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西方伪史在“两大逻辑”之下，运用各种所谓的历史学把碎片化的神话、故事、传说改编成自洽的伪史体系，并依托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为该伪史体系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建立起庞大的系统。
西方伪史的“两大逻辑”是：辉煌逻辑和古老逻辑。辉煌逻辑即建构编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华文明更辉煌的文明。古老逻辑即建构编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华文明更古老的文明。辉煌逻辑以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为依托，古老逻辑以古埃及、苏美尔、克里特文明为依托。
从1670年代起，西方开始酝酿希腊古代历史，以下列事件为开端：强行认定今天希腊半岛雅典在当时的一座无名破庙(后被奥特曼土耳其改为“米纳瓦庙”)为巴台农神庙，而把该庙所在的城堡强行称为卫城，无视当地说法和传统其他文献说法，可谓指鹿为马。(娜希亚·雅克瓦苏《欧洲由希腊走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前对希腊古代历史的理解为基督教早中期的希腊，基督教之前偶像崇拜时期的希腊，至于古典希腊，则是1670年之后建构出来的，此前是不存在的。
以1756年伏尔泰《风俗论》为开端，反基督教主义和世俗化历史写作崛起，取代基督教(宗教版)历史写作，西方开始重写其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罗马”的载体已经不再能承受，于是世俗版的古希腊应运而生，直到19世纪，西方才再次出现这种通俗性的历史写作，此时的历史体系已经变成了古希腊罗马为双核心逻辑的世俗化历史体系，而古希腊的年代被置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并略有超前，然后再以轴心时代冠之。
虽然古希腊是世俗化的，但是，其源头却是以反基督教为基础，古希腊的核心载体雅典在《圣经新约》中就是以反基督教的面目出现的，也因此被西方某些个人“遴选”出来写作，并不断层累而建构出来的。
那为什么以希腊半岛作为古希腊的载体呢？因为罗马帝国又被拉丁人称为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东部亚洲地区已经严重伊斯兰化了，东部亚洲地区的希腊基督教徒处于屈辱的被奴役地位，已经彻底沉沦，而欧洲部分的希腊基督教徒相对自由，赢得欧洲共鸣，所以，选择欧洲部分作为古希腊的载体。
为什么又要选择希腊半岛而不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区呢？因为希腊半岛的地缘状况类似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历史的地理特征。
大卫·休谟在其《论文选集》第65一66页写道：
“倘若我们环视这个地球就会发现，世上所有的地方，欧洲被海洋、山川及河流分割得最为惨烈，而希腊又位居欧洲所有国家的榜首。
于是，宗教版的“上帝之城”一一基督教历史被世俗版的“上帝之城”一一古典希腊历史取而代之。
龙、黄色、历史，同一个词汇，其实在中西文化中的涵义是不同的，乃至相反。
因此，千万不要以为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历史”一词的涵义是相同的，千万不要以中国历史的概念标准去理解西方历史。
从中国历史的标准看，西方的“历史”不是历史，而是伪史；从西方“历史”的标准看，中国的历史就像宇宙规律一样严谨，完美无缺，白璧无瑕，至臻至善。
西方伪史基本成型于1951年碳14测年被发明出来之前，不以碳14测年来编排年代，而是以所谓“破解死文字的记载”来断代。这是极不靠谱的，乃至荒诞不经的。
实际上，中国历史编年是西方伪史参照的唯一标准。1600年前后，被称为科学的西方现代编年史的建立者法国神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一1609)跑到荷兰(莱顿当时为欧洲的精神文化中心)研究中国历史编年，并以中国历史编年为参照，草拟了一套西方历史编年(圣经编年)，奠定了今天西方历史编年的基础。(详见斯卡利杰的《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
西方没有官修历史的传统，都是大量个人历史写作(没有官科、民科之分)，良莠不齐，菁芜难辨，各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说法、学说、假设、理论、模型都有，真知灼见淹没于茫茫“信口雌黄”之中，最终由时代思潮从“茫茫说法”中选择某一些说法成为西方主流历史。
从西方近代历史看，以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为核心的欧洲中心论为思潮。可想而知，以欧洲中心论为思潮厘定的西方当前“历史”中会选择哪些个人说法成为主流历史？而真知灼见必被束之高阁而珠玉蒙尘。
同时，西方运用近代对于人类起源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认识，建构出所谓科学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帝国历史。虽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1877年出版的，但是，实际上对于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西方早已酝酿中，摩尔根只不过是集大成者而已。西方在17世纪上半叶的荷兰共和国就开始类似的实践，但此时的认识还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直到17世纪下半叶对强大的土耳其的恐惧消失，对专制土耳其腐败衰弱的深刻认识，对清朝专制体制的研究，以及反抗路易十四等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才开始引入印第安人部落/联盟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来建构西方的现代政治体制，同时，伪托于古典希腊罗马及其相关“历史人物”。所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其实都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全球视野的产物并伪托于其“古人”而已。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理性、哲学等，莫不如是。
当古典希腊历史建构完成之后，让·皮埃尔·德·布干维尔在其首版于1764年的《远古时代希腊遗迹以及希腊民族远古史总览》中写道：
“希腊是世界的缩影，而希腊史是世界史的缩影。”
一座世俗版的“上帝之城”诞生了一一古典希腊“历史”，取代了宗教版的“上帝之城”一一基督教圣经历史。
综上所述，西方古代伪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编年，个人写作，时代选择，科学建构，伪托古人。
古老逻辑的西方上古伪史
古老逻辑以《圣经旧约》和《荷马史诗》为依托，《圣经旧约》演绎出古埃及和巴比伦、亚述、尼尼微、腓尼基等，又由圣经考古学派生出苏美尔；《荷马史诗》演绎出特洛伊和迈锡尼，又由希腊考古学派生出克里特文明。
但是，《圣经》和《荷马史诗》是什么？……是神话，相当于中国的《封神榜》和《西游记》。非常可笑的是，对于圣经神话，阿尔马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1581一1656)根据圣经家谱体系暗示的日期累加起来一直追溯到亚当、大洪水，得出结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10点钟准时创造出来的，大洪水是公元前2348年发生的一一这才是西方不得不由巴比伦、亚述的年代突破大洪水，编造出苏美尔文明的原因，因为由圣经演绎的巴比伦和亚述文明都是在大洪水之后的。
那么，宗教神话怎么成了历史的呢？这主要归功于西方考古学。
但是，早期考古学手段极其有限，理念极不成熟，态度极不严谨，方法极不科学，尤其碳14测年卜幺和荧光测年法还没有发明出来，对古遗址的认定完全是按照《圣经》和《荷马史诗》进而先入为主，按图索骥，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指鹿为马，考古造假，毫无科学性和严谨性可言，可谓是彻头彻尾的伪考古，伪学术，伪科学。
事实上，在利奥德·兰克之前的19世纪，西方人的普遍观念认为东方是人类文明的起源，黑格尔提出“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日耳曼”的世界史体系，并以生命周期比喻中国、印度、波斯为人类历史的童年，希腊为青年，罗马为壮年，日耳曼为老年。这发映了那个时代的总体认知状况。
兰克的《世界史》以基督教为线索进行编排，把中国、印度排除出去，建构起以古埃及、亚述、早期希腊为古史体系，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古代伪史的初始模板，于是，兰克被誉为西方近代历史之父。因此，西方上古“历史”由三大体系构成：
1、《圣经》体系
2、《荷马史诗》体系
3、C.C.麦克迪编年表体系
《圣经》体系编造了古埃及和两河的“文明史”体系，
《荷马史诗》编造了巴尔干南部希腊半岛的“文明史”体系，
C.C.麦克迪编年表建构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文明史体系。
