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前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今日在微博上透露自己患癌，获得了很多网民的支持和鼓励。
北京——现如今居住在中国，我们被这种可怕的消息轮番轰炸：癌症发病率不断攀升，且和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有一定关联。
本周启动了本年度的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其口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保护环境，远离癌症。”
就连国家都在强调糟糕的环境与癌症之间的关系，这反映出一种对公共卫生深感忧虑、濒临恐慌的氛围。越来越多的人发问：追求超高速却高污染的经济增长，中国是否在自取灭亡？
当然，升高的发病率背后还存在其他重要原因，比如人口老龄化，以及上海的肿瘤专家郭小毛和龙江最近在《新民晚报》上联合撰写的文章指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
而且，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仍不及美国。浙江科技新闻网周二的报道援引《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称，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例。（其他一些新闻报道援引的数据为312万例。中国的统计数据不一致的情况比较常见。）中国有13.5亿人口，美国人口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根据美国癌症学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预测，2013年的新发癌症病例将达到160万例。
不过，美国的癌症发病率正在下降，而医生和官员表示，中国的发病率正在上升。而且，中国的癌症死亡率要高得多，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例，而美国今年预计死亡58.035万例。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一些医生在质疑：日益攀升的疾病发病率遭遇麻烦缠身的医疗体系，中国是否正面临着卫生领域的双重打击？
在导致中国可能面临癌症危机的原因中，最突出的是医患失信这一关键问题。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出版的《肿瘤学临床实践杂志》(Journal of Oncology Practice)新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明了这一问题。
患者及其家属发泄愤怒，甚至对医生进行人身攻击的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反映出信任的缺失。这种缺失源自外界对医生的一种印象：只顾一己私利，可能不称职或道德败坏。
撰写这篇文章的是分别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肿瘤医生大卫·H·加菲尔德博士(David H. Garfield)和哈罗德·布伦纳博士(Harold Brenner)，以及一名中国的肿瘤科护士路畅（文中称，在计划设立的数家中国肿瘤门诊中心里，三人参与了2011年成立的第一家）。文中称，医生害怕因患者“结局不好”或死亡而受到医院管理者的责难，他们可能以保护自己的方式行事，而不是维护患者的最佳利益。
在这篇题为《在中国上海实践西方肿瘤学：一个小组的经验》(Practicing Western Oncology in Shanghai, China: One Group’sExperience)的文章中，路畅写道：“我们努力用有限的资源为大量的人口服务，而保护中国医生的体系还存在大问题。如果出现不良结果，在证明自己正确之前，医生会被认为有错。”
奇怪的是，在这个执迷于控制的一党专政国家，三人笔下的医疗“不存在‘一舰之长’的文化。因此，我们不能控制患者同时接受其他治疗”。
路畅还在文中写道：“我们的西方医生把疑难病症视作挑战，而中国医生则首先考量自己的风险，对帮助患者犹豫不决。”
在太多的情况下，人文关怀匮乏。三名作者写道，“医院不愿让患者死于院内，而缺乏为不久于人世的病人提供服务的临终关怀所”是个问题。
这 篇文章在中国的肿瘤医生中迅速传播，其中一些是致力于临床实践的人士。他们表示，文中的批评基本准确。他们对问题的认同之中还夹杂了遗憾的矛盾情绪。一名 医生说，是“对患者、对医生和对政府”的遗憾。（这些医生要求不具名，因为他们在军队医疗系统工作，没有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许可。）
文章的结论尤其得到了中国医生的热烈讨论——以及认同。路畅总结：“整个国家前进的速度太快了，快得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之事，我们需要对此加以思考。我们需要从西方学习的，远不止这些漂亮的机器。”
两名西方医生称他们在上海的时光是“一段具有挑战性的经历”，并解释“有必要尊重并了解中国文化，而且，尽管可能有困难，但仍应尝试不要武断”。
这 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新闻报道中连篇累牍的癌症村、因污染而变混浊、变橙、变红或变黑的河水和井水，无论老少都在日益上升的癌症发病率，而这些报道往 往还得到了官方报告的支持，面对这些，中国医生的反应最有说服力：他们表示，自己非常在意患者，也深爱着祖国。但他们知道这里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体制 不见得容得下最好的执业方式。他们看不到有简单的解决之道。
摘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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