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老了,含阿拉。
“儿女自有儿孙福”和“吃光用光,身体健康”一样,昰“坏人,老了”的标识。“发挥余热”“能帮一点是一点”是妥妥的老而优,老而尊。没什么可发挥的,帮不了了,就“我七十五了,一人,常去旅行。”(机场碰到一个加拿大老太太)这也是老而优,老而尊。
正常的人文,真好。年轻时,扛社会;老了,社会杠。不推脱,毋需托辞,人敞亮。
啃老族,“笑死了,被女儿解雇带外孙女了”“陪人陪钱,抱怨着,也幸福着”….. 这拧巴的人文。
“坏人,老了”,一点不假。问题是,人老了,几个是好的?知青,老了,坏不坏?很坏的一群。正在变老的七零后八零后,又会好到哪儿?张雪峰,没来得及老,已经变得有点坏了;刘震云写的《咸的玩笑》,人不坏,怎么会想到这些个?胡绳写的《二千年间》,张艺谋拍的《红高梁》,就是在说,我坏,我很坏。
沈从文说,哪有什么国民性,都是给制度逼出来的。出了国后,看多了周围解放后的大陆人和自度,不信沈从文说的这话。国民性是民国或前清才有的。现在想想鲁迅说的国民性的几点,不当真,瞒与骗,精神胜利法,放在“解放后”,算得上人的“缺点”吗?三年封控体现出的是陈云那句话一点都没说错,“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换句话,这里的国民已经变得没得性子了。“耗呗!看谁耗得过谁”。文革耗到七六年;现在又落到这一步了,耗到哪一年?
可,“这样,社会成本最小”。
所以,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制度坏,人跟制度比谁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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