人们对《圣经》体系和《荷马史诗》体系比较熟悉，对C.C.麦克迪编年表体系不熟悉。其实，C.C.麦克迪编年表是基于考古学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的历史序列，是对C.德·莫尔蒂耶史前时代分期表的发展，是欧洲人(西欧为主)的真正的历史形态。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国商朝晚期至王莽新政这段时期，欧洲经历了公元前13世纪一8世纪中叶的骨灰瓮墓园文化，公元前8世纪一5世纪中叶的哈尔施特文化，公元前5世纪中叶一公元前1世纪末的拉登文化，这属于没有明显社会分化的原始部落社会，欧洲人还属于野蛮人。
按照西方自己的说法，直到所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灭亡时，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都是蛮族，野蛮人，无家无国，居无定所，无处安身。
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说道：
“由于太阳光不能直射在他们(按：指欧洲野蛮人)的头上，所以他们的气候是寒冷的，终年在弥漫云雾中过日子。因此，他们的气质变得冷酷，他们的性情变得粗鲁，他们的身体长得高大，他们的皮肤发亮，他们的头发长得老长。而且，他们缺乏机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们中间是普遍的。”
尚劝余在《阿拉伯帝国》中说：
“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眼中，欧洲人无异于野蛮人。”
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罗·奇波拉在《工业革命之前》中说：
“对阿拉伯人来说……西欧是一个很少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地25，虽然他们的地理知识在公元700至1000年间不断提高，但对欧洲的了解一点也没有增加。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是没有能够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
“如果从法国的历史著作，或者不如说，从有关法兰克国王和他们的宫相的历史著作中，要删去的只是这样的一些故事(指虚妄荒诞)，那我们还可以勉强一读；但是这些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我们怎能接受？这些历史著作中不断说到围攻城市和堡垒，其实这些城市和堡垒并不存在。当时在莱茵河以东只有一些没有城墙，靠木桩和堑壕来防卫的小镇。我们知道在920年捕鸟者亨利时期，日耳曼才有筑有城墙和设防的城市。总之，有关这些时期的细节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而且都是令人厌恶的无稽之谈。”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说道：
“尽管穆斯林占领了西欧的许多地区，最突出的就是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一一而事实上他们对继续扩张并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西欧十分落后，穆斯林对他们不感兴趣。”
马可·布洛克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高卢和意大利那些贫穷的城市，根本无法与繁荣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
“500年前(1250年)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法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
歌德对诗人艾克曼说：
“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小说，而且远在我们祖先还在森林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优秀的作品了。”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说：
“西方最初在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
综上所述，直到1250年，欧洲人还处于原始部落时代，非常原始、野蛮、凶残。这才是欧洲近代文明崛起之前真实的历史事实。这么晚起的文明和种族，面对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历史文献，真的可以理清楚吗？不会产生异域效应吗？不会产生女化差异吗？难道不会像西方人理解中国历史一样，常常错漏百出吗？
西方伪造历史，包括西方上古伪史，西方古典伪史和西方近代伪史，这是历史事实。
其实，在17、18、19世纪，神话、故事、传说、想象、附会、伪造之风在整个欧洲的各族、各国的历史和传统追溯中都非常盛行。这一时期的历史创作，就像嗑了致幻剂，充斥着幻象、捏造、荒诞。
黑格尔运用进步哲学把人类历史看成“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日耳曼”的世界进步史；兰克引用基督教圣经和进步哲学看成是“埃及、亚述、希腊、罗马、欧洲”的西方进步史，把中国、印度给排除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利用线性发展哲学把西方历史编造成为“基克拉底→克里特→迈锡尼→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和工业革命→”线性发展史，把埃及和两河都排除了。虽然这些历史形态在西方历史专业的专家学者看来可能习以为常，但他们常常下意识地把这些历史形态理解为西方人的不同理论、历史哲学和认知，没有把这些历史形态理解为在时间上的不同时代的西方人的认知状况及建构建造的过程和结果，即西方伪史编造形成脉络，导致云里雾里，看不透西方伪史的本质。
全人类，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真正的历史，其他的都没有，都是神话、传说、伪作。一是因为人类其他文明没有一个庞大的族群支撑起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文明，二是因为人类其他文明没有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和意识支撑起官修历史的传统。
一言蔽之，西方文明史是建构/编造史，即伪史，中华文明史才是实录史。
西方虚构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 -谁是最早出现的文明？
-文行先生 2019-03-11
最早出现的文明是谁？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回顾西方近代历史著作会发现，不同的年代，答案是不一样的。
圣经史观时期
西方著名学者让·博丹（1530 - 1596)认为，“从普遍历史我们可以逐渐进入个别历史，仍然以编年表所规定的顺序阅读。既然是迦勒底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首先创建了国家管理体系、学科体系和人类文明本身，我们就应该从研究这些民族的古代史开始。”（刘小枫主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7，p10）
法国帝师博絮埃（1627 - 1704）认为，“在人类最初的分居后不久，宁录生性残暴，他通过武力成了第一个征服者，从而开启了征服的历史先河。他在巴比伦建立王国，那个地方正是巴别塔曾经开始建造的地方，该塔已建得相当高，但还没有达到人的虚荣心达到的高度。大概在那个时候，尼尼微城建立了，几个古老的王国也出现了。在古老的时候，这些王国都不大，光在埃及就有四个王朝或国度，分别是底比斯、至秦、孟菲斯、塔尼斯：后者是下埃及的首都。那个时代的主要事件有：埃及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法律及警察制度，开始建造现今仍在的金字塔，与迦勒底人同时期设立天文观测台。”值得注意的是，大洪水的圣史纪年为主前2348年，设立天文观测台的圣史纪年为主前2233年。（刘小枫主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7，p23）
可见，博丹和博絮埃关于最早的文明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似乎都认为埃及人和迦勒底人最为古老。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圣经史观”，文明都是在大洪水之后才产生和出现的。
在“圣经史观”之创世说、大洪水说下，各种各样穿凿附会的“研究”层出不穷。
围绕着中国象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的比较研究问题“自17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潜心钻研的学者们，并催生了大量研究专著和小册子，其目的是要找到巴别塔不幸竖立在西奈平原上之前人类最初使用的语言。由于无法理解这种文字的手稿，学者们就中文是否是人类最初语言展开了严肃的辩论。”（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63页）。
辩论倒是真的，严肃不严肃只有天知道，但是，我认为，严肃的前提必须是秉持世俗史观。对于一个满口宗教神话的说辞，难以与严肃挂钩。
1667年，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i Kircher）在《中国图说》中“援引《圣经》编造了一个诺亚家族世界殖民的新神话。他认为，在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儿子含来到波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他认为含就是查拉图斯特拉，他的国土一直延展到印度和蒙古。其邻国中国则是最后殖民的国家。珂雪还说，第一位中国帝王伏羲从含那里接受了‘圣书体’，并将它发展为汉字。”（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第107页）
