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少文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托克维尔，法国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一家人都是大革命的亲历者。托克维尔亲历了法国五次改朝换代，一生积极参与政治，做过法国外交部长，还参与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新宪法的起草。三十岁时就因为写作《论美国的民主》而家喻户晓，也是当时作品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
关于本书
要理解法国、甚至理解世界史，就一定绕不开法国大革命。在众多和大革命有关的书籍中，最长盛不衰的当属《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流传甚广，至今仍然是各个国家研究法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必读书目。20世纪初，牛津大学将它定为历史学与社会学学生的必读教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将这本书列为了参考书目。托克维尔原计划围绕这个主题写三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他计划写作的第一本，重点在于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以及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这本书花费了托克维尔五年的时间才完成，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成书三年后，他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
核心内容
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史称法国大革命。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但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还撼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旧时代的贵族和宗教特权被革命者打翻在地，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逐渐在人民心中扎根。托克维尔并没有在本书中重述历史，而是走到了历史背后，从发生大革命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中找到了革命的火种。他认为，旧制度是一种由封建残余和集权政府两种元素组成的混合社会，这种混合导致了社会的畸形，生活在旧制度中的人，无论是农民、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这种不满逐渐累积起来，最终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助力下爆发成了大革命。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介绍的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这本书的中文版特别多，我为你选择的是商务印书馆冯棠先生翻译的版本。
这本书要说的“大革命”，是指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史称法国大革命。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但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还撼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旧时代的贵族和宗教特权被革命者打翻在地，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逐渐在人民心中扎根。在托克维尔之前，大量的作家、哲学家、政治家都写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但《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这些作品有很大不同。托克维尔并没有在本书中重述历史，而是走到了历史背后，从发生大革命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中找到了革命的火种。他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哲学性分析探究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带有强烈托克维尔风格的历史哲学著作。
在正式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之前，我先用几分钟给你介绍一下托克维尔的背景，虽然有点长，但知道了作者是个怎样的人，有着怎么样的经历，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
