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国家”任我行之二波斯游记 6/6

顾剑 · 2012-08-19 19:17:02Z

“邪恶国家”任我行之二波斯游记 6/6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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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国家”任我行

之二波斯游记

6。在德黑兰：观察伊朗现代社会

1795年，德黑兰代替Shiraz，成为伊朗首都，直到今天。如果从Shiraz坐巴士来德黑兰，车程14个小时，显然太长了，我选择飞回来，住在Firouzeh Hotel，挺靠市中心，德黑兰城市很大，旅馆附近有地铁站，相当方便。

这是德黑兰国内机场Mehr Abad机场附近的Azadi塔，很著名的德黑兰地标性建筑。

Azadi Tower在城西，1971年落成，当时还是伊朗巴列维王朝，为了纪念古波斯帝国2500周年，向全世界招标，征集纪念塔的设计方案。1966年，年仅 24岁的德黑兰大学建筑系毕业生Hossein Amanat在设计竞赛中胜出。这位建筑师在伊朗革命之后，移居加拿大，现在还在加拿大工作。顺便说一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多媒体图书馆大楼，也是他设计的。

Azadi纪念塔，用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混凝土材料，又结合波斯民族建筑的风格，坐落在交通拥挤的闹市街口环岛，不算特别高，50米，顶上有瞭望台，游客乘坐电梯上瞭望台的时候，会有导游陪同讲解。纪念塔的底层，有珍宝玉石展览，还有两个机器人展览，一个会弹琴，还有一个会用语音回答你所问的关于这座塔，和德黑兰的问题。其实，只不过是语音识别技术，加上些外形上的噱头，我对此并不感兴趣。真正有意思的事情，是登上瞭望台，远看现代德黑兰城的风貌，还有远处隐隐的一带雪山。

德黑兰这座1千3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又是伊朗这个神秘国度的首都，看看德黑兰的日常生活众生相也很好。

德黑兰交通很拥挤，和伊斯法罕，Shiraz两座文化古都相比，灰尘和噪音都比较大。但是德黑兰的地铁相当干净漂亮，所有的地铁站，都有民族风格的装饰

这是地铁车厢内部，和上海地铁，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

德黑兰地铁，和开罗地铁一样，有女性专用车厢。平时地铁不算拥挤，但是我曾经碰到过一次拥挤的时候，当时还不是下班高峰，而是晚上8点钟左右，那个拥挤程度，真的令我望而生畏，比上海地铁还要夸张，我在开罗坐地铁的时候也碰到过拥挤，到站差点下不来车。可是在德黑兰，我瞥了一眼车厢拥挤的程度，根本连往上冲的勇气都没有，心甘情愿在天黑的时候，步行5公里，一个小时，从美国大使馆旧址，回到旅馆。

伊朗和中东大多数城市一样，也有美式快餐，而且很流行，跟本地传统餐馆比起来，环境干净，但是比较贵。这是德黑兰的一个快餐馆，看上去很像麦当劳和肯德基，也有炸鸡，牛肉汉堡，和可乐，但是全都是伊朗本地的牌子，不可能出现麦当劳品牌。

说起美国大使馆旧址，它是197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令世界瞩目的事件发生的中心舞台，自然不可不去到访。

这就是大使馆墙外著名的壁画

1979 年11月激进的青年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扣为人质，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已经1年了，双方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就算你的行动是正义的吧，还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一说呢，即便是处于交战状态的两国，按照惯例也会和平遣返对方的使节。这样把大使馆人员扣为人质，而且为时长达一年两个月，从此以后，伊朗群众在全世界的眼里，就成了无可理喻的极端分子的代名词。人质危机期间，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成立之后，第一次出动执行解救人质的任务，在伊朗的沙漠接头时，直升机和运输机相撞，折戟而回。

今天的美国大使馆原址，地铁坐到Talaqani站一起来就是，有个名字，叫做U.S. Den of Espionage，“美国间谍活动的巢穴”，目前里面驻扎着伊朗革命卫队的部队机关，内部一般不开放，据说每年只有1月1号到10号可以参观。伊朗的法律，规定凡是政府建筑和军事机关，游客即便从外面也一律不准拍照。Lonely Planet伊朗指南还特别提醒，说此地不准拍照的执法，时松时紧，说不准。这个地方太特殊了，整个外墙，都画满了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伊斯兰革命的壁画，很多游客专程来看壁画，因此我事先问过当地人，都说人人拍照，一点事都没有。我去的时候，在大街上沿着外墙，把每幅壁画逐个拍了一遍，我一副东方面孔，拿着相机举着地图，街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游客，从来也没有人制止过。所以，至少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在美国大使馆原址拍照应该不会惹麻烦。

