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百多年前，美国的老牌常春藤名校，如哈佛和耶鲁，录取学生时几乎也是只看成绩的。学生只要通过入学考试，便能被录取。那时的考试以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为主，重点考查学术能力。耶鲁的录取方式尤为典型：新生在夏季毕业典礼前后来校应试，教授当场口试学生，要求他们翻译拉丁文或背诵古典诗句。考试通过者，当场录取。这样的制度虽然简朴，却象征着教育的 meritocracy，也就是对于学术能力的重视。谁有知识，谁就能进入大学。
当然，那时候学校规模小，每年招收几十人，口试加上社区领袖的推荐，就录取了。后来有了安多福这样的私立预备学校，专门针对大学训练学生所需要的古典语言、文学、数学等，这些人可以直接录取。基本情况是，如果安多福毕业班140人，那么70人去哈佛，70人去耶鲁。
转折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主要是因为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尤其是犹太人群体的扩大，而且犹太人大都集中在大城市，比如波士顿、纽约等。哈佛校长 A. Lawrence Lowell 认为，仅凭成绩录取会让犹太学生比例过高，从而“威胁”学校的传统形象。这是因为，犹太学生学习刻苦，但是不太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的活动。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死读书”的那一类。而传统的哈佛、耶鲁学生都是白人男孩，身高马大，善于体育竞技，社区文娱活动。如果学校都成了专营学习的犹太人，那么学校的“颜色”就会变了，而且会吓跑很多传统的学生。为此，哈佛首创了“全面考核”（holistic admission）制度，不仅看成绩，还要考察申请人的家庭背景、性格、社交能力与领导潜质。面试、推荐信和个人陈述成为录取的重要环节。有了这种新的制度，大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一个只有优秀成绩单的学生。这种措施主要是为了阻止犹太学生，而留出空间给传统的白人家庭和校友子弟学生。耶鲁、普林斯顿等校随后效仿。自此，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从“学业能力”转向“人格全面性”，实则也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区隔，通过软性标准维护精英传统。
二战后，SAT 等标准化考试曾一度打破这种门槛，使录取重新侧重学术，让普通学生凭分数有机会进入名校，毕竟大学是一个学术单位，录取名额有限，不可能只录取校友子弟和那些课外活动好的学生。但进入七十、八十年代以后，美国的犹太人政治上立住了脚。美国大学也开始重新强化了“综合评估”模式，即强调学业，也强调课外活动、实习经历、推荐信等因素。表面上体现多元化，实则仍然利用非学术条件控制录取群体。此时，这时候犹太人的学生已经不再被公开歧视了，在美国的长春大学，犹太子弟已经占很大比例。这时候大学所针对的，主要是学习优异的亚裔学生，尤其是华裔学生。也许精英大学担心，如果不加甄别和控制，这些大学的学生主体会变成黑头发的了。所以如今在大学的录取中，华裔的学生往往要比很多其他族裔的学生分数高出很多、而且课外活动又特别出类拔萃才能被录取。也就是说，华裔子弟必须要优秀到让大学找不出毛病拒绝才行。
与此相比，中国的高考制度虽然单一，却是当下中国最公平的录取方式。它的核心原则极为清晰：成绩决定命运。 无论出身如何，只要分数上线，就能进入理想大学。这种一刀切的标准，虽然看似冷酷、武断，却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操作、舞弊的空间。
尤其在高考刚恢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走出乡村，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他们原本可能是一辈子留在土地上务农的，而高考为他们打开了进入城市与知识阶层的大门。对许多农村出身的学生而言，高考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也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身份。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长期限制人口流动，没有高考，他们的命运几乎注定继续做农民。而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意味着他们有机会获得城市户口，进入体制。这种制度性的跃迁，使高考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条通向社会流动和地位提升的唯一通道。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农村学生的处境再度变得艰难。教育资源的集中、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他们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成绩。即使考上大学，他们在就业竞争中仍处于劣势，缺乏城市人脉、实习机会和社会资本。虽然高考仍然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但这条路变得越来越陡峭。
尽管如此，高考的价值依然不可替代。它至少为弱势群体保留了一条凭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通道。有人主张中国应学习美国大学的“综合评估”制度，让学生在成绩之外展示多元潜能。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这样的制度极易被权力与金钱左右，形成腐败。推荐信、面试、活动经历等环节若成为录取依据，最先获益的将是那些资源丰富、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综合评估”，极可能演变为“关系评估”。
因此，中国的高考制度虽然不完美，却仍是最公平、最可执行的制度。它让命运尽可能掌握在个人手中，而不是社会背景之中。在一个仍然存在巨大不平等的社会里，最可贵的制度往往不是最温情的，而是最能抵御腐败与操控的。高考的意义，正体现在这种抵抗的特质上，它不是特权的保护伞，而是普通人最后的机会。
2025.10.18 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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