托克维尔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的外曾祖父是路易十五时代的名臣，曾经担任过皇家出版长官。1793年，也就是托克维尔出生前十二年，这位出版长官因为替路易十六辩护被送上了断头台，而且全家都受到了株连，其中就包括托克维尔的父母。好在临刑前发生了政变，才让夫妻俩幸免于难，不然这位被评为“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的托克维尔就没有机会出生了。正是这次恐怖的经历，让托克维尔的父亲二十多岁就满头白发，还留下了一个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一定要午休的强迫症，因为三点半是贵族被传唤到革命法庭上接受死刑宣判的时间。托克维尔的母亲，也因为这场牢狱之灾被搞得几乎精神崩溃。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托克维尔一出生就体弱多病、性格忧郁。家人们在大革命中的悲惨经历给托克维尔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因为一出生就处于大革命的影响之下，托克维尔特别想搞清楚法国大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积极从政就是他找寻答案的方式之一。托克维尔先后担任过法官、议员、外交部长，还参与过宪法起草，三十岁时就因为写作《论美国的民主》变得家喻户晓，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托克维尔还亲历了法国五次改朝换代，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积极参与法国的政治，研究与大革命有关的话题。本来，托克维尔计划围绕这个主题写三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他计划写作的第一本，重点就在于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以及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这本书花费了托克维尔五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本来就体弱的托克维尔终于没能抗住艰苦的写作，成书三年后，他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年仅五十四岁。另外两部托克维尔准备以“大革命”和“帝国”为主题的书最终也就没有完成，只留下了大量笔记和资料。
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托克维尔眼中的法国大革命。我将在本期音频中为你解答以下三个问题：一、什么是旧制度；二、旧制度中人的生存状态；三、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力。
第一部分
先来看第一部分：什么是旧制度？
在革命者心里，旧制度就是封建制度，但是托克维尔并不同意，在他看来，所谓的旧制度至少是由两个主要元素组成的混合社会，而正是这个旧制度，蕴含着爆发大革命的直接动力。
第一个元素就是封建残余。
18世纪末，德国全境几乎还都在实行农奴制，农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私生活都被领主管制。对于土地，他们更是没有半点权利，种不种地、种什么、种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都由领主说了算。农民不能随意转让和抵押土地，也不能让孩子继承自己的全部产业。他们不仅地位不能上升，职业也不许改变，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农民就像生活在天堂。就在欧洲其他国家还处于完全的封建权力覆盖之下的时候，法国人已经先行一步脱离了封建统治。早在13世纪，托克维尔的家乡诺曼底就废除了农奴制。对土地的狂热点燃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热情，下层阶级只要一有点钱，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土地。直到大革命前，法国上下农奴制几乎已经绝迹，国家有一半的土地都已属于农民。法国农民不仅可以决定土地的各种使用方式，也能买卖作物、处置财产。而这在其他国家，比如德国、英国都是难以想象的。直到18世纪末，德国才出现少量的农民变地主的情况，但也仅仅存在于和法国接壤的地区，其他地区都还实行着过去的封建制度。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地产的划分其实根本不是大革命的结果，相反，早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土地就已经开始成为农民的财产。从此可以看出，法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开始动摇，但还没有完全消失。农民的自由同时也代表着他们可以不再受到土地和领主的约束，这就让农民进城当工人、巴黎人口高度聚集成为了可能，给大革命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旧制度的第二个元素是集权政府。
从11世纪开始，历代法国国王就开始借助官僚体系慢慢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他们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地盘以后，没有再派新的伯爵去管理，国王就成了这些土地的领主。在这些没有权力中介的地方，国王安置一个叫总督的职位代表自己进行管理。到了12世纪，越来越多的王权代表逐渐形成了一个领取薪水的行政官僚体系，凭借这个体系，国王将地方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了自己手中。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被分为三十六个财政区，每个财政区都派驻一位总督。偌大一个法国，就是由这三十多个总督统治。这种集权在托克维尔看来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这就是大革命开始的源头。
这话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一下王权的实施脉络。
