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在蒙古西征之前，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基本是东西相互隔绝的。在成吉思汗之前的欧洲和东亚都没有任何一个大帝真正地进入东方或西方。中东地区虽然在地里上属于亚洲，但从文明分类上仍属于西方，尽管他们与欧洲有着长期的宗教和地缘争斗。
蒙古西征之前，东西方也有贸易往来，那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可当时的丝绸之路贸易，都是经中东地区转口的，中国与欧洲并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因此文明的交流也基本是空白。
但令人奇怪的是，两个相互隔绝的文明，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却诞生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相似的文明。西方是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东亚是以孔孟的儒家为代表。孔子比苏格拉底略早一百年。这里说的相似不是指方法论，而是指价值体系。
我们来对比一下《理想国》的理想社会与孔子的理想社会到底有何异同。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心中的理想社会是由大哲学王统治的平民社会，大哲学王被苏格拉底第一位具有绝对理性和极致智慧，同时也是无私无欲的，能够代表公平正义的人。其实，如果排除语言的误导，大哲学王不就是儒家心中的圣人吗？不同的是儒家的圣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比如古代三圣尧舜禹。而苏格拉底的大哲学王纯粹是他的理想，西方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统治者。所以，孔孟的理想社会比苏格拉底的理想社会要接地气的多。
再来看苏格拉底对理想社会的描述，苏格拉底并不看好民主制，他的理想社会是由圣贤领导的，有秩序的社会。即统治者（大哲学王）与护卫者（武士）及生产者（农民和工匠）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分工明确，不得僭越的制度。这和儒家以君子为中心的等级制度不是异曲同工吗？
在教育方面，苏格拉底提出系统教育，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目的都是培养出哲学王或圣人君子的统治者。所以在价值追求上，苏格拉底和孔孟惊人相似。
差别只在方法论上。苏格拉底是通过思辨来追求真理，也即他那个著名的“产婆术”。而东方则走入另一个方法论，即心性的修养。两种方法论才是东西方文明的真正差异所在。但本质上都是灭人欲，存天理。至于两种方法论孰优孰劣，从历史上很难区分。因为西方这种思辨的办法无法让人真正找到善知识，最终不得不投靠宗教，而中国的心性修养在历史上确实出现很多君子人格的人，虽然他们没有成为帝王。
苏格拉底的绝对理性过于抽象，看不见摸不着，远不如耶稣这个榜样更容易感染人和影响人的品行，所以基督教才成为西方人的伦理规范。而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通过心性的修养，让善知识在心里自然产生。一个向外求，一个向内求的两个不同方法论，让西方走向了神权，而中国走向了世俗。
被神权统治了上千年的欧洲，终于在十四世纪自我觉醒了（欧洲中心论者如是说）。据说是阿拉伯世界保存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让欧洲看到了光明，原来我们活得不如我们祖先啊！于是，穷则思变，困则求新。欧洲开始复兴了。尽管那时的古希腊人早就没了，古罗马人也不知所踪。
毛主席说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并且用鸡蛋和石头做了比喻。这不得不让人信服。那欧洲复兴的内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欧洲人求变的心。一颗不愿被束缚被愚弄的求真的心。有了这样的心，再加上蒙古西征带去的宗教自由和世俗主义这个外因，千年之久的神权统治才开始动摇了。
有西方学者指出，蒙古人对宗教的宽容，是动摇欧洲神权统治的最初一击，而黑死病则是压垮欧洲神权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中世纪，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宽容性也远胜于欧洲，因为中东更早地接触了东方文化。而东方的世俗主义文化，让欧洲人开始羡慕东方世俗社会的强大，富裕和宗教自由。另外，蒙古人传去的回回炮，让欧洲封建制度的石头城堡不再坚固。从中国传去的印刷术，让信息传播和圣经传播变得大众化了。教会对释经权的垄断也被打破了，于是才有了路德这个天主教的叛逆者。欧洲的人文精神是从挣脱神权和教会愚昧开始萌芽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亚大陆的第一次文明碰撞，是东方对西方的文化输入。
后来的欧洲选择性地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在思想上主要是继承了其方法论，而价值体系则被基督教承担。
欧洲从漫长的十六世纪走到了漫长的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猛然崛起，其中有诸多的偶然性。最大的偶然性是发现了新大陆，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欧洲的崛起不是因为文艺复兴，而是因为地缘革命。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从欧亚大陆的西端，一跃成为全球化的中心。跨大西洋贸易的不断崛起和印度洋贸易的相对衰退构成了漫长的十六世纪的主要贸易特征。
而海洋贸易的兴旺，也让中国的丝绸之路萎谢凋零了。整个漫长的十六世纪，其实就是中国不断衰弱，欧洲不断走强的西升东降的过程。直到鸦片战争，清朝为代表的这个外强中干的中华帝国轰然倒塌，西方从此走上了统治世界宝座。这一次东西方的碰撞，是西方向中国的单向文化输出。后来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是同样性质的文化输入。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本质上是工业化国家对农业国家的降维打击。即使中国这个体量的大国也经不起工业化后的日本小国的打击。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也彻底改变了战争模式，再勇敢无畏的战士，也必须有强大的后勤支援。与蒙古西征时，赶着一群羊就能万里出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之所以能抗住美国的打击，并在后期越打越强，是因为背后有苏联提供军火，否则以中国当时的工业能力，连一周的弹药消耗都承受不起。这也是战争走出来的那代人坚持优先搞重工业的最重要的原因。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一定要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共识。虽然早期共产党犯了很多错误，内部出现多次路线斗争，但在实现工业化这个根本目的上，就从来没动摇过。这也是中共进行土地革命的初衷。
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和错误都与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个根本目标有关，这个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