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一谈权力，眼睛总是往上看：白宫、国会、最高法院。可真正让社会每天照常运转的力量，却在更低处。那不是雷霆万钧的裁决，而是“要不要起诉”的一个决定。美国不是一个由意志主导的国家，而是一个由启动权主导的国家。
司法系统里，有两种人看起来都穿着正装，却从不站在同一层级：法官和地方检察官（DA）。前者写在教科书里，后者写在新闻社会版；前者多半出自藤校，后者大多来自州立大学。乍看之下，这是精英与大众的分工；细看才发现，这是解释权与行动权的分离。
先说法官。美国联邦法官体系，人数其实并不多：最高法院 9 人，13 个巡回法院合计 约 170–180 名巡回法官（法定编制 179 个席位左右），加在一起不过一百八十余人，却决定着全国法律解释的最终走向。在这个群体中，藤校与顶级私校的密度高得近乎失衡：最高法院现任及近二十年大法官中，哈佛、耶鲁法学院出身者长期占据 2/3 以上；巡回法院法官中，来自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哥大的比例，通常被统计在 60%–70% 区间，远高于其在整体法律人口中的占比。
哈佛、耶鲁、斯坦福，轮流为司法系统提供“标准口音”。他们的作用，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定义问题的合法边界。他们决定什么可以争论，什么连争论的资格都没有。
藤校法官的真正使命，并非“推动正义”，而是稳定预期。他们用精致而冗长的语言，把社会冲突消解为段落、脚注与先例。你可以说他们保守，但不能说他们冲动；你可以不同意他们，但很难说他们不可预测。藤校在这里的优势，不是智慧，而是一致性。
可问题在于：解释规则，并不等于运行规则。
美国司法真正的“发动机”，在另一群人手里：地方检察官。全国范围内，有大约 2,300–2,400 名民选或任命的地方检察官（DA），分布在各州与县一级。他们决定案件是否进入司法系统。一个案子，在被法官“正确理解”之前，必须先被检察官允许存在。而这一步，既不需要最高学历，也不需要宪法哲学，只需要一个判断：起不起诉。
正是在这里，州立大学毕业生显出了真正的制度重量。根据对 DA 学历背景的多次行业统计，超过 65%–70% 的地方检察官本科或法学院背景来自州立大学或地区性公立法学院；藤校法学院在 DA 群体中的占比，长期低于 15%。他们读的是地方法学院，回到地方执法，与警察、陪审团、选民打交道。他们不追求历史定位，只追求结果。他们知道陪审团怎么想，警察怎么做，选民怎么看。他们不是制度的注解者，而是制度的操作者。
如果说藤校法官决定“法律能走多远”，那么州大出身的 DA 决定“法律今天走不走”。在现实中，不起诉的权力，往往比推翻判决的权力更大。一个案子若不被起诉，再高明的法官也无从施展；而在美国刑事案件中，90% 以上在进入陪审团之前就已通过起诉策略、认罪协商被实质性定型，法官的“裁量”往往发生在既定框架之内。
这便是美国司法里最不被承认的事实：DA 的权力，比法官更直接，也更现实。
更耐人寻味的是，DA 还要面对选票。法官可以假装超然，DA 却必须迎合现实。于是他们在“法律”与“政治”之间行走，既不像法官那样抽象，也不像政客那样张扬。他们不谈宪法精神，却用实际行动塑造社会秩序。
于是，藤校与州大形成了一种反直觉的对位：藤校站在高处，决定制度如何被解释；州大站在前线，决定制度是否被启动。
谁更有权力？
从象征意义看，是藤校；从现实效果看，是州大。“解释世界的人，未必改变世界；而那些懒得解释的人，反倒天天在改变它。” 美国的聪明之处，不在于精英治国，而在于让精英负责刹车，让大众负责油门。藤校法官确保系统不失控，州大检察官确保系统不停摆。一百多名巡回法官，加上两千多名 DA，分工明确，却彼此制衡。
所以，Who runs America? 不是藤校，也不是州大。而是他们之间那条从未写明、却始终有效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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