首先，法国有一个“大脑”，名字叫御前会议。这是一个集中在王权周围的特殊行政机构，整个国家都是被这个机构发出的指令运转起来的。在大革命前四十年，社会上所有的经济、政治等案件都是由它裁决的。御前会议的负责人叫总监，总监之下就是分派到地方上的总督了。总督拥有地方上全部的统治实权，这种权力事无巨细。比如，过节的时候村里组织大合唱，如果有人不来唱歌，总督都能罚他的钱。这种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彻底架空了地方官员，他们凡事都要对总督唯命是从，总督又进一步向总监看齐。18世纪末，在任何一个边远省份建立慈善工厂，都需要由总监亲自监督开支、规定规章、选定地址，创办乞丐收容所也需要给总监汇报乞丐的姓名和准确的进出时间。
这样的管理方式必然导致效率的极度低下。为了能身在巴黎就领导一切，政府发明了上千种的审查手段，书面文件多得惊人，行政程序慢如乌龟，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者修理神甫住所的要求最少都要两三年才能获批，而执行的法律总是朝令夕改，使得法律也毫无信誉。因为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使得人民默认，如果没有国家，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所以国家应该为个人的不幸负责。一个种田人就曾愤怒地写信给总督，谴责政府不给他提供种田的方法，也不来巡视农作物的情况。以前地方归贵族管的时候，贵族需要负责领地上的经济繁荣，现在总督是国王在地方的唯一代理人，他们只对国王负责，不会为人民谋取福利。
所以，当封建残余和集权统治这两个元素混合在一起之后，社会必然会变得畸形。从表面上看，封建制度的形式还在。在封建时期，国家的权力是金字塔形状，顶尖是国王，往下是一个个独立的贵族权力；但如今，虽然国家权力还是金字塔形状，顶尖是国王，但国王的权力却是垂直向下一直生长到了整个金字塔的底部。王权的根系已经扎在了金字塔底部的土壤中，国家实际上的所有事务都掌握在国王手中。这种资源全在塔尖、辐射向下的权力形式，就像一个巨大的吸铁石，越靠近塔尖，磁力越大。在法国，这个权力的塔尖就是巴黎。作为整个王国的权力中心，巴黎开始不断吞噬外省的各种资源，地方上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了。巴黎之外的地方几乎全部萎缩，完全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就表达过对这种“城市破坏乡村，首都破坏地方”状况的忧虑。他不断提醒人们，城市的高墙厚垒都是由乡村房屋的断井颓垣构成的。他甚至还建议未来的建设者们“不要设置首都”。当然，不设首都或许非常极端，但像巴黎这样的超级大首都就更让人感到恐怖了。法国就像一个头重脚轻的大娃娃，四肢身体逐渐被大脑掏空了营养，最终重重跌倒在地。
国王本能地意识到了巴黎迅速扩张的危险。路易十四在全盛时期曾经六次试图阻止巴黎的发展，但都以失败告终。18世纪，巴黎人口达到六百五十万人，比瑞士、葡萄牙、丹麦、瑞典四个国家的人加起来都多。巴黎成为了工厂和制造业的城市，在大革命前六十年间，巴黎工人数字已经增长了两倍，同一时期的巴黎总人口却只增长了三分之一。巴黎的工厂、制造业、高炉在大革命前期大量增长，终于让政府警觉。但当时政府只是担心工厂太多会消耗掉城市需要的资源，真正的危险还没人知道，那就是众多集聚在巴黎的工人足以汇集成一只军队。虽然一开始人们并不是为了革命才聚集在一起的，但他们即将依靠征服巴黎来征服整个法国。
到这里，这本书第一部分已经介绍完了，我们总结一下。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并不等于封建制度，它是由至少两个元素构成的，第一个元素是封建残余，第二个元素是集权政府，这两个元素叠加在一起，让法国社会出现了扭曲。中央迅速强大，地方逐渐萎缩，巴黎汇集了全国的资源，地方失去了自主意志。在这样头重脚轻的结构中，法国社会逐渐变得畸形，开始摇摇欲坠。
第二部分
在这样的畸形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这就进入第二部分，说说旧制度中人的生存状态。这一部分我们重点说说三种人：受压迫的农民、没落的贵族和被剥削的资产阶级。
我们先来看看受压迫的农民。
你可能会很奇怪，刚才不是说，农民在法国有地有自由，应该比德国那些被奴役的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呀？但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农民的生活比被奴役的时候更惨。这是为什么呢？托克维尔认为，主要原因是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捐税不公上。
在旧制度下，贵族失去了自己管理领地的权力，也就不再是农民的主人。贵族的身份与一般国民已经没有区别了，但是贵族的特权却并没有消失，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只有法国才有的。这就给法国社会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以前领主享受权力也履行义务，农民被领主压迫的时候，领主要负责维持公众秩序、主持公正、赈济贫弱等工作，但现在大家都成了国家公民，没有主人和仆人的区别，领主不为地方办事，却还享受那么多特权，这种不公平就让人觉得格外不顺眼。你想，贵族免税了，政府问谁要钱呢？当然是一穷二白的普通人。从15世纪到法国大革命，特权阶级的免税权一直在不断增长，但国家开支却越来越大，没有免税权的农民逐渐成为沉重赋税的唯一买单者。国家税收在两个世纪之间，光军役税就增加了十倍，而且税收在摊派上特别随意，每年要求交的税额都不一样，农民前一年根本无法预计下一年要交多少税。
不公平还体现为社会地位差距过大。
政府大部分的强制性摊派最终都会落在底层人民身上，比如，沉重的王家徭役。在饥荒时期，政府官员还预先对农民供应市场的食品确定价格，由于农民怕受约束，不到市场来，政府官员便下达命令，强迫交易，否则就处以罚金。农民的生活困窘不堪，到了冬天，行乞成了农民生存的唯一手段。而政府为了扫除行乞现象，想到的办法居然是下令逮捕他们。1767年，骑警队受命逮捕了五万多名乞丐，其中身强力壮的又被抓去服苦役，而其他人则被送进了收容所。这样毫无缘由就被逮捕的情况，只会发生在最底层的人身上。
既然农民这么惨，贵族是不是就生活得好呢？也不是。
