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10 徐枣枣 女权之声
每当有人公然说女人搞不了学术、做不了研究的时候，你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可以摔在他们脸上反驳他们的女学者、女科学家名字是什么？
在屠呦呦获得诺奖之前，相信很多人的第一答案都是这个女人——玛丽·居里，而人们对她更为常用的称呼是——居里夫人。
这个女人一生获得两次诺贝尔奖，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功成名就了。
我们从小在教科书上认识的居里夫人，和其他被后世所知的女科学家形象是差不多的：伟大、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爱国、舍小家为大家，如果不幸她还有一位同行科学家丈夫，女科学家便会自动被降格描述成丈夫的粉丝、助手、生活照顾者，这似乎是很多女性都难以逃出的套路。
是啊，哪怕你从小就是天才少女，以全优的成绩中学毕业，仍然可能因为性别的原因无法就读正规高等院校。
即便你在博士课题研究中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发现放射性元素，你仍将因女性的身份而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甚至被拒绝在公开的会议场合发表自己的报告（只有同为研究伙伴的丈夫可以做报告）。
世人只知道玛丽·居里的一生，是女性科学先驱光辉的一生，却少有人了解她在其中所遭遇的剥夺、打压和种种不公对待。而这种种不公，又是千百年来，女性所能遭遇的种种性别上的不公正的缩影。
这不只是发生在某一位女人身上的故事，这是可能发生在即便按照主流标准来看都成功和优秀的女人身上，当这种不公成为传统，并无一人可成为例外。
从天才女孩到无处安放的女科学家
人们都对居里夫人将新发现的元素钋（po）以祖国波兰命名而津津乐道，但是却少有人知道她在祖国求学时遭受到的不公待遇。
中学毕业后，玛丽曾因性别的原因被本国的正规高等院校拒之门外，也正因为这样，她的高等教育基础和科学素养不得不在一所只招收女生的民间教育机构——“飞行大学”里完成。
玛丽亚在华沙新城区的故居，现被改建为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博物馆
1894年，已经在巴黎大学获得数学和物理学双学位的玛丽回到华沙，她甚至说服丈夫，希望回国谋求一份教职，在波兰的高校里继续发挥自己科学研究上的天赋。然而，这一次她又因为性别的原因碰壁——被克拉科夫大学拒绝。
失望的玛丽回到巴黎，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后，在大女儿出生后，玛丽开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兼职教师，自此开始了她的铀射线研究。
当时，由于缺乏学校的资助，玛丽只能靠冶金和矿业公司以及各种组织和政府的补贴艰难维持研究。她的实验室条件是最艰苦的，由一个棚屋改装而成，通风条件很差，还时常漏水，因为对放射性物质对于健康的危害了解不足，更是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
两获诺贝尔奖，她不是任何人的助手
条件艰苦，科学圈的性别歧视严重，但是玛丽仍凭借自己在科学事业上的远见和才华，逐渐将关于放射性存在的一整套概念与理论建立起来。而丈夫皮埃尔也因为她获得的进展而对这部分研究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最终放弃自己原有的研究领域，加入到她的工作中来。
玛丽·居里确实是独立完成镭的提纯以及对放射性物质的探索和结论的，而在这之后她早已认识到，作为一位女科学家自己一直面临怎样的怀疑。她很快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努力确立科学优先权。因为毕竟，女人在这些重要的科技领域的能力总是被轻视的，少有人愿意相信这样具有开创性和原创性的贡献来自一位女科学家。
1903年12月，玛丽·居里和丈夫皮埃尔，还有一名叫亨利·贝可勒尔的男人共享了她人生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位贝可勒尔在发言中大言不惭称：“居里夫人的贡献是充当了皮埃尔·居里先生的好助手，这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上帝造出女人来，是配合男人的最好助手。”
实验室里的居里夫妇
1906年，皮埃尔的去世被不少人认为是玛丽人生中的巨大打击。然而，也正是因为丈夫去世，巴黎大学才将原来授予皮埃尔的职位给了玛丽，她成了巴黎大学史上首位女教授。
不过，即便1910年玛丽已经成功分离出镭元素，她仍因保守势力的阻挠以一两票之差而落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她曾经的博士生玛格丽特·佩里才成为法国科学院的首位女院士。