18世纪上半期，“建筑师、古籍研究家约翰·韦布（John Webb）出版了一本较为低调的专著：《有关古汉语即人类初始语言可能性之历史研究》。虽然书中的荒谬观点遭到了以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为代表的皇家学会的驳斥，它仍赢得几位饱学之士的赞同。在这场漫长的学术辩论中埃及时常被提起，1759年，法国皇家东方文献博物馆馆长约瑟夫·德·吉涅斯（Joseph de Guignes）提出惊人观点，称中国人为古埃及殖民地人的后裔。他的观点受到M.A.德索特里斯（M.A.Deshauterayes）的驳斥，但某些学者对此不无赞同之意。这一争论在英国引起广泛兴趣，从当时一些期刊如《绅士》及《评论年鉴》上对此的诸多讨论中可见一斑。”（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64页）。
1761年，出版了“特伯维尔·尼达姆（Turberville Needham）的《在都灵发现的埃及铭文》。《文学年鉴》认为此书成功地‘证明中国的象形文字源于古埃及，并就此推翻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这是对古汉语和古埃及语年代比较研究的有一次突破。”（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63页）
“1762年《评论年鉴》满怀希望地宣称尼达姆已最终解决这一争论，但显然操之过急。3年后皇家学会揭露此论文伪造研究成果，尼达姆对此未作出任何回应。”（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64页）
在把圣经的宗教神话当作“历史”的情况下，仿照法国帝师博絮埃《论普遍历史》中的“圣史和俗史”的写作结构，把中国世俗历史纳入其宗教神话体系之中，各种各样的“研究”实乃穿凿附会之说，生搬硬套，荒诞不经。
启蒙史观时期
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人陷入宗教神话的圣经史观泥潭之中不能自拔，在“中学西渐”、“中西礼仪之争”和“中国风”的熏陶下，西方人逐渐摆脱了宗教社会、迈入了世俗社会。即就当时的世界而言，中华文明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世俗化，世俗化即中国化。而世俗化是现代科学诞生的前提条件。
在排除了宗教神话的圣经史观之后，以世俗思维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西方研究进入了新的天地。
黑格尔说道，“历史乃是记载叙述，神话传说算不得历史。”（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105）
伏尔泰（1694 - 1778）认为，中国的历史最为悠久、世俗、可靠。
“中国的历史已由我们那些热衷于互相诘难的各个教派——多明我会、耶稣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英国圣公会教派——的旅行者们所一致证实。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戎时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从天而降的神话中保存下来而又以讹传讹的有关地球的变迁、大洪水、大火灾等等的故事，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素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胚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他们还保存有这些古代的竹简，外面涂着清漆不至于腐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了……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奇的自称半神的人物”，“中国没有一个读书人会怀疑《五经》是在公元前2300年写成的。因此，这一不朽巨著要比卡里斯泰纳送到希腊的巴比伦天文观测记录早400年”。（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次印刷，p84-86）
在伏尔泰《风俗论》中，第一、二章是关于中国的，第三、四章是关于印度的，第五章是关于波斯的，第六、七章是关于阿拉伯和穆罕默德的。这里，伏尔泰把中国列为第一位。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始于东方，终于西方。
“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95）
“在东方的国家生活里，我们看到一种实现了的理性的自由，逐渐发展而没有进展成为主观的自由，这是‘历史的幼年时期’。”（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97）
“希腊的世界便可比作‘青年时代’，因为这里渐有个性的形成。”（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98）
“第三个因素便是抽像的普遍性的领域：这就是罗马国家，也就是历史上‘壮年时代’的艰苦工作。”（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99）
“于是日耳曼世界出现，这是世界历史的第四个因素。假如我们把这个因素与人类的时代来比较，便要把它看作是人生的‘老年时代’。”（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100）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国的典籍《书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110）
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第一部”中，第一篇开篇就是中国，第二篇是印度，第三篇是波斯。黑格尔的谋篇布局与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大同小异，只是把阿拉伯剔除掉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并没有单独列出进行阐述，只是在讲到希腊世界的时候稍有涉及。
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时期，西方上古历史研究最为突出的学术成果为：基于文化的圣经考古学、基于血缘的雅利安学说的印欧体系。其中，圣经考古学的关键之一是对罗塞塔石碑和贝希斯顿铭文的破解。由对死文字的“破解释读”导引出西方的研究成果：最古老的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
“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人们还认为最古老的历史是古希伯来史，这在《旧约》中有文字记载。至于古代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和波斯等地的历史，除了《旧约》偶尔有所记载外，希腊作家也保存了这方面一些知识，但这些史料加在一起，依然异常贫乏。”（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1页）
“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的情况。直到十九世纪初，罗塞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5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寿福教授说，希腊作家的“很多记述与事实不符，尤其未曾到过埃及的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含有更多的臆测成分”，“史料对古埃及文明的记载是碎片化的”，“古埃及文明较全面、真实地走入现代人的视线，与拿破仑远征埃及密切相关”，“丹麦人索伊加（Jörgen Zoëga）提出象形文字当中包含表音符号的见解”，“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开始解读象形文字，认识到大众体只不过是圣书体的简写，二者的语法规则相同；大众体是比圣书体和祭司体更加简略的书写形式；象形文字从本质上说是字母文字。他通过对若干王名圈里面的王名的研究，最终释读出若干单音字母，进而解读出若干短语和段落的含义，实现了象形文字解读的真正突破”，“1822年，商博良发表了其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结果，埃及学由此诞生”。（详见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年10月10日文《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讲座纪要》）
以1798年拿破仑远征为开端，通过考古学，以19世纪20年代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为契机，尤其是1840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终于鼓起勇气，“成功而科学”地使古埃及超越中国成为最古老的文明。
