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的资本高效运转起来

Diana Farrell / Susan Lund

任何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其首要任务不外乎两项：吸引储蓄，然后进行尽可能高效的投资，用钱去生钱。中国金融体系在吸纳储蓄方面成绩显著，但在资本分配以及资金整体使用效率上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金融体制改革不但可以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17%（合3,200亿美元），还有助于将新创造的财富更加均匀地分配到中国的各个地区。

中国监管部门担心将资金贷给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促使国有企业进一步裁员并带来社会动荡隐患，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调整资金分配同时也将在中国发展最强劲的领域创造就业，使得政府税收收入提高，让政府在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时更加游刃有余。长期来看，创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将减轻、而不是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


为高效企业融资


10年来，中国私有企业－－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呈现出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些企业贡献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了半壁江山，并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营独资企业在GDP中所占之比例已经缩水到仅有四分之一。尽管很多国有企业已被重组，其中一部分盈利能力很强，但无论从整体还是从行业来看，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只有私营企业的一半。

然而，金融体系的绝大部分资金仍在源源不断涌向国企（包括国家完全控股和部分控股的企业）。贷款余额中只有27%落到了私企头上。很多私企被迫求助于庞大的贷款黑市，这里流动著的资金估计有1,000亿美元之巨，而且利率颇高。

这种贷款模式是中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堆积如山的症结所在，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整体生产率的下降，导致中国的投资效率出现了不升反降的局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五年间中国GDP每增长1美元需要3.30美元的投资，而2001年以来每增长1美元则需要4.9美元的新投资，较韩国和日本高增长时期的水平超出近40%。

如果分配给私营企业的资金比例能够更高一些，整体社会的生产效率就有望得到显著提升。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为吸引资金将不得不改善经营，否则就只能落个关门倒闭的下场。未来5年间，资金分配的调整将逐步缩小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生产率差距，还可使年GDP提升13%，即2,590亿美元。

随著资本分配的完善创造出更高的储蓄回报，中国的家庭储户也将成为受益者。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很高，占可支配收入的25%左右。但86%的储蓄以收益率较低的银行存款形式存在。考虑到过去10年间股市和债市的波动性以及低廉的平均回报率，银行存款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

银行对资金的不当分配以及中国金融机构的高成本运营导致银行存款的回报微乎其微。10年来，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回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仅有0.5%，而同期韩国的数字达到1.8%。如果实际回报率能够增长一倍，达到1%，中国储户的年收益就将增加100亿美元。如果回报率再高一些，达到韩国水平，储户的收益就将再增长250亿美元。到那时，中国储户就可以放心地少存钱、多花钱了。

虽然改善资本分配的益处一目了然，中国监管当局仍然畏首畏尾，这或许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以及保证就业。然而，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角度来看，发展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对于实现和保持就业的增长都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建立商业化资本体系后，国有企业也许会在争取贷款上失去优势，最终导致企业裁员，不过，蓬勃发展的私营行业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短期至中期内就业净损失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此前已经历过此类变革。汽车行业放开后，重组行动导致国有汽车企业裁减大量员工，但外资企业的涌入却使行业的就业总数有所上升。

此外，我们估计改革后带来的GDP增长将使得政府税收增加16%。国家可以用这笔资金区去救助和培训下岗工人，从而不必再为实现某种社会目标而扭曲金融体系的发展。


提高金融系统运行效率


许多经济学家在提到中国经济在金融系统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仍实现强劲增长的时候会警告说，中国应关注其金融系统中一个很关键但也非常低效的环节，那就是说：政治压力因素仍在影响著银行的贷款行为。银行业的低效、债券和股票市场的不发达也在损害著中国的金融系统，加之资本配置的不合理，这一切都增加了金融系统的运行成本。如果中国金融系统的效率能赶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比如韩国、马来西亚或智利，那么在资本配置也得到改善的前提下，我们预计每年的金融中介成本可以减少620亿美元。


银行业


中国银行业有许多经营方面的缺陷。他们掌握的有关借方的信用记录和财务状况信息十分粗略，而穆迪和标准普尔等独立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的业务覆盖面也很有限。许多银行的贷款业务员只有很基本的贷款定价和风险管理知识。但在惧怕风险的银行看来，相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国有大企业即使业绩很差也更有可能成为贷款目标，因为对它们的贷款风险似乎比较小。银行贷款时还可能面临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在很多地区，国有企业仍是地方上最大的顾主。

由于银行在中国金融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银行资本配置能力不佳的影响就显得尤其突出。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存款占金融系统总资产的比例从发达国家的低于20%到新兴市场国家的约50%不等。而在中国，银行经手的资产占全国金融系统总资产的近75%。目前中国的银行存款和储蓄帐户总额已达2.6万亿美元，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家庭存款。

银行的低效导致了过高的运营成本。在中国，银行业来自服务性业务的收入很低，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息差。中国几大银行需要政府提供2,150亿美元帮他们调整资本结构。自上世纪90年代，政府已向银行系统陆续注资约1,050亿美元。这部分资金加上银行的净息差使中国银行系统的实际中介成本达到了4.5%，而在我们的基准国，这个比例是3%。以中国的贷款规模计算，如将中国银行业运营效率提高到基准国的水平，每年可降低成本250亿美元。运行更为高效的银行还有能力为中小民营企业发放贷款，节省这类企业从非正规市场借贷而支付的额外成本，这部分资金每年可达20亿美元。


