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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近距离感受周总理的伟大和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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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原　《党史文苑》 2009年第01期

　　总理还经常给知识分子写信,交流思想,探讨学问和询问他们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信中,他总是敬称对方为某某“兄”或某某“老”,落款署名“弟:恩来”、“恩来敬上”等,极少直呼对方的姓名,这反映出他谦逊慈和的深厚道德修养。
　　周总理虚怀若谷、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儒家风范,拉近了他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知识分子在他面前敢讲真话、直抒己见。
　　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误传顾颉刚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旧币),总理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这事即使是真,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周恩来就是这样从不把知识分子往坏处想,他了解知识分子,信任知识分子,并能知人善用。
　　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一旦得知,便迅速给予纠正。1959年,周总理到离杭州不远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工地视察,了解到一技术人员因抵制党委书记的瞎指挥而受到处分时,他当即批评了这名党委书记,又亲切地拍了拍那个技术人员的肩膀说:“同志,你做得对,做得好!谢谢你!”处分当即被取消。
　　解放后周总理还通过各种渠道,召唤在国外有杰出成就的华人专家和知识分子回国效力。譬如对“三钱”、李四光等一批在国际上卓有成就和名望而且我国迫切需要的学者,他总是不惜代价做工作,诚邀他们回国。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原在美国研究的是火箭和导弹技术,研究成就受到全球科学界的称誉,他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于1946年回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也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于解放前夕的1948年回到中国大陆。周总理对钱伟长、钱三强两位科学家的回归祖国非常重视,多次接见他们,并指示有关部门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成为中国航空导弹和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钱学森是世界一流的火箭科学家,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导弹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他应祖国的召唤回国却受到美国的阻拦,总理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亲自领导。经过十多次的谈判,美方最后做出让步允许其回国,同时带回来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钱学森作为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回来后,总理多次接见他,并请他起草了我国最早的一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意见书。
　　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原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出席伦敦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旅居国外。建国后,总理殷切期盼他回国主持新中国的地质研发工作,并通过多个渠道给李四光带话,请他回国。李四光感于周恩来总理的真诚,终于回到祖国,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地质部工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像这样经过多方努力,被周总理劝请回国的科学家还有一大批。他们受祖国和周总理的感召回国,在各个科学研究领域和经济界、法学界、文化界创立学说,开拓局面,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起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在中南海只工作了短短的五年,但贾承谊说,那几年是国家初创期、多事期和最困难的时期,他有幸近距离地见闻和感受到周总理的忙、简朴和慈和。总理的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懂得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高尚的人,一个人怎样活着才最有价值。他说:“那5年,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最有价值的5年。”○
　　题图 贾承谊珍藏52年的周总理的照片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