1850年，约翰·肯里克在出版的《法老统治下的古代埃及》中写道：“埃及考古学和历史学从这个世纪开始，特别是发现了象形文字以后，就发生了一场革命。上古历史应该从哪个国家开始，确定这个问题已不费吹灰之力。埃及的古物、文献记载和文献比印度和中国的年代都要早上几百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受到商博良“成功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鼓舞，罗林生也“成功破解”了古波斯文字和“贝希斯顿铭文”。“成功”释读铭文激发了公众对近东考古学的热情，关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古老和辉煌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蔚为壮观。
“爱德华·欣克斯极其敏锐地指出，操闪米特语的巴比伦人不可能是楔形文字的创造者。他说，楔形文字肯定是他们从更古老的一支民族那里借用来的。1869年朱尔·奥佩尔断定这种非闪米特的前巴比伦人就是苏美尔人……但是在德·萨泽克发掘泰罗之前，苏美尔人还未能确定为一支古代民族。”（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8页）
于是，由“破解死文字”和早期不成熟的考古学建构出了苏美尔文明。
“德·萨泽克1877年开始在那里发掘，工作时断时续，在卢浮宫博物馆的赞助下一直坚持到1900年。他的发现表明：这个遗址是苏美尔的城市拉伽什……我们能如此详细地了解苏美尔的艺术、历史和语言，这要感激德·萨泽克的发掘工作。人们基本上可以用德·热努亚克的话这样说：‘是泰罗遗址向我们揭示出苏美尔人的历史。”（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28页）
“德·萨泽克的发现一时轰动，颇像当年博塔和莱亚德的发现。奥佩尔在柏林召开的东方学者国际会议上说：‘自尼尼微发现以来……没有什么发现可以比近来在迦勒底的发掘更为重要。”（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28页）
虽然苏美尔研究取得成果，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并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文明、最早出现的文明，荣获此桂冠的是古埃及文明。但是，随着种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西方的“研究”跟着发生了变化。
“19世纪上半期，欧洲人能够得到的古埃及人图像表现大大增加，这些图像表明埃及人是彻底混合的人口，结果埃及人日益倾向于被视为非洲人和黑人。”（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200）
当西方人意识到古埃及文明有可能是非洲黑人创造的时候，他们难以接受，想方设法欲摆脱这个魔障。
“有两个，或者说三个，解决办法。第一个是否认古埃及人是黑人；第二个是否认古埃及人创造了‘真正的’文明；第三个是两者都否认，以双倍地确定。多数19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喜欢第三种方法。”（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217）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从语言学和体质学意识到难以彻底否定古埃及人是黑人的时候，有学者根据雅利安学说，设想出印度人殖民古埃及。
“雅利安种族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施莱格尔。他的浪漫主义激情和对古代印度种族高人一等的信念足够克服证据的完全缺失，对现在所谓‘埃及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答案。这个问题是：非洲人怎么能够创造出如此高度的文明？施莱格尔认为，答案是埃及被印度人殖民化和文明化了。他对这一点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援引建筑的壮观来证明印度种族的伟大。这一埃及源自印度的概念将在整个19世纪保持它的力量，我们将在戈比诺那里再次遇见它。”（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206-207）
西方学者的民族主义心态不是一般的偏执，乃至极端变态，使我哭笑不得：这是学术研究吗？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解释，一种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学术。
直到1958年，克雷默(S.N.Kramer)出版《历史始于苏美尔》，罗列出人类有史以来苏美尔人的39个“第一”、“之最”，历史始于苏美尔。自此之后，苏美尔是最早出现的文明在学术界逐渐赢得共识。
终于，西方人摆脱了“黑非洲”的古埃及文明对西方造成的压力和挥之不去的心魔，而且无须像施莱格尔那样大费周章。尽管西方人不断强化以雅利安学说的体系建构，但是，基于基督教发源于亚洲以及希腊文明发源于亚非的文献事实，基于文化认同，也就勉强接受了。
之所以，要经过这么长时间，是因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不但反黑非洲，还反犹太人，造成对近东地区失去亲和力，而且，当时雅利安学说的印欧体系还处于成长状态。否则，雅利安文明很可能就要成为最早出现的文明了。
总之，从此以后，西方学术界以苏美尔为尊，当然，民间的接受还需要时间。2017年特朗普访问北京，依然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最早出现的文明。
我们现在看到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以苏美尔为最早文明。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9页）
搞到最后，苏美尔依然是圣经体系“史”观。
结 语
总体而言，西方的历史是近代“研究”出来的，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按照马丁·贝尔纳的说法，是“Fabrication”，即制造、捏造、建构；按照中国的历史话语，这叫今文经学。
既然是“研究”，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研究成果，这是事实。西方关于最早出现文明的“研究”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试图冠以“科学”的名义而使某种符合西方利益的“研究成果”定于一尊，这就是民族主义和政治的范畴了。
在我看来，西方的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体系不是基于纯粹学术，而是基于亲缘关系，包括：血缘亲缘关系（语言、体质）、文化亲缘关系。即谁和我亲，就进行正面歌颂性的研究，相反，则贬低诋毁。
由于西方（欧洲）是欧亚大陆最晚产生的文明，在13世纪之前仍然处于原始部落社会（详见本公众号文章《古希腊伪史是如何炼成的？》），因此，为了其种族生存和发展，贬低诋毁依然存在的、与其并立的文明就是其“研究”的目标。西方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死文明来寒碜贬低活文明，即以死人来压活人。
以死掉的“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压中华文明，以死掉的“古希腊文明”压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
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到萨义德的《东方学》，我们了解知识生产的问题，学术存在于学术江湖之中，而学术江湖存在于国家/国际的政治大环境之中。
1976年出版了伦纳德·宾德主编的《中东研究》，该书序言明确指出，美国发展地区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政治原因。（Said. Covering Islam:133）
萨义德指出，“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除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别的东西”。（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260页）
让·博丹（1530 - 1596）说，历史分成三类：属人的历史，自然历史，神的历史。这三类历史关乎三种“德性”，其中“属人的历史”的德性关乎“卑劣与荣耀”。（刘小枫主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7，p2）
西方历史写作是关乎卑劣与荣耀，求仁得仁，西方终于赢得了“荣耀”！以此作为写史的精神和目的，伪造当为应有之意。中国人写史的，司马迁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概括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此作为写史的精神和目的，求实当为应有之义。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写作的分野或许就此注定了！或许，我可以承认西方的“研究成果”为故事，但请不要用“历史”二字，因为它不配！
古埃及伪史是如何炼成的？—建筑文物篇
-文行先生 2019-06-26
【提要】 在圣经史观体系之下，古埃及文明长久以来被西方认为是古老的文明，在西方历史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本文来说一说古埃及建筑文物之绝对年代的那些事。
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简史
