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先生和我开车去机场送女儿回国。我们站在她的身旁静静地看着她办理登机手续。由于机场安全条例，送乘客的人无法将乘客送到登机口。我们只好在安检线前与她吻别，目送她经过安检。经过安检后的她一面迈着稳定的步伐朝登机口方向走，一面时不时地回头向我们微笑和挥手。我含着眼泪向她挥手告别，直到不见她的身影。离开机场，看着不断起飞至天空的飞机，作为一位母亲，我的心也悬到了空中。那是一颗牵挂的心，一颗喜忧参半的心。
这一次，女儿将回国二个半月。然而，与以往每年回国探亲不一样，这次行程是她参与二个国际志愿者组织在中国做义工。其中，包括去偏僻的乡村为那里的孩子们建立图书馆，将有艰苦的生活等待她。与她同行的一共有40位大学生，分别来自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宾州大学 (U Penn), 杜克大学(Duke U), 莱斯大学 (Rice U), 弗吉利亚大学-夏洛特 (U Virginia-Charlotte), 加州大学-巴克莱(UC-Berkeley) ，和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学 （ U Victoria）以及麦吉尔大学（Mcgill U）。这40位大学生被分成7组，每一组5至6人，分别到四川，湖南，河北等省的偏远地区。在《做义工的志向和经历》一文中，我曾经描写11年前我们全家在挪威度假时遐遇的一位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将国际义工的种子撒在我9岁女儿的心中。从此，女儿精心地守护和浇灌这颗种子，使之生根、发芽、成长、和结果。这些年来，她做义工的项目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从近到远。
因为是做义工，不仅一切费用需要自理，而且还要为所做的项目募款。为了这次去中国做二个半月的义工，女儿放弃了一份收入颇丰的暑期实习生工作（summer internship)。我曾经认为大学生们的国际义工行动是劳民伤财，还不如省下他们的车旅费和生活费，直接用到有需要的人和项目中。后来，我明白让这些大学生们亲自参与是锻炼他们，培养新一代的国际义工。女儿大学一年级春假到墨西哥做义工同行的一位高年级朋友，毕业时已经被杜克大学的医学院录取。但这个年轻人推迟二年入学，因为他参加了“和平队”（Peace Corp)。今年夏天，他将结束在一个非洲国家做二年国际义工的服务。也许，女儿的这位朋友将来也会象我们11年前在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遇到的美国整形外科医生一样（在非洲的苏丹义务服务了6个月），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医疗服务。感谢那位医生将义工的种子洒在我女儿的心里。他一定不会想到那一次与一个陌生家庭的偶然相遇会带出一个未来的义工。
女儿这些年来参加的都是非宗教性质、非赢利机构组织的义工活动。因此，她有机会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年轻人以及成人组织者相处，服务不同群体。女儿告诉我们，她在帮助别人时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作为父母，我们在理智上支持她选择的人生道路。然而，我们在情感上为她的选择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她有一颗帮助和服务穷苦人的心，担心的是她的安全、健康、和生活的舒适程度。先生和我都是溺爱型的父母，对女儿宠爱有加，使她生活无忧无虑。同时，我们从她小的时候就开始教育她帮助别人，尤其是服务弱势群体。然而，当女儿如今真的在做义工的路上越走越远时，我却开始阻拦她，成为她的“拌脚石”。女儿称我为“叶公好龙”，先生评论我为“自食其果”。我承认他们对我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软弱。作为一位母亲，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担心女儿能否适应艰苦的义工生活条件和复杂的人文环境。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多年义工服务中，她没有埋怨过。
女儿前不久与我们商量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她打算明年大学毕业后加入“Teach For America”(TFA),然后再上医学院。TFA是一个非赢利机构，每年募招刚毕业的大学生到非常落后的公立学校做二年的老师。这虽然不是义工，但是参与者的工资微薄，工作对象和环境都具有相当的挑战性，而且必须做到二年的委身。TFA通常是比较理想化的年轻人服务于贫困学生和追求公平社会的一种选择。先生和我对女儿的决定表达了我们的看法。然而，我们尊重她的选择，因为这是她的人生路，应该有她自己做主。虽然对她所做的决定有一些担忧和挂虑，但是想着她健康活力的体质、聪明阳光的个性，灵秀艺术的气质、以及善良平和的心态，我们心中得到不少的安慰，对上苍充满了感恩。我们也相信上帝必指引她前面的路程。
女儿参与义工不是独特的。在她参加的不同义工活动中，我认识了不少象她这样的年轻人。祝福女儿以及与她在中国同行的大学生们。愿上帝保守他们出入平安，保守他们身心健康，保守他们脚踏实地做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雪中送炭”式的帮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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