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水百年:孤独老人刘一先生

湘水百年:孤独老人刘一先生

 

1949年之后,政府废除了各处的私塾学堂,开始在乡村建立公共学校,卧龙村大队没收了地主阶级李正辉一家的房屋做村小学,刘一平从乡村私塾先生成为小学第一位老师兼校长,乡村人尊敬地称他刘一先生。

刘一先生性格孤傲,虽然住在周围人家紧密的地方,他很少与村人和邻居往来。他的身体瘦高,脸略长,大眼睛,大鼻粱,浓眉毛,嘴唇宽大,面容白净。因为是唯一的老师,他不像农人一样在田地里劳作。他穿着整洁的棉布衫、黑棉布裤和干净的布鞋,悠闲地走在乡村的小路上。你看见他,可以清晰地识别他与一般乡村农人不相同,感觉他曾经生活非常优裕,来自解放前典型的乡村富人家。

村人传说他藏有很多银元,那种铸了袁世凯头像的袁大头,说他用泥罐装了银元埋在后院的地里。但这个时候,银元没有用处。几乎每家十分馈乏甚至饥饿,但他不缺钱。一般人家有时甚至没钱买肥皂洗衣服,但他一次买几条肥皂;一般人家没有钱经常买肥猪肉烬油炒菜,他常买肉。他的门口飘出的袅袅炊烟里夹着诱人的菜香味,让人羡慕。

我家同宗族长辈刘六娭常来与母亲聊天,她说,“我伯娘曾给他订了亲,女孩就是王家湾王家王淑兰。但他那时年轻,在长沙城里参加各种学堂,拖延着没有成亲。后来,解放了,他成了富农阶级成份,女孩家长不愿意了,就把女儿嫁给了贫下中农人家的儿子杨安福,他在湘水岸边常撑一只小渔船。”
春夏秋时节,杨安福在船上铺了白木板,躺在船里任湘水漂流,鱼看见白木板往船舱上跳。清晨,他提着鱼去乡村的集市卖,攒了钱全部交给王淑兰。他们生儿育女,安静和睦地过着日子。
刘一先生一次在渡口看见杨安福,他客气地招呼,“安福,今天收获了几条大鱼?”
“没有多少鱼,有很多虾。”杨安福指着岸边回答。凉竹席上面满满地摊晒着半干的金黄小虾。如果王家悔婚的事情给刘一先生留下了一丝伤痕,至少杨安福没有感觉。

那些日子,年轻的生命在刘一先生的身上像中午的阳光逐渐地衰弱,他毫无察觉。悠悠岁月眨眼一样在他的眼前匆匆地过去。

刘一先生有很多书,那种线装黑体字的旧书。那些书用白棉线整齐地钉着,棉线每节一寸束订在书的右边,不知道这些书经历了多少岁月,白棉线上粘了细微的灰尘,纸也泛黄了。每一页纸很轻很薄,上面印着黑色的小毛笔繁体字。每页字从右到左,从上往下读。夏天,他的房门敞开着,但只有我家兄妹走进去。他的床上叠着整洁的被褥,洁白的棉布绣花枕头上没有脏印迹。枕边总是留有一本书,床头边有一张大木桌,上面整齐地叠放着那些旧书。

母亲搬来这个四合院的第二天,二哥出生了。现在,二哥已经十七岁了,他喜欢读书,常帮刘一先生做体力不支的事情。经常为他从井里提水。因此,二哥能向他借书,也是他唯一喜欢接近的人。二哥每次只能借一本书,归还书的时候,他仔细检查,书页卷了角,他就斥责或者禁止一段时间借书。
这时候,他总是神情漠然。乡村的风俗,看见年长辈份的人要尊敬地称呼。我每次看见他就喊,“刘一先生。” 他于是嘿嘿地笑一下,然后,很快又神情漠然了,忧郁似乎常伴随着他。二哥向他借书时说,
“刘一先生,我今天帮你挑水,你能否借书给我读。”
“书可以借给你,但你不能弄坏书一丁点。”
刘一先生把书郑重地放在二哥的手里时,他的眼睛严肃地盯着书,认真地说,
“小心,不能弄坏书。”
过了两天,刘一先生向二哥催还,还书时检查没有损坏时再借。 夏季炎热的中午,二哥休息时躺在凉竹席上捧着书细读,印像最深的是他在读《红楼梦》,他像我捉蝴蝶一样小心翼翼地翻读每一页。
我从来没有看见刘一先生有亲戚或者朋友来到他的门前,但他有时会出去走亲戚,说是去长沙城里。他认为母亲是知书懂礼节的人,偶尔,他出门时,如果看见母亲在屋前院,他会和母亲打一声招呼。南面居住的吴八娭毑常说他不懂人情世故,是一个无用的知识分子,所以,吴八娭毑一家人不与刘一先生往来。

