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的对立面是文明冲突。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文明冲突似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以异教意识为基础，以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为视野，在近代殖民化与全球化过程中，构建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和制度观。
这种西方式中心观念是殖民主义的精神基础，是维持西方精神霸权与制度霸权的深层文化心理，但并不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单一文明中心主义，无论其自我标榜的文明性如何，最终只能陷入霸权与征服的循环游戏，带来一个普遍动荡与对抗的世界。
在西方文明理论中，亨廷顿总结提炼的“文明冲突论”代表了西方文明的本质视野和实践方法，所以西方有相当发达的地缘政治学和霸权制度方法。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和历史必胜论。这些有关人类宏观历史进程与道德目的之“大理论”，并非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主观和偏执的基础上，是人类道德心智不成熟的体现。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西方的“霸力”叠加“蛮心”，造就了一个到处“起火”的世界。看看乌克兰的战火，看看加沙地带的人道灾难，看看中国周边的对抗态势，看看“颜色革命”所到之处的政治社会衰败，看看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种族歧视、权利泛滥与道德碎片化，这些都表明西方自我满足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不可能带来可持续的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带来西方世界的普遍安全。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本质是“西方威胁论”的想象与投射，是西方对另一个他们认为的同质于“西方权力”的恐惧。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密集甚至非理性化的行动，都根源于这种恐惧。而这种恐惧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自我中心化以及对文明平等对话的道德排斥。
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成就是解放了“个人”，激活并焕发了个性解放与资本创造性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以个体自由与人权为内核的巨大价值穿透力，由此带来西方凌驾全球的道德和制度权威。但西方滥用了这一权威，暴露出其文明和政治的自我中心主义与等级制弊端，暴露出西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对立。
西方不能带来真正的人类道德自治和国际法治，救赎的希望只能另寻他处。著名科幻哲学家刘慈欣先生在《三体》系列作品中，借助叶文洁之口道出了对人类道德自治能力的根本质疑，从而寻求地外文明“三体人”的道德拯救。这是一种关于人类永久和平的根本讽刺和预言，其意在倒逼人类思考整体存续的道德基础与互动法则。
文明冲突叠加历史终结绝对不是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解，康德提出了这一根本性问题，西方努力进行了求解，其结果是在西方文明范畴内无解。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坚持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互动民主化，坚持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和谐统一，坚持和平发展的核心价值地位，坚持统筹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共生，来自中国文化与中国实践的系统方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激荡起全人类的强烈共鸣与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