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子--西史辨伪系统进阶、普及读物之《大回环》系列：
近代科学思维的两大特征是形式逻辑体系和试验观念。形式逻辑体系正是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基础。物理学的奠基：以亚里士多德的名义，开创了物理学。初步提出以物质运动及物质本原为研究对象以形成一门独立的自然学科。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作为“上古希腊哲人”所凸现的非凡价值和影响力，所以最后亚氏成了百科全书式的超人，几乎可以对所有的学科进行奠基。而最初把“亚氏”炒作为上古之最的，这启动之功就要归于其阿拉伯之源已经酝酿了几个世纪的理论准备，要归功于阿维洛伊、阿维森那等阿拉伯学者，在科技、思想、哲学等方面的把东方文明“集大成”式推进。
这也反过来说明，正是因为亚氏的作品缺少权威的版本和书目，才给这种随意“伪托”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广阔的市场，从而累积数百万言甚至更多轶失在他的名下。对比于我们孔夫子同样的权威和最有学问的上古大家，数千年在中国也没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宣称新发现了他的著作。
此时，一个进一步的疑问就产生了：这样大批量地托伪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的后期，难道可以简单解释为“仅仅是个人化行为”吗？
还有一连环之诘问是： 西方其时为何不正本清源，用正常的方式去引进外来文化，去革除自己枷锁和积弊，而要制造一个立不住的古希腊文明的“神源”？“伪托”一个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神人”，去打造一个这样漏洞百出的千年“神话”呢？
这个连续的追问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这就是“托古”的力量，西方正是这样凭借如此，才成功地取得了“托古改制”，实现了现实的千年蛙跳跨越。而所有“新神”的制造都是源于初始为了对抗“旧神”之必需，历史本来面目的错讹在一开始就已铸就。
那我们就来进一步回溯，看这场“造神”运动更深层面的社会和历史缘起。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seudo-Aristotle
(伪亚里士多德是哲学或医学论文作者的通称，这些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归因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或者其著作后来被其他人归因于他。这种被错误归因的作品被称为伪作品。亚里士多德语料库一词涵盖了亚里士多德的真实著作和伪著作。)
意识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相互能动作用的。意识文明的生产即人类知识的生成过程，知识的生产则可以大轮廓地划分为以下几个里程碑：
语言产生
→文字产生
→词汇量丰富的文献产生
→纸张出现
→印刷术出现
→电脑及网络出现
古希腊文明史的记录正是在这几个大里程碑上，出现了生成的悖谬
古希腊文明代表性人物的著述，发现一些共同的超常特点，如下：
1.文明初起之时的口语化鸿篇巨制。
2.原稿皆灰飞烟灭，版本流传路径无迹可循，多属千余年后重获。
3.这些作者都可留下长篇的著述，自己的生平却很少有确切的只字片语，皆不太可考。
医学家
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0？传世约30万字）
此历史大轮廓导致了以下悖谬矛盾：
1.文字生成悖谬——没有足够的生成时间
教科书式的历史信息 古希腊从公元前800年借用腓尼基字母，几乎同时就开始产出《荷马史诗》，不到300年就遍地开花地进行鸿篇巨制地写作。注意，公元前800年时是借用字母，两者字母表实质迥异，才刚开始产生单词。
和中文的生成过程比较 从可以简单记录到口语化写作，中文的演化时间大于2500年，而从理论上分析，表音文字这个过程应该更复杂、更费时，原因是：
（1）字母到单词是两次生成过程，先生成字母，稳定字母表后才可以让单词慢慢趋于稳定。
（2）表音语言对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不稳定性，没有标准化的组织和工具的情况下，很难锁定积淀。
