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以强力聚拢之，也有意重视兑现建政之初，中共通过共同纲领与亿万中国人订立的契约，这都是非常西式或现代的做法。但西式政党政治果真合乎目前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吗？努力挣脱数十年来，门阀政治、“东林党”式士大夫政治的现代复辟，回归君主与庶民共治，也是可圈可点的。
不必妄自菲薄，想想看，一战之后，财政与外交内政信用都濒于破产的德国，也不曾“可有可无”过。
关于谁是“君”，君君臣臣有没有现代意义？我认为有，那就是把“中华民族”当成“君”。
姚先生的“可有可无”感慨，与其说是中国，毋宁说是您意识到海华真正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一种由此滋生的深切情感落寞在语言与观念上投射向中国，最近的例子，看看赵安吉女士家里的悲剧便知。
中华民族（不只是中国）缺什么？我以为最缺：第一 完整的思想启蒙--这方面可谓起大早赶了晚集，本来六朝时期就很有风口与苗头的，算来可以比西方提早一千年的，但总是被很邪性的历史事件给打断，迄今没有完成。万一习近平就是类似洛伦佐美第奇、腓特烈大帝那样的一个狂飙突进启蒙需要呼唤的专制者呢？
第二 缺少普及逻辑学，外加伦理学、美学来开启民智的远见措施，这对于应对安抚AI时代的惊变与恐慌，对于法治建设，降低维稳成本，释放创造力等都非常有必要。
还有，为什么要说张爱玲“正常”？她的原生家庭，她笔下的家庭关系、朋友伴侣关系等都是畸形的，不能因为那是彼时沪上的人间常态就视为“正常”，也就是说畸形是可以常态化的，但不是“正常”。若论“怕吵怕闹”的同时代正常人，半个上海人，半个客家人的陈寅恪比她更有资格，“颂红妆”系列，尽管有西式八股学究气的外在，但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看到有趣且正常的热爱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