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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不高，霸凌者们被教育体制挡在了高中的大门之外。其它一些让我恐惧的事也渐渐远去：我似乎不再为死亡困扰 – 我猜想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毕竟生命之火旺盛，离死亡太过遥远，而每日生活中又有那么多的信息和刺激铺天盖地而来，争夺我的注意力。
高中同学多数是来自农村的聪明好学的孩子。他们勤奋读书，在体制给他们准备好的金字塔底端向上攀援，如古代准备科考的寒门士子那样。
在县城长大的我勤奋读书的动机也差不多 – 除了出于好学生的惯性，还有一个原因是想赶快离开故乡的强烈愿望。我从书中读来、从收音机中听来的那个编织已久、也密封已久的小天地不存在于我老家小镇的尘土飞扬之间，而是存在于北京那样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红墙绿瓦之间；不是被粗俗的老家话，而是被悦耳的普通话承载。那才是我该归属的世界。父母希望我申请省城的大学，但省城离老家太近、离我梦想中的地方太远。
我那颗深埋于后院地下、被我辛勤灌溉施肥的种子已经迫不及待要破土而出了。
虽然困扰儿时的我的那些恐惧似乎渐渐走远，我并没有从此岁月静好。比如，我从小学时就开始的失眠到了高中越来越严重。晚上经常是很久睡不着觉。
我的失眠是由于焦虑。我想焦虑也是一种恐惧：焦虑是钝钝的恐惧，恐惧是锐利的焦虑。它们的不同是：恐惧通常有明确而具体的对象，焦虑指向的对象则更模糊、更琐碎，经常是各种因素缠夹于一处，织成一张网，找不到突破口在哪里。在我这里的情形是：我给自己设定了各种期望值，而不敢面对达不到这些期望值的可能性，比如，我害怕睡眠太少时第二天会面容憔悴、不能以我想要表现出的精神状态示人、不能成为我想要归属的群体中的堂堂一员。我也怕父母亲知道我的习惯性失眠，他们为我的焦虑会成为我沉重的心理负担。我甚至害怕长期失眠会严重损害我的身体 – 我想这是我小时候对死亡的恐惧的继续。这些想法在别人听起来或许有些太过荒谬，但人在不敢面对许多东西时的自然反应就是把各种可能后果的严重性都无限放大。
而在人想要追求的各种目标之中，入睡是个有些奇特的目标：它是个越费力寻求就越找不到、不去努力追求才能得到的东西。睡不着时会焦虑，越焦虑就越睡不着。
我的失眠后来又持续了十多年。有些时候尤其严重，如在第二天有在我看来重要的事情或需要长途开车时。我担心睡不好时第二天疲劳驾驶会车毁人亡。
焦虑对我的影响是：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起来，我的生活好像在平静而稳定地正常运转，没有任何异样。但在我的心中，每一种焦虑都是一个伤疤，一碰就痛，所以我作任何运动都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它们。这让我的内心世界失去了所有的弹性，不敢向有趣的可能性开放。
并且那些好像已经消失于视线之外的强烈锐利的恐惧其实也并没有走远。
1989年春夏的北京对我是一段奇特的经历。那时我正在上大学。那些战胜了恐惧挺身而出的学生和市民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比班里其他所有同学都更关注这场运动。现在回头来解读我当时的兴奋，我想那是因为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那里弱者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抗争人与人之间的那些不平等。在那些慷慨激昂的大字报、游行队伍、演讲和歌声中，我从小被父母、学校、老师、霸凌者压制的情绪一齐被释放出来。
我在大学校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慢性头痛困扰，八九运动的那五十天是唯一例外的一段时间。
在这激动的情绪之下，我的心中也在忐忑，因为我从小就从父母亲那里知道体制的厉害。终于，六四的血腥让我重温了小时候从父母亲的眼睛里看到的恐惧。
镇压之后的两个月中，我被强烈的恐惧笼罩。在这种强烈的恐惧过去之后，我回到我的慢性焦虑和头痛。
我在中国的学校里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未想过我与学校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六四镇压过去许多年之后，我才开始明白学生与学校之间看起来相安无事的关系的本质。学校是体制的代言人，而体制是靠暴力和恐惧感而建立，也靠暴力和恐惧感而维持的。学生对学校和体制的恐惧比孩子对父母的恐惧更微妙、更难于察觉。一些孩子在家里非常叛逆，但几乎没有学生敢于叛逆学校的秩序，最叛逆的行动也就是自己离开。大家也把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视为自己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学生与体制之间的地位悬殊更大，弱势方反抗强势方的成功率恒等于零。六四镇压把学生与体制的关系的血淋淋的一面在我的面前暴露无遗，让我知道了没露出牙齿的老虎仍然是老虎。
六四镇压后学校对运动积极分子的处理方式与吞噬一切的母亲对孩子的方式颇有相似之处：我可以允许你存在，但你要听我的话、要做我让你做的事；你甚至可以在背后不听我的话，只要你不公开挑战我的权威、扫我的面子。
随着毕业的临近，我的焦虑也越来越强烈。要是问那时的我为什么而焦虑，我想我的回答会是：我不知道自己毕业后该做什么。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的焦虑有更深层、更具体的原因：首先是我与我的专业并没有那么多的亲近感。其次是我与我将要跳入的那个社会汪洋大海也没有那么多的亲近感。
有一次放假在家，母亲突然建议我考虑出国留学。这让我有些诧异。母亲本来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上高中时，她特别希望我到离家不远的省城去读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她身边生活。母亲没有向我解释她的想法何以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 她从来都是把心里话紧紧锁在心里 – 在这一点上我继承了她的血脉。现在我猜想，她虽然自己没有多少安全感，那时我也离家已经不少年，但以她的超级敏感，不会看不到我这个书呆子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与小时候相比毫无进展，这给她以更多的不安全感。那时即使在我老家那样的偏僻小镇，大家对西方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我猜母亲在左思右想之后断定书呆子的生存率在那片天地里更高一些。
那时我有不少同学正在准备出国留学，我也隐隐感到这或许是帮助我逃脱焦虑的一条有希望的路。但我猜想父母亲不会同意，所以没有动过这个心思。有了母亲的批准，我再次开始勤奋地准备我的逃亡计划，与高中时一样。只是这次走得更远。
但在出国后的前几年，我的焦虑有增无减。我为说不好英语焦虑、为听不懂大家打趣说笑话焦虑、为陌生的文化焦虑。后来上班后对事业的茫然也让我焦虑。
这些回忆给我的一点体会是，人有心理问题时，只靠改变外界环境是无法根治的。在那些年里，不管是在故乡的高中、在北京的大学校园、还是在美国留学时，我总能设法找到让我焦虑的事。每次改变环境，恐惧或焦虑还是老样子，它们不过是换了一件外衣而已。所以对我而言，我的真正对手并不是外部世界中那些让我害怕担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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