我在拙文《西方虚构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 ——谁是最早出现的文明？》中提到，圣经史观时期（18世纪中期之前），西方人尚处于宗教社会，就以宗教神话的创世说和诺亚说来胡诌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并且捕风捉影地认为中国汉字是源自含，源于“圣书体”。启蒙运动时期（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西方在儒家启蒙之下摆脱神圣启示的宗教社会，迈进理性的世俗社会，抛弃了圣经体系，从世俗、理性、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全世界，发现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浪漫主义时期，西方人又回归基督教主义，又开始搞圣经体系史学，建构了古埃及文明史，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古埃及历史就被认为比中国和印度还要古老（约翰·肯里克，《法老统治下的古代埃及》，1850）。
1880-1888年，兰克在《世界史》9卷本中，把古埃及作为最古老的文明进行叙事。
“20世纪初，史密斯提出泛埃及主义的文明传播论，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埃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中心主义一度流行。”（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页）
基于种族主义，针对黑非洲作为人类文明起源或最古老文明的排斥，“不少人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是世界文明发祥地的观点与之抗衡”，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88版的《全球通史》中说
“有一个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约公元前3500年时，它已完成向文明过渡。埃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文明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以后又在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其他几个地区生根，之后，便西四面八方传播。”（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页）
于是，基于种族主义，西方学术界不再认为古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倾向于认为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斯塔夫里阿诺斯1988年提出了泛苏美尔传播论，但在1999版中就删除了，也删除了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起源的具体年代，但坚持认为苏美尔是文明的摇篮。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9页）
但刘文鹏等认为，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判断，埃及文明大约发端于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与苏美尔文明几乎同时。因此，所谓苏美尔文明是最早的文明，目前还不应该是定论。”（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4页）
关于贬低古埃及和抬高苏美尔的情况，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中讲得很清楚，纯系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所致，所谓的学术不过是遮羞布罢了。现在刘文鹏等还能针对西方的“证据”反对西方的建构，而以前由于全世界各国战争频仍，经济凋敝，没有精力去钻研西方学术研究过程，就任由西方随心所欲，胡说八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再制作成所谓的“知识”让官科学者去背。
总而言之，西方伪史都是“研究”出来，理论上讲，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说法，也可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古埃及文明的学术重要性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评价古埃及文明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甚至认为，‘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维尔·杜伦评论古埃及文明时说：‘这个文明丰富多彩，历史久远，壮阔深厚，又不失优雅细腻。苏美尔文明与之相比显得简单、粗陋，就是希腊和罗马文明也并不一定能超过它’……国外最近出版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作者查理·弗里曼指出：‘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页）
这里，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性体现为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渊源，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就是说，希腊文明是埃及化的，希腊文明是近东文明的边缘区，就像日本之于中国一样。但后来因为进步主义和种族主义，古埃及被贬低并划归停滞的、没有希望的东方。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性还体现为所谓的清晰的绝对年代体系，为其他文化的断代提供依据。
“爱琴绝对年表依赖于埃及年表，后者的调整会直接影响前者。”（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49页）
“公元前两千纪以后的考古材料可以根据和近东历史时期文明的交叉断代得出绝对年代”，“获得欧洲史前时期绝对年代的纯考古学方法是：依据史前欧洲文化序列与埃及、苏美尔历史年代序列的关系”。（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4页）
“欧洲年代学的关键是克里特和特洛伊，甚至在今天也不能说它们的年代已经有了确切无疑的界限。它们是取决于和埃及、苏美尔的年代校准，全部问题就是如此。”（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5-146页）
为什么古埃及文明史是伪史？
这个题目有点大，因为要理清楚其所有关键环节，但本文只想就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初期、即从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到1880年马里埃特死亡之前的研究情况进行质疑，这部分也是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基础和框架部分，推翻这部分即可推翻整个古埃及伪史。无论古埃及文明史还是两河文明史，根源于埃及学和亚述学，依托于考古学和语言学（破读死文字），即考古学和语言学是古埃及文明史和两河文明史的两大基石。
根据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1836年明确阐述三期说概念的《北欧古物导论》出版被视为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标志着西方从古物学迈入了考古学时代。但是，根据我的研究，西方与建构历史相关的考古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①1850年之前，主要是地面考察时期；
②1850年至1885年代，挖宝式发掘时期；
③1885年代以后，相对科学考古时期，即注意地层关系和考古记录，标志是1871年施里曼在特洛伊发掘（有争议）、1880年皮特-里弗斯在英国发掘、1885年比特里在埃及发掘、1898年科尔威德在巴比伦发掘。（参阅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和拱玉书《西亚考古史》）
一、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代（1798~1850）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打开了古埃及语言知识的大门，从而又打开了古埃及的历史和文明知识的大门”。（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1页）
“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后，伊斯兰文明发展起来，古埃及文明逐渐被历史洪流所淹没。到了近代，法国拿破仑远征埃及，他第一个打开了埃及的大门，并因此也打开了古埃及语言、历史和文明知识的大门。”（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第5页）
“文明史的研究是以古埃及文明的形成为开端”，“19世纪初，由于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象形文字，埃及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被创建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埃及学，就没有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页）