（3）表音语言的语法复杂，需要更多的时间慢慢建立。与同是表音的英文生成过程比较：英文也是公元5世纪借用拉丁字母起始，字母表的稳定至少花了600年时间，用了900年时间方可翻译圣经；英文标准化是经过了至少1200年（直到约1750年稳定），在传入的纸张和印刷术（1494年传入英国）的帮助下，“火箭”式推动才完成的。
2.词汇量生成悖谬——词汇量无法生成
先可定性地粗略分析一下支撑百万字著述所需要的词汇量支持：
和英文类比 以英文为母语者的中等水平，单词量要在两万到两万五左右才可以自由化写作。要想进行百万字的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写作，没有个三、五万的词汇量无法完成。英文是依赖字典完成词汇量的积累和标准化。
和中文对比 中文的著述门槛远低于英文，3500个常用汉字就覆盖了现代出版物用字的99.48%，用1339个不同的字写出《论语》，小学生常用汉字表约2500字。
为何如此？因字母文字不可避免地都会陷入词汇量巨大。字母文字的最小语言单位是字母，以单词来对应万事万物，字母单独无含义；而表意的中文最小单位是字，单字便具意涵，固定数百或上千的常用根字即可进行文字记录，海量词语可由二、三、四的根字排列组合逐渐生成，无须死记。
进一步用逻辑严密而简明的数学语言来对比阐述如下：从汉字到词可以看作是二维图像信息的组合对人脑产生的理解反应，汉语根字数量合适，正好在个人记忆的能力范围之内，其组合能力无限，表意能力亦无限。相比而言，字母文字的字母表不可太大也不可太小，太小意味着造词能力有限，字母需要大量重复使用，单词长度增加，才可造出新词，就会记忆困难；太大意味着复杂度增加，同样记忆困难。字母因为简单，图像的信息量小，外形上易于相互混淆，对字母表的大小形成了制约；字母表固定后就是这少量字母的单维度地线性拼接，不具备汉字根字几乎可自由拼接造词的二维组合能力。总之，字母文字字母量少且不具意涵，作为表意基本单位的单词，在生成上比汉语的字词多了一个层次，而表达能力上少了一个维度，从而易碎片化；直白而言，汉字的根字集合比西文的字母集合，具备更强的表意能力和更好的词汇组合、扩展能力，也具备更优的学习曲线，更不用说汉字在千年传承中不依赖发音，在时空上所表现出来的超强稳定性。
以上数个因素综合起来，注定了字母文字词汇量惊人。另外就是较汉字相比的稳定性问题，因为表音，受个体发音器官和习惯所限，口音各异，需面对时间和地域两个维度的流变，进一步造成锁定及规范困难。牛津词典历时近50年于1928年编成，共12册，词汇量已达40多万。
中文的语法稳定过程时间远短于表音的英文，走了一个从书面文言到逐步口语白话的渐进演化之路，用表达的非精准性和简洁来降低著述开启的门槛，所以越早期的文言，多义性越明显，释读越困难。即便如此，中文也是借助字典才得以完成字词的累积和规范化。西方表音语言的口语化著述，一上来就声称可追求和口语等同的精准性和表达的丰富性，这会是一个很高的衍生门槛，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为如何，后文在综合分析以后，将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
此时可以得出一个公理化的结论：超过数千以上的词汇量，就超过了普通人可以记忆的极限，不借助类字典式的标准化和流通，口语化百万字著述要么无足够词汇量写成，要么写成了也无法流传，或者无法达成社会化普遍理解，也就失去了其产出的社会基础。
词汇量所需的生成和锁定时间远远不够，而字典类辞书，是自由化口语鸿篇著述的必然产出和必需工具。不仅拼写，读音、词义皆需要字典标准化才可稳定，表音语言还面临复杂的语法标准化问题。没有标准化过程，就无法实现社会著述和研学的普遍化，更无法跨越数千年进行释读和传承。
3.口语化著述的词汇累积和标准化关口——字典生成悖谬
字典作为表征及锁定整个社会知识的词汇集合，是鸿篇著述的刚需，一旦出现将被无数个体携带，不可能集体失传。而历史所载的希腊文字典是在16世纪，有了纸张和印刷术之后才出现的，比拉丁、法、英、德文强不了多少，它们都是集中在16—17世纪才问世，英文则到1755年才有真正意义的《约翰逊英语词典》。
古希腊塑造了一堆的“某某之父”，唯独忘记了“字典之父”，更无字典或相关记载传世。
对比分析中文字典、梵文字典、拉丁文字典、英文字典的生成过程和各阶段的词汇量收集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支持口语化写作词汇量的字典，都经历了千年的演化。
（2）字典是表音文字口语化写作固定词汇形、音、义必须通过的集合点。
（3）廉价的书写载体（纸张）是字典产生的前提条件。
故而，在没有字典工具的情况下，古希腊的鸿篇巨制是如何写作完成的？是如何在当时的社会流传的？如此多的词汇量又是如何传承学习的？失传2000多年后重获又是如何被准确地释读的？这都是字典的生成悖谬。
4.个人著述能力悖谬
中西横向对比：从前面表格就可以看出，古希腊的个人著述能力已经达到中国明清时代的水准，且是突然爆发，没有渐进生长过程。