支付结算体系


中国目前正在建设现代化的支付结算基础设施。对于大额支付，有大额支付和小额当日结算功能的全国自动化支付系统(CNAPS)已在多个城市建成，其性能可与发达国家媲美。不过许多本地银行不愿投入大笔资金、安装必要的系统连接设备，而更愿意使用过去的“电子联行系统”，该系统的交易成本要高得多。由于信用卡和借记卡在中国并不普及，大部分零售交易仍以现金结算，大多数小商户也不愿投资购买读卡设备。推广零售支付和大额支付每年可节省200亿美元，还可为政府减少逃税现象（因为非法交易都以现金结算）。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政府应该推出一些措施鼓励零售商、消费者和银行使用电子结算。


债券和股票市场


中国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规模非常小。如不包括政府持有的不可交易的“法人”股，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这个比率为60%甚至更高。公司债券市场仅相当于GDP的1%，在其他新兴市场则平均高达50%。由于大量规定的限制──比如发行过程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对公司债利率水平的限制以及由政府决定哪家公司可以上市──使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而且，就是这样一个小规模的资本市场也基本是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直到几年前，国家监管部门仍然根据行业政策选择上市公司，如今公司债券的发行也仍由政府控制。虽然股票上市标准的独立性相对提高了，不过政府监管部门仍掌管著决定公司能否上市的生杀大权。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一家公司在首次上市时是私人控股性质的企业，尽管有些公司在上市后进行了私有化改造。

中国企业需要更发达的股票和债券市场，这样银行有了竞争者，而企业也可以选择更好的融资工具。在我们的基准国，企业约60%的债务来自债券市场，只有40%来自银行贷款。如果中国企业也能拥有多样化的融资工具，那么每年的资金成本可减少140亿美元。中国股票市场的高效运转还可以为上市公司再减少15亿美元成本。中国家庭也将从中获益，因为从蓬勃发展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可以开发出比银行存款更具吸引力的金融产品，比如共同基金、退休基金和保险。


金融改革的几个优先目标


中国金融系统目前的缺陷在于该系统各组成部分──银行、债市、股市、支付系统和机构投资者等──相互之间关系的不顺。

比如，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公司债券市场来为大公司和大型基建项目筹措资金，同时，应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贷款。不过，除非银行针对贷款业务设计出能更准确地评估风险的定价模式，并停止向大企业提供低成本贷款，否则，债券市场难以真正繁荣起来。

大力发展国内机构投资者也很重要，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直接购买公司债券的个人投资者都很少。不过，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双向作用的。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和银行机构应该同步作出调整。

由此，中国金融领域四大监管机构需要通力合作，实施全系统的改革计划。应该采取措施加大银行业的竞争，这对银行改善贷款业务水平和管理技能、改进内部结构和治理非常重要。

为迎接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增强本国银行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能力，中国监管机构已在上述问题上采取了一定措施。不过，外资银行目前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相对较少，而且开设新的机构也需要时间，因此，中国本土银行不会很快感受到明显的竞争压力。

因此，监管部门还应该允许更多民营银行进入银行业，并提高外资在中资银行的最高参股比例，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及地区性银行，这类银行对外资能提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非常需要。

监管机构还应提高对银行内部治理的要求，为此，应加强银行董事会的独立性，对董事提供必要的培训；还应强化对财务报告和审计的要求，提高银行财务指标的透明度。

随著竞争的加剧，银行原来的大企业客户可能会流向资本市场，这将迫使银行转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不过，在向这些客户开展贷款业务时，银行必须对他们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估，准确测算他们的风险度。

为此，银行需要有独立的消费者信贷机构提供服务。为加速这类机构的发展，监管部门应鼓励银行和公共机构提供有关借款人支付和还款记录的报告。

为帮助信誉好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监管部门应放宽银行在抵押方面的规定。目前，房地产和某些类别的设备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品。但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产权不明确的情况，这实际上让很多小企业失去了抵押贷款的机会。另外，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在急速上升，用房地产作为主要抵押品或许会有很大风险。

因此，监管机构应该允许银行接受更多种类的设备和应收帐款作为抵押，同时，政府应该考虑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银行过去在接收抵押品所有权时遇到很多困难，如果抵押品不是固定资产就更麻烦，因此，加强这方面的法律建设也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公司债市场之所以发展迟缓，很大程度上是因监管过度所致。要加速发展，监管部门应取消政策性银行在该市场的优先权，让更多民营企业能够发债，并大幅缩短发行审批时间、取消对债券票面利率的限制。中国目前的审批时间通常在14-17个月，而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最多只需一个星期。

监管部门还应鼓励穆迪投资服务和标准普尔这类高水平企业评级机构扩大业务（目前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很有限），或发展中国自己的评级机构。

监管过度同样也制约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监管当局应该考虑放松对国内中介机构投资类别的限制，并给他们以一定的税收优惠。

监管机构还应允许国内机构将部分资产投往海外，以提高回报率。另外，中国公众需要加强在投资和理财规划方面的普及教育，可以通过返税和补贴等方式鼓励他们，并向提供相关服务的民营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为使更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能通过股市融资，应修改上市规则，让那些理论上符合上市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能上市，并允许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引入更多外国投资者。

为推进中国三家证券交易市场的共同发展，监管部门还应鼓励香港证交所和大陆两家交易所建立更具战略意义的联系，以改善大陆证券市场的运作。

最后一点是，严格的资本控制使中国居民不能在海外金融市场投资或购买外国股票，因此也无法享受到可能高于国内储蓄的收益。这固然能使国内银行和资本市场免受竞争的冲击，但同时也使它们丧失了发展所需的竞争动力。为向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目标过度，监管当局第一步就应该逐步允许国内中介机构在香港投资。

（本文作者Diana Farrell是麦肯锡经济研究机构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董事，Susan Lund是该机构高级研究员）

（本文译自《远东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