文明史的研究始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而拿破仑远征埃及是其起点。拿破仑远征埃及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两大基础，其一、罗塞塔石碑的发现以及导致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其二、《埃及记述》（又称《埃及志》、《埃及描述》）的出版，从1798年至1820年代历经30年。
“拿破仑远征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和破译……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发表了《关于象形文字语言的字母致M·达西尔的信》，宣告象形文字译读成功。学术界通常把这一天视为埃及学的诞生日。”（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2页）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和1822年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意味着埃及学的诞生，意味着古埃及文明的诞生。我在《震惊！西方破读楔形文字竟是一场骗局！》一文中说：“西方破读死文字的实质是一系列未经求证的小概率的猜想，其正确的可能性是一系列小概率的乘积，其值小到不可能破读正确。与其说西方破解释读了一种死文字体系，不如说重新创造或发明了一种新文字体系。”虽然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读，但也看过一些，例如把古埃及象形文字转换为表音文字进行破读，猜测国王名字的拼写、试错法、将错就错等，与楔形文字的破读大同小异，都是由一系列未经求证的猜想串成的，并不可信，经不起推敲。
“这些象形文字（按：古埃及象形文字）大部分是发音的，就是说，是表达声音的。因此，眼睛的象形先则表示眼睛本身，次则表示‘眼睛’一字的第一个字母。那位有名的宋波弄（按：商博良）首先引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就是那些发音的象形文字是和表达概念的象形文字混在一起的；他就这样地把各种象形文字分别清楚和规定了译释它们的原则。”（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185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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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金寿福所讲，“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模式。”（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很多人认为罗塞塔石碑上有古希腊文，通过已知的古希腊文就能破译出未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殊不知，在未知语法、发音是否一致等情况下，怎么可能破读呢？例如埃及的古希腊语是Α?γυπτος，发音为/?e.?ip.tos/，可是，阿拉伯文为???，发音为/misr/。又如“希腊”一词在希腊语、英语和阿拉伯语中的发音不同。
因此，基于语法和发音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谓成功破读死文字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是极低的，因为很多情况都是未知的，在破读之前必须作一系列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未必确实，也没有办法确证确实。
西方所谓破读死文字（包括古波斯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并非真解，而是伪解，而是充分利用了表音文字具有较大附会性的特点所进行的伪解，而就是这伪解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的基础之一。
我已经证明了西方破读古波斯楔形文字是一场骗局，同样，西方破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是一场骗局。
拿破仑远征埃及，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另一个基础就是《埃及志》，那么《埃及志》的资料是怎么来的呢？
拿破仑远征军随军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学术团，“学术团在维旺·德农（1747-1825）的领导下，完成了埃及全境的文物古迹普查编目工作，并详细论述和准确地描绘了他们发现的一切。根据这些普查的文物、古迹和记录而编写的24卷《埃及记述》，于1809年起的22年间陆续出版”。（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1页）
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埃及志》23卷发表于1809-1828年。（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109页）
拿破仑随军学术团“到埃及后，废寝忘食地抄写神庙墙壁和墓壁上的文字，同时也想尽办法为罗浮宫搜罗各种文物。”（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注意到字眼：普查、描绘、发现、抄写、搜罗，都是地表上的，唯独没有考古发掘，特别是具有地层关系的科学考古发掘缺席了。
下列五图源自《埃及志》（共974幅）：
这里插一句，关于古埃及金字塔，《圣经旧约》中没有记载，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讲到金字塔而没有提到狮身人面像。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狮身人面像”称为“狮身女首怪”——这是个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现在的狮身人面像能看得出来是女性吗？
“从我们所发现的古代埃及各种表现之中，特别可以注意的一个形象，就是狮身女首怪——它本身是一个谜——一个暧昧的形式，一半兽，一半人。这个狮身女首怪可以算作‘埃及精神’的一种象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184）
“1822年在菲莱岛上发现的一座方尖碑等一批古迹上的古文字。”（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对近东地区进行大规模考察，威尔金森在卢克索等地临摹大量古代埃及官吏墓中的文字、图画和浮雕，后来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古代埃及人的礼仪和习俗》”（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在埃及学领域，法语起初是当之无愧的工作语言……从1800年至185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人出版了至少100多部有关埃及的游记，数量几乎是法国的一倍。”（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法国与英国在埃及学研究上具体竞争关系，争夺埃及学和古埃及文明研究的话语权。
“对埃及古物的第二次大规模考察是在1828年由罗塞利尼领导的，其中得到商博良的协助。这次考察向南一直推进到阿斯旺的第一大瀑布。1840年莱普修斯考察了努比亚的古迹，并向南调查至喀土穆。他在孟菲斯附近地区发掘了几处遗址，发现了西奈半岛铜矿工匠的铭刻，并于事后作了报道”，“到1850年，地面上主要的古埃及古物都已登记入册，埃及的古文字也已释读成功。这时，从文字历史的严格意义上讲，古埃及已可跻身于最早期的伟大文明之林。”（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1842-1845年，德国考古学家列普修斯组建远征队前往埃及考古，“他们在孟菲斯附近开始，发现了30座金字塔残迹，调查了130座马斯塔巴墓。远征队还探查了底比斯的神庙、王陵、法尤姆绿洲遗迹、阿玛尔纳遗址、阿布辛拜勒石窟庙，远达那帕达和麦罗埃。他们搜集了大量铭文、资料，并在1849-1859年出版了12卷本的《埃及与努比亚古物》包括了数百页的古埃及原文图版、浮雕画和寺庙平面图，与法国的《埃及记述》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页）
德国人也不想在埃及学研究上甘于人后。
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约翰·肯里克在1850年出版的《法老统治下的古代埃及》中写道：“埃及考古学和历史学从这个世纪开始，特别是发现了象形文字以后，就发生了一场革命。上古历史应该从哪个国家开始，确定这个问题已不费吹灰之力。埃及的古物、文献记载和文献比印度和中国的年代都要早上几百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我们可以从这些摘录中发现，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里，西方人在考古的所谓的发现主要是在地面考察而得来的，极少是基于考古发掘，也就是说，当时发现的遗址、文物、文字绝大多数是在地表之上，触目可及。
