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陈述完全以古籍为基础，没有参考今人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排除干扰，独立判断。跟考古发现相比，古籍文字需要的人为解释较少，要客观得多。
接下来我们讨论有关棉花的考古发现。新疆棉花考古有独特优势。当地气候干燥，有利于地下文物保存。而且新疆不产攀枝，挖掘出来的棉料、棉籽，不可能跟攀枝混淆。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墓中出土了蓝白印花棉布、人物印花棉布和一些原白色棉布残片，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棉布。其中人物印花棉布中心部分已缺失，只看到半只脚和一段狮尾。左下角有一个32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从人像项饰璎珞以及身后顶光和背光的特征来看，这块蜡染布的产地可能在键陀罗（今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这些发现不能说明，和田地区东汉就在种棉花。
同年，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先生带队发掘于田县屋于来克古城遗址，在北朝墓葬中发现比较紧密的“褡裢布”和一块长11厘米、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布。如前所述，南北朝时期，新疆已经在种植棉花。
还是在1959年，在巴楚县托库孜萨来里遗址，发掘出棉籽和提花棉布，说明至迟在唐代当地居民已经在种棉、织布。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经过分析，认为巴楚出土棉籽是非洲棉，跟古籍记载一致。
塔里木盆地附近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营盘汉晋墓地，从1893年开始经过中外考古学家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棉料，分别用作香包衬里、绢枕填料、棉布裤、布袍和长裙等。其中15号墓男性墓主所穿人兽树纹毛锦袍，为希腊、波斯风格，年代在东汉中晚期，是毛料而不是棉料，有人称作罽袍，是否不妥？考古文物本身不会开口说话，往往任人解释。
1983-1995年间，新疆博物馆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先后多次对和田地区山普拉墓进行发掘，出土少量棉纺织物，年代在公元四世纪以前。
1902-1914年间，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策划并资助了考察中华古籍所谓“西域”的学术探险队，前后三次。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唐墓发掘到大量西州文书。唐朝在吐鲁番设置西州。其中2373号文书：“曹射毗贰亩，佃人史才金，种緤。王屯相贰亩，佃人康道奴，种緤。”此处“种緤”，种棉无疑。西州高昌县市场上，上好棉花——当时叫緤花，一斤值7文钱。上好细緤，一尺值45文。同时期，细紬【紬，平纹或变化组织中厚丝帛】，一尺45文；绫【斜纹、一面光的薄丝帛】，一尺65文；生絁【生，丝未脱胶；絁，粗绸】，一尺16文；生绢【薄而韧的丝帛】，一尺11.5文；白面，一石370文。
唐朝一尺不到30厘米，一石120斤，一斤相当于现代的596.82克。算起来，一斤好棉花，能换两斤多白面。一尺好棉布能换8.7千克白面，都不够覆盖白面，更别说缝个袋子装下。上好棉布的价格，相当细紬；跟其它丝帛比，仅次于绫，而超过其它。这还是在产棉区，遑论中土，难怪白居易买不起，嗟叹“木棉花冷得虚名。”大谷文书跟其它古籍文字一起，有力证明了棉花棉布在唐朝属于贵重物品。
新疆棉花考古跟古籍文字相互印证，迄今相互间并无明确冲突之处。倒是南方考古偶有突兀的发现。1978年发掘的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楠木船悬棺，墓主男性、或属古越族，墓内发现棕团、竹席碎片、麻布碎片以及碳化的麻、丝、棉织物。经技术测定，该船棺墓葬年代在商周之际。发现的棉织物，尤其值得深入研究。
东周《尚书·夏书·禹贡》：“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岛夷，鸟夷，东夷之一，不一定住海岛上。卉，花草。篚，是圆形的盛物竹器。织贝，织有贝纹的布。锡贡，待天子有令而后进贡。“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是说，鸟夷穿花衣服，织贝纹布放进圆篚。这里只知当时能织贝纹布，无从确知是何种原料。因为是锡贡，更有可能是锦。实际上后面还有一句“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周礼·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这句意思是说，给丝染色进贡，织有花纹的帛装进圆篚。