西方纵向对比：古希腊的个人著述能力超过古罗马，远胜于中世纪，某些突出的个人如亚里士多德，甚至达到了当下电脑时代的水平。
5.社会整体文明（著述能力）倒退悖谬
古希腊“早熟”的著述能力带来一个无法解释的社会演进困窘，其随后的罗马及中世纪是退化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才恢复到了古希腊的水准。更具体的矛盾是：借助公开的英文字典的收词量记录，时至1582年，理查德·马卡斯特收录的词典Elementarie中，英文的书写词汇量还只有8000个左右，1668年，由威廉·劳埃德（William Lloyd）再次收录时还不到12000个；此时的地中海文明圈，还没有进入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口语化、鸿篇巨制的自由写作状态；故此，几十年后的1687年，牛顿在进行其科技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写作时，还在拉丁文和英文的使用选择间徘徊。拉丁文的发展显然是早一点，但其字典的最早记录也是晚至1286年才出现，是由约翰内斯·巴布斯（Johannes Balbus）编纂，一本词汇量极少、简陋得难称之为字典的圣经阅读辅助词汇表——《天主经》（Catholicon），真正具意义的拉丁文字典是1502年才发行的《安布罗吉奥·卡莱皮诺词典》（Ambrogio Calepino’s Dictionarium），及至1532年，发行了一个更成熟的版本《拉丁语词典》（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
如此巨量的词汇和知识突然人间蒸发，从一个随机、流动性的社会群体内消失，这是怎样的一个2000年社会倒转，经历过飞跑又重新学步这样可笑的悖谬矛盾!且偏偏是词汇，除非是经历过种族灭绝，否则不可能人间蒸发如此之文明产出物。同样，如此多的古希腊鸿篇巨制得以“写成”，为何却没有完成及传下来更为紧要的辞书类著作呢？而且，这些巨著中也没见任何辞书类的相关记录。
6.承载及传承悖谬
演生悖谬 著述能力与承载物廉价易得易用是相辅相成的，无法想象古希腊如何在莎草片这样“是草而非纸”的原始载体上，经短短300年时间就演化出超前的口语化著述能力，历史上其他对比记录都在千年以上。
口语化、修辞悖谬 在莎草片如此稀罕并难以书写的情况下，惜墨如金是自然之理，如何能支持修辞化，不吝词句的口语化著述？词汇量少之时，晦涩难懂、词义变迁是自然之理，古希腊何以能没有这个逐步成长的过程？或这个过程如果发生过，何以能不留演进痕迹，一步登天？
原稿集体遗失悖谬 人类如果能发展到古希腊如此鸿篇巨制的写作阶段，则书写载体、书写语言及词汇量，特别是对于如何保存这些典籍以及版本有序地流传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如成问题，就无法形成知识积累的正循环，无法衍生出这样的文明形态，何来原稿“集体”灰飞烟灭？
作者生平无考悖谬 既然鸿篇巨制可以准确流传千古，为何作者的生平及师承脉络、学问源流却无法同步流传？个别或可理解，为何几乎是所有的著述者皆生平无考？
总而言之，文献的产出和版本留存是社会著述能力的表征，而词汇量、书写工具、传承载体构成社会著述能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其发展是连续渐进、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古希腊原始、极弱的书写工具和传承状态，无法支撑起海量词汇的演生需要，也无法支撑起鸿篇巨制大量产出的历史叙事。
第一个反向验证还是通过历史大轮廓进行回溯，欧洲社会到现在语言、文字也没有统一，在法、英、德语各自发展，形成鼎立之势之前，按照西史叙事依次出现的语言有：
希伯来语（前8世纪—公元1世纪）
→古希腊语（前8世纪—东罗马陷落）
→拉丁语（前3世纪—文艺复兴）
→英语（公元5世纪—当下）
为何不断有新的语言产生和旧语言死去？这说明不管是希伯来语、古希腊语、还是拉丁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强大的著述能力及足够的词汇量，不会产出多少有价值的著作，不能带来足够的影响力和标准化能力，这才有当下欧洲语言之现状。或者说，以上任何一种语言，若在纸张西传前，具备百万字著述的能力，依赖知识系统传承的自我影响、锁定能力，现在的欧洲语言一定统一在该种语言之下（按：元朝推行蒙文及清朝推行满语的失败可见文字及知识传承的锁定力），而不是每次各自回到原始状态从字母、单词重新开始。所以，在法、英、德各国摸索各自语言文字的成熟道路之前，西方文明体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一套他们所梦想的古希腊语言文字系统。