既然说到1978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除了美国大使馆，我肯定不会错过城南远郊的另外两处景点，一是两伊战争的公墓，二是霍梅尼墓。这两处离城很远，但是非常方便，地铁1号线一直向南坐到头，就是霍梅尼墓，倒数第二站是两伊战争的公墓。

两伊战争的公墓，名叫Behesht-e Zahra，实际上是德黑兰公墓，占地面积巨大，里面光是两伊战争的阵亡者，就埋葬了20万之多。我在Shiraz城，也见到全城每根电线杆灯杆上，都有两幅当地出身的两伊战争阵亡者画像。那场战争，非正式的统计，伊朗阵亡1百万人，伤残2百万人。直到战争结束之后的今天，留给普通伊朗家庭的记忆，依然创深痛巨。

地面上密密麻麻，全都是战争阵亡将士墓石所组成的方阵，一眼望不到头。总有死者家属在这里哀悼。

伊朗政治体制，总统总理不是国家最高领导者，总统头上，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国家最高首脑，是“最高宗教领袖”。第一任伊朗最高宗教领袖，也是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霍梅尼。霍梅尼时代，哈梅内伊Khamenei是国家总统。霍梅尼死后，哈梅内伊继任宗教领袖。

按照霍梅尼本人的遗愿，他的墓没有修建成圣殿，而是要给公众提供一个购物，玩耍，休闲的场所，所以周围有特别宽敞的运动场，广场，停车场，还有很多商店。但是霍梅尼墓现在也在重修，仍然计划建成清真寺。在修建期间，霍梅尼墓仍然开放。这是霍梅尼墓所在的清真寺的外部蓝色圆顶。里面必须脱鞋，存包，照相机不准入内，所以我没有照片。从网上找来一张内部照片



霍梅尼墓所在的清真寺里，大部分地面铺着波斯地毯，墓室是图上的绿色正方体，周围是大理石地面。很多人坐在地上祈祷，冥想，或者休息。在这里，发生了一件趣事。

我在霍梅尼墓前站了一小会儿，有两个大学男生来和我打招呼，我以为他们想找外国人练练英语，没想到，他们自我介绍是当地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学生，也是校报的编辑，想在这里简单采访我，问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伊朗现代社会，和伊朗人是怎么看的。我想了想，大胆地说出一番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来。

我说，我来自中国，一个和伊朗在国际社会中非常友好的国家。我已经在伊朗独自走了一个多星期，看了很多景点，也受到伊朗人很多帮助。我知道你们伊朗人比较敏感，不喜欢外界把你们看作都是狂热的伊斯兰圣战者。说实话，我真诚地喜欢伊朗人，我办公室里的同事和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位伊朗老绅士。我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我也知道，对于外界不像我这么了解伊朗历史和宗教的人来说，很多人都会对伊朗人有这种刻板印象，以为你们都是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

----“难怪外界不了解伊朗的人会这么看，因为，你们的总统，内贾德，在公开场合，听上去实在象是个疯子，这是一群有文化而友善的人们，被疯子所领导着”。

这是我的原话。地点，在霍梅尼的墓前！

我自己可不是疯子，说话也得鉴貌辨色。我在伊朗已经走了一个星期，和许多当地人深入了解过伊朗目前的社会现状，如果是两年前在北朝鲜，我绝不会说类似的话，那是对主人的粗鲁冒犯。而今天在这种场合，我敢这么说，就是把准了他们的脉搏，知道大多数伊朗人是怎么想的。果然，这两个学生，还有周围的人听懂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会心地偷偷微笑起来。

这就涉及到我对伊朗现代社会生活状态的理解。

首先，必须澄清一点，伊朗人绝对不是个个都是狂热的圣战者。相反，绝大多数人，对原教旨主义，不是一般的反感。

总的观点，我觉得今天的伊朗社会，和1976年的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处于革命，兴奋，高潮，狂喜，射精----之后的“不应期”。

1978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巴列维国王政府，确实腐败。那时候，伊朗人真诚地想要改革，激进地投入革命，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人质，也许背后有政府的纵容，但是我相信他们的热情是自发而真诚的。1966-68年的中国，学生们投入革命，也有很多过激行动，当时他们也是真诚的。

现在革命过去了三十多年，该冷静的也都冷静下来了。伊斯兰革命给伊朗带来了什么？我和很多人聊过，他们不约而同都指出，高失业率，政府腐败，伊朗一向是个石油输出国，石油财富却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进了高官和教士私人的腰包。并没有比巴列维时代好多少，而且，比那时还多了一个宗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钳制。

