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有一位冯网友，指责俺信口雌黄。
俺认为冯网友谦虚了，因为信口的是他，雌黄的也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如下：
您的信口：“掩盖负面新闻要钱”是“新闻界的通例”，“构不成罪”。
“掩盖负面新闻要钱”已经是相当婉转的说法了。俺听说的是拿自己主动写的负面报导为要挟要钱。
这种无论是自己写的还是听说的，利用自己在新闻界的影响，拿这种新闻向企业要钱的行为，“构不成罪”是您的观点还是哪家刑法的规定？“通例”是谁的通例？有没有法律约束力，即这种行为一定“构不成罪”，不许以犯罪处罚？如果有政府认为这种行为构成犯罪，是不是违反国际法？
您懂刑法，说说？
您的信口之二：沈犯罪时供职某报业集团，该集团刊物对中共进行负面报导。您认为“这是沈颢的祸端”。意思就是沈不是因为敲诈勒索而被定罪，而是因为反共而被定罪。
那么，该集团中的所有负面报导都是沈一个人发的吗？别的负面报导的作者都被定罪了吗？如果没有，那么沈被定罪就必定因为他的行为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敲诈。反共是“祸端”如果不是信口，就一定是雌黄了。
换句话说，就算中国政府看沈不顺眼，如果沈的屁股干净，政府没有办法拿“反共“新闻来给沈定罪。
综合一二，您的信口雌黄事实清楚，伪逻辑清晰：
您首先主观设定，新闻界敲诈”构不成罪“。可惜找不到法理依据，只能说“惯例”。问题是，惯例没有法理属性。不能排除将这类行为定罪的合法性。
接下来，在根本没有法理性的假定基础上，再结合沈对中共进行过负面报导的事实，强行推出沈因敲诈被定罪是因为对中共的“负面报导”。
您大概忘了逻辑家反复告诫您的“大前提不成立，三段论就没意义”的道理了。
这个猜测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您言凿凿认为“找不到澳洲新闻敲诈定罪案例"=“这类行为在澳洲不定罪。”
这里的漏洞是，找不到案例也可能是因为澳洲没有这类行为。
俺家院子里没有鹿脚印，能证明来俺家的鹿都是飞着来的？更可能的情况是：俺家院子里根本没来过鹿。
而比“没有这类行为”更准确的推测可能是：澳洲或者西方的情况根本没有可比性。
假定澳洲或者其他国家没有新闻敲诈的定罪记录（需要确定），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民不举官不究（根本没到司法介入阶段）？
相比之下，如果沈先生的情况是中国企业受不了，举报了，中国司法介入，审判定罪，跟西方的民不举官不究的案例就没有可比性。
俺不是说澳洲必定有或者必定没有，而是说需要考虑更具体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澳洲没有记录，所以惯例是不究“或者“因为不究，所以没有案例”。
西方媒体公有的有健康渠道获得资金，私有媒体与私有企业之间的广告合作本来就是市场行为，彼此当然更容易有默契，容易“私了”，其实本来就是生意，应该到不了“私了”的阶段。况且西方市场成熟法律完备，应该也没有给敲诈行为留下那么大空间。
沈所在媒体据说是官办，权力地位高于广告业主。广告业务如果不凭自愿，当然是违背市场规则；苦主当然也就无法平等地跟媒体“私了”。此时如果苦主选择走司法途径，政府如果主张或者支持私了，那就是官官相护，以官欺商。果真如此，不要说营商环境恶化，海内外公知就能把中国政府骂死。
当然，俺这些都是推测。要点是，懂刑法的人，需要懂得实际情况要具体分析，没有事实的假设不宜采为证据。而懂逻辑的人，则需要知道 “没有定罪记录”不，等，于，有罪而不判，“私了”。因为如上所说，实际情况可能是，西方的市场与法律环境下，这样的行为上升不到法律层面；而中国公私官民纠缠，市场规则不清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的伤害更容易上升到法律层面。
您声称了解刑法，俺表示怀疑。在研究刑法之余，俺建议您研究一下逻辑，制定一个“惯例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的法理规则，再加一个“忽略一切本质差异的类比必然准确有效”的逻辑规则。如果您成功了，俺就收回您“信口雌黄”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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