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18日这一天，中央直属支队被追到了黄河边。
形势万分危急，前面是汹涌滔天的黄河，后面是已经啃住屁股的刘戡七个旅。
眼前只有一条出路：抢渡黄河。
但是，如果毛泽东渡过了黄河去了山西，胡宗南就完成战略任务，蒋介石就可以从兔子不拉屎的贫困陕北抽调军队进攻其他根据地，而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对于毛泽东在陕北的坚持固然充满了担忧，但也更加有了不怕压力战胜困难的毅力，如果毛泽东过了黄河，即使中下层不受影响，高层也会学习榜样：你毛泽东可以躲避敌人的进攻，我们为什么不能？
毛泽东在陕北的游走，就是公开告诉蒋介石：我在陕北。其目的就是用自己吸引十几万国军，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 1947年7月，刘邓过黄河、出击鲁西南。
1989年邓小平回忆说：“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
“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这句话点明了毛泽东坚决不肯退出黄河去山西的实质。
毛泽东给刘邓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那个意思就是毛泽东在陕北的坚持非常的痛苦，而不坚持就让毛泽东失信于全党、全军。 邓小平回忆：“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给刘邓电报，实际就是求救。毛泽东在最艰难的时刻，想到的是刘邓，固然与刘邓大军当时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有关，但也表明毛泽东对于刘邓的信任。建国后，刘邓虽然也挨过整，但和其他将帅相比还是好的多，尤其是邓小平，很快就进入政治局，然后常委了。邓小平是毛泽东、朱德之外，第一个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军队干部（刘少奇、陈云是党务干部、周恩来长期统一战线），比毛泽东的嫡系林彪还早二年，至于彭德怀，一直到死也没有进入常委会，虽然有极大的权力。
毛泽东要求刘邓以外线出击拉动国军回援，他本人在陕北坚持吸引国军。这一打一拉，就是最有效的分解国军的大战略。
在黄河以外的坚持，不仅仅是一种战略，而且是一种姿态。
1947年8月17日，刘邓大军战胜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18日，又渡过沙河。20日，部队轻装向汝河急进，至23日， 3纵陈锡联、l纵杨勇、2纵陈再道在击退国民党军沿途少数阻击部队后，均渡过汝河，逼近淮河。
当第6纵队掩护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到达汝河北岸时，经平汉路赶来截击的国军整编第85师和15师一个旅已占据了汝南埠等渡口，追兵3个整编师仅距20余公里。
刘邓过汝河，是刘邓大军历史上最艰险的一仗。
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部队强渡汝河，
邓小平对纵队和旅领导说：“能否渡过汝河，关系到完成向大别山进军的战略任务，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打过去。”
刘伯承接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以进攻手段对付敌人的进攻，从这里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
六纵是刘邓大军中最骁猛敢战的部队，刘邓直接以“狭路相逢勇者胜”动员部队，可见情况之万分危机。
肖永银（建国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指挥18旅在敌人已经占领河对岸渡口的情况下从敌人一个师手中硬是又重新夺下大雷岗渡口；李德生指挥17旅（建国后曾任中央副主席、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拼命掩护了侧翼高山集。
直接保护刘邓的16旅旅长尤太忠率部为右路军后卫，决定由已在46团指挥作战的旅参谋长赖光勋带电台继续指挥46团以机动防御阻击追敌，保证大部队安全过河，坚持到最后胜利。尤太忠旅长即同张国传政委亲率47、48团奔过浮桥，接过汝河南岸渡口两侧阵地。
六纵政委杜义德也进行了相应部署，命令副司令韦杰负责全军过河，维护秩序，并且派人通知后卫四十六团，打到最后，过不了汝河，就地分散打游击，或者想办法转回鲁西南。六纵九个团中，四十六团是唯一的红军团，也是战斗力最强的团之一，杜义德下了这样的命令，可见当时情势确实非常紧急。
杜义德随即赶到前卫团指挥作战。十八旅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在毫无遮蔽的平原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但是，六纵之所以能够杀出一条路，也有非常偶然的因素。