其实，我在伊朗作为一个旅游者，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们的犯罪率会高，更不会看见吸毒。我真诚地以为，在这样一个宗教保守风气很浓的社会，不会有吸毒，卖淫这类社会问题。直到我问了当地人，才了解，伊朗一样有卖淫和吸毒，尤其是毒品问题，在德黑兰相当突出，因为伊朗和阿富汗一直有联系，阿富汗的毒品会被贩卖到伊朗的地下市场。

这些，巴列维时代也有，严重程度我不知道。和革命前不同，今天的伊朗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原教旨主义，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控制，很多伊朗平民都非常厌烦。

就我在伊朗看到的一些小细节就能体现出来。比如包头巾：伊朗女子倒是不需要和沙特人一样，从头到脚裹个严实，只需要包好头巾。即便是外国女性游客来伊朗，不论你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欧洲人，也必须入乡随俗，否则宗教警察会来管你的。包头巾的尺度，以不露出头发为准，因为按照伊斯兰习俗，女性的头发属于羞体，不能裸露于外。这种严格规定很招人烦，我看到很多爱美的年轻伊朗女性，会故意把头巾向后收，露出前额一片秀发。如果不是惧怕宗教警察的话，没人愿意戴头巾。我坐国际航班的时候发现，大约一半的伊朗女性，一上飞机就把头巾摘下来了。当航班到达北京，下机的时候，全部伊朗女性都把头巾摘了，连老大妈也不例外。半年以后，11月份我在印度旅行，火车卧铺上遇到一群来自伊朗的年轻背包客，女性打扮得都很时尚，运动休闲派，没有一个戴头巾的。这和来自马来西亚，印尼的穆斯林女性，平时主动戴头巾，完全不同。伊朗女性全体必戴头巾，多数出于无奈。

还有饮酒。伊斯兰禁酒，在中东多数国家执行得没有那么严格。伊朗就不行，宗教警察会来抽查。伊朗人喜欢野餐，我去的时节，正好是5月初春暖花开，气候宜人，周末看到很多伊朗家庭，会开车去郊外，阖家在树林草地河边野餐。这种家庭聚会的场合，也会有宗教警察抽查，看你们有没有喝酒。

所以，原教旨主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涉，会引起普通伊朗人的反感。尤其有个对比：革命之前，伊朗是中东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的国家。很多人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有多少人听说过伊朗“白色革命”？白色革命，是巴列维国王在位期间，自上而下发起的伊朗版的“全盘西化”运动，解放思想，从生活习俗上仿效西方。这个“白色革命”，使得伊朗的社会风气开化程度，在中东领先，但是，也冒犯了以Qom为中心的宗教保守势力，和以巴扎里面富有的地毯商为主的传统商业势力，这两者联合起来，形成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核心。再加上巴列维政权确实奢侈腐败，反对派能够吸引不满的民众，于是推翻了王朝。

不可否认，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民众，尝到过生活世俗化，思想解放运动的甜头。

在某一次和当地人谈话的过程中，我甚至听到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他说历史上，伊朗人受过两次极大的愚弄和欺骗。第一次，是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带来了伊斯兰教，结果是借宗教之名的文化侵略。波斯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后，被强迫使用阿拉伯语，放弃波斯语言。幸亏波斯人的文化认同感很强，最后的结果，是保留了波斯语言，但是用阿拉伯文来拼写波斯语。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波斯语叫做Farsi，波斯省叫作Fars么？其实，原本就是Persi, Pars，音译就是“波斯”的发音。阿拉伯人来了以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不同，里面没有P, sh, g, ng等四个常用音，换句话说，阿拉伯人发不出P这个音，所以，Parsi被改成了Farsi。

我一开始对这个论点非常惊讶，难于理解，因为伊朗人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怎么会这样说？可是仔细想想，如果你了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属于同一个人种，如果你了解波斯人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这样的观点，也就容易理解了。

他说，第二次欺骗，就是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当初霍梅尼领导革命的时候，曾经声称“我已经是一个老人，活不了几年了，革命决不是为了权力，只想领导大家推翻腐败专制的王朝，带领大家祈祷，做个纯粹的人”。结果，他一成功，一上台，就是十年的独裁统治，不但比原来的王朝更专权，而且还多了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由。加上两伊战争一打八年，伊拉克固然是侵略者，后来伊朗占了上风也不想结束战争，结果上百万青壮年死亡。因此，伊朗人又一次受骗上当了。

这是一次聊天当中对方的原话，并不是我自己的阐发。我不能评价这个说法正确与否，个人觉得，应该是有点偏激的观点。但是它所传递出来，普通伊朗人对伊斯兰革命的幻灭感，确实真实。今天一般的伊朗民众，对政府的反美言论，核计划，没有任何热情，大家关心的话题，是找工作，赚钱。

