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什么统治世界 之四）
按照Morris的理论，在冰河纪结束后，为了适应地理气候环境，人和资源的相互作用一环套一环，促生了文明的发展。
由于冰河纪的结束，大地复春物种重新丰富，于是游猎民采集民的日子也随之好了起来，从自然资源中摄取的能量可以充足甚至富余，这个情况转变对人类的直接影响，就是生育率提高，人口增多。人口的增多就给原有的资源带来了压力。于是就有了那些做得好的成功的游猎采集民们，将一些收集到的富余的谷物和围猎得到的富余的动物驯化，成为能够种植饲养的品种，这就促发了农业的形成，一些游猎采集民们变成了专门的农民。农业越做越好，农民的人口膨胀起来，有了人口聚集的村庄，于是新生活形式的压力又施向了资源。为了生存，特别是当气候不利于分散生存的人们时，他们就又开始变化，村庄升级成为了城镇，然后城镇又转变成为国家。英文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的词根就是来自拉丁的城镇，civis 一词。有了人口聚集的城镇，有了文字，文明就开始了。一些城邦和国家，运行的特别成功，随之而来的资源问题又迫使他们走向帝国。这些帝国，一开始时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后来控制大草原，再后来控制了海洋。有些这样的帝国，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循环模式，将压力施向资源，最终把社会代入到了工业经济。
所以，追求高端帝国（high end state）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样的追求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是一样。只不过有的地方不断地成功，这样的组织形式存在的时间长，有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使得这样的组织结构松散更容易破碎，继而产生新一代的高端帝国。在此，我的们也只是在谈论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历史现象，并未对其做任何价值或者道德的评判。
成功的文明发展势必走向高端帝国的形式，这样的帝国中心被称作是该区域文明的内核所在。而在这个文明区域的边际地带，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却总是蕴藏着能够日后颠覆帝国文明的落后优势（the advantages of the backwardness)。一但这种边缘地带的落后地区凭借着的落后优势逆袭得手后，就会有所谓的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的次数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古罗马相对于得到古希腊精髓的马其顿，秦国相对于接受过孔子礼教的中原六强，都是这样。这样的落后蛮族，有强劲的军事组织手段且暴力野蛮，他们糟蹋文明屠杀生灵。可等血流干了，帝国生成后，属下的民众可能生活得比以前更好（秦朝好像不是这样，劳役太重，但很快接手的汉朝就让事情好转了起来）。于是，随后的社会发展指数反而也能提升到空前的高度，罗马帝国就是这样。这种所谓的backwardness advantage现象其实也是一个悖论，它是嵌套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个社会发展悖论之中，不断地发作，破坏稳定成型的先进文明，但有时候又能推动文明的更新。
在欧亚大陆两端各为汉朝和古罗马的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抢劫，是让当时算是发达的帝国文明都很头疼。皇帝们不可能总是出动大军去横扫这些游寇，那真是叫用拳头打跳蚤，社会成本太高。当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这么描述这帮凶蛮的游寇：他们的外形仍然是人类，但很恐怖，他们的生活很粗躁，不用火也不烹煮食物；他们依赖草根和半生的肉生存。肉只是稍稍放在大腿和马背之间温一下。这样的部族，文明的农业社会拿他们真没什么好办法，短期多是计谋取胜，长期则更多是靠怀柔政策。
说起来宋徽宗父子也不是这世上唯一遭受落后文明俘获欺辱的帝王。公元251年，从北方波罗的海冲杀过来的蛮横的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帝国的军队，杀了一个罗马皇帝。259年，罗马皇帝Valerian被波斯人俘获，投入笼子受尽折磨，最后被剥皮挂在城墙上。那时候，在西方文明圈里，罗马帝国是最为发达富有的文明，但也经常遭受欺负。按照我们前面介绍过的Morris发明的测算标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43 （相比于2000年西方的指数1000），这是一个农业帝国难以突破的社会发展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