我们来看一看，这段时间西方的思想认知状态和考古状态如何？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有一种观念流行开来……这种观念认为，整个自然王国都是设计完美的，上帝为善，不造恶物，万物各有其用，人类乃上帝的刻意之作。并且认为，创造人类的时间不会太久，肯定不超过公元前5000年。许多人接受了厄谢尔（1581-1656）大主教推定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这个时间明明白白地印在《圣经》钦定本的边款上。”（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6页）
这种圣经创世的宗教观念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中期被打破，具体而言，直到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才被打破。
那么，当时西方在埃及考古的思想状态和操作水平如何呢？实际上早期考古就是挖宝和盗墓，根本谈不上考古。
“发掘者的动机主要是物欲，目的主要是获取文物，方法极不科学，因此带有极大的破坏性。”（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4页）
“它的主要动机是物欲，它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文物，它的方法极不科学，因此带有极大的破坏性。”（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0页）
“发掘者往往先选定一块‘宝地’，再进行试掘，如无大的收获，便马上放弃，另起炉灶，根本不注意发掘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更谈不上科学”，“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这个时期的考古性质——挖宝也有密切关系。”（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1页）
“19世纪初在埃及开始发掘的许多人当中，贝尔佐尼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工作于1817至1819年完成，并于1820年由默里出版《埃及和努比亚金字塔、神庙、墓葬的新发现和发掘报告》一书。不过埃及真正的发掘工作并不是由贝尔佐尼和德鲁埃蒂这样的盗墓者开创的，马里埃特才是真正的先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拿破仑时代，西方对古埃及的所谓考古实证研究，不过是地表之上的考察和挖宝盗墓而已。这里，丹尼尔描述挖宝的盗墓贼使用了“发掘”一词，还出了书，能有几分水平呢？所谓的先驱马里埃特又是怎么样的呢？
二、马里埃特时代（1850~1880）
“马里埃特于1850年由卢浮宫派往埃及寻找科普特人的文字手稿。”（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马里埃特的目标是获取尽可能多的艺术品和刻写着象形文字的器物，至于发掘时的考古层、文物所在确切位置和此后的发掘报告则完全受到忽视。”（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马里埃特……三十多年共发掘了三十多处重要的遗址，所关注的主要是想获得辉煌的成绩，一味寻求奇珍异宝和历史古迹……比特里曾描述过马里埃特是如何在狮身人面像附近进行发掘，用炸药炸掉一座神庙坍塌的废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页）
马里埃特“用一群大兵把花岗石神殿所有的残件炸个粉碎，由于马里埃特几个星期才到发掘现场看上一次，完全被他的监工蒙蔽住了。监工从开罗买来一些文物点缀一下遗址，以保持他对这些遗址的兴趣。”（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71页）
比特里在马里埃特死后两年、即1883年悲哀地写道：“使人痛心疾首的是，看到一切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一点也不顾及到文物保护。”（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页）
马里埃特“满足于收集大量资料，但既不记录它们的出处，又不估计它们在历史上的意义，当然他更不可能发表他的工作报告。”（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第24页）
那个年代的考古水平都大同小异，西亚考古也是如此，都不过是挖宝罢了，唯一的区别似乎是名头不同：民间的盗墓贼和官方的“摸金校尉”。
“（西亚考古）不注重地层关系，不记录文物发现的准确地点和位置。”（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1页）
马里埃特主导埃及考古直至1880年去世。马里埃特的考古思想状态和操作水平与盗墓贼大同小异。这也就意味着在埃及的科学考古直到1880年还没有诞生。这就意味着埃及学的基础是有问题的，而问题是很多的。
以哈夫拉坐像为例，如下图：
哈夫拉坐像，“闪绿岩，高168厘米，1860年A.马里埃特（A.Mariet）发现于基泽（按:吉萨）地方的哈佛拉的祭庙里。属古王国第四王朝时期……它不仅是古王国时期埃及宫廷艺术家为国王而雕刻的代表作，也是古埃及雕刻艺术的范例之一。”（周启迪，《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商务印书馆，2012，第43页）
按照现在西方的成说，哈夫拉是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定都孟菲斯，之后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定都于南部的底比斯，吉萨位于孟菲斯西侧约8公里。但是，如果古埃及古王国定都底比斯，中王国定都孟菲斯，那么，该坐像还会是哈夫拉吗？事实上，根据黑格尔时代的说法，就是如此。
“埃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史迹是从上埃及到下埃及——自南方到北方。因此有人以为埃及的文化大概来自埃塞俄比亚，主要地来自麦伊洛岛；据晚近的推论，这个岛曾经为僧侣民族所居。上埃及地方的底比斯是埃及各王最古的都城，就是在希罗多德斯的时候，这座城已经荒凉不堪。城里的古迹、遗墟代表我们所知道的埃及建筑最宏伟得典型。经过这样长久的时间，竟然还能够保持得这样完好。这和那个地方经常无云的天空当然有关系。王国的中心随后又迁到孟菲斯，这个地方距离现代的开罗没有多远；最后迁到舍易斯，就在那个三角洲上。舍易斯城境内的建筑，时期很近，可是，保存得很不完善。希罗多德斯告诉我们，孟菲斯是那位远古的米尼斯王所建立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186页）
因此，如果按照黑格尔时代西方人的认知，所谓哈夫拉坐像名不副实，是错误的。其实，谁在乎呢？因此，我们绝不能对西方的所谓研究“闻之则信”，不能以中国信史之心度西方伪史之腹。同时，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成功而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同样科学和成功。
贝尔纳提醒道：“支配19和20世纪的是进步和科学的范式。学术领域存在这样的信念，即多数学科突变进入‘现代性’或‘真正科学’的阶段，然后是稳步积累的学术进步。在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历史写作中，这些‘突变’被认为发生在19世纪，从那以后，学者们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工作在质上比任何此前的工作都要好。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触手可及的成功确认了那一领域中这一信念的真实性。它拓展到历史写作领域的基础则不那么牢靠。”（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336）
我们之所以相信西方对古埃及文明史等上古史和古典史的研究，与西方在现代自然科学上的巨大成功是分不开的，但是，贝尔纳提醒道，自然科学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成功！
三、讨论与小结
从上述可以看出，1850年古埃及作为最古老文明就已经研究出炉了，1880年代已经作为最古老文明被兰克载入《世界史》——第一章“阿蒙-拉，巴尔，耶和华和古埃及”。
公元1798-1880年可称之为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初期，该时期真正的科学考古还未诞生，还只是在路上，却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基础。可再把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初期再分为两个阶段，即1798年至1850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代、1850年至1880年马里埃特时代。前者收集到的资料主要是地面上的资料，后者收集到的资料主要是地下发掘的资料，但当时主要是挖宝，谈不上考古，更谈不上科学，反而是极不科学、极不可信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发现的遗址、文物和文字要么是地面上的，要么是因为挖宝而不知地层关系的。即：从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到1880年，西方搜集而来的古埃及资料来自于：其一、地面考察、绘制、临摹、口头调查、游记等资料，其二、由盗墓挖宝的发掘而来的、根本不知道地层和年代的资料。
商博良1822年就已经破译象形文字了，而罗塞塔石碑是在挖掘工程时偶然发现的，而利用它破读出来的“文献”证明地面上的文物和文字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靠谱吗？
