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说白了就是海盗。倭，指日本人。寇，指盗贼。倭寇成为困扰中国的一个问题，始于元朝。最早的倭寇，是军事报复性的，忽必烈联合高丽在1274、1281年两次入侵日本，倭寇开始从海上袭击高丽和中国。一直到明初，倭寇基本上都是日本人，是“真倭”。
后来的倭寇，过渡到以走私和掠夺牟取经济利益为主。不断地就有华人、暹罗人、马来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甚至非洲人参与，人称“假倭”。真倭假倭，都叫倭寇。
大家注意，明代中期以后的倭寇，不一定是日本人。有人对此有疑问。我在台北故宫看到称中国籍海盗为倭寇时，也觉得新鲜。明徐学聚《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第一卷：“嘉靖三十二年三月，王忬督兵破倭寇于普陀诸山。初，都指挥卢镗坐都御史朱纨事，尹凤坐赃累，俱系狱。忬诣知其能，奏释之，以为副将。募沿海壮民及徵狼土兵，分帅之日，犒抚激励，欲得其死力。而倭魁王直等结砦海中普陀诸山，顾时出近洋袭我军，忬侦知之，乃遣参将俞大猷帅锐兵先发，而汤克宽以巨艘继之，迳趋倭砦纵火焚其庐舍，贼仓皇觅艅艎走，我兵随击大破之，斩首五十馀级，生擒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无晞。忽飓风发，兵乱渠魁王直率众乘间逸去，都指挥尹凤复以闽兵邀击于表头北诸洋，斩首百馀级，生俘一百馀人，先后以捷闻，赐白金文绮有差。”又，清张廷玉《明史·列传第二百八·外国一·朝鲜》：“【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有倭船四自浙、直败还，漂入朝鲜境。峘遣兵击歼之，得中国被俘及助逆者三十馀人来献，因贺冬至节，帝赐玺书褒谕。三十八年十一月奏：‘今年五月，有倭寇驾船二十五只来抵海岸，臣命将李铎等剿杀殆尽，获中国民陈春等三百馀人，内招通倭向导陈得等十六人，俱献阙下。’复降敕奖励，厚赉银币，并赐铎等有差。”这里说的倭寇，多数是中国人。王直被称作倭魁，但他是中国人。
明代中期以后，倭寇当中华人占多数，且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亦商亦盗，但盗亦有道，并不都是无恶不作。走私固然违犯王法，但在海禁时期，满足了人民物资需求，具有相当合理性。
明朝实施严格海禁，本是为了遏制倭寇。1368年明朝立国。头七年，倭寇侵袭中国沿海共23次。洪武三年（1370）明朝撤销太仓黄渡市舶司。市舶司为古制，唐朝开始建立，是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相当于后来的海关。撤销市舶司，是海禁措施的一部分。洪武四年颁“禁海令”。七年，撤销自唐朝起就存在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和广东广州三处市舶司。
“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严格海禁不但没能遏制倭寇，相反，在合法外贸缺失的情况下，中外人民的部分物资需求，只能由倭寇走私提供，海禁恰恰给倭寇发展壮大提供了黄金机会。经济，是供需的平衡。有市，必然导致有行。明朝严格实行内循环，对外贸易极其有限，仅限于郑和下西洋和朝贡贸易。朝贡贸易以朝贡为主，贸易只是附带。以明日间的勘合贸易为例，日本使船只有获得勘合符，才能进入明朝海域，在贡品之外可搭载商品，前后仅21次。当时从日本进口的铜中含银，日本还没掌握铜银分离的技术。如此外贸，基本与民生无关。
但大航海和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因为明朝海禁的王法而停滞。
1493年（弘治六年），一伙不明国籍海盗侵扰东莞守御千户所（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领地，千户袁光率兵围剿，本人中弹身亡。
1513年，葡萄牙探险家欧华利（Jorge Álvares）到广州，要求登陆，因为没有勘合符，没有得到允许。后来在屯门（有人认为就是今天香港新界的屯门）登陆居留，并在港口和海上跟华商交易。
1516年，葡萄牙探险家剌匪尔别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在广州登陆。其人是哥伦布妻子的表亲。
