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几周在墨西哥开会，一个来自印度的同事很好奇地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穷人吗？”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这老兄的一个亲戚曾千里走单骑，前后拜访了十几个国内的大中城市，回去后就广而告之地说，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已然见不到穷人了。我正好去年年底去过孟买，对那里五星酒店和贫民窟接邻而立的景象依然记忆犹新，于是开玩笑说：“怎么样？还是中国政府有效率吧？我们那儿的政府官员有句名言：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要是走你们印度的民主路线，你亲戚在中国没准儿也能看到贫民窟。”
玩笑归玩笑，但仔细想来，近年来中国给外界的印象确实是一副整体脱贫以及部分城市赶欧超美的劲头。好大喜功的政府部门固然是始作俑者，部分好面子的国民也在推波助澜。我记得在以前的一篇专栏里提到，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一些中国学生组织中国行，在招揽各国同学时拿出了旅行社的架势，本来是为了帮助这些异国学生更全面了解中国，结果最后却不伦不类地变成了豪华行的营销活动。
穷人的专业说法是低收入人群，但对低收入人群的定义则不尽相同。中国政府去年把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日均收入约为6.3元）作为新的贫困标准，据测算，在新标准下，贫困人口将超过一亿人。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设定的“绝对贫困”和“贫困人口”标准分别是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和1.25美元。美国的环保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一直都在宣讲所谓“金字塔底端”（BoP， Base of Pyramid）的概念，2005年在和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联合发布的报告《下一个四十亿》里，把中国日均收入在2.11美元（按照当地购买力换算）以下的人群都划为了“金字塔底端”，当时中国大约有六亿多人在这个层次。随着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即使不考虑物价指数，按照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标准，底层人群的总数保守估计也不会少于四个亿，而且，农村人口是其中的大多数。
虽然中国的低收入人群规模依然庞大，但国际社会显然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金字塔底端”国家。在中国政府对诸如非洲等最不发达地区大施慷慨之时，砸下重金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以试图充分展示美轮美奂的一面之际，也确实很难让西方世界回想起当年他们指责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时，中方提出的首先需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生存问题的坚定立场。尽管老外这方面也许容易犯糊涂，但我们自己好像也在刻意忘记。
除了政府应有的担当，中国社会其它阶层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是普遍失忆或无语。这些日子只要打开微博，登陆网络，满眼看到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景象：公知们依然纠缠于方韩大战，投资商们一如既往地热衷于城市中产的口袋，众多网民热情不减地八卦着娱乐圈明星的各类消息，而不少貌似关于公共话题的探讨也会很快转化为充满个人恩怨的争吵乃至人身攻击。在这个世界里，你能感觉到针对各种社会负面问题的抱怨和不满，但鲜能看到对社会底层有超越自我的人文关怀。
社会各阶层对四万万低收入人群的态度和认知无疑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其中既包括国富民穷、贫富分化和公共服务缺失等制度性不足所带来的诸种挑战，也包括社会冷漠、急功近利以及娱乐至上等道德层面的集体沦陷。而“四万万”这个数字似乎一直都和中国的悲惨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清末的那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始终在头脑中萦绕，不能释怀。
和其它国家一样，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只靠政府的一己之力，国际上这个领域里最活跃的往往是各种非盈利性机构。并且近年的大趋势是不少民间组织都在试图为低收入人群寻找可持续性的商业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地依靠类似捐款捐物的短期纯慈善行为。
这样自下而上的努力可以有多种方式，民间组织在从事此类活动时也往往会更有创意，但政府部门需要在政策方面为这些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搭建一个友好的平台。在今天的中国，注册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尚且困难重重，显然政府在这个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颇为巨大。
两会上，收入分配一直是热点话题之一。希望代表委员们能够多多关注中国的低收入人群，扪心自问：拿什么拯救你，中国底层的四万万同胞？
（作者张涛毕业于哈佛大学和Wake Forest大学，曾先后做过驻外记者和跨国公司经理人，目前从事投资和政策咨询工作。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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