现在经常有人、甚至政府机构，引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认为“织贝”就是吉贝，甚至将地点从淮海移植到海南，宣称夏朝就有棉花棉布。其实上古时期，“织”字读ci，而“吉”字读kiet，差别很大。连夏朝存在与否，都还有争议呢。历史不容伪造。历史上《尚书》几次遭伪造，起先骗过了唐朝人，终究骗不过宋以后的人。
华夏文化中，至迟到战国时期，穿布衣、还是穿丝绸，就成为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荀子·大略》：“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饘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安取此？”到东汉，依然如此。《后汉书·朱乐何列传》：“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馀财。”《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伤，克成帝业。”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奋布衣以登皇极。
当时的布，一般指麻、葛。不包括棉，棉比丝都稀罕得多。但同时期也有帛布、绵布的说法，是丝。《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墟：生卒年份40—79】…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后汉书·东夷列传》：“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濊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知种麻，养蚕，作绵布。”这些布料名称说明材质，不用后人猜想。
但是以地名命名的布料就不同了，今人难以确知当时材质。《后汉书·独行列传》：“陵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墟：古罗马帝国】，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作黄金涂、火浣布【墟：石棉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史记·张骞李广利传》：骞曰：“臣在大夏【墟：大夏，巴克特里亚（Bactria），今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地带。】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墟：今印度河流域】。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太平广记·廉俭·夏侯孜》：“【墟：唐朝】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问宰臣。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太平广记》虽是官修，收录的却是野史、小说、杂著。桂管，唐朝行政区划，在桂州。白居易《新制布裘》：“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馀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姚思廉《陈书·卷二十七列传第二十一·江总、姚察》：“察【墟：姚察（533—606）】自居显要，甚励清洁，且廪锡以外，一不交通。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止送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犹冀受纳，察厉色驱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馈遗。”三国时云南称“南中”。
有人认为当时的越布、广幅布、蜀布、桂布和南布都是棉布。我们确信这些方物后来与时俱进，可以是棉质。但是确认它们当时就是棉质，完全缺乏证据支撑。麻布、葛布比棉布耐磨，也有做得精细的。而且棉布有棉布的用途，麻布有麻布的用处。不是说这些方物有名，就一定是棉布。宋以前没有棉字，所以没有棉布这个名词，而绵布有另外的含义，是丝绸。
197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甲骨文专家张秉权（1919年生人，仍健在）先生为拼接甲骨碎片，翻拣无字甲骨。这批甲骨是193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有字的都经过清洗，无字的原封不动。原封不动的甲骨无字，但他注意到，上面有布屑。经司法行政部调查局鉴定，其为棉织物。这样的甲片有65件。从此他认定殷商有棉，并开展棉花历史的研究。旁征博引，迂回论证，不但殷商有棉，中国历朝历代都棉产丰富，以致于南梁武帝用棉帐和唐朝夏侯孜着棉衣，成为他们生活节俭的标志。他既然认定殷商有棉，自然怀疑古代中国棉花源自域外。
