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堵车看中国的政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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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中国近来惊人的经济增长不止建立在出口之上，还同样建立在银行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大规模放贷之上。

然而，太长时间保持一成不变，则可能最终落入回报不断减少的基本经济法则中。中国的增长模式看来越来越像是强弩之末了，这次几乎没有可以轻松采取的应对措施。

随着上周一批经济学家因全球增长较弱而下调了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对难以持续的银行放贷水平也出现了新的担忧。中国需要转型为由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这种转型现在看来是必须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上周在北京的经历使我亲眼目睹了这一转变──1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尽管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所占的比重最高可达80%。

过去5年、10年的发展速度仍有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与此同时，这种国家主导的增长模式造成的扭曲和明显局限也使我深受触动。

行驶（更确切地说是龟行）在北京五条车道的高速公路网上，我毫不意外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无疑，任何决策者都肯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天的堵车和严重污染意味着难以进一步提高汽车业增长速度。

实际上，堵车现象非常严重，以致于酒店前台建议我提前三个小时出发前往30公里以外的机场，路上所花时间是香港的两倍。这从一定程度上扫了我欣赏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壮观的新T3航站楼的兴致。在世界顶级旅游杂志《Conde Nast Traveler》评出的2009年全球十大国际机场中，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位列榜首。

此外，我还注意到北京的高速公路两旁商业大楼林立，这些高耸的建筑通常属于政府或国有企业下属机构。大楼看起来与忙碌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人表面看起来并不比10年前更富足。

一种解释是，北京的状况只是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最近的飞速增长中，钱都被花在了什么地方。

各种数据显示，在经济飞速发展之际，私营领域消费在减少，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的45%降至目前的约35%。

不过公平来说，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是个问题，并且已将解决消费和投资失衡问题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不过，一些分析师说，改变现有体系是个挑战。

《中国会失败吗？》（Will China Fail？）一书作者约翰•李（John Lee）指出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不足，除了有名的几家大型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盈利。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政府坚持维持有争议的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制度，以保护提供数千万就业岗位的出口型制造企业。

约翰•李说，现有体系是一个强大而富有的政府管理着贫困的民众和一个有着脆弱核心的国家，这意味着经济再平衡不仅是提振经济增长所需，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是必要的。

但改变习惯并非易事。让国有企业戒掉对宽松货币及产业保护特权的瘾会很难。竞争加剧和私营领域扩大的问题在于，要获得更快的增长和更多的就业岗位，中国共产党或许就要付出失去对经济的部分控制的代价。

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对中国以放贷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提出进一步的质疑。

上周，中国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中国各银行不能一直依靠股市融资来推动增长及满足资本监管要求。

他还说，中国各银行一直倚赖迅速扩张借贷及频繁补充资本基础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有缺陷的。中国五大银行此前发行了人民币4,130亿元（合650亿美元）的股票。

与此同时，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新增贷款额从6月的6,340亿元大幅跌至4,930亿元。

但不清楚贷款真正放缓的程度到底有多大。上周，媒体曝光说中国内地实体公司一直在香港借贷（请参见上周专栏《中央政策为香港带来了什么》），以避开政府抑制借贷的政策，因为在香港的贷款不包括在国家贷款数据中。

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预计，这些机构2011年下半年将向内地公司提供人民币7,000亿到1万亿元的贷款。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早些时候披露，从2009年年中至今年5月底，内地公司向香港金融机构借贷的规模增长了三倍，达到1.6万亿元。此类贷款引发的担忧表明，这种现象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无论如何，北京都有一些重大的政策和交通问题需要考虑。

Craig 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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