我觉得今天的伊朗，社会状况和1976年中国的情形很象：一方面，政府仍然象打了鸡血一样高调革命，（那时候中国不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走资派正在走”吗？），另一方面，普通人经过革命初期的热情以后，渐渐对社会现实感到幻灭。我当时还小，只记得一个细节：某天收音机里中央电台的广播叫《学习节目》，在放些革命社论之类，反正是我听不懂的政治语言，我爸爸突然发起牢骚来，说整天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反击走资派，这个国家根本搞不好。

如果我爸爸是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普通知识分子，他的态度倒也容易理解。可是他当时的身份，是党员，干部，军人，而且是部队政治处干事！连他也这样说，那种反差，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以上是我对伊朗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些观察和感想。也是我敢于在霍梅尼墓前大胆放言，而能博得赞同的基础。同样的话，我肯定不会在北朝鲜说，那是找打。而且，我还没有攻击宗教领袖，我讽刺的是总统内贾德。就我观察，内贾德在伊朗的支持率并不高。

我们知道，2009年伊朗进行过总统大选，当时内贾德谋求连任，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在社会上的支持度很高，大选引发骚乱，最后是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出来支持内贾德，他才连任。我不说反对派候选人的支持率就一定高于内贾德，此话空口无凭，但是，起码，社会上有很多人都支持反对派，否则闹不起骚乱。而我在伊朗旅游的时候，听说现政府内部，总统内贾德，和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又有了矛盾，在进行权力斗争。我谨慎地判断，不排除这是谣传，但是这个谣传有一定可信度，因为内贾德得罪另一位强势人物哈梅内伊，恐怕是迟早的事，这符合他的性格。有了这个判断，我更不怕在伊朗说话得罪人。

这次在德黑兰，很可惜没有去成伊朗国家博物馆和珍宝馆。原来的计划是，从阿拉穆特山谷回来的第二天，去两个博物馆，第三天上飞机回国。制定行程的时候我专门查过，第二天肯定不是闭馆的日子。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天居然是一个宗教节日，先知女儿，第一任伊玛姆阿里的妻子，Fatimeh的纪念日，满城飘扬着黑旗。我在来回刺客城堡的车上，还问Ali，世上怎么会有纯黑色的旗帜？连海盗旗，至少在黑底上还带个骷髅头呢？Ali告诉我，这是为了哀悼什叶派的圣女，莫罕默德的女儿。那天全伊朗放假。

我那天的计划，原本是想看这几样东西：国家珍宝馆里面，有1736年内德尔沙阿Nader Shah入侵印度，抢回来的182克拉粉红钻石“光之海”Darya-ye-Nur，印度孔雀宝座Peakock Throne，末代伊朗国王王后的王冠，还有一座宝石地球仪，上面用绿宝石镶嵌成海洋，红宝石做成陆地，伊朗，英国，法国的部分用钻石。可惜赶上宗教纪念日，两所博物馆，和Golestan宫都不开，只能从外面看看博物馆和宫殿的建筑。

国家博物馆

那天既然是宗教节日，在旅馆附近的霍梅尼广场上，看到穆斯林集会，他们都穿着黑袍，很多人在哭泣。什叶派的祈祷和宗教仪式，都是悲伤的。

这是19世纪的德黑兰阅兵场大门，也用传统瓷砖装饰，但是仔细看瓷砖上的花纹，有机枪图案，很有意思。

其实，这座建筑是由德皇威廉送给波斯沙阿，连带当时阅兵场里的操练，也由德国军事顾问主持。在近代史上，尤其两次世界大战，伊朗和德国的关系一直很好，种族渊源可能是部分原因。

伊朗的游记写完了，正如开篇所说，“凡是邪恶的都是好地方”。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国家，同时也处在现代世界政治和宗教冲突的焦点位置。所以我这次伊朗之行，比以往的旅行，更注意接触各个阶层的当地人；写游记的时候，则花了很大篇幅介绍古代波斯和伊斯兰教的历史背景。总的感觉，伊朗人非常友好，非常善良，跟外界“圣战者”的误解相差很远。那里没有过度发达的国际旅游业，当地人也就远没有被惯成刁民。伊朗的物价很便宜，有许多值得去的景点。普通人民和伊朗的官方完全离心离德，多数我接触的伊朗人，对七十年代末的伊斯兰革命感觉幻灭，对外面的世界，则充满好奇心。

伊朗游记至此全文结束。如果想了解我此次中东之行更多的新奇经历，请注意后天将要贴出的“邪恶国家任我行”系列第三篇，《闯进叙利亚》，我会接着讲去年自己闯进战乱中的叙利亚的故事。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