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2.3）可是，《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是什么意思？
“冉有问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言不请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孔子家语·五刑解》） 这里的解释不是很清楚了吗？大夫不用刑，是因为大夫自知其罪，“跪而自裁”，所以，无需刑杀，在《左传》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卿大夫犯了罪通常是让他们自杀，如果他们还申辩，来让他自杀的官员就说那要让有司来了，犯罪者就尽快自杀了。庶人如果礼不足，不必责备其不知礼，因为庶人没有学过礼。“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非祥，古之制也。”（《左传·昭公三年》）可见，“礼不下庶人”是指对老百姓没有礼的要求。因为老百姓没有习礼，就不能因为他们违反了礼而责备他们。所以，孔孟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德治，使老百姓富裕，然后教他们礼仪，让老百姓个个都知道礼，依礼而行，这样，国家就容易治理了。“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7.3）由此也可见，孔子确实教弟子用礼乐治民。
《周礼·秋官·掌囚》：“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周礼·秋官·掌戮》：“唯王之同族与有爵者，杀之于甸师氏。”可见，在《周礼》的规定中，并非不对王族、大夫用刑。《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大夫、亲人犯法同样受刑，孔子对此是赞成的。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19）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13.29）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19.19）孔子的政治思想是管理国家不需要滥杀老百姓，如果需要用杀，问题出在“上失其道”，“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大学》）老百姓的行为都是仿效统治者的，如果统治者自身行德以引导百姓，自身行为符合礼节制度，老百姓也会走正道，自然不需要刑杀；如果统治者自己行为不正，却命令老百姓走正道，老百姓是不会听从的，他们只模仿统治者的行为，而不是听命令。“‘……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左传·昭公六年》）因为为政者的行为对老百姓有引导作用，所以，对各级为政者的道德要求尤其注重，必须是明察、忠信、慈惠之人。 “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孔子家语·入官》）。“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则善也。”（《孔子家语·入官》）众多的老百姓不走正道，必定是统治集团失政。孔子并不赞成对老百姓判死罪，犯了死罪，使其生着改过，这是善的做法；犯了小罪、大罪，也要弄清其犯罪的缘由，或赦其过，或以仁教导。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老百姓的生命是何等重视。
从上面可以看出孔子的态度：对官僚犯法，必须依法处理，即使亲人也不应当例外；对于老百姓的过错，则应当从宽处理，因为老百姓没有受到过教育。如果官僚犯罪不依法处理，他们的行为必然对全体老百姓起到坏的示范作用；同时，由于官僚集团失道，强取豪夺，将使老百姓难以为生。所以，孔子也要求弟子充分了解老百姓的情况，或“赦其过”，或“以仁辅化”，或尽量使之生。“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19.19）没有看到孔子在哪里教弟子以抓捕犯错的老百姓作为功绩来炫耀。法律是为了保护弱者，是要合人心的，如果丢掉了法律保护弱者的功能，而把它变成获得功绩的工具，揪住受害的弱者不放，而没有丝毫的哀矜，把生活无助的人逼进法网，孔子恐怕不会赞成。
当然，孔子提倡德治，并非否定刑的作用，并非指对犯了刑法的人也不施以刑法，而是指使人民富裕，再通过德治礼教，人民不犯刑，因而无需用到刑。“冉有问于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孔子家语·五刑解》）
可是，孔子反对铸刑鼎，这是为什么呢？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总结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道、德、仁、义、礼是执政者中的圣人所订立，所要求的首先是执政者；而刑鼎是诸侯国的大夫所为，这些人不敢对最高执政者提出要求，所以，刑所针对的仅仅是老百姓。这使得两千多年来，刑不仅不能约束统治者，而且刑的执行情况也随人而变。其次，道、德、仁、义、礼是从正面引导人应当如何做；而刑对人的错误行为进行惩罚的同时却对人的行为并没有引导作用，刑所起的是反面的暗示作用，就像现在详细报道一个人如何做坏事，这恰恰对一些人起了暗示作用。曾听说有一中学靠近一工读学校，校长经常让学生去工读学校接受反面教育，结果，这首学校进入工读学校的学生却越来越多。有位社会学家举过这样的例子：你对一个人说“你不要去想一只长颈鹿”，结果，他不可能不想到长颈鹿。把刑所禁止的内容公布可能恰恰对人成了一种反面暗示。同时，另一些人则可能想方设法钻条文的空子，只求“免而无耻”。孔子是重视正确的行为引导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对老百姓做正面指导，却在刑鼎上把错误行为公示出来给人做示范，并使老百姓学会“免而无耻”，孔子能不反对吗？第三，礼崩乐坏，国家昏乱，根源在统治者，而铸刑鼎者却把矛头指向老百姓，这怎么能从根本上使社会走向安定呢？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邾国的大夫邾庶其带着两个小城叛逃到鲁国，鲁国的执政上卿季武子把鲁襄公的姑姐嫁给此人，对跟从者都分别给与赏赐，结果，鲁国盗贼兴起。季武子责备司寇为何不治盗，司寇说，你赏外来的大盗，却要叫我治理小盗，我怎么能做到呢？上位者自己没有过多的欲望，保持诚信，以同一个原则对待任何人，这样才能治理别人，“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在上者怎么做民也怎么做，自己做了却想不让老百姓跟着做，想禁能禁得了吗？所以，孔子反对铸刑鼎不是为了对老百姓隐瞒刑的轻重，不是为了把刑当成暗器一样对付老百姓，而是认为这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并且这样容易扭曲人性，只求免而无耻。
- 向好友推荐本贴：
标题：《“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什么意思？ 看了再说话，不看不要瞎说》
地址： 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905/show1498995c17p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