止。
作为旁人，无法也不宜去判断或比较钱先生父女两人在杨绛先生心中的分量和地位，“我们仨”应该是永为一体的。但是在父女俩去世后，在谈及钱瑗时，杨先生曾三次哽咽流泪。有两次是在不同的场合，杨先生对我说起北师大外文系师生将钱瑗骨灰埋在教学楼外雪松之下时，她哭了。还有一次，钱瑗的朋友、学生出了一本纪念集子，其中有人写到钱瑗尽管病魔缠身还是积极乐观，说钱瑗腰部病痛，已不能弯身擦脚了，所以每当自己洗脚后就用一根小棍挑着毛巾擦脚，还对朋友“炫耀”自己的发明创造。说到此处，杨先生说：“其实圆圆吃了很多苦，我却不知道……”哽咽失声。
由于谈钱瑗太沉重，所以在闲聊时杨先生更愿意谈钱先生。一次谈到钱先生病卧多年不再行走，天天用热毛巾擦全身，所以脚后跟的老皮全部褪尽，“红扑扑、软软的，和小毛头（婴儿）的一样。”有一次谈到钱先生用竹竿帮自家猫与林徽因家的猫打架的事。我说其实所谓“猫打架”是猫在调情交尾，所以钱先生去帮忙打架，实际上是“棒打鸳鸯”，拆散人家的好事。杨先生听后笑着说：“原来还有这么个说法，可惜你伯伯不知道。”我说：“牛津大学图书馆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两人大笑。
也许是老了，也许是相处熟了，渐渐地杨先生有时会耍耍小孩子脾气，我也干脆顺势而为与她逗开心。有一次她说，我今年一百零三岁了。我说：“瞎讲，你明明只有102岁，讲岁数可不许弄虚作假。”她急了：“难道我在妈妈肚子里十个月，我不算有生命？！”我连忙说：“好好好，就算你103岁，免得哪一天又把我写到书里去批判（因为有一回谈到人死后有无灵魂，我坚持人死就不存在什么灵魂，老人不快，把我的话写到《走到人生边上》的序言里批判）。”但她对于胎儿生命的说法也有道理。所以我对她说，有一种讲法，说人的实足年龄是从离开母亲身体的那天开始计算的，而虚年龄是从离开父亲身体那天计算的。她愣了一下，随即捂嘴而笑。
年纪大了，有些眼下的事搞不清了，老人更喜欢和我说当年幼时或学生时代的趣闻轶事。她说她老爸（杨荫杭先生）喜欢收集古书。有一次淘旧书店发现了自己一套书中缺失的那一本，欣喜无比，但立即装出遗憾的样子对老板说自己缺失两本，如今只补一本，美中不足……回来很得意地对杨绛说，我若说就缺这一本，老板肯定会漫天要价，我说缺两本，这一本他就平价给我，等他找到另一本时再找我要大价钱……杨先生评价：“是不是挺狡猾的？”
知道我孙子4岁已上托儿所学前班，问我：“他赖学吗？”我说平时还好，天若下雨什么的就赖着要他爸开车送。杨先生说她小时候也赖过学，当时家里的东西两头各有一所小学，她在东头上学，很受老师宠爱，是“公主”，后来不知何故，家里将她转至西头去上学，是插班生，更主要班里已有几位王子与公主（是富人或官家子女），杨绛感觉受到冷落，每天早上就赖在门洞里不肯去上学。最后由强壮的马夫“一把掮到肩上就扛走了”，我问：“你哭吗？”“哭也没用。”
有一次闲聊，我说外面盛传费孝通自称是你第一任男朋友，或许你是他暗恋的第一个女朋友吧？她笑而不答，接着就给我讲费孝通的故事，说他家在无锡是有钱人家，费胖胖的，老实得有点窝囊，家中怕他上学受同学欺侮，想了办法让他到杨绛她们的女中跟读。其实女中的孩子亦非善辈，照样欺侮费孝通，动辄寻咎罚他做俯卧撑，看胖子呼哧乱喘而取乐。后来到东吴大学，费孝通早些毕业，还当了女生体育代课教师。对待老师就不能罚俯卧撑了，但女生们仍有办法捉弄他。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女生来例假，就可以免上体育课，所以凡女生不想上体育课了就向费老师请例假，费则一律照准。甚至有调皮的女生一个月请两三次例假，仍是准假。说到此处，杨先生脸上漾起一股顽皮得意相。我笑着暗想，没准她当年就是乱请假的女生之一吧。
杨先生平时讲普通话，与亲戚讲无锡话，我去了，她就说：“兆平来了我顶开心，我可以讲上海闲话了。”也许上海话能让他回忆起当年青春的岁月。另外，很多沪语的精妙之处是普通话难以表述的。例如上述的“趣”，还有钱先生的“常委常委，常常勿开会”。上海话把“大”说成“DU”，百岁杨绛还顽皮地给人起外号（并无恶意）。她称某位常去拜年的中央领导“DU好佬”，称社科院某领导“DU老倌”，这类称呼对南方人而言还有些亲切之感。有次我问她钱先生对陆游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招牌菜”《示儿》似不太欣赏，不知何故，是否认为文学品位不高，有点打油诗风格？杨先生莞尔一笑：“说DU话呀！”
有次春节去拜年，看到她客厅桌子上新添了一盆硕大无比的君子兰，我指了指花：“DU好佬来过了？”她点点头，然后两人就笑，因为这些外号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有一次杨先生满含歉意地对我说一件趣事：DU好佬突然来访，按安保惯例，领导人外出是不预报行程计划的。不巧那天保姆正外出购物，杨先生耳背又在内屋休息，所以再三摁门铃仍是不得而入，只得废然而归，择日再来。我笑道，中央领导屈尊造访，竟被飨以闭门羹，真是闻所未闻，或可载入史册。