国军第85师110旅旅长是地下党员廖运周，他有意“怯战”，让出了一条大路。 原六纵司令部参谋武英此时正在后方养伤，并没有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汝河之战。但在后来的淮海战役的双堆集大战，他孤身进入包围圈内的国军阵地，接应已经改编为85军廖运周的110师的起义，与廖运周结下了深厚友谊。关于汝河之战，他曾经问过当时任国民党军八十五师一一旅旅长的廖运周。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武英遇到了廖运周，问：既然你是地下党，为什么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在汝河边打我们？
廖运周说，面对解放军的冲锋，他把几个团长找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命令：“你们要灵活一点，共军打到哪个村庄，你们就撤出哪个村庄！”
几个团长有点不解地看着他，他给他们解释说：“共军是杀红眼了，不要命地往前冲，我们把枪往天上打，不能去硬碰硬。”
这几个团长明白了，旅长这是要“保存实力”。
为这事，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事后曾严厉地训斥廖运周有意放走共军。
廖运周就“据理力争”说：“要我顶也能顶住，可是打到最后，110旅就完了，对八十五师也没好处。”
吴绍周一听，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在国民党部队里，有人有枪就有实力，没有人枪了就是光杆司令。他吴绍周也是聪明人，这事就不了了之。
为了保存实力而避战，竟然被上级理解，竟然成为一种文化，国民党不失败就天理不容了。
1949年元月19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开南京政府要员会议宣布隐退，愤怒地吼道：“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即使有廖运周的内应，汝河之战也因敌我对比过于悬殊而残酷无比。
十六旅后卫四十六团最后通过浮桥后，炸掉浮桥。
在最后的时刻，旅长尤太忠一一看望滞留在岸边的伤员，伤员们挣扎着问他：“旅长，我们大部队都过去了吗？”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什么时候过河？
尤太忠握着他们的手：“同志们，你们好好养伤，大部队已经过去了！”说完，他立即转过身，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
他的潜台词是为了不拖累大部队，只好留下你们听天由命了。
战争一定要死人，战争一定出现伤员，如果丢弃而不掩埋尸体，如果丢弃伤员，对士气、特别是对伤员，是沉重的精神打击，对每一个不是伤员的战士的心灵也是一种强烈震撼：不怕牺牲的浴血最后竟被活活丢弃，下一站我应如何选择？
但，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部队要强行军赶上大部队，十六旅只能带走一部分轻伤员，这些重伤员只能丢弃，留在汝河岸边了。所有受伤的未受伤的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战争的必然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扔下伤员不管的。我们据此也可以想象这场发生在汝河南岸战斗的残酷。
十六旅的会计赵歧贤参加了处理伤员，他回忆说：那些伤员真惨啊，这不比在解放区打仗，一个战士可以动员两个民工支前，负了伤，有担架抢救。在这里，只能给他们简单地包扎一下。
赵歧贤解释说：“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就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
赵歧贤给了他们一些钱，有些是银元，有些是中州票，让他们能走的就走，能爬的就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战士们也很听话，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也有的不愿意离开部队，给他钱，他也不要，抱着你的腿，哭着哀求你：“求求你了，把我带走吧，我还能打仗！”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有的也哭了。可在那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
刘邓挺近大别山，是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战略行动，那些被带走的轻伤员，最后还是安插在了大别山老乡家里。这些人，大多数被敌对的土顽小保队所杀害。
历史的诡异，留在汝河边的伤员，正好被赶来打扫战场廖运周收拢起来，留在了110旅。
1949年11月27日，淮海战场，六纵接受廖运周的110师起义。110师中一些士兵跑出来，扑在解放军战士身上就呜呜地哭了，他们就是在汝河边受伤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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