乡村王媒婆给刘一先生做媒,女人三十多岁,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面容有点痴呆,说话结巴,眼睛斜眯,但她能做简单的日常事情。刘六娭毑劝他,“女孩是因为疾病,这种病不遗传后代。她能和你生孩子,有了孩子有了后代,你不再孤单。有孩子生活才有希望。”但他高傲,嫌女孩粗俗。刘六娭毑说,“什么粗俗,乡村有几个女孩儿能上学读书。”他反驳,“像丽坤这样的女人不粗俗。”丽坤是母亲的名字。刘六娭毑叹一口气说,“过去,没有几个人像丽坤一样能上学读书”。刘六娭毑和母亲说了,母亲平静地说,“他太挑剔。我的娘家是地主成份,两个弟弟难娶亲。我作主给他们做媒,虽然女孩不漂亮,但现在他们都有孩子有完整的家。男人单身可怜。”但自那以后,母亲有意地避开刘一先生。

秋季,一个晴朗温暖的清晨,湘水东岸裹着淡蓝色的薄雾,天空没有云,太阳像燃着火一般在山峦边缓缓地往上爬。这一天,他穿着整洁的白棉布衫、黑棉布裤和干净的布鞋,手里拿着伞,走出门,走向屋前的湘水岸,在安静的晨光中孤独地走向渡口。傍晚的时候,太阳开始在西边山林的背后落下去,天边泛起一片片桃花般绚丽的红云,他形单影只地回来,面容忧郁,默然无语。

过年的时候,刘一先生的家门是我和妹妹拜年的第一家。他总是捧着一把红、绿和白色的黄豆大小的糖,按粒分给我们,边笑边说,“每人都一样,没有多几粒没有少几粒。”他笑了笑又说,“很甜很香,好吃。” 那种糖是我拜年得到的唯一的豆子糖,一层粘薄糖里包着炒熟了黄豆,很香甜。一般人家给拜年的小孩一大颗花纸包的长方形糖, 但刘一先生性格吝啬,只给这种量小花钱少的豆子糖。但我不在乎量少,更喜欢豆子糖,因此仍然记得那种香甜味。

炎热的夏季傍晚,炊烟在四合院的屋顶上袅袅地缭绕,母亲也正忙着做晚饭。平常这个时候,刘一先生已经穿着整洁的白布衣、黑布裤和干净的布鞋从暗淡的屋里走出来,他摇着整洁的圆形白棕叶扇独自徘徊在门前的田野小路上。
但有一个傍晚,农人们忙着收割夏季成熟的禾苗,田野里燃烧着收割后的稻草,一团团苍白的烟雾在屋前飘升。我去屋后的竹林里捡树枝给母亲做晚饭的柴火,突然听见刘一先生的哭声,他的窗口亮着微弱的灯光。他在屋里非常伤心地哭,拖拉细长的声音绵延不断地诉说,悲苦地说着一些模糊的话语。但我从模糊的诉说中非常清楚地听见他喊“娘”的字:“娘…..呀.…娘……呀”。我的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来的伤感。我回到屋里告诉母亲,母亲叹一口气,说,“他单身一生孤苦。”

乡村的夏夜很美丽。有时候,天上繁星点点,蓝色的星像美丽的眼睛眨闪着;有时候,璀璨的银河里时不时有一颗星拖着一条暗淡破碎的光划破天空,消失在黑暗茫茫的远方;有时候,月亮圆了,皎洁透明,天空中如挂着一面白玉镜,月亮里有一个黑影,乡村人说那是吴公在砍桂花树,里面住着美丽的嫦娥。这样的夜晚,各家搬出木椅和凉竹板床在屋前院乘凉。夜晚凉风习习,屋前的杂草锄光了,泥土干燥,蚊虫不多,但仍然有稀疏的蚊子嗡嗡地叫,每人手里摇着棕叶扇偶尔地拍打。
这时候,忙碌了一天的农人最悠闲,无所事事。乡村友好熟络的人在这样的夜晚互相走访,在各家乘凉的屋前坪地坐下来,聊天讲故事。与我们同样遭遇的李正辉大叔常来我家, 他是父亲的朋友。虽然他勤劳善良,相貌英俊,但是因为地主身份,一直单身。他讲祖辈传下来的鬼怪故事,譬如:一个人的老爷爷夜晚守谷仓,深夜醒来被几个红头发长舌头的鬼围住了。他机智地用石头打火点燃身边的草,坐在火边等鸡叫,鬼怕火不敢走近。老爷爷坐在火边焦急地等着,后来,终于听见一户人家的鸡鸣晓了,鬼听见鸡叫知道天亮了,立刻跑了。这时,老爷爷长吁了一口气,天空现出了微弱的鱼肚般亮光。父亲总是坐在我们孩子身边说《史记》中关于勤奋、坚强和忍耐的故事。
有这样一个夜晚,深蓝的天空,月亮悬在屋后的大樟树上,月光如水流淌在地上,夜像裹了白色的薄纱巾,门前的树影轻轻地摇曳。刘一先生却起身走进屋,不一会儿,二胡的声音飘出来,一声长一声短,若断若续,低声细诉,好像说不尽的忧伤。这时候,吴八娭毑生气地喊,“刘一先生又在拉二胡,声音让人要哭!读书人总是怪!(长沙话:指性格孤僻奇怪)。”母亲叹一口气,父亲停住了讲张良拾鞋的故事,李正辉大叔站起身默然地离开了。

