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亲密接触死亡 领悟生命真谛
昨日上午，身患绝症的女士躺在家中病床上，关切地盯着前来照顾她的两名义工。现在，她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两人身上。
深圳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临终患者提供护理，有人称他们“点灯的人”，有人说他们在“拥抱死亡”
每个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是平淡还是坎坷地度过这一生，都会面临一个终极问题——死亡。当死神悄悄临近，难免有无名的恐惧和孤独。这时候，如果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在耳边轻声地说：“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直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停止游走，安详、舒适、有尊严而无憾地走过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那该多好。
这就是临终关怀，根据科学定义，临终关怀是指对生存时间有限（６个月或更少）的患者提供护理，以减轻其生理痛苦和心理恐惧，其目的既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生命，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改善病人余寿的质量。有人把临终关怀的人称做“点灯的人”，也有人说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在“拥抱死亡”。清明节到来之际，本报记者探访了深圳几位正在做着临终关怀工作的人，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能让你在清明的追思中，珍爱并尊重所有的生命。
在深圳，有这么一群人，在默默关怀着即将临终的人们，为临终者“点灯”。他们是深圳义工联的关爱探访组的１００多名义工。他们除了探访各个医院的贫困家庭病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北大深圳医院肿瘤科和深圳人民医院宁养院的晚期癌症病人，进行临终前的精神安慰和家庭关怀。
其中有３０多位义工，长期坚持倾听曾经健壮、鲜活，曾经美丽、年轻的临终者最后的绝唱，从２００２年成立以来，他们已经见证了２０多个生命的离去。
２００１年，香港李嘉诚基金会每年捐资２５００万元，在全国１５个省市设立了２０所临终关怀的服务机构——宁养医院，深圳人民医院宁养院就是其中的一所。
深圳人民医院宁养院设在人民医院内，只有６名工作人员。主要为晚期癌症病人提供药物支持，缓解病人的痛苦。宁养院派出医护人员定期到贫困晚期癌症病人家中巡诊，根据病人的病情提供止痛药和心理辅导等服务。但因为人手和资金等问题，目前宁养院惠及的人群还不多。
深圳义工联的“关爱探访组”原名“病人服务组”，也曾叫“生命之光”组，由于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忌讳而改名。该组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成立，最初只有７个人自愿加入，同年１２月正式开展活动。
２００３年１月，他们在北大深圳医院做第一例临终关怀案例，是一个１９岁的白血病男孩，他们做临终关怀的对象主要来自宁养院，４年来，他们护理过的病人超过１００例，不少病人都选择回内地，他们亲自送走的只有２０多位晚期癌症病人。
关怀临终者的方式，主要是和病人聊天，同时也尽己所能进行一些物质上的帮助，此外，他们还为一些贫困家庭创造和提供许多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而他们自己，在形形色色的临终者面前，是关怀者，也是被关怀者，因为与死亡的亲密接触，他们更加懂得了生命的真谛。
曹琼（验光师）
四年义工路 越活越年轻
在关爱探访组的成员中，５０岁的曹琼大概是年龄最大的义工了。说走上临终关怀这条路的初衷，她说都是“托女儿的福”。２００３年，她的女儿参加高考后，要报名参加义工联，她听女儿说了以后觉得挺有意义，于是嚷着也要参加，丈夫也连声说好。
她送走的第一个临终者叫严永乐，这个５０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被发现晚期肺癌时，家里有５个孩子，最大的女儿正在上职高，还不到２０岁，妻子没有工作，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差一点就垮掉。曹琼经常上门帮助，还帮其大女儿找了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每月能挣八百元，这八百元虽然不多，但对已经失去了收入的严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严永乐去世的时候，２０多名义工自发到殡仪馆送他一程。严永乐走后，曹琼和她的组员们仍然会在中秋节等节日去看望严永乐的家人，“实在是放不下心，心里已经有了感情。”她说，直到现在严永乐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工作了，家里条件渐渐开始好转，他们才放下心来，渐渐去得少了。