“埃及人那些数不尽的建筑物，都是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出现在地上，升入空中。”（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184页）
那么问题来了，地面上找到的遗址、文物和临摹的文字可能是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吗？反过来说，如果是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物和文字，那么，它们可能会裸露在地面上吗？假设是公元10世纪前后的文物和文字，那么，其与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字可能相同吗？可能记录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历史事件吗？就算可以，要不要疑古呢？
例如：《埃及志》中所描绘的尼罗河下游西岸的吉萨金字塔和上游东岸的神庙，以及临摹的铭文，被定年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公元1800年左右发现时还裸露于地面上，而且还能如此完整。这可能吗？——不可能的！
如果是公元前2000年的，早就被深埋地下了，需要精细化发掘，需要科学考古方法才能完整呈现出来。但是，1850年前在埃及的考古发掘几乎还没开始、只有盗墓挖宝，1850-1880年考古发掘根本不注重层位关系及形成书面记录报告。
没有发掘，没有修建，没有重建，而又能如此完整地裸露于地表之上，这些建筑会是公元前两三千纪的吗？就当时的西方研究来说，根本没有技术能力、科学手段进行定年，而且定年得那么古老，尤其是没有地层关系、没有碳十四测年的情况下。之所以西方人在研究古埃及的时候会往古老文明着眼，一切皆因缘于伏尔泰和黑格尔时代最古老的中国文明所造成的对西方的压力。
在《埃及志》中，约瑟夫·傅里叶在《历史前言》中写道：“地处亚非之间且与欧洲有便利交通的埃及占据着这块古老大陆的核心位置。这个国家给人们带来的只是辉煌的记忆；它是艺术的故都并且保存有无以计数的杰作；其主要的寺庙和王宫至今犹存，尽管那些相对于其历史来说毫无古老可言的建筑早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即已建成。”（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109页）
触目可及的地面上的古老而至今犹存的建筑建成于特洛伊战争之前！拿破仑远征埃及所形成的《埃及志》中有建筑文物的绘图974幅，很多现在都被认为是公元前两三千纪的，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地表之上的建筑，是在考古学诞生之前就被发现的建筑，且保存相当完好，因此，西方所谓的那些古埃及建筑和文物不可能是当今认知的古埃及时期的。
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埃及志》里的文字、建筑（图974幅）等遗址铭文不可能动不动就是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谓的“研究”不过是指鹿为马而已，就像博塔和莱亚德胡乱指认尼尼微一样。而在西方学者在埃及指鹿为马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古老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在伏尔泰的《风俗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中国历史大约始于2500BC，这里不作具体摘录，需要出处者请在留言区留言）。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所谓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读，如果基于商博良对死文字破读而认为《埃及志》里的那些遗迹文物属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那么就可以断言西方所谓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读是错误的，是伪解，不是真解。
值得注意的是，《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埃及地区标注“地产宝石乌木”，却并未标注在今天看来依然恢宏伟大的金字塔，如下图：
因此，所谓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是基于考古实证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所谓的科学考古实证实际上极不严谨、极不科学，其实质是先入为主、指鹿为马、恣意建构，是一种诡辩式的建构，这是小儿把戏！但在中国官科学术界几乎无人质疑，被普遍接受。西方人敢胡说，中国文科官科学术界就敢胡信。
刘小枫评价兰克道：“兰克虽有‘实证史学之父’的美誉，他要求成为史学家必须在考辨文献和史料采集方面接受严格训练，但他自己的史学样式大多是文学色彩浓厚的叙事，没法与注重识读和辨析史料的实证史学样式对上号。”（刘小枫，《世界历史意识与古典教育》，公众号：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5-7）
宣称和事实不是一回事，这种“两张皮”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西方研究，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进行严格审查。
“埃及学在其初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帮凶，表现在它把法老时期的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割裂开来，认为法老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脉相承，把法老时期的古代埃及人说成是高加索人的后裔，同时把伊斯兰文明与东方专制与集权联系在一起。”（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在当时启蒙运动后的世俗理性社会里，世俗的、辉煌的、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崛起后的西方民族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西方急需建构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的古老文明。也就是说，在西方研究者心目中，最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其挥之不去的心魔，而古埃及文明研究是在古老而世俗的中华文明的“心”境下横空出世的。在这种心理幻觉、偏执的心因性民族心态之下，西方人见什么都往最古老的方向靠拢，张口就是几千年。西方“研究”出来的所谓古埃及文明史只不过是不太久远的地面上的铭文、建筑、文物和不知地层关系的遗址通过西方意识观念、利益需要、心理情境的“哈哈镜”投射出来的“假象”！对于西式这种“分析研究”而来“历史”，必须进行严格审查。
“关于东方或东方任何一个部分的经验事实几乎毫不重要；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一直在说的那种东方学的想象视野，这一想象视野绝不仅仅限于专业的学者，而是所有曾经思考过东方的西方人的普遍看法。”（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89页）
所谓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不过是遮羞布罢了，其本质恰恰是伪实证、伪科学的。与其说实证科学，不如说心理幻境。
科学研究需要确凿的证据与缜密的逻辑，需要丰富的联想与想像，但最终需要客观事实的证实。如果证据不确凿、逻辑不缜密，不能算科学研究；如果最终没能证实，哪怕论证过程如何严丝合缝，哪怕看上去如何天衣无缝，那也不能算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不能成其为科学。对于西方的研究，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精神，绝不能迷信。科学精神不承认有任何亘古不变的教条，科学就是怀疑，它不是“科学教”，尤其是要对西方研究的所有环节进行梳理和审查。
考古遗址的客观性与考古解释的主观性必须要分清，绝不能以考古遗址的客观性掩盖考古解释的主观性，然后，把考古分析解释当作历史真实本身。把考古分析解释当作历史真实本身是错误的。最关键的是，当时根本不具备科学的氛围和手段。即使凭今天的科学手段，即使凭举国之力，即使像中国这般同文同种，夏朝的实证依然面临种种问题，因此，我们绝不能对现代早期西方对古文明（埃及和西亚）的“研究”不假思索、闻之则信。
总体而言，古埃及伪史是近代“研究”出来的，主要是19世纪；按照马丁·贝尔纳的说法，是“Fabrication”，即构造、捏造、建构；按照中国的说法，这叫“韩国大棒槌”。根据我对西方伪史的研究体会，西方伪史的炼成靠的是西方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心态和想象、以及全球大抄袭，靠的是猜想和伪证，实际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核心是基于西方本身的利益和需要。尽管古埃及伪史披着考古、实证、科学的外衣，但其证据和内在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只要敢于开启对古埃及伪史的怀疑之门，去研究其形成过程和细节，就能轻易揭露其伪史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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