从心理上说，贵族失去了从前尊贵的地位和地方权力，也就不再有威信了。没有国王特准，贵族不得十人以上聚会商讨任何事情。贵族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影响力，变得无足轻重。但老贵族们却往往非常要面子，时时刻刻都想凸显自己的存在感，这种不平衡导致贵族不仅深受国王忌惮，也被平民嫉妒仇恨。从物质上说，贵族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拮据。虽然他们有很多赋税方面的特权，但因为不愿意放弃过去奢华的生活方式，不得不把自己祖上传下来的大部分土地都卖给了农民，只留下领主的定期租金。旧制度后期，很多贵族只能靠这点租金生活了。一个贵族在1755年曾悲伤地写道：“尽管享有特权，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
对于贵族的没落，托克维尔显然忧心忡忡。他有一个不太被人注意到的见解，认为贵族是制约政府的力量，但同时也是帮助政府的力量。贵族的没落预示着当统治遇到危机时，王权将没有其他力量用来阻止国家走向毁灭。在托克维尔看来，封建时期的贵族拥有出身、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更容易拥有独立的精神和秉持尊严，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保有一些这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对公共事业更有经验、聪明热情且愿意为社会效劳的成员。
说完贵族，我们再看看被剥削的资产阶级。
新航路开辟后，大量贵重金属涌入西欧，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值，物价上涨，这些都刺激着上层阶级的奢华欲望。政府债台高筑，不得不开始买卖官爵，于是一个官吏阶层开始在有钱人中产生，他们就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咱们今天的有钱人大多都是做生意的，可法国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完全不想创业，他们只想当官。18世纪，逃离农村成为普遍现象，为了谋取一官半职，旧制度下的中产阶级几乎全都住在城市。为什么非要挤破了头去政府谋职呢？原因很多，其中最让人向往的就是公务员有特权，一旦拥有特权，就可以免除各种各样的税负和劳役。旧制度下，可以用来购买的职位特别多，但大量的求职者仍然觉得政府能给他们提供的职位太少了。资产者们霸占了几乎所有行政职位，他们甚至还会自己发明新的职位用以购买。有几千种的官职可以使他们免去所有或者部分的公共负担。但是资产阶级的美梦没有持续太久，本以为只要花钱买了职位就可以万事大吉，但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从心理上说，资产阶级地位尴尬，不被其他阶级接受。贵族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像暴发户，根本没有高贵的血统；可平民又嫉妒他们，觉得他们是特权阶级，贵族气息太重。从物质上说，他们被国家反复勒索。国家是为了钱才出卖官职的，但大批资产阶级买官之后就享受了各种税收的减免，到了后来，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甚至比贵族还要多了。这种特权反过来影响了税收，虽然国家通过进一步压榨底层人民取得了一些好处，但依旧无法填补空缺。于是路易十四想出了个阴招，他取消了九十二年以来资产阶级取得的全部贵族头衔，其中大部分还是他自己亲手授予的。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这些不幸的受封贵族一次次被迫花钱重复购买荣誉和特权。后来，路易十五也继承了这种谋取不义之财的方法，资产阶级的钱像韭菜一样被国王收割了一茬又一茬。
总之你看，在旧制度中各个阶层的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无论是受压迫的农民、没落的贵族，还是被剥削的资产阶级，没有一个阶级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
到这，我们暂时跳出这本书，来分析一下旧制度的政治属性。我们已经知道，在旧制度中，封建制度正在崩溃，法国的君主政体开始逐步集中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国王们绝对没想过要建立民主国家。但从事实上看，国王集权的过程，却恰恰为民主制度做好了铺垫。从路易十四开始的几代国王和他们的大臣、枢机主教，这些左右国家命运的人，通过逐渐废除贵族成员的封建权力，消除了贵族与平民在身份上的区别。然后，他们通过国家权力重新编排了国民在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中的地位。有学者指出，所有民主国家的人民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法国在旧制度时期就已经埋下了民主国家的种子，虽然这并非是国王们希望的。大革命之后，君主制被推翻，第一共和国成立，看似万物更新的法兰西，其实依旧使用着从过去的残垣断壁上拆下来的砖瓦。
第三部分
我们再回到这本书上。说完旧制度和在旧制度中生活的人民，相信你已经感觉到在这样畸形的社会和压抑的人民之间，一场革命已经蓄势待发，咱们这就来看看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力。在本书中托克维尔给出的革命动力有很多，我们介绍其中最主要、也是最让人大跌眼镜的两大动力：一、言论太自由；二、政府搞改革。
先说，言论太自由。我们今天经常会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在托克维尔看来，过分的言论自由对国家政治向好的方向发展并没有好处。