如果说玛丽亚和丈夫第一次获得诺奖时，还有人在质疑她在科研上的地位和贡献，甚至是怀疑一个女人怎么能够成为一项历史性的科学发现的主导者的话。那么，1911年，在丈夫皮埃尔·居里去世后第五年，玛丽用自己在化学方面获得的又一个诺奖，狠狠地给了这些怀疑者们一记耳光。
1911年诺贝尔奖证书
这一次的诺贝尔奖，只属于她一个人，无人共享，她的身份也终于是一个在科学上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而不再是隶属于谁的妻子和助手。她在获奖的发言中冷静简短地陈述了自己在研究中的独立性，让世人看到了学术界中存在的性别不公正现象。
身败名裂，被称为“波兰荡妇”，只因自由表达情欲？
1911年，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传遍了欧洲，同时，关于她的个人感情生活的桃色新闻也被添油加醋地登上报端传遍法国。要知道，在20世纪的法国，人们其实早就对各种花边新闻见怪不怪，甚至许多（男）名人的风流韵事都被传为美谈。
而玛丽在这段婚外情中最饱受攻击的原因，也正在于在她被公布出的私人信件中，她曾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情欲书写出来。那个年代，即使是在被人们称为浪漫之都的法国巴黎，女人公开谈论性和身体，尤其是颇具自主性地说起她将要采取行动获得性上的满足，都是不被主流道德观念所容许的。
苏联邮票（1987年）上的居里夫人
正如历史所不断重复的那样，这一次世人对于女人又是格外双重标准和苛刻，玛丽和小她五岁的科学家朗之万的绯闻成为了小报狗仔队们的狂欢，其带来的中伤程度更是前所未有。因为民族情绪的煽动，法国媒体将玛丽居里描绘成一个“犹太心机婊”（这可是天大的误会了，居里并没有犹太血统）。
作为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朗之万并未受到太大的道德压力，而玛丽则被当成了众矢之的。这一绯闻的严重性甚至差点影响到玛丽前往瑞典领取她的第二个诺贝尔奖。她不断接收到科学界同仁的告诫，提醒她如果在这样的媒体声势之下前往领奖，将造成颁奖仪式和晚宴上的难堪。
“实验室的圣女贞德”
女科学家、女学者们往往背负着学术界和社会性别文化的双重压力，既要顾家，也要能出研究成果，既要是理性冷静的科学家，还需要成为符合社会期待的温柔、伟大的女性。玛丽·居里也曾饱受这样的困扰。
媒体在为居里夫人搞募捐活动时，认为为了迎合公众，需要将她塑造成善良耐心和隐忍、极具女性特质的形象，而以去除和淡化坚毅、理智的性格特征。她的研究目的也被过分神圣化，和丈夫皮埃尔的关系也被夸大和浪漫化，由此她作为“伟光正”科学家的正面形象不断被宣传，而那些身为真实的、有激情有执着坚持的人性火花被淹没了。
也许和那些曾经的谣言中伤相比 ，这些赞美是善意、温和的，甚至那些发言者自己都从未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所在：不断被强化和巩固的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和道德压力对女科学家来说不能带来实质性的鼓励，反而成为阻止她们自身发展和阻碍她们在科学上取得更大成就的反作用力。
刚刚过去的11月7日，是居里夫人诞辰150周年。而截止2017年为止，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近900名获奖者中，仅有48名女性。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性别平等进程似乎略显缓慢。
成功的女性学者、女科学家、女政客，甚至女性企业高管仍会被问“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会不会因为没时间陪孩子而感觉内疚”，而事业有成却仍旧单身的女性也会被质疑和嘲讽为不懂得放低姿态、降低对于婚恋对象的期待。
学术界仍有人在大放性别歧视之厥词，以“保护”之名剥夺女性应有的学术资源、机会和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利。
玛丽·居里的励志故事到今天仍然给我们鼓舞，我们不禁想象，如若我们给这位天才的女科学家和同时代其他男性同样的机会，而不是让她深深受困于贤妻慈母的性别角色中，她的科学事业又会有着怎样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这世界上的其他女性，和更多囿于性倾向、种族、宗教和其他偏见而被迫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成功（或者根本没能成功）的人，如若被给予了更平等的机会、更充足的信息和更充分的赋权，又会带来怎样美好的未来呢？
改变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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