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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内部正流行一个恐怖概念，永久下层阶级
《纽约时报》这周发了一篇客座文章，作者 Jasmine Sun 住在旧金山，周围都是拿百万美元年薪的AI研究员和赶着造独角兽的创业者。她用了将近一万字写了一件事：这些人私下里到底在想什么。
开头第一句话就把调子定了，"Most people I know in the A.I. industry think the median person is screwed, and they have no idea what to do about it."（我认识的AI行业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普通人完蛋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句话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他们认为普通人会被AI淘汰。第二层，他们自己也没有答案。
她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工程师、风投、创始人还是管理者，无论政治倾向偏左还是偏右，在关掉录音笔的时候，大家对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都极度悲观。但她写了一句让人不舒服的话，"tech industry sources expressed more extreme concern about the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A.I.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 but suddenly became optimists once I turned on the mic."（科技行业的信源在私下对话中对AI的就业影响表达了更极端的担忧，但一旦我打开麦克风，他们突然就变成了乐观主义者。）
私下恐惧，公开乐观。这大概是2026年硅谷最真实的心理画像。
那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文章引入了一个正在硅谷年轻人中间流行的概念，叫 "permanent underclass"（永久下层阶级）。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的美国，用来描述被战后自动化抛下的工厂工人。现在它被重新定义了：AI和机器人在某个时间点会先进到完全替代人类劳动，届时每个人的阶层位置会被"冻结"。有钱人可以部署超级智能机器来为自己赚钱，其他人变得既没用也没法被雇佣，只能靠福利残羹活着。
一个23岁的斯坦福辍学创业者 Yash Kadadi 说，"There'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GPT-7 comes out and eats all software."（GPT-7出来吃掉所有软件只是时间问题。）他觉得今年可能是人类"last chance to be a part of the innovation"（参与创新的最后机会）。
23岁，觉得自己正在赶末班车。
你可能觉得这是年轻人的焦虑妄想。但AI公司高层自己也在说类似的话。
Anthropic的CEO Dario Amodei 花了过去一年时间公开预测，到2030年，50%的初级白领岗位可能消失。他在一篇两万字的个人博客里写道，AI可能制造一个由"lower intellectual ability"（较低智力水平）的人组成的"underclass"（下层阶级），而且随着AI能力提升，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他还说了一句更深的话，"The balance of power of democracy is premised on the average person having leverage through creating economic value. If that's not present, I think things become kind of scary."（民主的权力平衡建立在普通人通过创造经济价值来获得筹码的基础上。如果这个前提消失了，事情就变得有点可怕了。）
一个AI公司的CEO在说：如果普通人不再有经济价值，民主制度本身可能会出问题。
与此同时，OpenAI那边也很耐人寻味。Sam Altman 早在2021年就预测AI会让大部分人的处境变差，建议对资产征重税。但当老练的说客 Chris Lehane 加入后，公司的经济叙事变了。据多位内部人士透露，Lehane 搁置了一系列可能产出"不好看的结果"的研究项目，包括AI的环境影响、ChatGPT使用中的性别差距、AI如何影响用户的职业决策等。他的原则是，"We're not going to release something about a problem until we have a solution for it."（在我们有解决方案之前，我们不会发布关于问题的内容。）
有问题，但不说，直到能包装出一个解决方案一起发布。
后来OpenAI确实发了一份白皮书，提出了一些听起来很激进的政策建议：32小时工作制、对企业和资本利得加税、建立"公共财富基金"让所有公民持有AI公司股份。但当记者追问OpenAI具体支持哪些立法时，他们拒绝给出例子。
文章中最让我反复咀嚼的一个场景发生在Anthropic内部。工程师们同时运行好几个 Claude Code agent（AI编程助手），让它们通宵干活，这样"someone — human or machine — is always on the clock"（总有某个人或某台机器在值班）。他们一边拉着80小时的工作周，一边讨论"后工作时代"的未来。而他们的老板 Amodei 在文章中写道，Anthropic 正在考虑，"pay human employees even long after they are no longer providing economic value"（在员工不再提供经济价值之后很久，仍然给他们发工资）。
你的老板在公开场合讨论"在你没用之后是否还给你发钱"。这大概是2026年最魔幻的职场现实。
Anthropic自己的研究也验证了这种担忧。他们发现，依赖AI编程助手的初级工程师，完成任务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加快，但在被提问时对自己的工作理解更差了。换句话说，AI没有让新人变强，反而阻碍了他们积累技能。当初级岗位同时面临被AI替代和因为用AI而技能退化的双重压力时，"career ladder"（职业阶梯）就断了。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 Carl Benedikt Frey 说了一句很重的话，"Most economists will acknowledge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cause some adjustment problems in the short run. What is rarely noted is that the short run can be a lifetime."（大多数经济学家会承认技术进步会在短期内造成一些调整问题。但很少有人指出，短期可以是一辈子。）
short run can be a lifetime。短期可以是一辈子。
有人拿AI冲击和当年的"中国冲击"（China shock，指中国入世后制造业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做类比。前拜登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Bharat Ramamurti 说，"The China shock unfolded over several years, whereas this could happen over two years."（中国冲击用了好几年展开，而这次可能在两年内发生。）
文章接近尾声时引用了 Palantir CEO Alex Karp 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说的话，"If I were sitting here in private with my peers, I'd be telling them the country could blow up politically and none of us are going to make any money when the country blows up."（如果我现在是在和同行私下坐着，我会告诉他们这个国家可能在政治上爆炸，而当国家爆炸的时候，我们谁都赚不到钱。）
注意，这句话是在公开场合说的。他用了"if I were in private"的句式，但他就是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了。一个军工AI公司的CEO在公开警告：如果不处理AI带来的失业问题，后果是社会动荡
中文互联网上讨论AI，主流叙事还停留在"怎么用AI提效"和"哪些岗位会被替代"。但硅谷内部已经在讨论的问题要深得多：当"提效"的终点是大规模裁员，当"替代"的终点是阶层永久固化，当造这些工具的人自己都在恐惧的时候，"积极拥抱AI"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没有给出答案。但它让你看到了一幅画面：一群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边造着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东西，一边偷偷买保险、捐钱给非营利组织、讨论"后工作时代"的哲学，然后在面对麦克风的时候，露出一个乐观的笑容。
本文基于 The New York Times 2026年4月30日客座文章 "Silicon Valley Is Bracing for a Permanent Underclass"（作者 Jasmine Sun）分析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