近期，那位“DU老倌”又去探望杨先生，已经几乎全是笔谈了。临告别时“DU老倌”见纸上有不少杨先生写的字，就拿起来说：“我拿回去作个纪念……”不料杨先生敏捷地夺回了那张纸说她自己要留着的。事后她得意地对我说：“其实他前脚刚走，我后脚就撕掉了。”对于那位“DU老倌”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关怀与爱护，杨先生是心存感激之情的。她之所以夺回并撕碎那张纸，主要是不愿意自己那已是歪歪斜斜的字流落在人间。
《走到人生边上》出版后，照例杨先生赠我一本亲自题字的精装本。我捧着书致谢，她指着封皮问我：“这几个字写得怎样？”我说：“挺漂亮，不过好像增添了一点硬体字笔法。”她嗫嚅地对我说：“近来我撒了个谎。”原来有位退休中央领导，突发雅兴，要搜集名家墨宝，杨先生荣列名单之中。几次递话过来，杨先生始终推诿拖延，后来干脆派人上门索讨。杨先生说自己手痛已久不写字，仍是不从。不料《走到人生边上》即将出版，出版方希望杨先生亲题书名。正在“手痛”的先生只得写了书名。事后有些忐忑，觉得对他人撒了谎心有歉意。我说这不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人家不一定会介意，更不会深究此事。如果真有不知趣的，登门要讨个说法，你就理直气壮地讲，书名是在手痛之前早已写好的。先生想了想，觉得我这个谎编得还较圆，笑着点点头：“蛮好！”
我不仅为杨先生当这类“黑参谋”，由于觉得我考虑问题比较缜密周到，更出于对我的信任，杨先生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也常常与我商量，听取我的意见。在筹措钱钟书先生笔记编纂出版时，杨先生曾跟我郑重商量，因为她发现在这么多笔记中偶尔有一些当时钱先生随性“瞎写”的东西，杨先生对此颇有顾虑，认为有些人在钱先生身上挑剔、发难，如果把笔记中这些瑕疵如实出版，岂不是对这些人输送“弹药”，授人以柄，所以是否在编印前作些删除或修改。我考虑后明确表示“不可”。我说，人无完人，有言道“不以一眚掩大德”，钱伯伯的价值，历史自有公论，有些许不同的看法甚至攻击也属正常，不必介怀，不必苛求白璧无瑕。有些瑕疵，也是缺陷美，更主要是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钱钟书。你若作了雕琢或删改，这部伟大的巨著就因你的改动而成为“假古董”，立即贬值，甚至不值钱了，所以我认为应该原汁原味，一丝不改地出版。杨先生沉思良久，然后点了点头，她认为我是对的。
钱钟书先生把自己比作一块臭肉，知道会有苍蝇来下蛆。杨绛先生走了，钱先生肯定会说：“又多了一块臭肉。”听说杨先生刚走不久，有关她的传记已经应运而生，还是得到杨先生认可的，似乎是“死无对证”，谋划之深，出手之快，令人叹为观止。其实真正被杨先生认可的带传记式的书只有一本，就是吴学昭先生所著《听杨绛谈往事》。该书出版后杨先生赠我一本并说这本书最后定稿时，“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校核的。”
后来我与她谈及此书，说其中不少照片从未见过，弥足珍贵。杨先生指着一岁半时母亲抱着她的照片神秘地说：“其实这张照片是3个人。”原来那时她母亲已身怀六甲。所以杨先生说：“妈妈抱着我，我坐在弟弟的身上，我是压迫者。”
“我们仨”走了两个人以后，杨先生已经完全“视死如归”了。她说最怕是瘫在床上，自己受罪，别人受累。所以称自己心脏有点毛病是“宝贝”，到时候一下子去了，多好。
百岁以后老人日渐衰弱，期间我有两次出国探亲半年，告别时握手依依，有一种诀别的心酸。她送我到门口，我再三叮嘱：“好好地（活着），等我回来看你……”每次回来，未等倒好时差，就拿了美国杏仁、巧克力去看她，她百岁之前还爱吃坚果。去春回来，拿了“全家福”给她看，因为巍儿自小受钱、杨两位的喜爱，杨先生颤巍巍地指着潘巍问：“是你女婿啊？”我没有女儿，哪来的女婿？我笑不出来，心中隐隐酸楚。
老人日见衰竭，听力几乎全失，说话也很吃力了。后来去看她，两人手握手坐在沙发上相视而笑，她的双手已经骨瘦如柴，但肌肤柔润依旧。
4月份从网上得悉，钱钟书先生外文笔记已全部出版，顿感又喜又忧。忧的是杨先生“打扫现场”最后一项重大工程圆满完成了，作为支撑她生命延续的精神支柱突然消失。她的生命之火萎了，她还能再坚持多久。无情的现实证明，我的担忧不是多余。
4月24日，网上已传成一片“杨绛病危”并为她祈福的帖子，我晚上还给远在纽约的巍儿发email辟谣，说老人前期的肠梗阻已愈，估计不日回家，我将携南京刚寄来的“绿粉”去看望她。次日下午两时许，接朋友短信：“惊悉杨绛先生去世……”愕然。
杨先生去世十天了。十天以来夜间难以入睡，四十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片段，过电影般地在眼前展现，上述内容，都是片段的摘录，有点杂乱，但句句真情。愿先生走好，到了那边向钱伯伯、圆圆姊问好。等到他日我们的灵魂在天堂相见时，再继续咱们永远快乐的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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