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面临着一系列可怕的灾难：犯罪失控、边界故意混乱、儿童教育水平低下，同时又因反对父母的反对而被性化和政治化、违宪的审查制度、媒体只做政府公关而不是监督、我们的机构和企业在社会中被贬低。 “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等等。 除此之外，还爆发了恶毒的反犹太主义。
这些退化中的每一项都可以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追溯到一个来源：激进政治活动家对高等教育的腐败。
由于大学教育部门培训教师将“社会正义”置于教育之上，儿童的考试成绩直线下降。 审查制度始于一党制校园压制保守派声音。 对罪犯的纵容源于学术界对米歇尔·福柯“罪犯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这一观点的推崇。 将孩子与父母分开的动力始于校园长期以来对郊区家庭和核心家庭的蔑视。 激进的大学新闻系提倡极左派的宣传。 开放边界反映了激进教授中支持全球主义和反民族国家的情绪。 DEI 最初是一种校园诡计，旨在证明种族配额的合理性。 校园反犹太主义源于“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和“交叉性”等意识形态。
大学校园从未发挥过如此巨大或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学术界曾经是我们先进社会不可或缺的支撑，现在却成为通过其重要器官转移的癌症。 激进左翼是原因，最明显的原因是一党制校园让整整一代美国年轻人毕业，并被灌输了他们的思想。
还有其他方法。 学术界垄断了对最有影响力的职业的培训。 已经注意到的校园教育学院和新闻学院的破坏性影响，在法律、医学、社会工作等方面也同样存在。学术界对宪法的压制造成的损害更大。 对宪法的敌意会导致香蕉共和国的恶作剧：压制反政府言论、媒体充当政府的喉舌、执法部门用来骚扰政府的反对者。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预见并禁止了由政治激进分子提供的高等教育，该协会在 1915 年的一份著名政策声明中警告教师“不要利用学生的不成熟性，向学生灌输教师自己的观点，从而不公平地利用学生的不成熟”。 AAUP 已经明白，政治灌输会消除相反的观点，这意味着理性分析和辩论的终结，而理性分析和辩论是高等教育的核心。 1915 年的声明仍然是公认的专业标准，只不过它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被忽视，至少在公众关注之前是这样。
乐观主义者看到公众对校园愚蠢行为日益增长的敌意看到了希望的迹象，但随着老教授退休并被更激进的人取代，激进分子对校园的控制每天都变得更加彻底。 一个领头羊：代表激进正统观念执行者的全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协会的成员数量在过去三年中增加了两倍。
一个先进社会不能容忍其教育系统被一个蔑视其宪法和生活方式的边缘政治派别占领。 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从文化破坏者手中夺回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权，这些文化破坏者没有从实施其想法的社会的灾难性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不是由大学本身决定的，它们喜欢事物本来的样子。 不是由理事会来实现的，理事会应该保护学术界，但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 不是通过肤浅的改革：即使我们取消对 DEI 的资助，保护来访的演讲者免受训斥，并取缔教授任命的政治试金石，成群结队的激进活动分子仍然会出现在教室里，造成与以往一样多的破坏。
人才就是政策。 有效的改革只意味着一件事：让那些政治活动家离开课堂，代之以学术思想家和教师。 （不，这与用右代替左是不同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政治活动家一直在将原本用于高等教育的资金转为未经授权的用途，以推进他们改造美国的目标。 这无异于贪污。 当我们让它继续下去时，我们正在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毁灭提供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