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的是梁启超的分析。以下是我的分析：

北宋时代对农民放款的金融业是块大肥肉，而这块肥肉一直在北方士大夫集团的手里。王安石要把人家的这块大肥肉拿走，自然引起人家拼死命的反弹和反击。不过这只是整幅大图画的一个小角落。我们得从更大的角度来看。

北宋从一开始就是皇帝和北方士大夫集团“共治”或者说“集体领导”的局面。太祖遗训，不只是刑不上常委，而是刑不上士大夫，还有南人不得当宰相，保障了北方士大夫对相权和朝廷文官系统的掌握。虽然这种掌握逐渐被科举制度腐蚀，在王安石之前也出过南人宰相，但都是弱势宰相，基本上的“集体领导”模式没有改变。到了宋神宗，他希望摆脱这种集体领导的模式，做个乾刚独断的皇帝。王安石的变法建议给了他这个机会。要消弱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势力，当然就得断他们的金脉。整治金融，将对农民放款的 business 收归国有，一方面增加国家税收，一方面断了北方士大夫集团的金脉，以达到摆脱集体领导，达成乾刚独断的目的。整个新旧党争的过程其实就是皇帝要摆脱集体领导，太后要照顾娘家北方士大夫集团回到集体领导，如此重复好几次，新旧两党的人物其实只是这场博弈的棋子而已。

梁启超的分析说这是南北之争。咱的分析说这是皇帝要乾刚独断和北方士大夫集团和他们的女儿和代表-太后要维持集体领导之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