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支撑了该国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也推高了通胀，令债务增加，引发了另外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社会动荡。
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较10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这个数字是由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公布的，而不是由官方发布的，数字并没有完全反映出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发生的动荡。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社会形势的紧张程度和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在不断增加。在执政的共产党为筹备庆祝建国62周年之际，这是一个敏感话题。
和抗议活动增加一样令共产党担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抗议活动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不公现象。动荡不仅限于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抗议活动针对的是开发商侵占土地和地方官员滥用职权，或建筑公司拖欠工资。
上周，在广东陆丰，数百人因政府强行征收村民土地用于开发项目而进行了激烈抗议。今年6月，在广东增城，城管将一名在道边摆摊的怀孕民工推倒在地，之后民工们点燃了政府办公楼。
不断上涨的物价可能不是引发动荡的直接原因，但通胀依然是公众不满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一份对社会态度的年度调查显示，2010年通胀成为令公众不满的最大问题，而2009年排在第五。
人们对通胀越来越不满，这是有原因的。2009年和2010年推出的一项大规模刺激计划（银行新增贷款人民币17.5万亿元，合2.7万亿美元）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主要体现在食品价格上。2011年，通胀问题加重。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3.4%。中国主要肉食猪肉的价格涨了52.3%，创下历史新高。城市低收入者有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品，他们是受食品价格冲击最大的群体。
生活成本的迅速上升可能不利于社会稳定，就像1989年的抗议活动一样。当时的抗议源于公众对政治改革的渴望，但对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愤怒也是一个因素。当时北京各地 上贴的政治大字报批评中国执政精英们享受奢侈大餐，而普通工人却难以维持生活。
20多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在政府控制价格体系向市场价格体系过渡期间，引发了恐慌性购物，这是推高日用品价格的因素之一。这次，政府则没有这样的顾虑。
但有些事并没有改变。非盈利调查分析机构CNA研究中国安全方面的分析师坦纳(Murray Scot Tanner)说，你不会再看到因食物问题而起的骚乱，但透过任何数量的骚乱活动的表象，你会发现人们对通胀的不满是主要因素之一。有数据支持这一分析。过去10年，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不断增多，它们都与食品价格上涨有关，在2004年和2007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时这类事件也出现激增。
如果说通胀提供了火药桶，那么引燃社会动荡的火花可能就来自于强占土地。中国长达10年的房地产热已经让土地成了贵重商品。法律对不动产权利的保护不力以及政府官员和开发商之间的“抱团”意味着，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居民有时未能得到适当的补偿。
以紧邻北京的河北省香河县为例。当地媒体报道称，自2008年以来，香河县官员累计骗取当地农民的土地达几百英亩 (1英亩约合6.07亩)，他们把这些土地卖给了开发商去建造豪华别墅。
一位李姓先生说，自己的父母被从香河的家里撵出来，得到的补偿是每平方米3,000元，而市场上的房价在每平方米6,000元以上。由于怕被报复，他只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姓氏。这种交易给地方政府收入增加了数亿元，但这些却是以农民失去土地和生计为代价换来的。香河县政府官员让记者向宣传部门问询，不过打到该办公室的电话却无人接听。
香河的这个案子并非孤立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社会冲突的专家于建嵘在2010年写道，中国农村地区65%的社会骚乱因土地纠纷而起。
这一数字有可能会进一步攀升。中国国家审计署6月份曾估计，中国地方政府过去三年积累了10.7万亿元债务。人们对地方政府能否偿还这笔债务的担心还在不断加剧。中国媒体本月报道称，在中国东北辽宁省举债的地方政府中，有85%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偿还贷款利息。
为什么银行向几乎偿还无望的项目提供如此多的贷款呢？答案是两个字：土地。据中国国家审计署的统计，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贷款中，有2.5万亿元 (占总贷款的23%)要靠这些政府卖地来偿还。一些分析师说，实际比例要高得多。
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是2.9万亿元。偿还贷款将意味着要再卖掉几乎同样数量的土地。如果地方政府希望继续向医院、学校和其它服务机构支付款项，那么言外之意就是它们大举增加卖地规模。更糟糕的是，由于地方政府为了还贷需要出售更多土地，因此一方面是过度供应压低土地价格，而另一方面是等待出售的土地越来越多。
并非所有被从自己土地上撵走的农民或被从自己居住的寓所内赶走的市民都会默默地拍屁股走人。随着圈地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起因，再加上通胀使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中国政府可能无法在不违背社会契约的情况下偿还自己的贷款。
TOM ORLIK
中文网络版供稿并保留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