刘一先生后来一直单身,因为没有儿女,他成了村组的五保户。

1972年秋季的一天下午,一团浓烟从南边屋顶上冲出来,四合院着火了。
屋顶都盖着稻草,经过了炎热天气的夏天,草非常干燥,稍微沾一点火星能熊熊地燃起来。父亲搭着木梯爬上我家住的北面屋顶,他的手里提着一大木桶水往屋顶上洒,然后坐在屋顶上,警惕地观望着南面的火,准备随时浇灭飞过来的火星。火烧掉了四合院南边和西边的房屋,我家北面的屋没有丝毫受损。


因为这场火,刘一先生和吴家兄弟不得不搬走了。

生产队给刘一先生在村队中心的晒谷场边建了二间房小屋。这时,岁月的流逝给刘一先生留下了深刻的见证。他的头发全白了,但他仍然穿着整洁的衣服和干净的布鞋,白净的脸上添了惟悴和皱纹。嘴唇边现出粗短的花白胡须。他的牙齿仍然整齐,但两颗门牙显得特别大而且泛黄了。乡村没有牙膏牙刷,男人普遍抽烟,年老的时候都有难看的黄牙齿。如果像现在,人们开始讲究洁净牙齿,我想他会保持牙齿整洁。从那之后,我很少每天看见刘一先生。

1980年改革开放,乡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各家分种自己的田地。刘一先生是五保户,他的粮食由乡村人平均承担。他经常不知何故离开乡村。有时几个月,甚至半年。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他的存在对乡村来说无关重要。这时,他也许是一个多余的人。

这一年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气温特别高。屋前田地里的禾苗垂着沉甸甸的稻穗,这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金黄色田野。现在,每一家按人口多少分田地,除了上交公粮,丰收多的谷物归自己,农人只要勤劳耕种,比先前集体劳作收获多很多。所以,这一年,田地的禾苗非常茂盛,农人辛勤劳作,稻穗垂下来像弯弯的金月勾。但在这一天,二哥即使平常泡在田地里也没有去察看是否收割,田野里没有一个农人劳作。屋前的酸枣树叶被炙热的太阳烤蔫了。我赤脚走在田野小路上,脚被泥土烫得疼痛。
这一天,好久不见的刘一先生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的路口。我暗自惊讶,像看见了久违的童年玩伴,走近他,像先前一样,我喊他“刘一先生”。他身穿崭新的白绸衬衣,黑绸缎裤,脚上的黑皮鞋干净锃亮,手腕戴了金光闪闪的手表,神态飘然悠闲。他轻轻地摇着折叠花纸扇,那种花扇的边缘镶了粉红色绸缎。我琢磨他是怀念曾经居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地方。他笑容满面,精神焕发,像电影里的富老爷或者发财的商人。他似乎突然变成了一个年轻的老人,完全不再像先前那样严肃忧郁。他兴奋地对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看着他的神态和模样,因为太惊讶,无法理解他说的话。