路易十五时期，法语已成为每个欧洲知识分子的第二语言，国际外交上也通用法语。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就更加活跃，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些善于思考、以写作为专长的人，我们下面全部统称为作家。作家们面对旧制度的种种问题，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的想法。其实到了大革命前期，每个人心中都多少有一个希望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压迫的幻想中的乌托邦，所以“人生而平等”这个思想，很容易被作家们奉若真理。除了严肃的政治学著作之外，大量的作家还通过文学教育人民，揭示社会不公，甚至最终成为大革命爆发的思想来源，指导了人民的行动。孟德斯鸠就曾在他的一本文学作品中描写了法国宫廷的放荡和荒唐，书中有一个波斯人嘲笑魔术师君主能让人民相信纸就是金钱，这其实就是在嘲笑当时的法国财政一塌糊涂。书中还揭露了宫廷的贪污腐败和贵族的懒惰。1730年，伏尔泰也在他的剧本中否认了王权不可侵犯的思想。
你可能会问，这种反政府的书不会被禁吗？首先，贵族不仅不反对而且很支持。因为怨恨削弱他们权力的国王和支持国王的教会，贵族对一切批评国王和教会的言论都很感兴趣。他们把作家的文章当成精神娱乐，把抨击旧制度的言论当成笑话，丝毫没有发现，享受着各种特权的自己也是作家口中要打倒的对象。至于国家，也确实做过一些管制，比如伏尔泰的一本历史书《查理十二史》就曾被叫停并没收，理由是书中内容攻击了路易十五与教会。但伏尔泰不死心，改装移居到鲁昂，冒充成一个英国地主，在那居住的五个月时间，他秘密地将书印刷了出来，一年后，这本书在法国就像小说一般地自由发行与出售，可见国家对内容的管制并不上心。据说玛丽·艾托瓦内特王后，还将有革命暗示的歌剧搬到了皇宫中演出。那些即将被革命推翻的人，根本没有想到革命居然真的会发生。国王和贵族们自己给自己培养了一批指导革命的精神领袖。
大革命的第二大助力是，政府搞改革。我们一般认为，政府发现了国家存在的问题并且积极改革是好事，可托克维尔却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正是法国发展最迅速的一段时间，社会空前繁荣。大革命前二十年，法国的海上贸易超过了英国，二十年间贸易额增长了一倍。而且与过去相比，所有的不平等在执法时都减轻了，个人徭役已经消失，征税更加平等。可以说，这个阶段的法国，国家繁荣，社会压迫少，国王也比前任更开明。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哪里不压迫，哪里越反抗，痛苦减轻和社会繁荣反而让人对痛苦的感觉更加敏感了。
大革命前13年，路易十六积极改革社会现状，他曾试图废除劳役制，同时又着手废除工业行会制度给工人带来的痛苦，他甚至还着手确定征税平等。这对于法国人民来说本应是件大好事，但问题在于，这些改革的尝试总是反反复复，没有办法完全落到实处。一方面是因为路易十六的改革牵扯到了既得利益群体，另一方面，他的办事方法也很成问题。比如，国王发布命令改革时，总是在诏书中用趾高气扬的口吻点明底层人民的苦难，大意就是“你们穷人啊，以前一直被别人压迫，被强迫劳动，被迫交了好多本来不需要你们交的钱。可是富人却享受着特权不交税，强迫穷人劳动还不给钱。穷人苦啊，社会制度太差了，要改啊”。你想，这话让底层人民听了会如何？他们会感激涕零高呼万岁吗？当然不会。相反，这会让他们意识到社会制度原来这么黑暗，原来那些有钱人一直都把他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
这种煽动革命的话，不仅国王在说，大臣在说，各种后来被大革命干掉的特权者们也都在说。为了让有钱人救助穷人，有个总督就曾公然说，“有钱人不公正、为富不仁、占有了穷人的劳动。他们一边享受穷人创造出来的财富，一边任由穷人死去。”穷人的苦难和造成这些苦难的罪魁祸首成了当时的热议话题，被公开讨论。同情穷人这个话题在大革命前十年一直位列“热搜榜”。但热点只是热点而已，说穷人苦的人，只是嘴上说说，生活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你想想，政府不断跟穷人说，你真可怜，你之所以这么穷都是被特权阶级害的，那些特权阶级他们很弱小、不团结，还特别看不起你，你们穷人只要团结一致，随随便便就可以打败他们，听到这，还有哪个穷人不想揭竿而起呢？
总之，言论太自由和政府搞改革，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力。
总结
讲到这里，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基本说完了，再总结一下。我们说了，旧制度是一种由封建残余和集权政府两种元素组成的混合社会，这种混合导致了社会的畸形，生活在旧制度中的人，无论是农民、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这种不满逐渐累积起来，最终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助力下爆发成了大革命。
其实纵观世界史，很多国家都曾爆发过革命，但称得上“大革命”的，却寥寥无几。究竟什么样的革命能称得上这个“大”字呢？著名学者朱学勤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广义的革命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改革，是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的，比如美国革命；第二层，是小革命，涉及到了社会层面，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第三层，是大革命，涉及到思想文化领域，大革命不只改造社会，还会改造人的思想。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核心区别就在于，是否打破了政府权力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边界，一旦边界打破，这个革命就是大革命了。但无论是政府权力想要控制思想文化，还是思想文化试图指导政府权力，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类似的疯狂再度发生，就需要警惕两者之间的边界问题。托克维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挣脱时代的束缚和身份的偏见，在更高的视角下评价历史。
撰稿：薄言、少文
脑图：刘艳
转述：顾一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