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成了财富大跃进？为何财富大跃进始于英格兰？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在他的新书A CULTURE OF GROWTH中认为，这要归功于当时英格兰所孕育的独有的、极富生产力的文化。正是这种喜欢变化、赞赏科学探索的文化催生了巨大的技术进步。在莫基尔看来，实物资本的形成和贸易催生的劳动分工（亚当•斯密之后，这被称为斯密型增长）这些因素，都不足以仅凭其自身就带来产出的巨大增长。真正关键的因素是：新的操作方式、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
1500前后，欧洲的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仍是由古希腊的思想巨擘们创造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盖伦的医学，而且那个年代对于异见者非常不宽容。像伽利略这样因为具有异端思想而受到迫害的事例并不鲜见。尽管如此，在启蒙运动时期，对新思想的开放心态还是慢慢形成了。佛朗牺牲•培根虽然作为一名科学家并无伟大的发明创造，但他却是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伟大阐释者。这一方法论以实验、测量和重复为基础。他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让科学探索得到了世人的尊重。那个时代更优秀的科学家，比如牛顿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莫基尔认为，现代科学方法能够战胜古典的不精确“科学”，要归功于三个因素。第一，当时欧洲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这让那些在一个政治实体内被禁止活动或遭到驱逐的科学家，可以逃到对他们的思想更加容忍的其他地区去。比如，备受争议的方济会修士贝纳迪诺•奥奇诺(Bernardino Ochino 1487-1564)就经常遭到驱逐，他不断游走以逃避当局的纠缠，先是从意大利逃到了瑞士，后来又去了英格兰、波兰和摩拉维亚。第二，1440年前后，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极大地降低了知识大范围传播的成本。第三是杰出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包括伏尔泰在内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这使得传播新知识（通过同其他科学家通信）成为了那些想要赢得科学同侪认可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莫基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其他地区虽然也曾出现过活跃的文人氛围，尤其是中国，但是却缺乏欧洲那种有利的大环境。儒家学说一直主导中国的思想，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因此有现代科学精神的读书人很难做官。另外，中国也没有任何可供有创造性思想的读书人去投奔的政党或者独立政治实体存在。简言之，国家一元垄断的官僚政府很容易阻碍创新。
虽然莫基尔这一“文化增长说”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理解，但是这本书过度强调了文人阶层和科学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让英国人收入增长的工业革命，发生在莫基尔所说的科学革命出现150年之后；培根去世于1626年，差不多比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和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早了150年。牛顿早在1687年就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差不多在培根去世200年后，英格兰人的收入才挣脱经济重力的束缚，开始显著增长。
珍妮纺织机、焦炭炼铁术、蒸汽机，这些都不需要用到牛顿的微积分、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日心说等150年前的思想进步成果。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2016年所写新书《资产阶级的平等》认为，是自由，让英格兰的这场飞跃如此与众不同。没有了贵族或者国家的阻挠，中产阶层的人得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创业活动中来。资产阶级的美德，如节约、努力工作、独创精神，甚至一点点的贪婪，先是获得了世人接受，然后开始为人们带来经济效益。在这样的自由和法治的环境下，聪明的工匠们发明出了简单但又富有生产力的机器。当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升还是很需要莫基尔所强调的科学基础的。
莫基尔这本书非常优秀，但是还是存在许多学术著作所共有的毛病，他用了太多的外来词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陌生的词汇。比如“效仿者”一次，他不用follower或imitator，而说epigones；中产阶级的背叛，不说Middle-class treachery，而说trahison de la bourgeoisie。但即使如此，在过去一年里，这位美国最好的经济史学家还是让我们加深了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福利革命的认识。
（本文作者Richard Vedder在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经济史，他是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兼职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