我家屋前的路口生长着一丛茂密葱郁的斑竹,一些特别修长的竹子弯曲地垂下来,正是荫凉休憩的好地方。过往的村人也因为好久没有看见刘一先生,在舒适荫凉的竹丛边停下来和他说话。他笑声融融。 一阵风吹过来,绸缎衣服在他干瘦的身体上飘飘拂拂,他也像要飘起来。
刘一先生说,“我去广州了,那边很热闹,到处是高楼大厦,那里的人很有钱很阔气。请人吃饭,一顿饭几百至千元,一碗龙虾汤一百元。”
有人问,“龙虾汤是什么?”
“丝瓜和虾子炖成汤,味鲜好吃。脚鱼几百元一只。” 他回答。
“我们这儿的丝瓜和虾子成堆,不值几角钱,在广州却变成了龙的价格?你上当了吧?脚鱼,我们容易抓到,水塘水沟里到处有。”二哥说。
乡村人好奇,他们想也许能够得到赚钱的信息,高兴和刘一先生聊天。
“这不稀奇,还有青蛙,在那儿的大饭店歺桌上不叫青蛙,叫田鸡。一百元一道菜。”
“我们种稻谷还不如去抓脚鱼和青蛙。” 二哥说。
“现在,繁华的大城市都时兴吃野菜,蛇更贵,有人专门捉蛇卖。” 刘一先生回答。
“广东人的一歺饭钱,我们一辈子也没有看见那么多钱。” 二哥说。
“你的衣服这么阔气,怎么有钱?谁请你吃饭?” 吴荣清问。
刘一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懂鉴别旧物,有一些东西很值钱。” 他神秘地笑,“现在,以前文化大革命那些要烧要砸掉的反动东西都值钱。”
“我们烧毁了一些旧书,”吴长根问,“那些书值钱?”
“旧书值钱。”刘一先生停了一会儿,又犹疑地说,
“现在,过去的一只玉手镯值几万甚至十几万。”
“你开玩笑,你怎么知道玉手镯值钱?你也许有玉手镯,你是地主家庭,过去的地主富农人家都有玉手镯,建一栋楼房不到一万元,一只玉手镯值十几栋楼房?”吴荣清简直不可置信。他盯着刘一先生手腕上的金光闪闪的手表,“玉手镯那么值钱,你的手表更值钱?”
“手表只有几百元,不能和玉手镯比。”刘一先生随意地说,“我需要手表,出去与人会面要看准时间。”

这个年代,乡村人没有手表和时针。人们看着太阳生活。天刚亮起床出去耕作,太阳爬在天空头顶时回家吃午饭;淡蓝色的夜雾降临了,农人结束一天的劳作。只有女孩结婚时,如果男方家有钱,一项贵重的礼物是给女孩买一块百元左右的手表,但手表并不是用来看时间,它更是一种贵重装饰,像金手链。刘一先生的手表是乡村人从来没见的贵重物品。


在这之前大半人生几十年,刘一先生和村人几乎没有说过多少话。但这一天,他似乎和村人说了一生一世的话,他从来没有如此快乐。

这一天深夜,大暴雨突然来临,电闪雷鸣,风呼呼似乎要把乡村的小草屋吹走。有一个人偷偷地来到了刘一先生的屋前。不知怎么地打开了屋门。刘一先生醒了,以为是风吹开了门,本能地从床上坐起来,闪电的一刻,这个人来到了他的床前,他感觉这个黑人影很熟悉,但他来不及反应,那个人极快地在床上摸索到他的手,接住了他的脖颈,勒走了手表,然后,松开了他。黑暗中,他伸手想去抓住,那个人迅速地冲出门,消失了。屋外的雨一阵一阵像千万匹马奔过,借着门外雨水的亮光,他快速地下了床,走到门口,大吼一声,“抓贼啊!” 他感觉使劲了全身的气力从几乎窒息的喉咙里发出震撼夜空的吼声,他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吼叫。然后,他扑倒在门槛上。风吹着门“哐,哐”地响,他感觉雨打在脸上。“轰然”一阵雷声,天空爆炸了,仿佛地也在动。后来,他慢慢地爬起来,对着门外喊叫,声音微弱,离他的屋最近的人家隔着一片宽阔的菜园,微弱的喊声在沉睡的黑夜乡村随着风雨飘散,没有人听见。
刘一先生病了。他几乎整天躺在床上,村队长安排每家轮流送饭,派人照顾。夜晚,他无法入睡,有时坐起来点燃烟斗。烟的火星在他的面前一闪一亮,他一口一口“吧,吧”地吸着,随后又急促地咳嗽起来。他后悔说年轻的时候没有娶妻生子是一生的遗憾。他伤心叹气,几乎哭起来,说,“人老了,有儿女最好。”
我家最后送饭的那一天,母亲面容带着伤感,对父亲说,“刘一先生认为这个抢劫了他的人很像和他隔墙住了十几年的那个人。他单身一生太可怜。”声音里含着深切的同情。乡村相互熟络的人悄悄私语中说只有一个那样的人,但怕惹事报复,谁也没有说出来,村干部没有证据。这个人曾经住在凤凰山四合院西南房间,这个人是吴荣清。

过了半年,刘一先生过世了。据说当时有几个人在他的房间清理遗物,发现了一罐银元,这几个人私分了。那些整齐的旧书都不见了。刘六娭毑说,“他应该有一只玉手镯。我是刘一先生和王家女儿说亲的媒人,当时,刘一先生送给了王家女孩一只玉手镯作定亲礼物。后来,王家悔婚,把玉手镯退还给他了。那玉手镯是他母亲的遗物,原本是一对。他的母亲临终时取下一只留给他,另一只因为戴的时间太长,无法再取下,仍然留在手上,随着她入葬了。”

(故事里的人名纯属虚构,偶合的同名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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