这65片无字甲骨上有棉，是突兀的发现。首先我们要问，1936年这些甲骨出土后，有没有可能沾染上现代棉织物？考虑到棉织物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痕量附着似乎难以避免。有没有做碳十四年代测定，确认甲骨上的棉是商朝的，而不是现代的？如果果真是商朝的，为什么没有像福建武夷山悬棺中的棉织物那样碳化？张的发现跟武夷山悬棺是先秦有棉两个孤立的证据，完全没有古籍文字和其它考古实物的支撑。
19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四处农村都在平整土地。1975年冬天，小屯村准备将一处种棉花的小岗平掉，考古人员赶到时小岗上的棉秆还没有拔除。1976年春天，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妇好墓。妇好在殷商地位尊崇，她是商王武丁的王后、能征善战的将军。她墓葬里的珍宝，包括8600多枚海螺海贝，其中有一枚来自东南亚海域的阿拉伯纹绶贝；755件玉器，有玉人、玉虎、玉象、玉矛等，不少的新疆和田玉。三千多年后，墓主和殉人遗体仅剩骨骼，椁盖上覆有彩绘织品，50余件铜器表面附有丝织品痕迹，有紬、绫、罗等。有没有棉呢？在棉花地底下，想没有棉都难！
秉权先生写关于古代中国棉织物的文章，涉猎材料不可谓不广、用功不可谓不深，但由于结论在前，所以材料、论证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而不自知。对不同文本中“木棉”的实质，他未加深究。即便春天开花、花如芙蓉，他也一律算作棉花。对婆罗木，他也持一样态度。既不考虑不同植物生长特点，也不考虑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对各种地方布，他多倾向认为是棉布。
他用较大篇幅，迂回论证蜀布是棉布；引用了不少古文，但没有一条可以证明蜀布是棉布。蜀布到底是什么布，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蜀锦，有人说是淡黄的细麻布，有人说是云南哀劳人的攀枝布。
《史记·张骞传》里就提到蜀布。东汉许慎（约58—约147）《说文》：（糹+彗），蜀细布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其跟黄润（筒中布）联系起来。西汉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蜀都赋》：“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縿缘卢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筒中黄润，一端数金。”西晋左思（250年—305）《蜀都赋》：“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
秉权先生引用扬雄和左思的《蜀都赋》，但忽略了，扬雄所谓“自造奇锦…绵茧成衽”中的锦、绵和茧三字，说明黄润是丝织，不是棉织。左思所谓“贝锦”，也表明黄润是丝织，不是棉织。扬、左二人都熟悉蜀地，而且扬雄跟许慎的年代相隔不久，他们关于黄润（筒中布）的说法应该可信。但也只能说明，蜀布中有一种叫黄润的丝帛。很有可能，蜀布是蜀地多种纺织品的通称，并且材质不断演进。
秉权先生也引用大谷文书，并且承认唐朝甘州棉布价格昂贵，但似乎没有意识到，这跟他前面反复论证的唐朝棉布常见的观点相冲突。
真正来讲，唯一支持秉权先生殷商有棉观点的，是福建武夷山先秦悬棺碳化棉织物。最令人费解的是，如果殷商有棉，为什么商和汉之间将近一千年时间，中国无棉，古文里找不到，考古也找不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殷商产棉，但后来遭到病害，导致中国在汉以前不再产棉。这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二十世纪以前，美国盛产板栗，漫山遍野。1904年开始，凋萎病开始在美国的板栗树当中蔓延。不到五十年，美国板栗树凋零殆尽。病根在于，十九世纪引进的日本板栗树携带寄生冷螨，美国本地板栗树对这种真菌完全没有抵抗力。殷商之后中国从域外引进棉花，可能正如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美国进口板栗。
第二种可能。武夷山先秦悬棺中的棉织物是舶来品。殷墟甲骨中，有一版特大龟腹甲，即《殷墟文字乙编》4330和《殷墟文字丙编》184，其鳞板结构形态特殊。经过鉴定，这种物品来自马来半岛。此外，还有一版龟腹甲残片，名为《金璋所藏甲骨卜辞》554，形态特别。经鉴定，它来自一种生活在缅甸到印尼海域的棕褐巨龟。妇好墓中的大量海贝，也有来自远海的。这说明殷商存在跟外界的物资文化交流。武夷山先秦悬棺中的棉织物，可能来自海外产棉区。这是更大的可能性。
跟这第二种可能相关，海外棉织物进入商朝，难道棉籽不可以进入商朝？当然可以，但是棉籽进入商朝，跟商朝产棉有天壤之别。种植棉花须要极高的农业技术，不是有了棉籽就可以种出棉花来。迄今考古没有发现商朝的棉籽、棉花。
无论哪种可能，都不影响我们前面从古籍获得的基本结论：汉朝的棉花源自域外。元明以前棉花不普及，属于珍稀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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