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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正在系统性地将年轻一代培养成自己的掘墓人。
2020年1月5日，星期日，凌晨2点44分。当时有不为世人所知的一封电子邮件，现在在网络上开始疯传。
发件人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著名的亿万富翁、《从0到1》的作者、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资者、被誉为“国王缔造者”的男人。而收件人名单堪称科技世界的“政治局常委”：马克·扎克伯格、尼克·克莱格、雪莉·桑德伯格、马克·安德森……
邮件的主题是 “千禧一代”（Millennials）
蒂尔在邮件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今读来是一则冷静到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预言，我们有必要逐字逐句地理解它的分量：
“当70%的千禧一代说他们支持社会主义时，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不能仅仅因为说他们‘愚蠢、娇生惯养或被洗脑了’就将他们打发掉；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为什么’。
从一个破碎的代际契约（broken generational compact）的角度来看，答案对我来说似乎相当直白，那就是：
当一个人背负了过多的学生债务，或者住房变得过于遥不可及，那么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负资产’（negative capital）状态，并且/或者发现通过房地产的形式来开始积累资本是极其困难的。
如果一个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自己的‘利益相关’（no stake），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转而反对它。”
这封午夜备忘录，是一位终极资本家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警告，也是我们理解当下西方乃至全球青年困境的最佳切入点。
01
”无产者“的回归
蒂尔的诊断书核心有三个关键词：
破碎的契约、负资产、无利益相关。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01
破碎的代际契约broken generation compact
“代际契约”曾是战后资本主义的基石。它向年轻人承诺：只要你遵守规则——努力学习、辛勤工作——你就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拥有比你父辈更好的生活。
这条“阶梯”清晰可见：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栋带院子的房子，一个不断增值的退休金账户。
然而，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而言，这条阶梯被抽走了，因为体系出了两个致命的结构性问题
一是高等教育的“骗局”：
大学从一张通往中产阶级的门票，变成了一台债务制造机。飞涨的学费与停滞的收入增长形成剪刀差，使得大学文凭的“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年轻人毕业时，拿到的不是开启未来的钥匙，而是一副沉重的镣铐。
这笔债务在美国几乎无法通过破产来豁免，它将伴随一个人几十年，像一种现代“原罪”，从一开始就剥夺了其资本积累的权利。
其二是没有自己的房子：
住房，这个曾经普通人积累财富最主要的工具，如今变成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堡垒。在严格的土地使用法规、金融资本的炒作和代际财富集中的共同作用下，房价与年轻人收入的比值达到了历史性的极端水平。他们成为了“永久租客”。
每一笔租金，都是一次从无产者向有产者的财富净转移。
02
负资产 Negative Capital 从零开始已是奢望
蒂尔创造的“负资产”（Negative Capital）一词极很残酷，因为年轻人的起点不再是零，而是深渊。
一个背负着10万美元学生贷款的大学毕业生，其净资产是-10万美元。这意味着他未来数年的劳动，首先是为了填平这个坑，而不是为自己建设未来。每一笔还款，都意味着放弃了一次投资机会、一笔购房首付、一份创业基金。
这种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体的风险偏好和人生规划，让他们变得更加保守、脆弱，也更加依赖一个看似能提供“保障”的强大政府。
03
“无利益相关” No Stake
这是蒂尔整个逻辑链的终点，也是其最具颠覆性的政治洞察。
当一个人没有资产，没有恒产，没有分享到体系增长的红利时，他为什么要支持这个体系？当“资本主义”对他而言只意味着债务、租金和渺茫的希望时，守护“私有财产”的号召对他来说就显得空洞甚至虚伪。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一个“无利益相关者”支持那些承诺重新分配财富、提供更多福利和保障的“社会主义”政策，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02
症状分析
蒂尔的警告在过去十年中不断被现实印证。
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高喊“我们是99%”，到伯尼·桑德斯两次掀起声势浩大的竞选浪潮，再到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一批“民主社会主义者”进入国会山，
西方政治的钟摆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左转。
这种转变的根源是深刻的经济现实。
但主流的、温和的政治家们无法或不愿触及学生债务和住房这两大核心议题时，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就会将选票投给那些愿意“谈论真正问题”的激进派。
正如蒂尔所承认的，尽管他极度不认同这些左翼政客的解决方案（如租金管制、全民福利），但他完全理解他们为何能赢得选举——因为他们至少正确地诊断了病症。
左翼的崛起，是对一个无法再为年轻人提供未来的体系的集体反抗。
彼得·蒂尔的分析框架，对观察中国社会同样具有深刻的镜鉴意义。
尽管国情与制度截然不同，但中国年轻一代所面临的底层经济压力，与蒂尔描述的困境有着一定相似性。
当下年轻人发现，学历的快速“通胀”使得高学历的回报边际效应递减，许多年轻人发现，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换来的可能只是一份薪水微薄且不稳定的工作。
在中国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房价与收入比同样长期处于世界前列。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对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而言，是一个需要“六个钱包”支持且可能要穷尽半生才能实现的梦想。
这种经济压力，催生了中国独特的社会心态——
“内卷”与“躺平”。
“内卷”是察觉到上升通道狭窄后，被迫进行的“原地踏步式的恶性竞争”；而“躺平”则是一种消极的、非合作式的抵抗，通过降低欲望、放弃竞争，来表达对这套“游戏规则”的无声抗议。
无论是“内卷”还是“躺平”，其内核都与蒂尔所说的“无利益相关”高度一致：
当个体感知到，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既定的结构性障碍，无法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经济回报（即建立自己的‘stake’）时，他们就会从心理上退出这场游戏。
彼得·蒂尔的这封午夜邮件，之所以应该被反复阅读和思考，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超越左右翼意识形态争吵的、直抵问题核心的分析框架。
它警告我们：
任何一个社会或经济体系，其长期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最终都取决于它能否为下一代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一条清晰可见的上升通道。
对于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和每一个关心未来的人来说，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们是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修复这个破碎的代际契约，让年轻人重新成为体系的“利益相关者”？
各个国家写下的答案，将决定下一个十年的世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