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罗瑞卿在黄埔军校分校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就出身看，应该是军事干部，也就是可以指挥打仗。参加革命后，罗瑞卿担任过师政委和抗大副校长，长期负责军队肃反和教育，建国后又是公安军司令员。能打仗、能搞军事教育、能搞情报、能搞治安，罗瑞卿的能力结构非常的全面。
谭政不然，他是非常优秀的政工干部，但将略非其所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极难担任政工主管，因为他很难辅助军事干部指挥打仗。
1934年长征开始，谭政是红一师政治部主任，师长是李聚奎，政委是赖传珠。从后来的发展看，李聚奎和赖传珠都远远不及谭政，但是，李聚奎能打仗、能搞军事后勤，至于赖传珠，曾经担任过新四军的参谋长，也是能够兼任军事工作的老政工。
当然，谭政之所以不能越过师政委进入更高层次是因为他曾经是毛泽东的秘书，多少要受毛泽东倒霉的影响。长征结束后，谭政就快速进入总部工作。
建国以后，罗瑞卿是公安军司令员，然后是总参谋长，这两个职务都是谭政不能够胜任的，因为他的能力结构太单一。
1934年 1月中旬，红1军团在金溪整编，正式撤销红4军番号，军团直接指挥师级建制，原红4军军长周昆任第10师师长，胡阿林任师政委。红四军政委罗瑞卿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于1931年11月，是全国苏维埃政府肃反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在苏区的一些省、县也相继设立了分局，在红军中则设立了相应的政治保卫机关。各级国家政治保卫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各级政府或红军军政首长一律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分局执行国家局的命令。
各级国家政治保卫机关不但完全独立执行肃反保卫工作，而且完全垄断了肃反保卫工作，除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外，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拘捕审讯人犯。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由于苏区面临的环境日趋恶劣和复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赋予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更大的特权：不但拥有绝对的侦察、审判和执行的权力，而且拥有紧急处置的权力。
师政委黄克诚因为保护肃反对象，而被拘押，因为彭德怀的强力干涉才保住生命，但也丢失了职务。
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在工作上完全不接受林彪和聂荣臻的指令，林彪和聂荣臻不但无权决定罗瑞卿的政治地位，而且要无条件接受罗瑞卿的监督。
到达陕北后，罗瑞卿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拥有极大的权力。1936年6月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
罗瑞卿曾经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能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7月，罗瑞卿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此期间，他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贡献。
1945年6月，罗瑞卿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战胜利后，为了协调国共关系，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前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军事调停。
马歇尔抵华后，促成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进行军事调停。
在“三人委员会”的领导下，1945年12月初在北平就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办公地点设在协和医院。
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
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三名委员，美方代表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名委员一致通过，三名委员均有否决权，下设38个执行小组。
军调部只对“三人委员会”负责。
国共双方都把北平军调部当成相互渗透安排特工的最佳契机。郑介民是国民党内卓有威望的特工领袖，对蒋介石贡献良多，戴笠之后，担任了军统局改编的保密局局长。
中共方面当然更加优秀，叶剑英挂职八路军参谋长，从事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借机大搞情报网，所以兼职情报部副部长。罗瑞卿本来是政工干部，也长于军事教育，在极端敏感时刻派到军调部给叶剑英当参谋长，日常工作之外，当然也涉猎情报工作，发挥曾经在政治保卫局积累的肃反反特工作能力。
1946年2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军调部工作作出很多指示：“应帮助开展北平市地方工作、群众工作，使平津地方工作取得合法地位。执行部内部，由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等不超过七人组成一小委员会，以饶为书记，对外用顾问名义，叶对外负责。”
刘少奇为什么主持书记处会议？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受命主持中央日常。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因为蒋介石对于烟草的讨厌，始终未抽一支烟。这一点，曾使许多人佩服。蒋介石告诉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毛泽东以极强的毅力戒烟，身体极不适应，回延安后就病倒了。
我曾经有朋友戒烟，或者不能成功，或者付出极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
毛泽东这一病非常厉害，连正常工作也不能坚持，直到1946年3月25日才“身体已复原，已部分开始工作”，所以从1945年8月到1946年3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在这种特殊时刻，领导半年共产党，完成抗战后的战略布局，对于中共的贡献极大。也就是邓小平所说：刘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1947年，胡宗南指挥部队进攻陕甘宁，蒋介石给与的战略目的是：消灭中共中央或者将其赶过黄河。
周恩来曾经评价蒋介石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蒋介石在解放战争时期采取的战略就是利用地理险阻和交通线分割中共的根据地，实行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大封锁。
经济大封锁和大破坏，是对根据地一种极大的杀伤，1934年中央红军就是因为经济破产而被迫离开了江西。
1947年，共产党在黄河以外仅仅剩下了毛泽东的陕甘宁和陈毅、粟裕的山东，压迫共产党的生存空间逼迫共产党渡过黄河向晋冀鲁豫方向集中是蒋介石的目的。
洞悉蒋介石战略的毛泽东在转战陕北初期说：“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毛泽东这句话有三个意义：1、陕北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根据地，按照常规，这里的敌人应该由中央领导人负责解决；2、所以，全国各根据地面对敌人的进攻，都必须完成任务；3、“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反向推导是“打败胡宗南可以过黄河”，也就是说：陕北其实已经不适合领导革命，只要打败胡宗南，中共中央就离开陕北，之所以不离开是因为毛泽东以个人安全为诱饵吸引国军。
胡宗南虽然占领了延安，但毛泽东继续在陕北活动，彭德怀也接连取得很多胜利。
接连遇挫的胡宗南令其干将刘戡率领七个旅的兵力紧紧追赶不舍，死死盯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内的只有九百多人中共中央直属支队，从绥德一直追到米脂县。
胡宗南很聪明：我咬住你的中共中央不放，你毛泽东或者过河或者调主力来保驾，你走了我完成任务，你不走我咬住你借机和你的主力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能够顺利的以九百多人中共中央直属支队牵着胡宗南七个旅在黄土高原武装游行，就给与主力部队极大的休息的机会，但如果毛泽东失败，那么整个西北战场就可能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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