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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小学和中学是最普通不过的小县城里的学校，大学则是全国久负盛名的学术殿堂，但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刚进大学校门，便听到当年老校长的训词： “听话、出活”。现在想起来，这是非常蛮横的口气，完全没有对学生的独立人格的尊重，但当时我听到时没觉得有任何不正常，而且还有点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正是那种肯听话、能出活的人，在这里一定有好的出路。我也没听到其他同学对这样的说法有反感。
在大学校园里，我花最多时间的活动大概是两个字：做题。我努力做个“听话、出活”的好学生，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课、做这些题，除了知道它们在学期末能给我一些让我自己满意、让老师满意、让父母亲满意的分数之外。但我也并没有强烈的愿望要给自己这些问题找出答案 – 它们只是在我的意识的边缘若隐若现。偶尔就这样的问题问老师，老师给出的答案也是官话，不能与我有什么共鸣。
其实那时数理化对我已经开始有些嚼蜡，只是我不愿意承认。要让当时的我抛下这条坚固、宽阔、笔直的轨道去走一条荆棘丛生、完全看不到头的小路是我不敢想象的事。
大学毕业后的许多年中，我对母校的感情淡漠。每次回忆起大学校园的生活我都想不起多少快乐的日子。但我一直无法清晰地说出我对母校的不满到底是什么。到了三十多岁，在对自己的过去有所了解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大学教育的根本缺失。在高中时，给我的学习生活以意义的是考上大学远远离开老家的理想。上了大学后，这个理想圆满实现，人生意义的问题便再一次摆在我面前，而我的脑子里是一片茫然。或者说，在老家时，我向往的是挣脱父母亲和老家那种令我窒息的氛围的自由，而当我终于获得了这种自由时，我的生命的引擎也随之燃料漏尽。我需要有人给我一些指点：我内心深处的生命力在指向哪个方向。
或者说，我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父母 – 不仅在心智上，也在情感上。
更准确地说，我需要的是一个精神上的父亲。在许多传说中，人的身体是母亲给的，而灵魂是父亲给的。母亲对我的物质生活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已经有了，但这只是我的生活的一半。我缺失的那另一半在我小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而这个黑洞随着我的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大。它是我的生身父亲无法给予的。
但我需要的不是用权力来号令我该“听话、出活”的暴君式的父亲。我理想中的好大学应该有一些把学生当作完整的人来看顾和滋养、能鼓励学生思考为什么、督促他们发现自己的价值观的思想家。我需要的是这样的精神上的父亲。
种子需要适当的土壤、水分、营养和阳光才能成长，思想的种子也需要交流、辩论和对撞才能成长。我在大学校园里没有遇到这样的氛围。那个校园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军营，不是一个各种不同的想法平等辩论的平台。与“听话、出活” 不同道的所有思想都只能在非法的阴影之中腐烂、分解。
这就是我的大学经历的遗憾：虽然它给了我一项生存技能、给了我一个令许多人羡慕的名牌大学的光环，我没有从它那里得到我最缺乏、最需要得到的东西。我虽然学到了许多书本知识，但对生活、对自己的了解几乎为零。
那时我最熟悉不过的在同学之中流行的一种情绪就是怨气和戾气。现在想来，在那样的青春年华、在那样的高智商人群中，那么多的怨气和戾气何等可惜。那是一种勃勃生命力被压抑的挫败感。
我能想到产生这种挫败感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不鼓励个人独立判断的文化；一个是六四血腥镇压之后学生对社会和对未来的失望。
两个因素也有关联：抗议运动是大学生运用独立判断的结果；对抗议运动的镇压有压制个人独立判断的文化作为撑腰的后盾。
我后来背井离乡出国留学的决定或许与这股怨气和戾气也有关系。
想起这些事时，我问自己：虽然我早在上大学时就对自然科学有了嚼蜡之感，来到美国后我却又继续从事自然科学工作一直到现在，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解释是：这一方面是由于我需要一个养家糊口的手段，一方面也是由于后来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年在大学校园时，科学是高高在上、冷冰冰的学校和体制的一部分，做题是一种强迫劳动。我的做题更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投入水中的挣扎，目的只是为了在考试中得到一个好分数，不像是一个游泳健将见到大海时由衷升起的那种亲切。在离开大学校园多年后，我开始能把数理化当成一些有血有肉的人、一些我可以平等对话的伙伴，我与它们开始有了感情，由此满足了我的归属感需求。在探索中我也得到了对世界的新的理解、体验了自然科学的美，这满足了我的智力需求和审美需求。
在我开始对自己有所了解之后，我注意到我对教育的意义的理解与从前相比也开始发生变化。刚到美国时，我和我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们都嘲笑美国自由放任式教育方式的低效，美国大学生基础数学训练之差的各种笑话在我们这些同学中流传。有一次与一位美国教授比较中美教育方式时，我谈到美国学生基础训练之差。教授听后提出一个观点：美国的教育方式照顾“晚开的花”。当时我对他这个观点没什么体会，也不知道这种照顾 – 如果有的话 – 有什么价值。多年后，我意识到，晚开的花也有作为花的价值，对他们的照顾是对他们的基本权利的一种尊重，而我当初不理解这样做的意义是因为权利这个概念还没有深入到我的骨髓之中。
另一方面，在我年轻时的印象中，受教育、作高精尖科学研究都是纯粹脑力的拼杀。多年后才意识到，即使在这些冷冰冰的学问之中，感情的倾注同样重要。如果我对某件事有感情，我就会总在关注它，半夜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时也会琢磨它，我在这件事上的理解就会随着这种不断的关注而不断加宽加深。而一个人通常是要在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后才能找到与自己有感情的一些事的。梵高要到将尽三十岁时才开始倾全力作画。那时他大概可以算得是“晚开的花”了。
另外，一个人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能力和多种不同的兴趣。我在学校开的那些课程上可算是早开的花，有嘲笑美国大学生不会算数的资格，但在我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那些事上却是太晚开的花。我想不少人的内心深处想要的那些东西都是晚开的花，甚至是永远不会有机会开放的花。能对这些花有所照顾的社会就是我心仪的社会。
前几年母校校庆，纪录片的主题歌是那首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首歌我当年在大学校园里经常听到，也非常喜欢。但现在再听到这首歌时，我想到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与一个群体“一刻也不能分割”是一种分离焦虑，如吃奶的婴儿从母亲怀里被抱走时的那种焦虑。我在大学时对独处的恐惧就是一种分离焦虑 – 我虽然已经是生理上的成年人，却还是心理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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