第二个反向验证是古希腊“引以为豪”的民主形式，有出土文物辅证的“陶片放逐法”，此陶片显露出古希腊文字和著述的真实状态，即还处于原始阶段，否则不会用如此原始、低效的方式来行使这项最威权、最根本的国家权力。
第三个反向符合性验证来自诸玄识和董并生先生近年的研究：一项是莎士比亚作品的产生过程揭秘，另一项就是所介绍的美国波特教授的“汉字密码”展开说。这些历史研究进一步地还原、验证了纸张和印刷术在这些表音文字的海量词汇锁定和标准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其词汇量的飞速扩展乃至表意功能的摄入，以增强其表达能力，这和当时汉语的输入影响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古希腊时代脱离这些生成条件独自“早熟”，抵达口语化著述状态是多么地不切实际。
其实理解了上文的思路，对莎士比亚著作的证伪就很明了，莎著最少需要3万的词汇才可以写出，而莎翁所在的时代，英文自我记载锁定的词汇远远没到这个量级，故此，莎著只能是后来托伪、层累之作。此法也可以推及到罗马时代各色的鸿篇著述。
学界沿袭西方的成说一直宣称，表音语言的口语化著述，能说话就可以写作，不会提笔忘字，可大幅降低了西文的写作门槛。其实大谬不然，这种口语化著述，非但不是西方能快速进入鸿篇巨制的利器，相反却是一个桎梏；因为表意语言词汇量的巨大，语音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不稳定，在文明的早期，没有纸张和印刷术的帮助之下难以锁定、标准化足够的词汇，造成起始门槛太高而难以跨越，就无法循序渐进地演化出成熟的文字著述系统，无法进行长篇著述，继而造成了欧洲狭小的地域，各种语言纷呈，长期文字独立的历史形态。实质而言，这一制约并非历史的偶然，正是由表音的字母文字造字、造词的基本特点和思想方法所决定的。
如此亦可解释，在文艺复兴前后，在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西传的帮助之下，西方表音语言才逐渐克服了这一障碍，借助词典锁定了足够的词汇，其口语化著述的优势才得以展开。自此，西方逐渐开启了知识研习的大众化，进而专业化到理论化，迎来了知识积累和爆炸的黄金时代，进入到了意识和物质文明快速迭代发展的快车道。欧洲各国的语言及著述能力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却因各自为政、各自发展，使一度在少部分人中通行的拉丁文却成为了“死亡的语言”，随后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历史纵深来完成同一化，造成了当下语言分立的现状。换言之，脱离了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和“四大发明”“中学西传”这样外部条件的输入，去臆造一个早2000多年古希腊的口语化著述时代和科学奠基时代，是禁不住逻辑推敲的。
根据前面的讨论，至此已经由点及面，正反两个方向证无了古希腊的文字著述系统，无此系统就无从产生其文明的承载物——古希腊文献，这些文献就只能属于后世伪托，具体说来只可能是出现字典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古希腊意识文明实际处于一个很低级的原始状态，借助物质和意识之间的相互能动性，其物质文明也难以演化到相当的高度，从而证无了西方文明史中万般推崇却属全盘虚构的那个古希腊。
在本文的结尾给出几点更一般化的、简洁的表述和总结：
人类的知识或意识文明的发展史被文字、文献较真实、系统地记录下来了，这是一个在较大时空范围内才可以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根深蒂固地持续对后世产生影响并留下记录痕迹，想系统性地造假异常困难。
强大的文字和词汇量形成的著述系统代表强大的文明，已经浸润整个社会人群所随机携带、继承，而被雪藏、湮灭，回到原始状态重新起步，在约2000年后被重获是不可能发生的。
词汇量和记录载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对文明成果进行记录，并作为进一步发展所必备的知识基础，故古文献的流传如同文明发展的循序渐进，会构成一个近似连续递增的数学曲线，西方的文献存留显然不符合这样的数学规律。换言之：作为文明及知识载体的文字文献，在历史的过程中必然构成一个近似连续、递增的数学曲线，如果不符合则涉及作伪，属于统计学加文献学意义之上，可归结为“文明”的“孤本”，“孤证”不立。
《大回环（上篇）-中华文明的辉煌、迷失与复兴》，2018年
《大回环（中篇）-证无古希腊古罗马》， 2019年
《大回环（下篇）-人性政治经济学》， 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