1521年屯门海战，是中西之间最早的武装冲突。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的明朝水师跟欧华利等率领的葡萄牙舰队交锋。汪鋐费尽心机，前后花了两个多月，才取得胜利。关键是在战前说服葡舰上两位华人，帮助仿造佛郎机炮——明朝人称葡人为佛郎机，使中方在火力上不逊于葡方。
1553年，葡人藉口“借地晾晒水浸货物”，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获准在澳门暂居。以后葡人除向市舶司正常纳税外，还每年向海道副使行贿白银五百两。1571年，在广州交易会上，葡人照例行贿，遇广东布政使在场，翻译谎称贿款为“地租银”，布政使将其纳入国库。自此，贿赂变成地租，葡人在澳居留合法化。
澳门很快成为海盗教育基地。有志青年在此学习外语，熟悉海航技术和海商程序。
明朝中期，海禁时紧时松，反映政府内部分歧。1509年，广州开港。1522年，葡国炮船开火，广州又封港。禁海令时有发布。1529年，广东重开贸易。只有民间走私，从未中断。
澳门，2011年
澎湖又称平湖，取意“港外海涛澎湃，港内水静如湖”。南宋时就有记载。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设澎湖巡检司，隶属福建同安。明洪武十七年（1384），澎湖寨巡检司遭废。1563年，为海防计，恢复澎湖寨巡检司。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韦麻郎（Wijbrant Van Waerwijck）率两艘船到澎湖，请求贸易。福建当局派都司沈有容率五十艘兵船前往澎湖，韦麻郎被迫撤离。
1622年（天启二年）7-8月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军舰7艘、战士900，占领澎湖并在马公风柜尾蛇头山顶建立基地。其封锁漳州出海口，明朝水师不能出动。
1623年11月，福建巡抚南居益召荷兰人到厦门谈判，却在宴会上囚禁他们，并乘机烧毁他们的战舰。1624年2月，南居益到金门，令明军渡海出征、收复澎湖。福建总兵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率兵船到澎湖，在白沙岛登陆，与荷军接战。荷军依靠工事与战舰顽抗，澎湖久攻不下。7月，南居益又派火铳部队支援，明军打到风柜尾红毛城下，仍不能破城。9月，明军兵分三路，直逼夷城，荷军势单力孤，只得撤离占据两年之久的澎湖。明朝警告荷兰人澎湖为中国领土，建议他们去台湾。交战七月，明朝耗银十七万七千两。荷兰残兵在台湾南部建立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古堡），开启了台湾历史上近四十年的荷西时期。
这些来自西洋的汪洋大盗，不光劫船，还攻城掠地。这个时期中西交战，中国还有还手之力。葡萄牙、荷兰，还谈不上列强。
本来郑和的舰船和航海技术遥遥领先，但明朝自废武功，为了遏制倭寇，罔顾民生，放弃贸易，实行海禁，禁止船只在海上航行，甚至禁止制造海船。此消彼长，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进入大航海、大扩张时代。郑和下西洋两百年后，明朝舰船技术不进则退，与欧洲舰船交锋，已经没有明显优势，全力以赴，也只勉强获得惨胜。所谓惨胜，在更广阔的背景里，简直就是惨败。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再没有其他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央之国的世界里，有中而无外。逻辑上不存在外交，外贸可有可无，倭寇和蛮夷不过是些逆贼。如此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哪怕是为了所谓国家安全，其所戕害的，又岂只一朝一代？就是后来的康乾盛世，也未能扭转国祚的衰颓。一直到鸦片战争，清宣宗道光还不理解国际贸易的正当性和平等外交的合理性。事实证明，一味强调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压倒一切，包括民生经济发展、国内舆情表达和正常国际交流，会导致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最终也得不到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