曹琼和义工们共陪伴他度过了最后的１年多时间，曹琼说，自己也没做什么事情，也就是陪他聊聊天，帮他女儿辅导功课，到医院拿拿药，陪他去做做检查，但正是这些日常的小事，让严永乐在最后的时光感到十分满足。
曹琼送走的临终者一共有七八人，所有的临终者对义工的态度都非常好，很多人把他们当做亲人一样。但他们也会被人误解，不少晚期癌症患者一见面就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义工”，遇到这样的事，曹琼和姐妹们只是笑一笑。她说，自己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有些临终者自尊心很强，不愿意别人来怜悯和同情。
做临终关怀工作这么多年，让曹琼的心态变得更好，也感觉更加幸福。她的老同学经常问她，为什么快退休的人看起来还那么年轻，她就会说：“因为我做义工啊！”
经历了这么多死亡，曹琼对死亡并不恐惧，她说，如果自己面对临终，自己身上能用的器官都可以拿走，骨灰撒在小树下就好，都不要撒到大海去污染环境。
黄惠（会计）
母女相约 捐出角膜
２００１年，黄惠的丈夫因病去世，这对她打击很大，用她的话来说，“那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但她不仅要把泪水把肚里咽，还得照顾开导伤心欲绝的婆婆。因为悲伤过度，她的婆婆差点精神失常。当时，她的很多朋友挺身而出，帮助她和婆婆走了出来。为此，这在她心里埋下了感谢他人的种子。
２００２年，她听一个同学讲起义工的故事，觉得做义工很好，想也没想就报名参加了义工联，在选择组别时，她第一个选择了病人服务组。因为是与病人打交道，当时只有７个人自愿加入，成为义工联人数最少的服务小组。
后来，她在泰国待了１年，中断了义工服务，回到深圳以后，她立刻又回到了组织，并以最高票当选组长。现在，关爱探访组不仅组员得到不断发展，而且成功争取到了两笔企业的资金支持，这对他们探访对象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她亲自送走的第一位临终者，是在ＳＡＲＳ期间的一个男孩。
而最令她难受的，是送一个叫钟小峰的临终者。她只有２９岁，为了让她能及时到医院治疗，她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和她同睡一张床整整８天。“要说不害怕那是假话！”她说，明明知道一个人就要死了，还每天和她一起睡，为了安慰她，还要常常拥抱她，给她按摩，看着她的眼睛，黄惠不知道是否当夜她就会死在自己的怀中。但钟小峰每天都很乐观，对义工们笑脸相迎，她的坚强，不仅超出了她的意料，还大大地感染了她和其他义工。
做临终关怀，让黄惠感受最深的就是，让临终者生前要交代的都交代完，像钟小峰一样没有一点遗憾地走。今年春节回家，让她感到特别有成就感的是，她的老母亲对她说要捐献眼角膜，她自己也跟儿子说好，将来她也要捐出眼角膜。
王红（护士）
早晨接生婴儿 下午关爱病人
２４岁的王红，说起话来总是带着一种超乎年龄的淡定，只是偶尔会露出一个有些羞怯的表情。她的工作常常穿行在生命的两端，早晨她在单位看着一个幼小的新生命临世，下午，她又在给另一个即将离世的生命做着临终关怀。
怎样来平衡这种悲喜两重天的情绪？王红从来都是沉默。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之前的沉默答案只有两个字：沉重。现在，她多了一分平静和坦然，当看着一个生命远去时，她就安慰自已：这也是一个生命的解脱，因为他不再受病魔的侵袭，不再受身体之痛、化疗之苦。
“我比外人多了一份坚强，但在外人看来特别是一些病人的家属看来我可能特别冷漠”王红说。王红参与临终关怀的病人超过１０个，她说，虽然每送走一个，心里都会很酸，很想哭，但终是忍住了，没让泪掉下来，一滴也没有。也能用一颗平常的心去看待死亡，这是王红做临终关怀最大的感触。
每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或想逃避压力的时候，王红会用一个已经走了很久的女孩的事情来激励自已。那也是在王红临终关怀的经历里最为难忘的一例。那是一个患了白血病的１３岁的女孩江榆。
江榆总是跟自已的妈妈说：“我走了，你要坚强地活下去。”很多大人都坚持不了的化疗，江榆都积极地配合医生，虽然那阵子她吃不下东西，甚至喝水都会吐，很多大人都受不了，但江榆一句也没有抱怨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小女孩却那样坚强。
王红虽然能平静地看待死亡了，但在２００５年外公去世时，送走了１０余人没有掉一滴泪的她还是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刘彤（大学生）
生命太匆匆 时间不够用
刘彤只有２０岁，现为深圳大学中文系大二学生。高中时她就已经是义工联的成员，选择这个组，就是“想体验一下死亡的感觉”。
她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太浮躁，总是有些飘渺。后来，她发现，“死亡的感觉”，原来并不是想象中如此恐怖。
去年，她参与护理一个１８岁的女孩李春慧，这是个来自四川的打工妹，她每周去看望两次，一直坚持了近４个月。因为年龄相近，她在所有义工中，与李春慧走得最近，两个人经常像姐妹一样讲悄悄话，李春慧什么心里话都对她讲。
