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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子关系的一端，父母亲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对我的能力和前途进行宣判；在这个关系的另一端，我完全认同他们的宣判是世间唯一权威的宣判。父母从未想过我有权利或能力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我也从未想过我有权利或能力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我把父母亲的不满看得很重，所以后来我每次在家里见到成年人上门来访就紧张。我努力去按照父母的意思去做，表示礼貌、叫他们叔叔、阿姨。但从没觉得很自然，面部肌肉大概也很僵硬，在打过招呼之后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流 – 一方面，我本来就与他们无话可说，情绪紧张时就更无话可说；另一方面，父母亲的客人们来访是心里有事，也没有兴致把自己的身段降低到孩子的水平来跟我说话。我每次在这样的场合都为自己的拙劣表现而羞愧。
父母对我的修理因何如此成功、让我那样乖乖地做自己不想做的事，那已经在我的记忆能触及的边缘之外，我只能从一些间接的迹象中来推测。一个相关的回忆是母亲脸上总是阴沉的脸色。那时我很羡慕周围别的孩子的妈妈们脸上那种放松的表情，这也许可以作为我在母亲那里感到的威慑的佐证。另一个相关的回忆是，直到我已经四十多岁时，他们向我兜售他们的佛教信仰时仍然没有任何质疑和讨论的余地。我只要提出任何一点疑问或不同意见，母亲的脸色马上就变得极为难看。由这些回忆，我推想母亲年轻时候也经常用这样难看的脸色来对付她的这个一张白纸、刚刚开始有意识活动的婴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的表面是父母亲对我的修理，而事情的本质可能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修理。用荣格的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的理论来解释，跟成年人寒暄是我的内心深处不愿意做的事，这个意愿是我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但驱使我的第一人格的是我的强大无比的求生欲，我的嗫嗫喏喏的第二人格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我的第一人格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好学生情结 – 不仅要在书本知识上当好学生，还要在父母对我的成为八面玲珑者的期望上当好学生。在任何一个科目上得不了一百分，我就会自责、自卑。
我的两个人格的冲突持续了多年：强势的第一人格完全不接受那个第二人格的合法存在，但我的第二人格虽然弱小、许多年中都找不到东南西北，却并没有因为被打压而自行消失，因为它是我的生命中与我最亲近的一部分。
我是个孩子，会不会给成年人打交道本来对我并不重要，但我不知道我有作出这样的独立判断的权利，所以我真的认为自己在社会上没有生存能力，这给本来就胆小的我的心头又压上了一块巨石。我那时就已经背上了荣格所说的“父母亲想过而没有过上的生活” 的包袱，达到父母的期望成了我心目中人生的最高价值。问题也由此而生：我把父母亲当成了英雄、上帝、宇宙间唯一真理，而我是他们眼中的弱者，我能感到他们看着我时的焦虑和怜悯的眼神。我的好学生情结驱使我每门课都想要考一百分，但我在达到父母亲期望值的课上永远是个不及格。
记得到了小学高年级后，我再听到父母亲夸我是听话的好孩子时不再觉得自豪了。我从这夸奖中听出了怜悯和焦虑。我知道他们更欣赏那些有野性、敢在规则的边缘游走的孩子，认为这样的孩子才是地球的继承者。
我感觉反驳他人其实也是一种与自己的交流：当我在把心中所想付诸言语时，我就开始把附体于自己身上的那些情绪和欲望拿到视野中端详，我的困扰就有可能从附体的巨大邪灵缩小为我的视野中的一块石头。反驳的结果能否迫使对方退让倒并非这个过程的最重要的结果。不知道反驳，就会被“邪灵”一直附体下去，这就是在我这里发生的情景。
父母亲到了中年时开始后悔自己一辈子吃衙门饭的职业选择 – 但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做过选择；他们只是碰巧被命运的大浪卷到了那里。他们开始羡慕那些靠技术吃饭的。我猜想，衙门里的工作不过是处理繁文缛节和弄权，他们在这些事上看不到自己的生命意义。
假如他们走的是靠技术吃饭的路，我想象他们会生活在一个权力斗争没那么险恶、知识和专业能力受到尊重的环境中，这不仅会让他们自己更如鱼得水、没有那么严重的不如人的自卑，而且他们对我的书呆子气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态度。其结果，我可能就会没有这样自卑，就会在人生的各种岔路口处作出不一样的选择，而走上一条与现在不同的路。
在我的这些经历中，自卑与焦虑似乎如影随形，不可分割。但我感觉它们也有不同：焦虑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或者说，是因我与我对自己的期望值之间的比较而生；自卑则是因我与他人的比较而生。焦虑是一种个人行为，自卑是一种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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