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家大孩子21岁那年，要从西班牙一个海边城市度假返回。飞机是早上9点的。按此往前推，他必须于早上6点20离开所住公寓，去长途汽车站，乘7点的大巴，8点到机场。我当日6点即起床，发他手机短信，告诉他离开公寓前的注意事项。我写了四条短信，总共35个词，他只回了两个“oui”（yes）。6点10分以后，再无消息。我和老婆便很着急，生怕他误了车，误了飞机。焦急中，我想起了1971年，我第一次独自旅行，说给老婆听，结论是，我16岁就能独自旅行，在长途车站的条凳上过夜，他现在一个21岁大小伙子，用不着为他担心。
我16岁那次独自旅行，是初二的暑假，到我二哥处玩。他是文革前入学的老五届大学生的最后一届，70届，毕业分配到安徽省郎溪县农机厂。我去的行程，是从马鞍山坐火车到芜湖，在长途汽车站呆一夜，乘第二天早上的长途汽车，开大半天，途经宣城，下午到郎溪县。那时当然没有手机，也不知道找公用电话打电话。我父母亲要等至少一星期，收到二哥或我的来信，才能知道我是否安全到达。这期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根本不可能知晓，更无从帮助我，告诉我怎么办。难道那时的父母，就不担心出门旅行的孩子吗？当然不是。是没办法。哪像现在？可父母以随时随地，即时知道出门旅行的孩子的行踪，一、二个小时没消息，便要担心。
那次去，在我二哥那里住了一个月。回来换了路线，先坐长途车到南京，再乘火车回到马鞍山。这样的旅行，比我家大孩子汽车+飞机+火车的旅行，要复杂。因为南京长途汽车站与中华门火车站离得老远，而且也不知道火车钟点。必须临时起意，临场发挥，鼻子下面就是路。然而，我还是安全地去，安全地回了家。我对老婆说完了我的那次旅行，感慨道：那时的社会秩序真是良好，半大的孩子独自旅行，没什么危险，哪里像现在，到处是骗子、小偷，还有恐怖分子，防不胜防。
还有一件事，也须说一下。那次旅行回来，我顺了二哥同寝室同伴的一本书，《李希凡（1927-2018）文学评论选》，带回马鞍山，仔细琢磨。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那书，在二哥那儿的一个月里，看了几遍都看不够：我决心要像李希凡那样写批判文章。
（李希凡，1975）
后来，二哥写信来问，东窗事发，我妈问我，只好禀实招来，到邮局把书寄了回去。很多年里，我以此为耻，一想起就羞愧，尽管我知道君子窃书不算偷。那天早上，跟老婆说完此事，心里好像忽然卸下了包袱，不觉可耻了，反倒生出些许自豪：原来，我60岁上的写作，基础是在我16岁时的旅行途中，在安徽省郎溪县农机厂我二哥的宿舍里，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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