在她看来，李春慧很活泼，眼睛很有神，尤其是他们一家人的感情非常好，一家人无论贫穷也好，患病也好，李春慧的父母、弟弟，从来都没吵过架，闹过矛盾，这个“最朴实”家庭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他们的坚强，深深打动了刘彤。
“每周六去医院看春慧，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刘彤说，本来李春慧的病情一直很稳定，但不知为什么，走得很突然。去年１２月份的一个周五，刘彤准备周六就带２个好朋友去医院给李春慧拍照，却突然接到电话说李春慧已经走了。她半天不肯相信，走到楼梯口时，她的好朋友抱住她说，你想哭就哭吧，她这才放声大哭。因为没有留下电话，李春慧走的时候，她的父母没能让她们通上话。后来，李春慧的母亲对她说，春慧肯定有很多话要跟你讲。到现在，刘彤还在为这事后悔不已。
“做临终关怀之前，我总觉得自己很年轻，还有大把时间，现在我觉得时间不够用！”刘彤觉得，其实死神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很近，她现在变得大胆了，以前很多不敢做的事，现在都有了胆量。
因为是广东本地人，刘彤父母经常叮嘱她，日历上画了圈圈的日子不宜出行，不能出门，而去看望临终者这件事，就更加不吉利，不同意她做这件事，但刘彤有自己的坚持。对于这个组所做的临终关怀，刘彤有自己的理解，她觉得这个组心态其实很矛盾，一方面很想帮助垂死挣扎的临终者，一方面却又无能为力，“没有人能阻止生命的流逝。”
“福寿仔”（打工仔）
不是儿女胜过儿女
在宝安去公明街道塘尾社区老屋片区，打听杨先生，老人们无不竖起大拇指，“你说的是‘福寿仔’啊，那个长得黑黑胖胖的外来工，他可是个大好人。”杨先生名叫杨川华，今年４２岁，广西大新人。因为生得一副敦实身材，大家送给他一个形象的绰号：福寿仔。
１９８８年，“福寿仔”来到塘尾，起初是帮本地人种菜养猪，后来靠给居民打打散工为生，谁家要搬家，或者干点什么体力活。“他为人老实，随叫随到，不会斤斤计较。”居民麦先生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有鉴于此，一位居民将自己的老屋免费提供给他居住。
结下人缘，还来自另外一件事——十年如一日照顾老人们。虽然儿女们早就住上了楼房，但一些本地老人对老屋有感情，不愿搬走。
老人们年龄大了，行动多有不便，加上子女不在身边，难免会有一些生活困难。最近的一天，记者来到这里时，他正在给９５岁的周旺如婆婆喂面条。“门口这些柴火都是他劈好的。”专门照顾老婆婆的保姆张女士说，在她看来，老人们的儿子一年难得来几趟，“福寿仔”比他们的儿女还要亲。有的老人喜欢喝井水，他去挑。老人有个头痛发烧，他陪着去医院。老人喜欢听粤剧影碟，他陪着看，陪着听。“除了管理球场，他基本都在老屋转来转去。”８０多岁的麦老人再次托付记者“一定要给福寿仔找个老婆，因为现在他仍光棍一个。”老人说这是他最操心的大事。
“福寿仔”照顾老人的事，社区居民看在眼里。前几年，居委会建起球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让他管理球场，打理本地居民组成的球队，月薪９００元。居委会麦主任说，用不了多久老屋就要进行拆迁改造，其中要盖起一栋养老院，居委会商量了，一定留出一间房子，免费提供给“福寿仔”居住，算是作为对他做好事的回报。记者看到，社区居委会挂有有一份放大的老屋改造工程规划效果图，未来的塘尾社区由几栋漂亮的高楼围抱一团，花园式小区，在这份规划图里，有一片房子便是养老院。
■ 先行者：香港
逾七成癌患者 可享临终关怀
已成香港社会医保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医生的职责在于挽救病人的生命，而我们的目的，则是让绝症的病人安详地离去！”昨日下午，香港善宁会执行总监关锦勋先生在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善宁会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年募捐５００余万元，１０家舒缓照顾单位２６０余张床位，为香港７０％以上的癌症患者提供服务。从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６年的２０年间，香港的临终关怀事业开始成社会医疗保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１９８８年，香港善宁会的前身“善终服务会”正式成立，开始致力于善终服务和临终关怀。４年之后，香港第一家独立的宁养中心成立，１９９５年，香港医院管理局开始接手，此后香港政府开始选择公共医疗机构设立宁养服务病房。据关锦勋介绍，香港善宁会作为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机构，２００６年获得的社会捐助就高达５００余万元。
据了解，目前香港全部的１０家舒缓照顾单位全部由香港政府出资建立运营，香港每年死亡人数在３．５万人左右，其中有约三分之一的人是死于癌症，香港目前的舒缓照顾单位每年可以为７０００至８０００人提供临终关怀，这意味着，香港７０％以上的癌症患者可以接受临终关怀，尽可能安详地死去。
“临终关怀事业需要更多的经费。”关锦勋分析。目前，香港绝症患者在接受临终关怀时，只需要每天向舒缓单位支付每天６８元的医疗费即可，这仅仅是香港公立医院每天收取的最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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